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事件是一面镜子（转自四月青年最新文章）

三声

重庆事件是一面镜子　　


萧  甫

目  次


一、重庆模式是科学发展的典范


1、重庆模式诞生的背景
2、重庆模式的实践
1）以共同富裕为旗帜，以科学发展为动力
2）新型的打黑除恶
3）掀起“唱读讲传”的群众活动
4）建设“五个重庆”
5）“三进三同”
3、重庆模式的启示


二、重庆事件是一面镜子


1、重庆事件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结果
1）外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2）维护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与私有化的斗争
3）“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斗争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2、重庆事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
3、重庆事件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三、结语



    近些天关于重庆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们自然会对这次事件得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和结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从来都是取决于合乎实际的客观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　　

　 　

一、重庆模式是科学发展的典范


    重庆事件以来，有人说“重庆终于在文革的路上刹住了车”，有人说“重庆模式失败了”，正确的认识重庆模式才能正确的认识重庆事件，对重庆模式作出怎样的评价关乎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乎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运，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命运。　　


1、重庆模式诞生的背景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雷曼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危机不但涉及金融领域，更是席卷了生产、流通各个部门。实质上，这仍然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仅2008年1—10月日本和美国股市的跌幅达到35%—45%，美国股市缩水6万亿美元，日本股市缩水2万亿美元，欧洲、新兴市场和金融机构包括在内，全球金融资产损失达27万亿美元。一时间西方的政客们被搞得焦头烂额，资本家们惶惶不可终日，工人失业率屡创新高，社会矛盾激化，两极分化严重，资本主义世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主导西方经济几十年的以私有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遭到彻底的破产，左翼复兴的运动风起云涌。2011年，愤怒的美国人民占领了华尔街，声称“是99%与1%的较量”这是重庆模式诞生的国际背景。　　

　 　

    中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分门别类，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种矛盾：第一，城乡矛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中国又回到了以前那种“一家一户”式单干，较之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一种明显的退步，致使城乡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拉大的趋势，三农问题突出；第二，地区矛盾，三十年多年前小平同志曾号召一部分东部沿海城市先富起来，他们依靠国家政策和优越的地理条件走在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前列，但中部、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第三，经济与社会矛盾，在“市场万能论”的指引下，一部分本属于社会基本保障的领域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一些本来已经消灭了的丑恶现象，如吸毒、嫖娼、赌博又沉渣泛起，甚至成为某些地方的支柱产业。人们的道德素质不断贬值。第四，人与自然的矛盾，一些地方只顾及一时的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对自然进行过渡的开发和污染。正在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第五，内需与外需的矛盾，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盲目的扩大外汇储备和购买外国国债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中国替西方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买单。“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是重庆模式诞生的国内背景。　　

　 　

2、重庆模式的实践　　


    发展与危机并存境况再次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五大矛盾得不到有效的、及时的解决，或者解决的方法不得当，六十多年来发展的成果就会被葬送，相反，如果能够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则可以使发展风生水起、快马加鞭，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薄熙来同志的带领下，重庆近些年来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被人们称为“重庆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共同富裕为旗帜，以科学发展为动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他所说的“痛苦的道路”指的就是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则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改革观的斗争，一种改革观认为只有在中国进行一场彻底进行市场化改革，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波及到上层建筑，这样改革的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改革反映了少数富人的利益。另一种改革观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通过改革来不断的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改革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像薄熙来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这是区别于西方的道路，是中国人要走而且能走出来的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为大多数人着想，就是共同富裕。”（《重庆晚报》，2011年10月28日）旗帜的问题至关重要，只有举起了旗帜，才能使人有方向感，不至于迷失甚至走上歪路，重庆以共同富裕为旗帜，就是表明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使发展成果为大多数人共享。明确了发展的方向，怎样发展就不可避免的提了出来，究竟是片面的发展经济，还是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究竟是粗放的发展，还是科学的发展？究竟是依靠私有经济为主体，还是依靠公有经济为主体？重庆审时度势，作出科学规划，薄熙来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重庆商报》，2011年7月19日）他还认为：既要重视经济建设，也要重视人文社科事业，而且要早规划，早动手，以整合思想资源，推进重庆全面协调发展。（《重庆日报》，2008年9月27日）总之，重庆的发展摒弃了以往那种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影响的做法，在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发展，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2）新型的打黑除恶　　

        2009年初，在重庆市委、市府的统一领导下，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直接主持下，重庆市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黑除恶运动。在这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共3万名警员出动，7000人参与；成立了232个专案组；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24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截至2010年1月，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193人，冻结、扣押、查封涉案资产21.746亿元。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黑人员565人，提起公诉涉黑案件31件534人。权倾一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文强、彭长健、陈洪刚、赵文锐等一大批官员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一举动得到了重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欢迎。为什么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和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呢？不但是重拳出击打掉了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更重要的就是发动了群众，把打黑与反腐败及打击保护伞相结合，把打黑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变以往的“扬汤止沸”为“釜底抽薪”，这既是一场打黑运动，又是一场干部整风运动。　　


3）掀起“唱读讲传”的群众活动　　

    在铁腕打击黑势力的同时，在重庆还掀起了一场“唱读讲传”的群众活动，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被束之高阁，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一系列的优良传统被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所替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大行其道，人们的道德素质极大的退步。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是一件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一时间，重庆成为了群众向往的红色城市。薄熙来总结说：“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就是帮助大家吸取文化精华，醒脑益智，提高生命的质量。‘唱读讲传’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干部群众普遍欢迎，踊跃参与。每一支红歌背后，都有一段厚重的革命史实，其久唱不衰，就因其思想的光辉和艺术的成熟；读经典，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多地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提高生命质量，提高读书效果，更有效地滋养生命，有如服用多种维生素，每日一粒亦可养身；故事教化功能强，很多人生的道理往往体现在通俗易懂的情节里；格言、警句往往影响人的一生，一个人的头脑里需要有几十句箴言常常来鞭策自己，规范自己，这也关系到下一代的精神走向。” （《重庆日报》，2009年6月23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唱读讲传”，不但有利于抵制消极思想的侵蚀，更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引导一种健康的、科学的社会风气，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好体现。　　

三声

4）建设“五个重庆”　　

        2008年7月，重庆市委、市府提出了建设“五个重庆”的构想，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这是重庆高举共富旗帜，坚持民生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五个重庆互为依托，彼此促进。　　


   “宜居重庆”，“宜居重庆”最重要就是住房问题和改善居住环境。薄熙来说：“建设‘宜居重庆’，要特别关注中低收入群众的居住需求，让广大老百姓都有房子住，而且质量较好，能买得起。”（《薄熙来：打造“宜居重庆” 让老百姓住得起、住得好》，人民网，2009年4月26日）2010年6月重庆市委召开的三届七次全委会上出台的“民生十条”首先提出：“建设3000万平方米、60万套公租房，配合其他措施，力争解 决占城镇人口30%的中低收入群众住房难问题。”截止2011年底，重庆已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成功配租11万套。（《重庆日报》，2012年1月9日）　　


    “畅通重庆”，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又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畅通重庆” 以解决主城拥堵为重点，以构建骨干交通网络为基础，陆运、水运、空运并举，规划、建设、管理并重。　　


    “森林重庆”，这是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项重要决策，是利及子孙万代的一件大事。长时期以来，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一些地区只为一时的经济发展，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发展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做法。自“森林重庆”提出以来，重庆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得到了牢固的树立。截止到2010年底，重庆全辖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5%以上，绿化覆盖率37%以上，公路、铁路、水系绿化率80%以上，截止到2011年底，重庆已完成森林工程建设任务1808万亩。薄熙来说：“树栽得越多，生活环境就越好，城市就越有吸引力。一定要多种树、种大树、种好树。……10年种出100年的树，那重庆才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城”，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尽享环境之美！”（《薄熙来：明年重庆会发展的更好》，中广网，2009年12月24日）　　


    “平安重庆”，为了打造“平安重庆”，重庆市委、市府先后开展了打黑专项斗争，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实施交通安全“生命工程”，首创交巡警一体化，推进信访、司法公正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群众称赞的长效机制。薄熙来说：“平安重庆建设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有责”、“一定要居安思危，综合施治，夯实我市安全基础，给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这就是我们全面开展‘平安重庆’建设的目的。” （《重庆日报》，2009年4月1日）　　


    “健康重庆”，这是对以人为本最好的注脚。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某个领导人拿来招摇过市、演戏作秀的招牌。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并且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发展。健康一方面是指人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另一方面是指人的精神，积极开展食品、药品监管和“唱读讲传”的群众活动就是“健康重庆”的两翼。　　


5）“三进三同”　　

    “三进三同”即：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深入到农村一线、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住在农民家中。如果说前面都是扎扎实实的民生工程，那么“三进三同”就是干部的培训工程。毛泽东同志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把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当成了“左“的东西大加鞭挞，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党和群众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今天重庆把重新拾起了这些优良传统并大力推广，收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人高兴的说：“共产党又回来了！”自重庆2008年启动十万市级机关干部“大下访”到2011年6月，共接待群众476.6万人次，走访群众4622万户次，覆盖97.8%的城乡居民户，撰写民情日志4168页，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366.4万件，帮助解决308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5%。截至2011年3月份，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8603万元；清理超标公车6327辆；4.6万名领导干部填报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其中1252人申报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纠正违规违纪问题255件。媒体评论说：“从两年的实践来看，近30万人次的机关干部俯下身子，用脚步丈量民情，让430多万基层群众受益。”（《重庆日报》，2011年6月6日）　　


3、重庆模式的启示　　


    近年来重庆的发展备受各方面的瞩目，上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到普通群众，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亲莅重庆参观考察，对重庆模式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基层群众更是无限向往和支持。近几日微博发起的一项关于重庆模式的投票支持率高达86%，这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认为，从重庆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有益的经验：　　


    第一，必须把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任何改革都不能超出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只有这样，国家的领导权才能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国家的发展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二，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样才能居安思危，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有所警惕，有所准备。　　


    第三，发展必须统筹兼顾，统筹城乡的发展，统筹地区的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　　


    第四，必须毫不动摇的壮大公有制经济。坚决反对重要领域和要害部门的私有化。　　


    第五，任何发展必须坚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正像薄熙来提出的那样，决不能整天围着富人转，而疏远了群众。　　


    第六，必须走“民生导向，缩差共富”的道路，重庆的“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是一个样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巩固执政之基。　　


    第七，必须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及时吸纳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进步分子，及时清理丧失理想的退化变质分子和叛徒。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6日

三声

二、重庆事件是一面镜子　　

　　

　        2012年3月15日　，新华社播发了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的消息。一时间，全世界目光聚集到了中国西南部的这个直辖市，不仅人民群众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集中的讨论这个问题。重庆事件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国现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反映了新生事物发展必然要遭到旧势力的阻挠，同时它又是一面照妖镜，各种势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这面镜子前做出了充分的表演。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已经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展示的一清二楚了。　　


1、重庆事件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结果　　


    重庆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近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的，我国始终存在这资本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两种方向的争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我们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得出：走资本主义，于国家、于人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其结果只能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富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则可以使绝大部分人达到共同富裕，避免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悲惨下场。究竟发展的成果由少数人所垄断还是由多数人共享，只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都会毫不犹豫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重庆市委、市府近年来的实践真正的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了实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通过所谓的“改革”（确切的说应该是掠夺）迅速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旦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对“重庆模式”进行恐吓和谩骂，甚至动用权力来扼杀重庆的改革。围绕重庆模式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具体体现在：1、外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2、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斗争；3、“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斗争；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1）外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合理地利用外资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同时他又提醒人们：“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在对待引进外资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和清醒的头脑：第一，合理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对于现代化建设是完全必要的；第二，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利用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不是本末倒置；第三，引进外资是有计划、有选择的，对于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东西我们应该坚决抵制；第四，引进外资的同时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与独立自主方针的关系，要防止我国的市场被外资所控制，决不能让外资“反客为主”。但是现实的发展和当初的设想却大相径庭。据报道，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外资角度再审视》，中评网，2006年9月4日）　　


    面对这种情况，重庆市委、市府积极掌握主动权，在对待外资的问题既不是一概排斥，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是患上“外资依赖症”，对其放任自流。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实践不仅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反而利用外资加速了中国的发展。　　


    第一，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重庆的天府可乐曾经占据中国饮料界的半壁江山，全盛时期拥有108个分厂，并且强势的打入了美国市场。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某些“改革派”的操纵下，与美国百事可乐进行了“联姻”，百事当时承诺合资以后，可以帮助天府可乐成为国际品牌。事实上百事将天府可乐的配方据为己有，从此，天府可乐从被雪藏到形同消亡再到债务缠身，变成了重庆市特困企业，2006年终于彻底被百事吃掉。面对外资企业的无赖行径，2008年天府可乐以“长期非法占有技术秘密、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将百事可乐告上法庭。2010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等属天府可乐集团公司所有，百事公司停止使用并返还配方及生产工艺等资料。重庆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民族品牌，拍案而起，义正词严的对损害民族利益的招商引资说“不”。　　


    重庆希尔顿酒店是英国希尔顿酒店集团旗下的一座五星级涉外酒店。在打黑运动中，该酒店认为自己有背景、有关系，仍旧我行我素，肆无忌惮，依然介绍、容留妇女卖淫，违法经营。面对警方的多次警告，该酒店非但不整改，而且对打黑除恶和公安机关依法管理颇有微词，甚至恶言诽谤。2011年5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董事长、总经理彭治民等32人“涉黑”案进行公开宣判。彭治民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晚报》，2011年5月5日）群众听到消息无不欢欣鼓舞。　　


    第二，外资为内资服务。长时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引资大都是加工贸易模式。有资料现显示：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贴牌生产，外商则要拿走92％的利润，中方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同样是招商引资，2008年，黄奇帆赴美国说服惠普公司落户重庆，与“加工模式”所不同的是，在引进惠普公司落户重庆之后，重庆方面就打造了“一区十园七基地”的笔记本电脑“垂直整合”配套体系及产业集群，2012年，IT产业成为了重庆第一支柱产业。2015年，“一区十园七基地”的配套产业体系将初步形成。届时，将完成总投资1000亿元，实现销售产值2000亿元以上，笔记本电脑本地配套化率达到70%以上。对此黄奇帆说：“如果重庆仅仅把过去在沿海地区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过来在重庆实施，那就毫无重大意义而言。但如果我们结合重庆的实际，做对全国有现实推广意义的大事，而这种事又是沿海地区过去二十年没有干过的，对今后二十年的中国有意义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大事。我们不是在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区)从未做过的事。”（《重庆市长黄奇帆访谈录》，经济参考报，2010年4月21日）　　


    第三，利用外资的同时注重劳动者的利益。提到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很容易使人想到2010年的那17连跳，令人谈之色变，不寒而栗。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积累所形容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这样的“血汗工厂”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随处可见，数不胜数，面对着所谓的外资企业的“军事化管理”、随意加班加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情，这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却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这里竟是中国法律的盲区！同样是引进富士康，重庆的做法却显得一枝独秀。在引进富士康的同时，重庆市政府统一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改变了富士康员工以往那种吃住都在厂区，没有半点人身自由的情况，变军事化管理为社会化管理。薄熙来把农民工看成一种“宝贵的财富”和“一支重要的力量”，与此同时，重庆大力推进户籍改革和公租房建设，为农民工进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第四，真正的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重庆提出的“一江两翼三洋”战略开辟了国际物流的新格局，通过布局“一江、两翼”三条国际通道，从而实现重庆通达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12345678”计划，就是高速铁路连接，1小时到成都、2小时到贵阳、3小时到西安、4小时到武汉、5小时到兰州、6小时到广州、7小时到北京、8小时到上海。真正实现了“引进来，走出去”。　　

三声

2）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斗争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顶梁柱，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做法，例如国企改革，显然是与宪法背道而驰的，他们散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奇谈怪论，藉此为突破口，打开了搞垮国企，发展私有经济的闸门。1997年，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体地位。2005年，我国内资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达到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至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在“国企改制”的大潮下，国营企业领导者与私有企业主相勾结，用把生产资料低价出售给私营企业主的方式，逐步搞垮国企，然而这些国营企业的领导者摇身一变，成为私企老板和股东，这种方法叫“管理层收购”，即通常所说的MBO。大量的国有资产付之东流，用“国之殇”来形容也不为过。


    重庆的国企改革也是走了这样一条路，据统计1995—2007年改制期间全市大中型企业几乎全部破产，涉及下岗职工、买断工龄职工、强制提前退休职工一共约120万人。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组建时，总量仅17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子、孙公司手中，全市国有经济领域呈现出一派“小、散、乱”的景象。为了振兴国有经济，重庆国资凭借八大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俗称“八大投”），强力整合土地等各类资源，以时间换空间，使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连年翻番，每年贡献市级财政上百亿元。截至2010年第一季度，重庆38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净资产超过2500亿元，负债率稳定在60%左右的合理范围，经营性国资总量由2003年的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6年时间里，重庆国资增长了6倍。重庆的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发展，广泛承担了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公租房建设，以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工商业海外并购平台等社会职责，成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得力助手。（引自《瞭望》，2010年第16期）国有企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私有企业无论如何也比拟不了的。　　


    以重庆机电集团为例，2004年这家重点国企资产负债率超过110%，仅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债务达25亿元，企业年度亏损上亿元。通过国资委旗下渝富集团的盘活，2009年就成功研发我国首台百万千瓦级核电上充泵，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收购英国精密技术集团公司，多项机床技术跻身世界一流水平；成立了与中石油联合组建的金融租赁公司。这是重庆国企振兴，从“百病缠身”到“峰回路转”的一个缩影。　　


    对此，薄熙来有一套深刻的见解：“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改革的成功。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本领更大一点，比资本主义的更优越。”（《瞭望》，2010年第16期）　　


    在维护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斗争中，重庆打了一个漂亮仗。　　


3）“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斗争　　

    “做蛋糕”和“分蛋糕”是发展和分配发展成果的一个形象说法。“做蛋糕”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做蛋糕”的落脚点终究是“分蛋糕”，两者切不可本末倒置，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羊城晚报》，2011年7月12日）而薄熙来认为：“要看长远，算总账，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重庆晚报》，2011年7月11日）“有人认为做大蛋糕才能分蛋糕，而我认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有积极性做大蛋糕。”（《薄熙来谈“分蛋糕”：“共同富裕”成重要执政理念》，中国经济网，2012年3月10日）在中国GDP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用大量资金去替美国“救市”，大企业家富可敌国的时候，仍然去强调“做蛋糕”似乎有些教条主义，事实上，一再强调“做蛋糕”不过是为少数人瓜分“蛋糕”的一个幌子罢了。


    　张宏良　教授对此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正是因为转变发展方式重新分配蛋糕引起了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国才出现了两种模式：一个是广东模式，即所谓做蛋糕的模式，其特征就是通过加强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剥削，维护现有的发展方式，……宁可把钱花在维稳上，也绝不把钱花在民生上；另外一个就是重庆模式，即所谓分蛋糕的模式，其特征就是加大穷人的蛋糕比例，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通过唱红打黑震慑住地方豪强，优化穷人生存环境，与其把钱花在维稳上，不如把钱花在民生上。如此一来，中国人民大众与极少数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当前便表现为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人民大众的希望、穷人的希望，寄托在重庆模式身上；精英集团的希望，富人的希望，寄托在广东模式身上。”（《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2011年7月23日）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红旗》，1967年第10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小平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在1979年3月做了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篇讲话把我党历来坚持的政治方面的原则概括为：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3年版，第165页）思想上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由于重庆高举“共同富裕”的旗帜，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在政治、文化领域得到了各界的一致肯定。重庆的实践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民生路线不仅不会拉经济发展的后腿，反而会更加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重庆模式对于那些热衷于搞自由化的人来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那个曾经打着“为富人说话”的招牌，大声疾呼“要实行多党制”、“要重评毛泽东”的　茅于轼　先生最近就赤膊上阵，充当批左先锋，要清算重庆模式；那个声称“共产党非法”的贺卫方在一封公开信中指责重庆模式是“时光倒流、文革重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维护一小部分的人的利益，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围绕着重庆模式的争论，集中体现了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三声

2、重庆事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次反扑　　

　　

　       2012年3月16日　，香港某报一篇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薄推动的重庆模式，正是要中断中国精英化进程，重新恢復到群眾路线，恢復中共与民眾的鱼水关係，而这正是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不客气地说，既得利益阶层拿着放大镜照重庆，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凡有损薄威望的事件，都会被小题大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特别是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日益形成了一些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这是产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源。在这时重庆举起共同富裕的旗帜，要求“分好蛋糕”势必会触犯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正像列宁所教导我们的那样：“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列宁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640页）如重庆在对外开放中勇于维护国家利益，对外资一视同仁，触犯了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利益；如“唱红打黑”有效的荡涤了重庆的污泥浊水，触犯了黑恶势力的利益，须知黑势力从来是权力和金钱的中介；如重庆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和发展，触犯了靠私有化一夜暴富的“改革家”们的利益；如重庆积极倡导“官员财产公示”，触犯了贪官污吏的利益；如重庆一再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大力推进公租房建设，触犯了大房地产商的利益；如重庆注重“分蛋糕”做到公平公正，触犯了一小部分以掠夺致富的“精英”的利益”……这些人掌握了中国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绝不会坐视人们“共同富裕”，也绝不会坐等自己日渐式微，而是要进行疯狂的反扑，扼杀掉新生的重庆模式。


   抹黑和谣言一直伴随着重庆模式的发展，如《重庆官方就唱红问题逐一答疑 否认花费2700多亿》（《重庆晨报》，　2011年7月11日　）、《茅于轼痛批重庆模式：没有财富生产 哪来财富分配》（南方报业网，　2012年3月26日　）、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的《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腾讯财经，　2012年3月26日　）“重庆数据联网直报涉造假”（搜狐财经，　2012年3月28日　）……鲁迅说的好：“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重庆事件发生后重庆本地所发生的改变值得注意：　　

　　

　 3月16日　，微博上一张摄于重庆人民广场的照片中的告示中写道：“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南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管理方表示要加强周围的管理；　　

　　

　3月17日　，市公安局大院里毛泽东诗词墙上的雄鹰被撤下、打黑资料和实物展览一夜之间被全部撤除；　　


一位到渝出差的记者住酒店时意外收到了特殊服务的广告，对方称“他下课了，再也不会来查了”；　　

　　

　3月21日　，重庆卫视《改革与开放》栏目工作人员透露，重庆卫视全新改版即将启动，改版后将会打造全新的大众文化娱乐节目，也会恢复商业广告播出；　　

　　

　3月23日　，市人大宣布免去了王立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重庆38区县检察长全部易人，“文强案”、“谢才萍案”、“李庄案”公诉人么宁被免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职务，被任命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3月25日　，《天天红歌会》调整为周播，名称改为《周末红歌汇》；


　3月26日　，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表示要“减少唱读讲传集中性舞台演出”；　　

　　

　3月27日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存根不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职务；　　

　　

　3月29日　，关海祥调任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全国的“大气候”。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文章，其中说：“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声称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仅在重庆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发改委就经过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说：“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行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3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对于铁路全年数以千亿左右的总投资规模来说，民营资本份额非常微小，制约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行业的制度因素仍未有明显改观。而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也是今年中国力图破除垄断的重点领域。”　　

　　

　    3月22日　，新出台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其中说：“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鼓励社会资本对部分公立医院进行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投入，以合资合作方式参与改制的不得改变非营利性质。到2015年，实现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分别达到医疗机构总数和服务总量的20%左右。”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20日的《中国金融》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其中说：“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道路还没有走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这一系列做法显然与去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五不搞”不符。重庆的经验雄辩的证明了对待国有企业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领导，国企创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与私企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国有企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光辉的前途。放任对私有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影响到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东欧的教训还殷鉴不远。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危机中已经破产了的新自由主义的阴魂却在社会主义中国占据主流？为什么身为“做蛋糕”的主体的人民群众不能分享蛋糕？为什么积极探索科学发展道路的重庆被要求“反思”，而那些平庸无能之辈却能高枕无忧？为什么有人一再违反胡锦涛总书记“不折腾”的指示，去乱折腾，瞎折腾？为什么有人一再违背温家宝总理关于“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讲话，不搞共同富裕，热衷于扩大两极分化？这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三声

3、重庆事件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5—356页）重庆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看到了欢呼者的得意忘形、看到了愤怒者的义愤填膺、看到了同情者的扼腕惋惜。重新战队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坚定信念者有之、幡然醒悟者有之，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重庆事件这面镜子前做了彻底表演，一切都显得那么泾渭分明，清晰可见。重庆事件擦了亮了人们的眼睛。回顾近代史，那拉氏、袁世凯通过戊戌政变这面镜子暴露了青面獠牙；蒋介石、汪精卫通过“四一二”、“七一五”这面镜子暴露了真实面目。一些人将名垂青史，一些人也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结语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从商鞅变法被旧贵族车裂处死到戊戌六君子血溅清统治者的断头台，从哥白尼葬身教会的火刑到拿破仑兵败逊位最终波旁王朝复辟，任凭利益集团势力再强大，也没有能够阻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我们相信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力量的是人民，而且只能是人民。让我们用薄熙来今年二月份的一封信的内容作为结束吧：　　


    “市委敬制了　鲁迅　先生的铜像，时时想到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格言。作为宣传工作者，就是要坚持真理，而且无所畏惧，旗帜鲜明！惟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正气！同志们责任重大，要好好学　习鲁迅　先生的为民情怀与刚正不阿的风骨！”（《重庆日报》，2012年2月8日）


                                                            2012.3.29

朵朵

“市委敬制了鲁迅先生的铜像，时时想到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格言。作为宣传工作者，就是要坚持真理，而且无所畏惧，旗帜鲜明！惟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正气！同志们责任重大，要好好学　习鲁迅　先生的为民情怀与刚正不阿的风骨！”

扶正祛邪，引导社会正气！

苏伟峰

一笑而过！

我是小郭

太长了  没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