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英淘——（这样的技术文章，看得的确是过瘾！）

三声

凝望英淘
韩德强

2012-3-31



       我听到邓英淘的大名，是在11年以前。那时我的第一本书《碰撞》刚刚出版，王小强热情邀请我到税务杂志社去介绍观点，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忧国忧民之士。王小强自嘲说，邓英淘、崔鹤鸣、王小强，他们是“三老汉战斗队”。我听了肃然起敬。“战斗队”，这是文革时期一些小造反派组织的自我称呼。“三老汉”，其实并不老，那时都在50岁上下，只不过不迎合主流，被逆向淘汰，被边缘化了，所以才成“老汉”。“三老汉战斗队”，名称里透着不合流俗、光荣孤立的姿态，透着为民请命、傲视权贵的铮铮铁骨。从此，我就烙下了邓英淘的大名。

       遗憾的是，直到前天早上邓英淘去世，我还一直没有见到过邓英淘。两周前，一些朋友在京聚会，热议邓英淘的新书和病情，我也出差在外，未能到会。这11年来，不断读到邓英淘的调研行程及调研记录，拜读邓英淘和王小强的大作，但却一直没有动心思去见一见英淘。或许是受了钱钟书的“母鸡下蛋”故事的影响，或许是受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传统影响，或许是受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心结影响，总以为有机会在某个场合自然见面，不必专程拜访。却不料，未曾谋面，竟成永诀！

       于是，只能凝望英淘！

       改革开放，至今已铸成大错。本来是受四项基本原则约束的改革开放，后来如脱缰野马，不再问姓资姓社，一路向着两极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深渊狂奔。但是，当初的确有许多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地献身改革开放大业，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左大培、高梁、顾秀林等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告别会现场，我问高梁，为什么邓英淘会英年早逝？高梁说：“太拼命了！就像一根蜡烛，拼命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能不出问题吗？”我想，是的。其实，高梁也是。这些人都是。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特别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激情在斗争中燃烧，智慧在斗争中生长，特别有改造世界的情怀，特别有牺牲精神。尽管后来时代潮流发生了巨变，许多人也开始下海逐浪以致唯利是图，但还是有像邓英淘这样的一大批青年人忧国忧民，探求大本大源，追问大是大非，力图为中国寻求长久发展大计。可以说，正是体制内外无数邓英淘式的人物，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理想、秉持道义，才使贪污腐败的势头只能以正反馈的方式逐渐积累力量，直至2000年以后才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

       邓英淘在八十年代就提出，（1）经济体制改革、（2）发展方式选择和（3）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体问题”，必须统筹考虑，找到“综合解”。当时，学术界的青年才俊们都热衷于逆向种族主义，热衷于从各学科、各层次全面否定、嘲讽中国社会的一切，否定长城、否定黄河、否定围墙，否定中医和传统文化，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邓英淘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独立地思考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寻找“三体问题”的“综合解”，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要知道，这才是中国的“顶层设计”！英淘何人？在世俗者眼中，一个普通的研究员而已，顶多有一个高干子弟的身份。凭什么去思考这些天大的问题？就凭“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而深刻的激情！这份激情来自谭嗣同，来自孙中山，来自井冈山，来自延安，也来自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

和英淘相比，“总设计师”相形见绌。总设计师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环境、资源、人口问题，次则考虑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再则考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然而，这位“总设计师”只不过当初是跟着毛泽东走，这回是跟着美国走。美国的现代化靠石化资源，中国也靠石化资源；美国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中国也“先污染、后治理”。资源不够怎么办？“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怎么办？倒向美国，“当一段孙子”。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向美国学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这样的总设计师真轻松，但不一定负责任。邓英淘还真适合当总设计师，因为他特别擅于算大账：10亿人民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需要多少石油、天然气、煤炭？世界油气资源都在美国军事基地的覆盖之下，美国不给怎么办？一算吓一跳：1980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煤，美国人均11吨。就按人均5吨算，假设世界各国都要现代化，而世界人口达到70亿，则每年需要消耗350亿吨标煤，能持续几年？会产生多大的环境污染？明摆着，中国不能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怎么办？经过多年寻访、考察、调研，邓英淘找到了办法：种草+调水！

先说种草。邓英淘提出，种草就是种能源。中国有大约60亿亩草场，每年产干草3亿吨。如果搞10%的人工草场，即6亿亩，种中国象草，亩产2吨干草，就有12亿吨干草。如果种非洲钜菌草，多年生，草高4-5米，亩产干草可达5吨，就有30亿吨干草。每吨干草的价值和粮食接近，既可以当饲料，又可以转化提炼为天然气。这30亿吨干草就足可以满足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能源需要。理论上说，种草意味着用可再生的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能源。这样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能源问题。

如此高产的草场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而这些草场又多数分布在北方缺水地区。水源怎么办？邓英淘又找到了办法：“风水互济，西部调水”。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平原只有100万平方公里。西北和华北干旱沙漠地区因为缺水，沙进人退，沙漠化日益严重。如果能将西南地区三条出境大江，即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的水调至西北和华北，则西北和华北的干旱和沙漠地区就能够变成良田。这就是郭开的大西线调水方案。但此方案有一个难题无法解决，如果希望水能够自流到西北和华北，则必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取水，调水量就不多。如果在海拔较低的地方取水，则必须建高坝提水。且不说建设和维护高坝的难度，就提水一项，能源何来？所以，郭开的大西线调水方案始终停留在想象中。

但是，2007年，邓英淘了解到中国风电技术的重大突破，产生灵感：风电提水，西部调水。中国风电技术有一项重大突破，即垂直轴风力发电技术，任何方向的风能都能充分利用，使风场利用率一下提升了5倍。而且，由于应力降低，材料费用也降低，整机造价还大大降低，发电成本可降低到火电水平。如果用风力发电技术来提水，不需要并网、输电和管理费用，实际的电力成本还可以更低。横断山脉，风谷林立。一平方公里摆上4、5台2500千瓦的垂直轴发电机，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提水。风大，提水量大；风小，提水量小。哪里方便就在哪里提水，不需要建一个高坝。无数个调水点通过无数渠道向西北和华北调水，设计和施工可以试探渐进，建设和维护成本极大降低，也不怕导弹袭击或地震，就可以实现西部调水。

三声

西部调水方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种草，还在于将西北和华北的干旱、半干旱土地甚至沙漠变成良田、森林或草场，造就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可利用平原。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无法对外侵略扩张，也没有印第安人可供掠夺杀戮，只能开发自己的内部潜力。以中国年财政收入十几万亿衡量，如果西部调水的成本仅仅一万亿左右，却可以再造一个中国，无疑是以极低廉价的成本给子孙后代开辟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仅凭“种草+调水”这两项主张，邓英淘就立下了不朽的功业，可以进入中华民族的“封神榜”了。但这还只是他的“三体问题”的其中一体：发展方式选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邓英淘也有别开生面的见解。他认为，“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广义地说，只有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组织都只是这三种机制的不同组合，正如五光十色都只是三原色的不同组合一样。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突出了科层机制。后来，发现科层机制虽然可以实现大规模扩张，但容易官僚化。于是，就动了市场机制的念头。然而，市场机制虽然灵活，却容易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殊不知，人类还有第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是互惠机制。各原始部落内部即是。各家庭内部即是。以往，生产小队内部，亦有强烈的互惠机制。如今，华西村、南街村内部都属于强烈的互惠机制。互惠机制的好处不言而喻，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全球范围的互惠机制。问题是，互惠机制的要害就在于范围不能过大。范围一大，人与人之间相互不认识了，相互交往历史也记不清楚了，就需要思想统一的科层机制和各自争利的市场机制。问题是，市场机制具有自我扩张的正反馈特性。它不停地瓦解互惠机制，也使科层机制腐败化，以至市场至上。不但国家趋于解体，甚至家族、家庭也趋势解体，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冷冰冰的金钱交易。人被原子化了，彻底自由了，但生活也彻底失去了意义。

       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市场至上，金钱至上，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中国共产党曾经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一个科层机制加互惠机制的高度凝聚的共同体，如今自身信仰丧失，交易盛行，以致官商勾结，腐败堕落。

       怎么办？邓英淘提出的办法是重建党内的互惠机制，朝此方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

       所谓坚持名分，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红旗不倒”。党内如此现状，使无数人灰心丧气，失去希望。失去希望者提出，这样的党还要它干什么？极右的人说，拆了算了，搞多党政治。极左的人说，毁了算了，重新建党。邓英淘说，也不能拆，也不能毁，要坚持名分，使党逐渐恢复活力。怎样恢复活力呢？不是依靠新的毛泽东，不是出新的伟大思想，而是将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互惠机制，从互惠机制中自动形成各个层次的带头人。

       怎样互惠法？首先是赋权，赋予广大党员以发言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切实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为什么给党员赋权，而不给全体人民赋权？邓英淘说，那是因为党员都镰刀斧头下宣过誓，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意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现在，大多数党员都做不到。但是，可以给一个选择，还愿不愿意重申入党誓词？愿意的，重新登记入党。不愿意的，自愿离党。然后，赋权、授责，使广大党员能够切实履行起发言权、监督权和决策权，从而保障党的基础的巩固。这就叫“员主固基”。

       期限责任，是指各级领导的任职期限制。其要害是废除终身制。这一点，邓英淘认为已经做到，只需要进一步完善即可，例如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退职人员的余热。

       系权制衡，是指借鉴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承认党内有派，使各派相互制衡。邓英淘介绍了一本书：《自民党战国史》。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邓英淘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党内的各派公开化，并使之相互制衡呢？日本自民党有三派，“党的总裁出任政府首相，负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总务会长负责党务，政调会长负责方向路线的研究和把握。三个关键性的岗位，分别由党内左右右三派领袖担任。有了执政‘期限责任’的基础，党内有派，三权分立，可以实现有效的权力制衡。”

       什么叫两体互动呢？一体是指共产党，另一体是指共产党以外的各团体。两体互动，指共产党与社会各团体的互动。邓英淘特别指出，要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农会真正代表农民利益。过去，总是说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但容易忽视工人农民的当前实际利益。今后，共产党仍然要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但让工会代表工人的当前实际利益，农会代表农民的当前实际利益，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形式的工农联盟。

这20字政改方针是邓英淘思想的精髓所在，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又使党内各派相互制衡、轮流政执；既要保障党员对党的主体地位，又要保障工人、农民对国家的主体地位；既要发挥一党执政的稳定性优势，又要使党外各团体有更充分的言论权和监督权。我相信，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会欣赏邓英淘的思考：不拘一格，大气磅礴。因为毛主席也一直希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三声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不容易达到。日本自民党之所以长期执政，还因为美国长期扶持自民党，因为自民党主动不去触碰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权力。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势必要挑战美国的国际霸权，至少要与美国的东亚战略发生冲突，那么美国也必然会利用中国党内的派系斗争来搞分裂活动，从而打破党内各派系权制衡的格局。不知道英淘生前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事实上，即使目前党内的派系斗争没有公开化、制度化，美国已经在充分利用这种派系斗争了。邓英淘这样真正有担当、有思想、有主张的好党员长期被边缘化，而那些亲美派、腐败派却步步高升，掌握银行、证券、外汇、投资公司的大权，甚至掌握更高层的政治大权，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我非常尊重英淘的探索，特别欣赏他的调水+种草的主张。但是，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有见过一面呢？我想，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在思想理念上有所区别。用西方人的看法，邓英淘是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个唯心主义者。用我自己的说法，与心与物的关系上，我更强调心的重要，邓英淘更强调物的重要。我们都认为，互惠机制很重要，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英淘会认为，互惠机制有范围限制，不易扩大。我认为，互惠机制的要害在于形成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如果这种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提炼、阐发和弘扬，则互惠机制的边界可以不断扩大，直至达到全球范围。英淘会认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互惠机制自动会产生雷锋、焦裕禄。我认为，自发的雷锋和焦裕禄固然可以有无数，但经不起风浪考验，更不易受生死考验，需要有中国传统儒、释、道的精华引领，方可心安理得，平静坦荡，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英淘会认为，英明领袖不可靠，可靠的是党内各派的相互制衡，可靠的是群众性力量。我认为，英明领袖的心路也具有可复制性。过去我们只讲向雷锋同志学习，不讲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其实，毛泽东的心路恰恰可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解释：为人民服务不是痛苦，不是牺牲，而是幸福，而是成就大我，直至无我。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实践中将精神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无论是万里长征还是抗美援朝，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鞍钢宪法，都是“精神变物质”的奇迹。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在理论上过于强调物质因素，而忽视精神的巨大能动性。无论是批判大锅饭养懒汉，还是强调生产力决定论、产权清晰，倡导市场机制，都是过于强调物质利益，而导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当然，这种区别也有好处。如果都像我这样去强调精神的作用，英淘可能就不会那么重视调研、实践，不会提出种草+调水的大思路了。反之，如果都像英淘那样去强调物质的作用，就可能落到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逐渐迷信制度，迷信分权制衡。

       心与物的关系太重要了。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唯物或唯心，都会犯下极大的错误。中国近现代史上，常常走极端，就是因为放弃了东方思维，采用了西方思维，不是唯心就是唯物，结果，就在两个极端之间跳动，造成社会生活的大起大落。东方思维则主张，心与物不可分离。物为心的基础，心为物的主导；物为阴，心为阳，阴阳和合，万物生长。对于我来说，应该更多地向英淘学习物的方面，重视发现和寻找为大多数人现代化而服务的技术，还要重视社会生活相对静止的一面，从而重视政治力量平衡和制度设计。当然，我仍然会强调心对物的主导作用，强调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相互联系的一面。

       在理论研究上，英淘更重视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但他自身却是有崇高精神境界的。英淘生得其所，在一个逐渐堕落的社会中保持了高洁的品质，发挥了自身的才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如果英淘仕途顺利，他的才华反而可能会被淹没。但英淘死不得其时。60岁，正当人生智慧的高峰时期，正当国家危难，人民涣散，外部挑战日益逼近之时，英淘撒手人寰，岂不令人痛彻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