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永宁、广济、武穴行政建置史【武穴人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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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俗称的武穴-安庆走廊的行政建置史


一
距今4000年以降，武穴属于东夷之地。1872年《广济壬申志》：“湖北，《禹贡》荆、扬、梁、豫四州之境。扬州，今罗田、蕲水（唐天宝时兰溪更名，今浠水县）、广济、黄梅是也。”其时英山属安庆，所以未包括，1932年才划入湖北省辖的英山县，英山亦属扬州境。今武穴由田家镇至今安庆市间五百里平原上，有100多个湖泊，位置正好珠串在两点间的直线上；长江主泓道则成为弓背形，向南凸出。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据清人何绍基1871年木版本《长江图说》考证，夏禹治水时，曾顺势疏浚出一条人工分流水道，名为“北江”。秦汉之季，人工疏浚出的“北江”逐渐堵塞渐次洇灭后，才在北江故道上剩下一串断续相通的大小湖泊。
距今4000年前，原居黄河流域的古“鄩”国因夏后相的拖累被消灭。据何光岳《楚源流史》：鄩人失了城邦之后，成了去右扁旁“阝”（邑）字的“寻”人四处逃散。其中一支“寻”人南徙到长江中游北岸的古“北江”两岸生存蕃息，“投亲靠友”，与古东夷亲族舒、蓼、六等连为一体。六国的起源，据《史记·夏本纪》：“封皋陶之后（仲甄）予英、六”。北宋江西宜黄人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云：“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寻阳其地在长江北岸，属阳，因寻人而得地名“浔阳”，为古“六国”属地之一。郭璞（东汉人，276－324年）《江赋》：“流九派于浔阳”，何绍基“汉人所谓浔阳九派”，《江赋》“九派”作为代指长江的语源。故主席有“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怀古。总而言之，夏、商、西周时期，武穴这块土地，包括湖北英山、黄梅、广济等地方，都是为古六国所有；至公元前623年前，今武穴市地处古北江故道沿岸的约六成地域，仍是属于“浔阳九派”东夷古国之地。
《新唐书·志三十一·地理五》载“广济有铁”，失实；因为今武穴境包括邻近都无铁矿，且未见过有开发铁矿的场址。本境虽不产铁，但本境确有一处名叫“铁石墩”地名，有数处占地以平方公里计的冶铁工场遗址。早些年，发掘出了成吨重的废铁块，还出土了用于运送矿石的已经碳化的木桅杆和船身，可以想见其时冶铁炼钢所具的规模。《唐书》记“广济有铁（矿）”虽属失实，但说明地点“铁石墩”有冶铁史，且在唐代时就属于远古遗迹，不然就不会传出“广济有铁”的讹言。古书《禹贡》里首先出现了銕（古铁字）和镂（可以镂刻的铁？）为东夷贡物的记载，也与有渊源。以上资料足资证明：武穴古先民有过大规模甚至是产业化烘炉冶炼的经历，对中华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此亦不可瘗没无闻于世，笔者有《先行世界千年的中华銕楚炼钢术》述其事。
从行政区划说，历史上虽曾有无数次变更，从最新纪录，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江西省德化县更名“九江”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划九江县城关命名为“浔阳镇”，为特种甲级镇后，其“寻阳”一名，才最终公认是江南所专有。但从地名原由来说，据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卷76》曾提到：武穴市田家镇顺长江下游北岸，曾有“浔阳镇”、“浔水镇”等古地名记载，可知这“寻阳”两字，古在长江之北。后来因为发生海水南浸，加上彭蠡泽水域沧桑巨变，浔阳九派变徙不定，汉立的寻阳县由长江北移到长江以南后，寻阳之名如顾祖禹所说的，才逐渐“江北晦、江南著”的。这期间寻阳几千年的历史空白，还有同样长的一段历史，要由后人补写。补写的主脚，则非武穴莫属。

二
公元前646至公元前621年，楚成王灭英（今英山县境），楚庄王灭舒、蓼、六；至此时仍属古“六国”地域的武穴先民，始与盛楚时期的吴楚先民融为一体，同享《史记　货殖列传》所说的“饭稻羮鱼，不待商贾而足，地埶饶食，少有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富”的南民生活。所以1667年《广济康熙丁未志》也说：此时的武穴先民“稻饭羮鱼，唯楚之利然”。
公元前221年，秦分天下36郡，武穴地区大部份属《禹贡》扬州星野治所在今安徽寿春境内的九江郡。
公元前206年，楚灭强秦，古“英”（今英山）人英布（因受过黥面之刑，亦称黥布），得秦番（古鄱字）阳令吴芮之助，起事反秦于番阳，时武穴在番阳水域，故为英布起义发祥之地。
在项藉旗下攻下咸阳后，受西霸王项羽封九江王，都于六。《太平寰宇记》云：“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武穴是六国的一部份，所以英布是秦汉时武穴先民的行政长官。又英布揭旗起义于六，故将九江郡国始治安徽寿春移于六，即今武穴市境内。
公元前203年，汉四年，汉王刘邦灭楚霸王项羽垓下之役前，受汉高祖刘邦封为淮南王，都于六。但据《史记·高祖本纪》，汉四年（前203年）记“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大会垓下”。汉王“立武王黥布为淮南王”，另外《史纪·荆燕世家第二十一》也提到“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其击项藉”。从两篇正史一“本纪”一“世家”里，即三次提到英布是“武王”，可知英布从反秦起，以“番（鄱阳）君”封“九江王”，为反秦封十八王之一。但在与项羽分道扬鏣后，则不认其所封，而以“武王”身份自隐于“王府”。而其“武王”的王府，就在今武穴市区附近武山湖里的武山寨。英布称九江王为“武王”，载于《史记》。阅书者因少知英布起事反秦于鄱阳湖的具体地点就在武穴，更不知武穴市今天的辖境大部份曾是鄱阳湖的一部分。封英布“九江王于六”，更不知武穴即故六国所治，就是六王国的一部分，所以一目而过，或阅而存疑，不知根落何处。原广济人、今武穴市人也淡化了这一段谁也抢不去的光荣历史，惜乎哀哉！九江王府建在武穴，今有故址，书面记载出于1500年前的官书《晋书·志·第四》，少为人知，故咸以为来自“民间传说”传之民间，以“民间传说”流传着英布的历史故事。核实英布王府位在今武穴，确有“信史”可据，亦为幸甚。

三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二年。裂九江郡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郡国，封淮南王刘喜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和刘赐，并于田家镇以下、龙感湖以上的古北江与今长江之间的浔阳九派之地建立寻阳县治，以表示对古寻人长期在此生息历史的纪念。关于原来武穴的“上司”六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二》交待：“六安国初属淮南国。文（帝）十六年，分置衡山国。（汉武帝）元狩元年，国除。（汉武帝元狞）二年，改为六安国，仍都六（安），有县五。今（清初）庐州府西境至寿州南境是其（所辖）地”。说明西汉时六安国仍然是一个管着五个县的“地区级”行政单位。
庐江立郡时，治所在长江南今池州，后移江北舒城。辖12个县和残留的侯国，人口124387户，457333口。寻阳县所辖区在长江和古北江故道间淤积出一片垦区平原上，是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所立的新县份，人口密度稀疏。沈约（441－513）《宋志·州郡志·九江太守条》：“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水南注（长）江”。交待了寻阳立治时长江在寻阳县南边。鄂东蕲春、黄梅、广济三县简称“蕲黄广”，面积分别为2400－1700－1400平方千米。现在有人问：鄂东蕲（春）黄（梅）广（济）三县，为什么汉刘邦六年（前201年）就立了老大哥蕲春县，而不给予两个“小弟弟”安县名呢？原因是黄梅和广济上乡部分约今黄梅的六成面积，今武穴的四成面积，属于古蕲春是没有疑问的。处在田家镇以下至安庆间，汉初统称为“浔阳九派”的大块扇形水流面积上。其时泛称为彭蠡泽的鄱阳湖虽然从长江以北的大片面积向南收缩、鄱阳湖南移了，但浔阳水域仍然水草迷蒙，水流变徙不定，地面一小块一小块还浮动着，属于“未开垦的处女地”。如果这时要在此处设立行政区域，怕还没有立脚之处哩。举个例子：洞庭洞滨湖南省境有一处荒洲，到了清季末年张之洞主政时，围筑了“垸子”才出现“南县”，公元1913年前，还只有地名“南洲”，而没有行政单位“南县”的情况约略相同。郭璞（276－324年）《江赋》：“流九派于浔阳”，说的是汉文帝时，浔阳九派虽仍然在变动，浮出的陆地面积大了，居民农渔立业也相对安定了，立县管理是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公元前164年，是武穴先民始有县名之始，也是长江中游大肚子水流区域变动趋缓的一次标志。
《尚书·禹贡》：“九江孔殷”。孔安国（西汉人，孔子第十一世孙）作注说“（长）江（到了浔阳）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晋人张须元（公元432年顷人）作《九江图》更说得明白：“九江参差，随水势而分。其间有洲，或长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别於鄂陵，终会於江口”，并点到了他所见到的一些江名。从“浔阳九派”字面理解，“九”只言其多，并非确指是数目的“9”。至于其间随“水势而分”出现了一条条小江流的名目，或长短不一，或存在的时间先后参差不齐。其得名，只是“浔阳九派”变徙不定中，以名某时段存在的历史一貌而已，不是从来如此，更不需涉及进入长江的其它支流。如果将概念的外延加大了，就会有九江是“荆湘间也称过九江”，“湖南至田镇一段中有九条支流”，和“江西赣江有九条支流”等多种猜想的一种。到了汉季，浔阳水域上下还有五百多里，面积容得下多股水流并下，也就会出现多股支流。把浔阳限止于一处小小的地名，不妨说是漏见！抓住了这一概念的适当内含，吾人以为，才能求得“浔阳九江”的正解。后期的，如曾出现过“刊江”、“青林”等名称，并留在武穴今人的记忆里，作为今武穴市区的街名等，均是。
公元前153年，汉景帝四年，吴楚七国反。庐江王刘赐以“使与有往来”，在罢淮南国为郡的同时，罢庐江国为庐江郡。寻阳县仍之未动。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元封五年。《孝武帝本纪》：“元封五年冬，帝南巡，从寻阳渡江至天柱山，封南岳。”太史公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说他到过寻阳，登过庐山，参观过“禹疏九江”伟大工程陈迹，是随汉武帝南巡时，即公元前106年故事。他“观禹疏九江”，可以从庐山上鸟瞰之作一远观，更有亲莅寻阳，经过“寻阳渡”时进行实地考察的经历。公元104年，汉武帝元封七年，改元太初，为中华历法古文明支柱之一的《汉武帝太初历》颁行之年。司马迁既是修订历法的创议人之一，又是改历“领导小组”主要成员，还是汉历审订者的主脚。
公元前73年至49年，汉宣帝时，汝南人桓宽守庐江，治《春秋·公羊传》，著《盐铁论》历史名著。同时，还有一位北海太守名朱邑，是庐江人。他为官箴言有“子孙祭祀我，不如百姓纪念我”。死后邑人曾设冢立祠祭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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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庐江郡，故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县十二。……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说明西汉时期，寻阳作为行政县，无大变动。
公元37年，汉高帝建武十三年三月十七日（4月21日）省京西十三国属庐江郡，人口户11392、424683口。寻阳仍之未动。《后汉书·郡国四》：“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省六安国，以其县属。……十四城。……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故知东汉时寻阳仍之未动。
公元145年，东汉冲帝永憙（嘉）元年，庐江乱。义军攻寻阳，为九江都尉滕抚镇压。
公元199年，汉献帝建安四年，吴将周瑜攻寻阳，破庐江太守刘勋军，六改名六安。此年寻阳归东吴属地。时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刘氏殉情而死，时人伤之，作《孔雀东南飞》，传颂至今。
公元214年，汉献帝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吴将吕蒙拔皖城，任庐江太守，垦田寻阳。东吴年代周瑜治兵鄱阳湖时，吴将吕蒙率诸葛瑾在长江北岸的寻阳县境内外屯垦养兵。
公元226年，吴黄武五年魏将曹休破诸葛瑾别部于寻阳，七年，曹休失利寻阳，寻阳复入吴。公元253年吴兴建二年，吴将诸葛恪在寻阳屯田。
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太康元年。晋将王浑克寻阳。曾短时撤蕲春郡制，同时将寻阳归辖武昌郡。次年还隶庐江郡。
公元291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设江州，统十郡，另加侨置的南新蔡郡（治包信，在寻阳境内），辖区包括今江西绝大部分、湖北东部及浙江、福建北部，州治豫章（今南昌）。
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裂庐江郡的寻阳县和武昌郡的柴桑县合立寻阳郡，两县人口2720户、16008口，属江州。郡域相当于今九江市以西、湖北武穴以东的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此后的近300年时间，武穴先民心目中行政治理中心从长江之北岸移到了长江之南的今江西省域。
公元313年，西晋愍帝建兴元年。永嘉之乱中，蜀郡人杜弢（？－315）领导流亡于荆、湘地区的流民起义反晋。《资治通鉴》载：“琅琊王睿使周颛镇江州，屯浔水城，为贼杜弢所困，武昌太守陶侃遣兵救之，周颛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此“浔水镇”，即郡治县治所在地被水淹后的名谓，或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6》曾提到的：武穴市田家镇下游，曾有“浔阳镇”古地名的后称。
公元318年，东晋元帝大兴元年。周访（260－320）为寻阳（县）守。周祖籍汝南，客籍寻阳已四世。时后赵南侵，庚翼领豫州刺史，新蔡郡荒民数千人南移寻阳，“就陂田于寻阳”。元帝命在九江王旧城侨置新蔡郡（治）。周访有功，封“寻阳县侯”于寻阳县。
公元327年，东晋成帝咸和二年。晋历阳内史苏峻伙同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庚亮为名反叛，并攻破京都建康虏掠了7岁的成帝。时江州刺史温峤（288－329）守寻阳，拟东下保卫建康（今南京），庚亮《报温峤书》云：“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雷池地名，在江北寻阳县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后属黄梅县境）。
公元326－334年，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广济同治壬申志（1872）》引《读史方舆记要》：“寻阳郡，县咸和中迁寻阳于柴桑。”就是说治所在长江北岸的寻阳郡治和寻阳县治，都同时迁到长江南岸的柴桑。咸康年间（335－342年），又将江州州治由豫章移驻寻阳。至此，迁长江南岸的“寻阳”遂成为州治、郡治和县治所在地，成为长江九江段南北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杜佑（735－812）《通典·州郡典》：江州今理浔阳县。《禹贡》荆扬二州之境。释惠远《庐山记》：“寻阳县在大江北，寻水之阳也。晋永嘉末，琅琊王睿使周颛镇江州，屯浔水城，为贼杜弢所困。武昌太守陶侃遣兵救之，周颛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是时浔阳犹在江北。咸和以后，始移于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成帝咸和中，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寻遂废汉寻阳县入柴桑县。自是以后，皆以寻阳郡治之柴桑城为寻阳。”晋张僧鉴《浔阳记》云：“九江（即大江也，指江名）在（迁江南后的）浔阳郡北。五里名曰乌江，远则百余里，是大禹所疏。于桑落洲上下三百余里合流。（寻阳）春秋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庐江、章（豫）二郡地。晋初属庐江、武昌二郡。后割荆扬二州而置江州。……后又置寻阳郡。宋齐亦为寻阳郡，皆置江州。领郡九，理于此。（今寻阳为长江）中流襟带，常为重镇。隋置九江郡。大唐改为江州，或为浔阳郡。领县三。浔阳，浔，水名也。汉旧县在江北，今蕲春郡界，晋温峤移于此。隋改为彭蠡县，又改为湓城县。”将寻阳的来龙去脉作了概略性的交待。以上文献均明示：寻阳县“衙门”是温峤任江州刺史时由长江北岸迁到江南柴桑的。查温峤327年时忙于讨叛救晋成帝，而死于英年41岁时的公元329年。由此可推寻阳郡、县治所南迁的时间在公元327至32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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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2
《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庐江郡，故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县十二。……寻阳，《禹贡》九江在 ...

为什么温峤要将刚成立的郡治“寻阳”由江北而迁移到长江以南的江边去呢？这些与彭蠡的变迁有很大关系。约在1500年之前的东汉之初，长江又发生了一次海浸，彭蠡泽扩大。海水退了后，古长江主泓道路向南转移，江北河汊水系和彭蠡泽水开始脱离长江主泓道，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公元425年，鄱阳湖盆地内的鄱阳县城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入湖中，而位于海昏县邻近较高处的吴城却日趋繁荣，成为江西四大古镇之一。江北部份，随着每年汛期江水泛滥致泥沙的沉积，江北其地成若干大小不一的“陂”池，以后又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龙感湖、大官湖等滨江湖系。而南面的彭蠡由于湖面的扩大，则演变成今天的鄱阳湖。正是由于彭蠡泽水域沧桑巨变，浔阳九派变徙不定，才引起寻阳县位置南迁，也引起历代学者关于浔阳水域之谜的长达两千年的争辩。具体地说：寻阳江北县治，据考在今天黄梅县蔡山古城村。其山有古梅一株，树龄1600年，号名“晋梅”；有古寺名“江心寺”。唐李白从江夏东下寻阳，曾在寺里留宿一夜，并写下《夜宿江心寺》诗。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由寺名“江心”，和“晋梅”、“李诗”的佐证，可知大致在寻阳迁移长江以南后，这寻阳治所就被水淹成四面环水的孤洲了。查阅清代德化县地图，其江北有不少名“洲”的地名，如“团牌洲、游家洲、封廓洲（古称木兰洲）、桑落洲、黄梅洲”等，都是水中陆地。“封廓洲”和“团牌洲”等水中陆地，则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按行政院决定：‘以长江为界’，划定鄂赣省界时，从江西德化划到黄梅县来的。封廓洲是今分路、小池所在处，而蔡山和新开，就在划地时的团牌洲上。
公元329年，东晋成帝咸和四年。西阳国司马羕获罪被诛，西阳国改置为西阳郡，郡址在邾城（今武汉市新洲境）。
公元373年，《晋书·志·第四》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新蔡人（侨处）于汉九江王府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属南豫州。”为与北新蔡郡区别，将侨置于寻阳的新蔡郡更名为“南新蔡郡”，领蕲阳及侨置的苞信、慎、宋四县。时南新蔡郡（侨置）、寻阳郡、西阳郡并治寻阳境内。因南新蔡郡是新移民，如建国后的龙感湖、万丈湖农场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一样，故总以“新蔡蛮”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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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3
为什么温峤要将刚成立的郡治“寻阳”由江北而迁移到长江以南的江边去呢？这些与彭蠡的变迁有很大关系。约 ...

这里再提史记上的两个问题。其一：笔者阅九江、武穴、黄梅、蕲春、黄冈诸《志》，“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新蔡人（侨处）于汉九江王府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属南豫州”史事，均署为“公元378年”，则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与《晋书·志·第四》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相差5年。笔者没有查到史籍出处。可能是皆辗转抄录致误？其二：“于汉九江王府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语，出官书《晋书·志·第四》。今书往往以为不可靠，常冠以“民间传说”四字，是毫无理由的。若说是“口传”，那也是公元373年以前就发生了的！九江王府故址位于今武穴武山湖武山寨，离武穴市中心4千米许，与“民间传说”的“哙王”樊哙墓、樊哙女儿城和他们两户失和械斗之处“万仗湖”相距不远。
公元406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时中原离乱，黎民南徙，江洲督荆洲于竟陵（今天门）。江州刺史何无忌（？－410）上表奏：“竟陵离江州辽远，以（时‘洛阳沦没’，侨处淮南的）司州弘农，扬州之松滋寄隶寻阳郡，入户淮居。”安帝从之，将两县并属寻阳。《宋书·志第二十六·州郡二》补述说：“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东晋）安帝省为松滋县。
读今修《黄冈市志》（2004年版）以“公元304年，晋永兴元年，裂庐江郡的寻阳县和武昌郡的柴桑县合立寻阳郡”，将之理解为寻阳县衙门搬了家，其管辖地也就“嫁了人”一样，出现了“公元304年，永兴元年，江北寻阳县废，其地入蕲春”的“判断语”，发生了理解和观念上的大错！出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一统志》说的“广济本汉蕲春地”一语。自那以后，皆以为广济立县是从老大哥“蕲春裂土而立”的。兹申述三点理由辨其谬。
第一：寻阳县治南迁柴桑后，县名改了多次，后来还分并过若干次，但作为汉初建立的唯一跨长江而治的局面却一直延续未断。比如黄梅县下乡滨长江北一带分路、小池，以及故寻阳县治所在地新开、蔡山附近，由于地形变了，地名变成了四面环水的“封廓洲”和“团牌洲”等，但从公元327年左右县治迁江南鹤问寨之寻阳县，隶江州寻阳郡，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由德化改名九江县，跨江而治、江南领治江北的局面并未改变。《黄梅县志》也明确记载：“民国25年（1936年）1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以长江为界’，划定鄂赣省界。7月1日，两省办完边界交接手续。”从此，黄梅（才）南北合为一县。此其说明江北的“寻阳县”并未废省。查今黄梅分路、小池、新开、蔡山面积约380平方千米，占黄梅县今面积1701平方千米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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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3
这里再提史记上的两个问题。其一：笔者阅九江、武穴、黄梅、蕲春、黄冈诸《志》，“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 ...

第二：武穴《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早就引《明一统志》“广济本汉蕲春地”作了申辨。谓：“（寻阳与西阳分界处）积布山在今广济县西南马口镇，上至蕲州城五里铺才三十里，下至龙坪黄梅界七十里，其属蕲春者亦鲜（少）矣。”又说：“青林湖即今武山湖，源出县治北横岗诸溪涧，……自紫石头入注黄泥湖；自凤嘴港西注之大金河；自黄花山东注之。此县境之东陵乡，皆寻阳地也。《明一统志》以为汉蕲地，当以（湖北嘉庆1804年）《通志》为正。”按：“广济本汉蕲春地”语初出《旧唐书·地理三》，《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早就引《明一统志》“广济本汉蕲春地”亦当转抄自《旧唐书·地理三》。
第三：《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提到的寻阳郡与西阳郡分界处在武穴市田镇西的马口镇“积布山”，语出于北魏时人郦道元（467－527）《水经注》。原语：“（长）江水又东，迳积布山南。此即西阳（郡）寻阳（郡）二郡界也。”前文已叙：寻阳立郡于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西阳立郡于公元329年（东晋成帝咸和四年），果如（2004年版）《黄冈市志》所断：“公元304年，永兴元年，江北寻阳县废，其地入蕲春”，那么，寻阳立郡那年（304年）长江以北的寻阳旧地就经政府之手划拨给西阳郡（蕲春县）了，何来以“积布山”立郡界之举？岂不是多余一鲤（礼）！同时请注意《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生卒年月，是公元467至公元527年，他写《水经注》于公元500顷，距寻阳立郡已历时近200年后了。至公元500年时，如果郦道元所述“积布山界石”不是引自史籍的话，说明此时寻阳郡还跨江管辖着江北的行政区域。举1953年广济县治由老治梅川移武穴镇作比较：1、广济县政府由梅川镇移到武穴，只是移了县政府机关，原县城梅川并没有“废”，只不再是县政府机关所在地；2、县政府搬了家，广济县的辖区仍然不变动，也并没有发生别的隶属关系；3、原县城梅川，因有“梅川河”得名。这条河后来因多种原因、主要是上游修了“梅川水库”将来水作了节制，原来作为景观的梅川河，慢慢变成了一条小溪，及致成了一条只给附近农田灌水的水渠。照道理，梅川无川，也可以改别的什么名字作地名。它只是暂时没有改名。不同的是，原来作为寻阳的“寻”字，原来是“鄩”国。夏朝初失去了国土和城廓，改为“寻”人。过了两千年，新居地于汉文帝时立了县治，名为“寻阳”。又过了五百年，县治地由于地形沧桑巨变，由陆地变成水中孤洲，于晋季将县治南迁后，又再不是县城，如是出现了加个三点“氵”旁，成为“浔阳镇”、“浔水镇”的地名，也就自然而然了。还有，国宝鱏鱼主要回游生息于浔阳江段，就造了个俗字“鲟”字代替“鱏”字，流传开来，也是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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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4
第二：武穴《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早就引《明一统志》“广济本汉蕲春地”作了申辨。谓：“（寻阳与西 ...

公元452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南来寻阳县的移民‘新蔡蛮’拥众两千余人，破大雷戍（时寻阳境内，今属黄梅县）夺公私船尽入湖掠公私船舫，有亡命司马黑石在蛮中，共为寇盗。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率江、荆、雍、豫诸州军讨之。世祖（宋武帝）大明四年（460年），又遣庆之讨西阳蛮，大克获而反”。
笔者按：“蛮”，本指少数民族土家族人。方言口语均称语音相异者为“蛮子”，如同山东方言“侉子”，不一定就真是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作乱”。所以《传》末附“史臣”跋语有“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所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
公元453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宋史·本纪第五》：“正月戊子（十四日，2月8日），江州刺史武陵王讳统众军伐西阳蛮”。
公元552年，梁元帝承圣元年。齐昌郡（今蕲春县境域）大旱，侨置寻阳九江王英布旧城的南新蔡郡郡守鲁悉达于“侯景之乱，悉达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兵荒饥馑，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归焉。悉达分给粮廪，其所济活者甚众，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侯景（503－552）之乱 ，“江南千里绝烟，白骨成堆，”（侯景《传》有述详）鲁悉达因平乱有功，“梁元帝授持节、仁威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陈史·列传第七·鲁悉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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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5
公元452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南来寻阳县的移民‘新蔡蛮’拥众两千余 ...

公元557年，南陈武帝永定元年。北齐将王琳（526－573）引兵东下，相持岁余，占了英布旧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南陈）高祖”。北齐兵于齐昌筑“罗城”，而南陈则设“南齐昌郡”，遥领治于江南。
公元573年，南陈宣帝太建五年。陈西阳太守、江北道大都督周炅（512－576）败北齐尚书左丞陆骞援兵及叛将田升龙兵，尽复陈江北寻阳之地。
公元577年，北周建帝建德六年，正月癸巳（十九日，2月22日）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大北方，成为有两千万人口的大势力。北周武帝宇文邕穷兵黩武，立志在一、二年统一长江以北地方。
公元578年北周宣帝宣政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六月丁酉（初一，6月21日）崩于征途，年36岁。长子宇文赟即帝位，践武帝遗志南伐陈。
公元579年，北周静帝大象元年。二月十九辛巳（4月1日）诏传位皇太子宇文阐，改元“大象”，陆续收回南陈所占江北之地，在旧寻阳县江北约800多平方千米（六成）平原面积基础上，裂出蕲春县梅川上乡约600平方千米（四成）丘陵山区面积，成立“永宁”县治，设治梅川镇。县域面积约1400平方千米，隶属蕲州齐昌郡。隋初，永宁县属蕲州总府管（后改称蕲州、蕲春郡）。隋末，短时废永宁县制，并入蕲春县。接着，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从蕲春分出，复永宁县，属淮南道蕲州辖。从此虽行政建置变动繁复，境域再无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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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7年，南陈武帝永定元年。北齐将王琳（526－573）引兵东下，相持岁余，占了英布旧城，“悉达勒麾下数 ...

四
从历史层面挖掘，将北周统一大江以北、改元大象和立寻阳旧地为永宁县三件事联系起来分析，关键词是长江南北局面完成，值得大庆；取代北魏，北周完成长江以北大统一，事业大成；匆忙中改元“大象”，立县“永宁”，则是急于炒作发生的事件以成为时代性标志所然。北周统治者以为从此天下“永宁”,虽然愿望良好，然则在第3年刚刚静帝改元年号为“大定”之际，就被隋文帝杨坚取代，统一成杨家的大隋天下。
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江南寻阳郡省废，寻阳县由湓城移入今九江市区。江南一个县级行政建置的寻阳县也改动繁复，但终结“跨江而治”的局面，却要等到1347年以后的公元1936年，将九江所辖江北等地划入黄梅县，也才算得上真正完成“划江而治”。值得点明的是：寻阳县立县初所在地今新开、蔡山一带，一直并未脱离老寻阳今德化县辖，它也是到了1936年才可以说是“在今黄梅县境”。因为今蔡山一境，前此从来没有受隶于黄梅县经历。历史事件的时间观念万万不可含混！民间今有“广济小县，是从黄梅和蕲春各割出一块地才有的”说法。此说黄梅“二哥”（今蕲春面积2400平方千米，黄梅面积1701平方千米，武穴1400平方千米，以辖区面算，武穴确实是第三！）不会承情，更会将寻阳两千年间的历史以一语而晦之，岂止是数典忘祖。
志书一向主张“述而不作”，语出孔子《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意思是说，老彭这个人好述古事，孔子将自己比作老彭，说自己写的《春秋》只是讲述史事而已，没有掺入自己的观点，只秉笔直书，这就是“述而不作”的由来。孔子以后的历代史学家虽均提倡“述而不作”，但历代史书出来后，却均是“述而有作”的。现在正值全国第二轮修志，参加第二轮编志的同仁们就如何部署下了很多工夫。讨论的结果，大致地说来，咸认为：第二轮志书应该是有“述”有“作”，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总而言之，《志》书出来了，先要以阅者为本，不是为了给书架子增加重量。阅者摇头，装潢再漂亮，也白费纸。
广济县社会历程到了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广济县志》（1994年版）曰：“因与河南永宁县和江南东道永宁县同名，乃取佛教语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改名广济县，属蕲州郡”，可以说是“述而不作”的典范用语了。翻开各地修志出书，其述县名更改，都没有详述，也如同七八十年代的居民建房，无一不是火柴盒子一样，千篇出于一律。

狼牙山

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6
四
从历史层面挖掘，将北周统一大江以北、改元大象和立寻阳旧地为永宁县三件事联系起来分析，关键词是长 ...

第一，《志》云“因与河南永宁县和江南东道永宁县同名”，才改名。查语出《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元年九月“丙寅（742年10月27日），改于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又《旧唐书·地理三》指明“广济，汉蕲春县地，武德四年（621年，复）置永宁县。天宝元年，改为广济县”。无详细内容。《新唐书·志三十一·地理五》省“汉蕲春县地”等字，增“有铁”二字。那么，若说重名，也无大误。但同名“永宁”县者既有3家，为何只改广济一家？这也是留给阅者的一大疑问。其实中国地方大，县级行政建置多达两千以上，也并不忌讳同名，因为县名即或相同，相距却是辽远。广济的曾用名“永宁”，若发觉因与另两县同名而更名，则以后不会出现新的永宁县名了罢？不是如此。过不了几百年，到了公元1414年，明成祖永东十二年，因修十三陵，于延庆地区又立了个县名为“永宁”县名者，在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时因为统治最高当局觉得有名“永宁”的必要性时，就顾不及有无同名县的存在了。又拿江南的寻阳县为例：到了五代十国时，因“是南唐道德教化之地”，更名德化，与福建德化就同了名。寻阳更名“德化”县后，与福建德化同名了几百年，到了1914年，民国三年，似乎才“发现”，也以“与福建的德化同名”故，“改名为九江县”。其实江西省德化县更名为“九江市”，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划九江县城关命名为“浔阳镇，为特种甲级镇”的历史底蕴决不止是因为与“德化同名”的缘故。这些，执史者假口“述而不作”，避而不谈。说穿了，是敷衍塞责之词。因为“一入言传，便失精义”（六祖惠能语），下笔简略些，看不懂请你自己慢慢“领悟”，免得挨人指点，还落个学问造诣深的好名声呢，岂不妙哉。其结果便是用了文字，却遗留下一连串疑惑，教后人为难！变相地说，治史的人，就是故意留下些历史迷惑，作为后人感受兴趣的题目才过瘾似的。当然，述建置史时，有同名处要作交待，但不能作更名的必要条件述之。

狼牙山

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6
第一，《志》云“因与河南永宁县和江南东道永宁县同名”，才改名。查语出《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元年九 ...

第二，《志》云“取佛教语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改名广济县”，又是“述而不作”，泼墨给阅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论中国由分封制改立郡县，初取名时多与其地的历史有特殊因缘，沿此思路寻思之必有所获。的确，到了县级名称的更改，则必赋予国运，或历史某一事件有特殊联系。建国后第一轮修志时说不明白，不能错怪执笔诸君；因为当时或因资料不足，取读古籍有实际困难，或心有余悸，不便畅所书之。到了第二轮修志，国家赋予重望，财政专门拨款，尤其是思想再无禁锢，比以前修志时的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加上工具现代化，通过电脑工具，连俯身弯腰都不必，点“鼠标”拾取即是。如果有了条件却仍不有所深入，作有所前进的努力，对于过去囿于历史环境造成的不足予以补充，恐怕就大负众望了。
广济县是佛教禅宗四祖司马道信降生地，其父亲司马申是北周大象元年更名“永宁县”后的首任县令，广济县自古庙宇多，佛教盛行。这一社会背景，《志》书其它章书作了叙述，自不必重复。但是，为什么到了公元742年，也就是大唐玄宗天宝元年，就发生了更改永宁县名为“广济县”的需要呢？这就与李隆基以恢复“李唐”天下为己任，经由宫廷政变上台，并先禁佛教后大兴佛教相关了。简述之：佛教禅宗四祖的功劳，在于将印度禅宗改造成禅农并作的中国式禅宗。武则天登位，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被奉请成了中国首位女皇帝时的国师，显扬一时。而以衣钵相传的六祖惠能，止于玄宗登位那年（公元712年）圆寂为止，都只能隐于山林以求“静修”。公元712年李隆基登位，支持李隆基上台的太平公主被赐死，武则天余党尽诛，故以年号“开元”志“李唐”重新登台开创新纪元之意。唐皇玄宗李隆基登位后，对于佛教，先是深恶痛绝，决心“沙汰僧尼，罢黜佛教”，使佛教受到很大打击。后来为了“教化”，觉得还是不能没有佛教，于是佛教又迅速兴起。过程是：玄宗起用的主政宰相宋璟（663－737），曾在广州作过都督，知惠能在韶州时曾婉拒武则天奉请之事，也知道北宗牵连到武则天，因而站在南宗一边。他当然会奏对玄宗，对于佛教有所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宋璟与笃信佛教的诗人王维时为右丞，与惠能徒弟中的小弟子神会都有私交，借名法海所录著《六祖法宝坛经》，实际就是神会执笔所写。于是，先于开元二十年（732年）让神会于荷泽寺开“无遮大会”，辩倒神秀弟子崇远、普寂，立南宗正统地位。在后由神会弟子孤独沛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整理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文，总结北南两宗“是非”。并由他俩带头，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迎迓神会主持京城的荷泽寺，宏扬南宗，打倒北宗。接着，又应神会之请王维以右丞身份撰写《六祖（惠）能禅师碑铭》，以肯定惠能为禅宗“六祖”身份的形式，支持“兴南宗，倒北宗”教派大争，从而使禅宗几乎取代了佛教所有宗派，到了“禅学”即 “佛学”的同义词的地步。神会后来被尊为“禅宗七祖”。到高潮时，皇帝李隆基亲自参加抄写《金刚经》文。由于玄宗的提倡，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公元742年，是惠能圆寂三十年（虚年），也是玄宗登基三十年之际，于是改元天宝，以表示“李唐天下”大定，物华天宝；同时撷佛教用语“法力广大，普济众生”炼出“广济”两字，作为敕封四祖降生地“佛国”永宁的新县名，以酬答禅宗佛教对于李唐天下恢复和巩固所作的贡献。这便是广济县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