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弃守”论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议

七秩龄童

        “武汉弃守”论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议
                            （上）
      武汉弃守，近有人名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是与欧战规模能相攀比的意味。
      查二战史料：1940年5月，德军曾以136个师兵力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兰西等国，仅十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40万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比、荷军队实质上已被包围在法国北部佛兰德地区敦刻尔克城，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惟一希望。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5月26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8万余人，由840余艘舰船通过多佛尔海峡全部运抵英国。这次撤退，即为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是将发生于武汉会战期间的这样比喻，则似甚有大加检讨的余地。
      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是在德国军队军只用不到1个月时间，完成了对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波兰、法国等西欧国家侵略，逼使比利时、法国即将投降大局势下，仅用10多天时间就将40万英法盟军，装备，连同荷兰王室包围在英吉利海峡南面敦刻尔克城区，处于绝境的溃不成军的英法联军和荷兰王室，钻了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的空子，用了九天时间走人33万的一次大逃亡而己。此度大逃亡被书为“为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首先是因为此役发生在欧洲，广受欧美国家的重视，使用的是重申胜利信念和决心的春秋笔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才获得英国历史学家亨利•莫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欧洲的光复和德国的失败就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这绝不是一场奇耻大辱的败退”的评论。也才被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将“敦刻尔克撤退”列为二次世界大战最著名战役之首的原因。
      实际上，撤退中英法联军重装备全部丢弃。撤回的英法联军携回的只有步枪和数百挺机枪。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共丢弃了大炮1200门，高射炮750门，反坦克炮500门，坦克700辆，汽车6.3万辆，摩托车7.5万辆，机枪2.1万挺，反坦克枪6400支，以及军需物资50万吨，4万余人被俘，还有2.8万余人死伤。在撤退过程中损失飞机106架，226艘英国船和17艘法国船被德军击沉，实际死伤人数并无可计量。其中一例是：一艘被征用为撤退军事运输船名为“兰开斯特里亚号”豪华邮轮，被德军炸沉，死亡至少3500名英军士兵，海难事故比“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还多。如此损失惨重消息自然被英国政府一直封锁，近年才部分解密。
      对比中国的武汉战役，不妨先翻翻权威历史典籍的记述。缩印本1989年版《辞海》“武汉会战条”说：“亦称‘武汉保卫战’，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攻武汉的战役。1938年6月初，侵华日军一部分别从合肥、芜湖出兵，至7月初占领怀宁（今安庆）、湖口等地。7月下旬，以华中派遣军第十一、第二军约二十五万人，分五路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合击武汉。蒋介石指挥第五、九战区约一百万人抗击。广大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在田家镇、沙窝、万家岭等地区重创日军。10月下旬，日军攻占鄂城、黄石、应山等地，对武汉形成三面包围，守军被迫撤退。27日武汉沦陷。”初看起来，似乎是秉笔直书了！如果再节略些则可书之为：“100国军不敌25万日军的进攻，被迫败退，（于是）武汉沦陷”。于是“武汉沦陷”的结论，对于中国之人，尤其是对于武汉之人，自然是一桩莫大国耻。倘若用这样叙述的文字送英国历史学家亨利•莫尔“裁定”，是无论如何得不出“中国的光复和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就是从武汉卫国之战开始的！这绝不是一场奇耻大辱的败退”的结论啊。
       细阅《辞海》“武汉战役”条，至少是所举数字值得斟酌，许多提法并不适当，更表达不出中国人民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际的卫国战争中的爱国情操。
      首先，武汉战役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被迫撤退”，而是在敌我力量仍然相对悬殊下的有序战略大转移。武汉暂时弃守就是为了更好地打仗，是打仗形式的一种临机变换。细数武汉卫国之战中在日军猖狂进攻下，相对列阵的110万中国军队中各部队的参战实际，除少数溃败外，莫不是在有效消灭敌人，完成了迟滞敌军行动任务后的有序“转进”。所以日军并无消灭中国军队师以上整建制的纪录，而且“转进”到后方的各部队都有着落，且经过整训后相继恢复了战力，并且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打得更加出色了，史有明证。至于武汉争役中的中国军队，是仓皇败退，还是先有“部署”，不妨翻翻国军第13军军长张轸《阳新作战日记》。该《日记》1938年9月28日记：“这次作战，最高统帅部拟定10月1日放弃武汉，所以作战要领系节节抵抗，节节退却，后退即可”，其所透露的，既是高级将领们的心声，也透出了相机弃守是中国最高当局的事先部署。对蒋介石多持批评态度的天才军事家毛泽东，对于武汉战役的弃守，似乎并无求责。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期间所著《论持久战》一文，在总结抗战10个月全国抗战经验时，即估计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甚至兰州后，“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毛泽东只批评“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是不该把阵地战列在运动战之前，把“它放在主要地位”，而不苛责武汉战役中的若干错失，说表达了武汉弃守大体符合他所主张的“进行持久战”指导原则的缘故。
      是不是到了10月下旬“日军攻占鄂城、黄石、应山等地，对武汉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呢？细看《战役要图》知，江南方面进到黄石、鄂城的是敌高品支队和波田支队，或称两个“独立旅团”。日本侵略军波田重一独立旅团，是继马垱、湖口、九江、码头、半壁山、富水、阳新、大冶约八次被打扒下来的一支疲惫之师。据第九战区第一兵团高参兼作战科长，（建国后全国政协常委）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一文述：波田重一旅团“8月16日开始进逼富池口。守富池口的我（霍揆章）第54军，据险固守，激战十余日，在敌海军、空军支援下，才占了富池口。但由于伤亡过大，无力完成西进的任务，华中派遣军不得不将高品支队投入长江右岸作战。”又据守备半壁山的我第385加强旅旅长、黄陂藉人马骥《半壁山守备》介绍，该旅奉命于9月底主动撤出田家镇对岸的半壁山阵地后，与之对阵的波田旅隔了5天后的“10月4日以后，才进入半壁山要塞”。而“伤亡过大，无力完成西进的任务，华中派派遣军不得不将高品支队投入长江右岸作战”的高品支队，其战斗力又如何呢？原来，高品彪只是日军担任警备、治安的第15师团步兵第60联队的大佐级联队长。为了支撑波田独立旅团复活，将该师团第50联队的第一大队，第51联队第3大队的两个中队，和第67联队的第3大队为主，外加一个步兵炮队和一外工兵中队组成。这样的拼盘支队，不足6千人。于是才得使波田独立旅团在高品支队支撑下才继10月21日占领大冶，22日进陷鄂城，25日占葛店，26日黎明占领武昌。该独立旅团指挥的高品支队27日渡江占领汉阳划归第2军。由此知，从武汉东面进入武昌的，只是约略一万余人的一支“尖兵”。
      再看长江北岸，日军于10月24日进占应山事。日军负责信阳至应山一线作战的部队为第3师团和第10师团的第8旅团。第10师团师团长1938年6月18日前为矶谷廉介，因台儿庄一战重大损员被撤职。1938年6月18日至9月7日为筱冢义郎中将。9月7日后便由一位中国人将之名为“偷地图贼”的，名叫佐佐木到一的替代了。中国人素有来将通名之说。如果有战绩，为何会如此频繁换将？而临战连换三将，且其讳莫如深，只有一条理由。据日军军史载：其第13、第16两个师团伤亡于大别山北麓沙窝宋希濂守军之下的人数为21686人。其中将校一级62 8人；陈尸战场者为4506人，其中将校172人。又有统计说，第13师团从合肥出发时，每步兵中队为180人，以后又经过战地补充，在组织多次进攻和遭到多次反击后，每中队平均只剩下40人，步兵实际损员额达77%以上。如是，9月7日，即将第10师团两个旅团中的濑谷启（少将）第33旅团从第10师团分出，以补充第13、第16师团在沙窝之战中两万多人损员的缺位去了。剩余的第8旅团经潢川与59军及增援的董钊第28师、刘振三的180师、姚景川的骑兵第13旅和钟松的61师多次激战之后，9月17日占了潢川后，复经寨河、孙铺、竹竿铺与陈鼎新的45军多次战斗，并发生很大伤亡后，于21日上午占领了罗山。据第8旅团罗山战役报表：该旅团参战罗山的太田米雄大佐第39联队人数就只有全员2800员，经过罗山之战，罗山战役后只剩下800“壮士”，按编制算，总损员约3千。因损员过大，只好变成了留守部队。因此，经过罗山之战，日军第10师团被分割经严重损员后，只剩下西大条胖大佐第44联队约3千人的残部，师团建制己名存实亡。于是，在进攻信阳前的10月2日，敌第二军将第10师团剩下的冈田资第8旅团剩下的约3千人的残部，配属于第3师团，参加进攻信阳之战。其第3师团，1938年8月25日才从华北划入第二军进入华中系列。其步兵两个旅团全员作战人员约1.6万人.。在罗山与信阳间作战后，损耗严重，加上沿途要甩下留守人员，所以到了应山，闻知武汉己经空城，终止行动。这个冈田资第8旅团，倒为为第3师团的先锋部队，有功之臣，俟进入武汉后才恢复第10师团原建制名号。冈田资因此而被晋升为中将，最后担任其国内驻名古屋的第13方面军中将司令官。第10师团长筱塚义男中将原无尺寸功劳，也回朝担任了日本天皇军事参议官。日本投降后，这两人可能都自感罪大恶极同时自杀而死，亦是他两人的天数使然。因此，10月24日应山弃守时，其时武汉己转移完毕，或者说其时武汉己经弃守，而不是因为日军先占领了“应山等地，对武汉形成三面包围”，武汉守军才被迫撤退。一字之差，相谬千里！

梅川小夏

原来是主动弃守，而不是被迫撤退。老先生辛苦了。

七秩龄童

      武汉弃守”论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议
                              （下）
       三议“守军被迫撤退。27日武汉沦陷”：总的来看，这么说有囫囵吞枣，未及咀嚼的味道。因为：其一，若说是“退却”，由于中国抗战的对手日本，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在抗战的头一年，中国军队总体上处于战略第一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因此，从武汉卫国之战6月初的开始之际，就在不断地用车轮战术，节节退换守将，己经是在不断地“撤退”了，并非始于“日军攻占鄂城、黄石、应山等地，对武汉形成三面包围”才“守军被迫撤退”。其二，武汉卫国之战由安庆至武汉纵深400余千米相对列阵的守军110余万人，在“节节阻滞”日军进攻，消耗日军战力，不断撤换的同时，除了喋血牺牲之外，其保存和增加的兵员，乃是我军的实力。这部分实力“转进”到指定的地处后，按素质分类无论原来是低素质、中等素质，还是高素部队，不但相继恢复了战力，而且兵员素质相应得到提高。其三，我军在阻遏日军猖狂进攻，给予日军重创的同时，其目的之一是保护武汉城区人员、机关、物资的大转移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弃城前，除动员上百万市民主动疏散等，一一作了弃城前的安排外，还举行告别仪式外，并留下一支象征性抵抗的兵力，作了象征性交战后，才“扬长而去”，足可见其从容有序。其四，武汉卫国之战的弃城，绝不是一场奇耻大辱的败退，而是中国人说的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走为上，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以退为进。这在谋略中也应是上策。”果然如此：武汉弃守后，日军暂时占领的武汉城区，为我敌后预设兵力包围之中，举足维艰。且所保留于大后方强大的兵力和兵源，是为我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本。因此，今日决定武汉之局部弃守，正是全中国四万万民众以坚强不屈的意志与日寇进行长期持久抗战的开始，也是为迎接对日本入侵全面反攻之日的早日到来的重大举措。
      关于机关物资大转移：根据国民政府不以经济资敌，进行长期限抗战的策略，早在武汉卫国之战前，华北、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设备和厂家己经纷纷内迁。据统计，由上海、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内迁的厂家即达170余家。因之，武汉卫国之战前，在武汉的工厂数目已达到700家，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由此，使原本经济实力就相当雄厚的武汉，此时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唯一的门类齐全的工业都市。1938年时，武汉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抗战的经济中心。在武汉卫国之战期间，武汉的经济运作被纳入战争体制，一方面要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物资、人员、车辆、辎重，同时也在进行战争的同时，将在武汉的大量设备和大批工厂即有计划、有秩序地往西南大后方转移。从1938年初伊始讫弃城前，政府从武汉内迁的工厂有304家，机件51,182.5吨，其中迁往四川 98家，陕西21家，湖南的115家。如军政部所属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电信机修厂、交通机械厂、株州炮技处、广东兵工厂、武昌被服厂、制呢厂等先后奉命迁往内地。这些厂迁移时由于得到了优于民营厂矿的迁移条件，整个拆迁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将其主要机料抢运到内地。又如资源委员会统筹的国营厂矿，先后将中兴、淮南、大通、中福、六河沟、萍乡、高亢等煤矿及大冶、汉阳铁厂、湖南铝锌厂等厂矿的主要或全部机料抢运西迁。如黄石源华煤矿重要机器疏散到湖南辰溪等即是。从武汉内迁门类有兵工、机械、轻工、化工、纺织、煤矿、水电等达十多类。武汉卫国之战开始后的6月份至弃城前的140多天中，前线百万余将士的喋血縻战，为武汉工厂的内迁和人员的疏散，争取到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武汉工厂的内迁，是抗战时期规模最人的一次工业迁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这些在武汉会战期间西迁的工业，大大充实了西南大后方的抗战综合经济实力，也大大加速了落后的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兵工工业而言，至1940年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内迁大西南的达16家；1940年以后，又在大后方新建了8家有规模的兵工厂。由于战争的需要和重视各个兵工厂与部分民用企业均以兵工自立为目标，开足马力、全力以赴从事各项兵器的生产。在中国军队常用的15项武器弹药名单中，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重机关枪、迫击炮、各种榴弹等三大类，能够基本满足或作补充消耗的有步枪、轻机、枪弹、迫击炮弹等四大类。国府在战时的兵器生产能力遂得以长足发展。以抗战期间重庆沙磁“文化区”而言，就集中了大约250多家工厂企業。其时尽管重庆地区日机轰炸不断，工业区内仍然昼夜机器轰鸣。江边码头，车來船往；街道商肆，人流如织，呈現出大后方一片繁荣兴隆景象。重庆在抗战期间所形成的新的工业中心，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归结到武汉弃守是不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经翻阅上述历史统计数据后，显而易见，与发生时间比武汉弃城之后三年之后的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两者相较：
      其一，性质有别：前者是经节节抵抗四外多月后，有以退为进决策的战略行动，敦刻尔克大撤退则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经短时间大溃败即逼于绝地时的突围求生，两者性质大相迳庭。
      其二，规模不同：在中国当时的物质条下，武汉大撤退为期四个多月，除用步行、汽车、火车等交通方式转动出100万兵力，疏散约两百万平民外，又罗致了各类船轮舰艇一百多艘，木船85 0多条，以损失轮船舰艇20余艘，牺牲船员近200人，,遇难军民1万余人的代价，共运出离汉乘客（包括少量出川兵员）1 8 0万人次，内迁工厂有304家，转出物资100万吨，其中机器装备机件5.1万吨。此期间，一方面武汉要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物资、人员、车辆、辎重，同时也在进行战争的同时，将机关、军队和平民全部作了有序撤退疏散，重要的是将在武汉的大量设备和大批工厂有计划、有秩序地往西南大后方转移内迁，是抗战时期规模最人的一次工业迁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而敦刻尔克大撤退，除了动员了840余艘舰船，经9昼夜苦战，通过多佛尔海峡，把近34万士兵运过海峡，撤入英国有一定贡献外，其实，除士兵随身步枪外，其余辎重装备数十万件，军需物资50万吨，包括轻机枪2.1万挺在内武器绝大部份丢光的一次大逃亡。
      其三，意义殊差：武汉弃守后，日军暂时占领的武汉城区，即立即陷于中国军队预设兵力的包围之中，举足维艰，再无力举行时间一个月以上的进攻战役。中国所保留于大后方强大的兵力和兵源，一天比一天强大，是为我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本。因此，今日决定武汉之局部弃守，正是全中国四万万民众以坚强不屈的意志与日寇进行长期持久抗战的开始，也是为迎接对日本入侵全面反攻之日的早日到来的重大举措。
      德国法西斯实施“黄色计划”，进攻开始于1940年5月10日拂晓。战术使用的是经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对法国实施闪电突击。军事行动以1940年6月22 日，签署法国投降书而告结束。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比、荷军队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此次军事行动的结尾之一，发生于5月26日至6月4日。此后18天法国宣布投降，达到了德国法西斯“黄色计划”的战役目标。西方历史学者认为敦刻尔克大撤退具有“欧洲的光复和德国的失败就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这绝不是一场奇耻大辱的败退”的重大意义在于：英国远征军通过有效运作，为四年后英国的大反攻保存了30多万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外，接着经受了从8月24日到9月6日连续14天对付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大空战，和从9月7日到11月3日连续每晚平均200架飞机对伦敦的大轰炸。但德军畏于英吉利峡一道天堑对岸的“大英帝国”威名，始终不敢进行实施对英伦三岛的登陆计划。其实英国这时并无反登陆作战的准备。这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于当年6月4日向议会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时说：“我们挫败了德国消灭远征军的企图，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
      笔者毫无轻视敦刻尔克撤退在二战中重大意义的意思。由于英国首相丘吉尔反法西斯立场坚定，在次年即得到美国50艘驱逐舰，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1亿3千万发子弹，100万发炮弹等武器弹药的大量支持。但截止于1944年6月6月诺曼底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也就是自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四年时间，并无大的动作。
      此四年间，除了有74%的美国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战，且于暗中购卖中国价值1.38亿美元的白银，以使中国有换购武器弹药的资金和以优厚的价格向中国卖出１００架美国飞机等大项援助外，中国和苏联两大国家，基本上是单独地与日、德法西斯一对一地、作不间断地浴血大拼搏。如此，以敦刻尔克大撤退比起中国武汉的弃守来，更有相形见绌之嫌。惜乎中国至今对武汉卫国之战尚无系统研究，对武汉卫国之战中战略大转移的重大历史意义，仍在深闺，未为人识，使吾侪不得不有“黄钟息罄，瓦釜雷鸣”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