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日中危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派神

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无疑是日中两国在四十年前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记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也曾亲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点半，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海龙大厦。不一会儿，在组织者的带领下，高举“反对日本篡改历史”、“钓鱼岛是中国的”横幅的抗议人群就开始一起大喊抗议日本的口号。

记得当时，让20岁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货“的人们却兴高采烈地用日本数码相机拍照。这样古怪的现象让我心生很多疑问，那一次也是我认真思考“中日关系问题”的开始。

这一次，我没能前往游行现场，没到现场就没什么发言权。但我每天与在华日本记者、到游行现场观察的大学生联系，尽量了解情况，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密切观察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反日浪潮的。

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美国媒体每天都在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造成现状的背景是什么，以及美国领导人是如何调停日中冲突的。但刚刚访问了日本和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顶多也就是呼吁“两国应该冷静下来，对话解决纷争”，对于两国危机如进一步升级后的情况，则没有表明立场。美国媒体也顶多是观望（wait and see），美国民众，包括哈佛大学的学生，也几乎根本不关心这件有可能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件。

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学了9年的中国，也不在出生长大的日本，而在中日两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绕不过的美国。既然如此，我就从第三眼的视角审视一下当前的危机，试着探究一下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背景，以及接下来争执双方该做的和不该做的。

我认为，沟通不畅，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一个原因。

今年4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东京都来购买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这是后来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购买该岛的直接成因。基本可以断定，倘若没有石原讲话，野田佳彦也不会决定此刻购岛。

“国有化”三个字激怒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也没真正弄明白什么叫“国有化”。说“无法接受”，是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一举措简直是对中国领土的公开挑战，甚至是侵略。而说“没弄明白”，是因为这其实是日本国内所走的一个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断是，与其由东京都来购买，不如由国家来管理，把岛国有化以后，其实什么也不会做，维持现状，这样有利于该岛的和平与稳定。如果岛由东京都买下，有关人士可能会对岛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而不顾日中关系大局，对一向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民主党政权来说，这会触碰国家利益的底线。因此，中央政府决定自己来买。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国有化”三个字，用得有些不恰当。既然购岛“为的是使得尖阁诸岛海域继续保持平稳”，其初衷是出于对日中关系、中国方面利益的重视，那么不如告诉外界：“由我们中央政府来好好面对，管理相关海域，并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使得它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这才是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时，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达成的原则性共识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达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观，而不是简单把日本国内措辞用于外交，我想，也不会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政府对此其实很清楚）无法接受，也没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当前危机的第二个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前夕，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日本外相园田直会谈。那是一场两国领导人最深入探讨如何处理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的会谈。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为了顺利进行建交谈判，双方有意没触碰这个问题，采取了实际上的“搁置”政策。而6年后的那一次，邓小平也沿袭了周恩来的做法，对园田外相说，“搁置吧，20年、30年......反正是日本实际控制的，先搁置再说。”

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两国为了推进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采取了搁置政策，这是事实，也是双方达成“战略默契”的结果。而就像邓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脑立场提及的，该岛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这也是事实。

打个比方。日俄之间存在纠纷的北方四岛，和日韩之间存在纠纷的竹岛/独岛，分别由俄罗斯和韩国实际控制，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使俄、韩两国总统分别“登岛”，日本人民虽然表示抗议，却也无可奈何。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爱国者知道尖阁诸岛/钓鱼岛是由日本来实际控制这一连中国领导人都承认的事实？倘若中国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一点，是否也会更加理性一些？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恐怕负有责任，就是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百姓。出于保护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只是反复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从一定程度上让民族主义情绪烧得更旺，在关键时刻，当然就没有退路了。打砸抢烧的老百姓中，很多可能对当年邓小平的决策一无所知，高举的反而是毛泽东画像。没有负好说明责任的政府，对愤怒的百姓说“要理性、依法表达爱国情绪”，显然缺乏说服力。

中日综合国力十分接近，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三个原因。

目前日本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东亚进入“两强”时代。基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国粹主义，一国国民对对方进行进攻性的权利诉求，采取扩张性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无法避免。在历史、领土、商业、贸易、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各种领域，两国的利益不停碰撞，矛盾不时激化在所难免。我们需要耐心。

最后，两国国内执政能力下降，是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这次危机90%以上的原因归结于内政。虽然日本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两国领导层的执政水准和权力基础在下降，却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购岛”宣言时，野田首相为何没能说服他“别买”，而不得不以“国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购岛欲望呢？如果首相的权力连地方首长都不如，又怎么搞外交呢？

在中国100多个城市发生人数上十万的反日游行，并出现打砸抢烧、自己人打自己人、义和团式的暴力场面，中国政府为什么没能好好控制局面、以威信和说服力疏导民众情绪呢？

上面四个原因，第三个是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第四个是两国内政问题，只好期待两国领导人的勇气和民间智慧。而第一、第二个原因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可以有所缓和和改进。

因此，我的建议是，两国政府都应当对国民做更通透、全面的事实交代，让民众基于事实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给外交斡旋创造空间。

一方面，始终坚持“领土问题不存在”说法的日本政府，必须向本国国民传达一个事实，即“对日本来说，领土问题不存在，但在外交上，与中国的分歧切实存在，政府正基于和平解决的精神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日本是个岛国，老百姓很内向，对国际问题不怎么关心，也不注重国际社会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边淳一撰写的《钝感力》值得欣赏，在日本也成为了畅销书，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要让日本国民明白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识，政府必须告知本国国民与中国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人民的中国政府，也必须向中国人民传达一个事实，即“钓鱼岛目前的确是由日本实际控制，这不可否认，但我们坚持主张钓鱼岛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政府将以和平解决的精神与日方保持紧密沟通。”

只有两国政府都能对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确交代，其外交谈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无退路，政府能够妥协的余地就变得越来越少，各方只好强硬，强硬与强硬之间不断碰撞，甚至有可能发生武力冲突。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段时间以来，可以说，日中双方政府与国民的各自判断，是基于不对称的信息做出的，传播是在不考虑对方体制和国情的前提下展开的。假如两国之间的沟通畅通一些，信息又是对称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难以根本性地避免，也可以控制为局部矛盾，而不至于爆发全面冲突。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9月20日

派神

致中国：离开之前想说的心里话

好久没有写中国字了。

这段时间，我有意与中文写作拉开了点距离。不为什么，只是直觉。

最困难的时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国老师劝我，“嘉一，你暂时什么也别做，从公众眼里消失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会成为更有力量的人。”

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劝告，就像无条件听妈妈的话似的。

于是，我决定集中做好两件事：跑步与等待。

现在，我看着一面镜子，我变黑了，皱纹多了，头发也少了，感觉很陌生。

现在，我写这些文字，不知该写什么，怎么写，从哪写，写到何去。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嘉一，你要振作起来，这是你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对你很重要。与你的第二个故乡——中国之间，要找到情感上的联系。无论如何，你是要写下去的，挫折使你成长，但不能停止，千万不要。因为，停止意味着结束。

中国让我明白了“我是谁”

现在回想起9年前的自己。

那时的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选择来到中国是偶然的，对自己的期待与不安并存，毫无战略。来到中国后相逢的、面对的、遭遇的，99.9%以上都是出乎意料的。我唯一始终清楚的两件事是：一，我是加藤嘉一，加藤是我的姓，嘉一则是父母给我的名字；二，我来到的地方叫中国，庞大的、复杂的、神奇的。

我后来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运用中文这门外语，写给中国的朋友们。我始终对中国这片土地，以及在这里生活的、可爱的、热情的主人翁们充满激情，是因为他们鼓舞着我；还有感恩，是因为这段经历救了我。

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

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

我来到中国，在写作的过程中，终于解开了从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困扰我的、最大的谜：我是谁？

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回答说，“我是日本人”，并说明一句，“我生于日本，将葬于日本。对于我是日本人的事实，我充满自豪。”

是中国以及在这块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使我清楚地看到我是谁，找到我的位置在哪里，灵魂在哪里。

我发表一个言论，往往导致误解比理解多的局面。但我从不觉得，这种局面对我来说意味着被动。

误解与误解之间的碰撞，才是我塑造自我认同的接点。

我爱日本，我也爱中国

这些年，回头想，我的工作时常被中国人误解。很多的时候，我说什么都没用，因为我是日本人。在中国，日本人永远不属于“外国人”，它是独立的、无法与他者分享的存在。我似乎没有什么解释的资格，只好退一步，“旁观”自己被质疑、否认、攻击的场景。

我从来没有回应过，我也有情绪，有时真的想反驳一下，但一直没有让自己任性。因为，“日本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有特殊的内涵。控制自己比改变他者容易很多。所以，我要忍耐，忍耐，再忍耐......

只有一次除外，我对“加藤嘉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大众舆论发表了一次声明，那是因为考虑到日中关系，我不能因我被误解而影响两国间关系的大局。

在中国奋斗了9年，这个时间其实不短。我有过青春吗？不知道，也没想过。但我也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

一个人，只有出国，才能爱国。

我爱日本与爱世界，甚至爱自己是不矛盾的。突然想到毛主席曾说过的一句格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始终是我最想采访的中国人，至少之一。

我一直有个深层次的误会，以为，爱是绝对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哲理，“爱是相对的”，并把此话献给那位我很信任的老师。她笑了，说，“你还是不懂。”

不少中国朋友曾经对我说，“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很遗憾，我不具备推翻这句话的武器，确实也无法用自己的嘴巴解释什么叫爱。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慢慢去体验，并追求。

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想大声告诉大家，我爱日本，同时，我也爱中国。请你们相信我这句话。

所以，我会坚持下去。

日本的复兴，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幸福，中国人的平安，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能够实现相互信任与尊重，携手撰写历史，正视现实，共创未来，而这其中有我微小的奉献，那么我会感到幸福。

相互理解是一种态度。

相互尊重是一种责任。

相互学习是一种高度。

这三句话，可以概括我这些年保持着一定距离观察日中关系感受到的一切。

我也想对两国政府与公民说：交流才是生产力。

别怕交流。目前日中关系常常遭遇麻烦与困境，是因为交流多了。交流增多造成摩擦的深化，但解决摩擦还是只有靠交流。需要的是耐心。我们只有一种选择，以交流报答交流。

我会跑下去，直到让这个世界能够相信我的存在。

希望中国能走自己的道路。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从未动摇过，以后也不变。

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北京精神、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大学扩招、核心利益…...

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多尝试一下，在不断的折腾中，中国这一古老文明是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即使现在这个过渡阶段难以让人民，甚至政府看到其位置在哪里，搞不清该忙什么，不该忙什么。

不过，时间总会替你判决。我只是想说，你不要被时间打败。

我想对中国，尤其对统治阶层说，请不要怕改革，更不要怕民主。改革不是万能药，但若不改，您宝贵的财产和幸福总会被历史拿走的。民主嘛，只是使得生活的点点滴滴变得公正一些、透明一些、人性化一些，仅此而已。

我不确定改革一定能促使中国走得更远，我也不认为民主一定能让中国人变得更幸福。我只是认为，值得尝试一下，折腾的过程使得整个世界更加丰富而有趣。

以邓小平先生提倡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从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这些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也始终落实邓小平的思路，这是没错的。

接下来，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无疑是政治上的改革。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它不一定是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化进程。我曾也提及过，“后主义”时代已经来到。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盲目地从“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自由主义 vs 专制主义”等二元对立的角度评判体制的优劣程度与实质。

深信，读到这里，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一定会表示高兴与欣慰。中国的领导人当然希望别人认为“中国不是异类”、“体制的属性不重要”，这样才能够证明当前中国体制的合理性。我要说明的，不是中国可以停留在目前所谓的“体制优势”上（我认为，最近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位置被抬高，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优秀，只是近年以来，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现实表现实在太差，未来前景实在太糟），而是说，在整个国际社会都正在重新寻找“什么样的制度是适合当前的人类去发展的”，抑或“什么样的价值观是适合当前的人类去幸福的”的大环境下，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参与重新制定规则的时代。

至于中国的政府做得怎么样，中国的人民说得怎么样，这其实不是中国人自己判断的。外国人也好，国际社会也好，会自然而然判断那些声音的正当性。

该留下的一定留下，该被淘汰的一定被淘汰。

这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吗？

相信，对此，中国人是最清楚的。

因为，它才是历史重演的前锋。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9年的日本人，我由衷希望见证中国的存在与折腾使得这个时代更加有趣，这个世界更加丰富，而我自己得以参与其中。这才是我目前找到的，我与中国之间的情感联系。

我要以自己的行动去证明的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我与中国是绝配的。

我将离开中国，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美国。

我不是为了抛弃中国而奔赴美国，而是为了深化我与中国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参与中国。为此，我务必暂时拉开一点距离，从太平洋对岸瞭望中国，远距离观察中国走向何方。我始终认为，在我的事业生涯当中，自己对中国的观察与解释能否准确、客观，将取决于距离感。我要保持有距离的关怀。

我接下来要做到的是，延续我在中国9年的奋斗，向国际社会，尤其向西方主流社会传播真实的中国和勇敢的中国人的形象。

因为，我是日本人，而不是“外国人”。我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始终抱着当事者的意识去关心、思考、以及表达。

时代赋予我的使命，我抱着应有的自觉。

但愿，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更加温柔而坚定的加藤嘉一。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再会。

                                                             2012年7月24日 写于上海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