孙锡良：时代记忆——我心中的“五个知青”

到新疆去

武穴网络名人孙锡良写的，勾起多少人的回忆
前按：据说最近有个叫《知青》的电视剧在央视热播，从网上看，支持的挺多，争论也不少。我没有看这部新剧，内心也不想看，因为我没有对知青群体进行过广泛地调查研究，又不愿意参与一场找不到真理的政治性论战。事实上，留在我心中的“知青印记”就只有老家农村的那五个知青，今天的话题将围绕这个五个人的真实故事展开,不掺入任何修饰性语言和政治性评论。

　　我的老家是湖北省武穴市孙福二村（过去喊生产大队），一个至今仍较为落后的小村庄，人口大约有1000多，以种植水稻、棉花、油菜等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极少，曾经的少量果园现在也已经绝迹。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小村出现五个大城市来的知青绝对是令人幸福的好事，我的童年生活也是在“知青印象”和“知青生活”的轨迹中长大的，他们的“特殊性”绝不止于劳动意义上的群体性影响。

　　第一批知青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村里面，因为年纪小，已经不太记得，但是，最后一名知青来村里，我是印象极为深刻的，大约在我8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听说有个女知青要分到我们村上，全村的人好象要迎接大领导一样，吃完晚饭后，大家都在等到公社接知青的拖拉机回来，小孩子们都好动，大一些的中小学生就直接走到公社里去看热闹，哥哥也带着我跑了过去，现在我已经不太记得小街上举行了什么样的仪式，我只记得当天晚上的锣鼓声简直是太响亮了，绝对比过时过节要热闹得多。

　　当村支书接到分配给俺村的知青以后，便开着拖拉机返村，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没得车坐就跟在拖拉机后面使劲地跑，我跑不动，哥哥便带着我在后面慢慢走，等我到村的时候，父母亲已经非常生气了，因为生产队为了接知青，好象还特地在食堂煮了些萝卜之类的加餐食品，我和哥哥错过了时间就没吃上，那真是一次损失。

　　之前，村里已经有四个知青，两个知青在村小学当老师，一个叫李青梅（女），一个叫舒玄良，另外两个人在生产队搞体力劳动，一个叫“胖婆”的女孩子在第四生产队，一个叫于汉成（音）的男青年在我家所在的第二生产队，新来的女知青被分配到大队的林场（大队的杉树林），具体名字，我叫不出，好象村民都喊她小廖，长得很漂亮。

　　先从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知青教师说起吧。

　　如果要我谈起对知识分子的初始印象，我最早承认的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这两位教师，在孙福二大队小学，再也没有比他们二位学历更高的了（中师毕业），舒玄良博学多才，能写会画，还能照像洗像，李青梅漂亮活泼，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在我们农村里，当时看到戴眼镜的女先生，那绝对是了不得的事情，一般社员都当她是大秀才。这两位教师知青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三大印象：第一印象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宣传；第二印象是让我看到了文化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第三印象是读书人应当什么都得懂。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景象，那个时候，没有高大的楼房，也没有漂亮的装修，整个村子都被树林环绕，村子中间，不是竹林，就是各类果树，还有说不清、叫不上的无数原始花木，村中的房子上写了很多政治性的宣传标语，比如说：深挖洞，广积粮；为人民服务；保卫西沙，保卫祖国；送瘟神，灭四害；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另外，墙壁上还有很多彩色宣传画，尤以阶级斗争和农业播种宣传画为主，少量配有水利建设宣传画。

　　我们大队的所有宣传标语和宣传画都出自两位知青教师之手，字以黑体为主，画以那个年代最时尚的夸张式手法为主，比如说画反革命分子林彪，就极尽变形和搞笑，画阶级叛徒，看起来总是很猥琐，画的上方还有一把红樱枪指着他。这些字和画看起来很具阶级性，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并无多大感触，真是给我的引导是：写字写得好很有用，画画也是很有水平的工作。他们两人就是我自小开始对书画很感兴趣的原始启蒙者，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字画。

　　我对舒玄良和李青梅的第二个印象是文化人的生活情趣。舒玄良和李青梅在大队工作几年以后，两个人便好上了，并且在村上举办了婚礼。婚礼在第二生产队的仓库里进行，在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大仓库，用于储存社员口粮、棉花和其它农作物，每个仓库都安排社员轮流值班守卫，舒李二人住在生产队仓库就省了看仓库的人，又可以腾出房子给他们作“新房”。我记得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我们队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幸福的，一般农民结婚，分糖都用的是农村传统的“老结糖”，而他们二位所用的糖是从武汉送来的软糖，糖纸外面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并且里面的糖纸很薄，且可以直接吃到肚里，新鲜极了，这对于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而言，无异于大开了一次眼界。婚礼的第二个新鲜点是接吻，在我们老家，称“接吻”为“嘟波”，在公众面前“嘟波”那会是羞死人的丑事，而李舒二人在众多社员的面前“嘟波”无异又是农民走向思想开放的一次生动教育课。

　　比婚礼影响更为广泛的是日常生活影响，李舒二人的小家庭处在村口的水塘边，仓库前面还有一个较大的空旷地，社员们每天早上出工都要经过这块地，而小俩口每天一早起来也要做一件事：舒玄良帮李青梅疏理头发。李青梅的长发齐到臀部，乌黑发亮，整理起来极不易。一个大男人，青天白日的，给老婆疏头发，在农村可不是一般的不可接受，但是，令我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不但没有骂他们，而且还编了一个顺口溜：青梅嫁玄良，社员来分糖；白天要亲嘴，悃醒（睡觉）压断床。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也可以看到社员们干农活休息的间隙在田间地头打闹的情景，甚至也有模仿亲嘴的年轻少男少女，农村的“现代味”也越来越浓了。

　　舒李二人给我的第三印象是义务为社员照相。舒玄良不但书教得好，字写得好，画画得好，而且照像也是相当一流的。当时全是黑白照，没有现在的彩照，他自己照像，自己洗胶片。那时代，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最神秘的就是他房间的那个“暗室”和“药水”，他洗像就是在暗室里用药水给洗出来的，一卷胶卷，到了暗室，出来的就有人像了，实在神奇，洗完以后，他就把像片泡在一个装有清水的盘子里，然后，再拿出来凉干，再用专门裁像片的切纸机切一下，四个方向就有了波浪形花边，最后放到一个小袋子里，等村民们自己去取。暑假的时候，他还会背着照像机到其它大队帮社员照像。如果再想去找回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影像历史，我可以肯定地讲：我们老家的所有影像都是舒玄良的贡献，他们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我们父老乡亲的一个时代，也留住了中国农村的一个时代。

　　说完上面两位知青的故事，我想再说第二生产队的知青于汉成，他来自于武汉，一口的武汉话，高大魁武，脸上长满了粉刺，极度的乐观幽默。刚来时，他什么农活也不会做，生产队就把他安排到食堂挑材，也就是由稻场往小队食堂运稻草，一担一担地挑，活虽简单，倒也不轻松。后来，他认为做这事太单调，要求跟社员一起出去劳动，小队长也答应了，就让他给社员送水，有时候送糖水，有时候送盐水，“双抢”季节就送“苷草二花水”，只要他把水担到田间，那里就热闹了，小队长一喊休息喝水，男女老少全聚上来了，有要求小于唱歌的，也有要求他下田插秧的，有要求他讲城里故事的，还有妇女拿蚂蟥故意吓他的，时间久了，小于晒得黝黑黝黑的，根本就看不出他来自于城里，武穴的地方话也讲得烂熟，就只差没娶农村媳妇。

　　到了夏天的晚上，那是小于最得意的时期，当然也是社员和我们小朋友的快乐时期，一吃完晚饭，大家就把家里的竹床搬到村中间的一大片空地乘凉，小于同志就教社员学拉二胡，学吹口琴，大队的样板戏成员多数都是跟他学会拉二胡的，用现在的标准看，可能教得不怎么中规中矩，但是，对我们而言，每天晚上能听到二胡伴奏的地方戏剧已经是无比幸福的事情了。

　　在五位知青中，唯一一位与社员发生过情绪对立的恐怕就是那位“胖婆”，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因为大家都喊她“胖婆”，我们小孩也都跟着喊“胖婆”，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不认为这样称呼是不礼貌的表现。这位知青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瞧不起农民，说是知青，其实，她年纪比别人都大，据说来大队之前都已经谈对象了，来了不久就怀孕，并且生了一个女儿，他爱人在“6214造船厂”工作，每隔那么几个月，他爱人就会过来看他，一到这个时刻，她的架子就相当的大，见谁不顺眼就骂你几句“婊子养的”。因为听说那个厂是军工厂，很有地位，社员们也比较敬畏这些人，自然没有人与她争吵。那个年代，部队的人是很受尊敬的，一个普通士兵的家庭都要享受到大队的照顾，何况军官的知青家庭。

　　记得有一次，她的女儿跟她一起去生产队食堂端饭，一不小心，有个社员的饭盘子碰到了她的女儿，可能因为刚起笼，盘子有些烫，小孩子便被烫哭了，也没什么大伤，可这下就不得了，她先是在食堂里将这个男社员痛骂了一阵，然后，又揪着他跑到大队书记家里要说法，大队书记拿她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扣该社员的工分，她才罢休。“胖婆”吵架在生产队绝不是新鲜事，因为晒方服的事情，似乎跟我母亲也吵过一次，反正最后还是得让着她。到她返城之前，真正喜欢她的社员恐怕已经很少很少了。

　　最后，我想谈谈第五位小知青。她被安排在林场，纯粹是让她混日子，因为大队的林场已经有两个社员看护，不需要人工干活，如果有普遍性的护林工作，大队的社员都要参加劳动，平时的工作就是守着林场不着火，不被盗。

　　在我的印象中，小廖给社员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穿着服饰打扮。一般的社员，当时都穿自家纺织的染色粗布或者是卡叽蓝布，但小廖穿的是一种叫“的确凉”的新材凉服装，后来又穿了“的确卡”新布，再后来又穿了“灯芯绒”裤子，她的每一次换装都带动了大队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社员跟风，农民的穿衣也慢慢改变了传统的不变模式，也算是引领了农村的服装潮流吧，虽然夸张了点。

　　小廖对农村女社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她喜欢经常性改变头发的发型，有时扎辫子，有时盘头发，有时留流海，有时剪个“包菜头”。一般的农家女孩子，多半是扎两个辫子，几乎一成不变，就看谁的辫子长短。小廖头发的多样化，让年轻的女社员们也开始剪头发，模仿是主旋律，好象一跟随小廖，便带点城市味道，行动上略显幼稚，但实质上的确推动了女性爱美的思想质变，让很多年轻的农村女性脱掉了只会劳动不擅修美的传统观念。

　　1979年，我们老家大队的五个知青都全部返城，每一个知青的离开，大队干部都是用“敲锣打鼓”且拖拉机运送的方式送别的，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羁绊与阻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带着泪水和笑容踏上归程的。最令我难舍的是舒玄良老师，因为他曾经鼓励过我：你就是大队的一扇门，家里穷点没关系，好好读书！

　　后记：知青时代虽一去不复返，但有关知青的争论还会延续，我无法给一个时代下真理性的结论，我只知道没有绝对可以否定的时代。我希望国人能从历史中找亮点，从现实中找幸福。昨天知青的酸甜苦咸正是今天农民工酸甜苦咸的逆向表达，无论什么样的群体，只要时代需要他们，他们都称得上是伟大的骄子，如果时代伤害了他们，也请他们原谅！没有完美的时代，也没有无悔的人生！

苏伟峰

最后几句是和稀泥！

金玉缘婚庆

把我们带入文革的时代，难忘啊

武川

真情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