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统帅余玠评传 长郡 史 纪 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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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宗坐论“胡”运，余 玠奏对良谋
      早于1234年初宋蒙联军消灭了残金政权之后，尽管由于南宋方面有心收复“三京”失地，派赵葵率军“北伐”出兵“入洛”，蒙宋关系紧张起来，但仍有使节往返应付。而暗地里，双方都磨刀霍霍，积极备战。史实证明，蒙庭早己要对南宋“躬行天讨”。（《元史》卷119《塔思传》）
      1235年春，蒙军即分兵两路攻宋。一路是由太宗窝阁台三皇子阔出带兵由淮河而下，直侵淮东；另一路由由二皇子阁端领征金政权时的总帅完颜仲德苦心经营，藉之“以图巴蜀”的后方基地“秦、巩”（天水和陇西）。金亡后，汪古族人汪世显交结蜀边十八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号称50万人的“征蜀大军”，于1234年陷“蜀口”沔州（略阳），1236年八月占“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的战略要地汉中，九月于强宁县西北的平阳关一战，竟全歼宋军主力曹友闻部。汪世显此际说：“吾己撤蜀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 1236年秋，阔端乘机大举侵蜀，汪世显与宗王穆直、先锋按竺尔合力攻打成都，10月19日（九月十九日壬申日）陷成都。不足四十天，下全蜀54州，制置使丁黼遇难。1237年6月，蒙军都元帅塔海绀卜（绀卜：西夏语“大臣”音译）自金州翻过大巴山入蜀时己“如入无人之境矣”。1239年秋，蒙军从万州（万县）突过长江，企图掠施州以进湖湘，为名将孟珙堵于归州（秭归）击败而归。1240年孟珙任四川宣谕使（-1242年）。1241年春，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复立其城，部将田世显“挈成都归附元蒙”，陈隆之被掳，不屈被杀于汉州。1242年春，蒙将也可那颜自商州、房州入蜀，攻
打泸州，全国震动。
      由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蒙军俘虏不屈被杀，其部将田世显挈成都归附蒙古，川西失20余城。同时京西、淮西相继残破报警，全国振动。南宋朝庭在主政者李宗勉（？-1241年）、游似（？-1252年）两人累请下，朝庭展开了“战与和”的大讨论，强烈要求理宗“移畏虏而畏天，易信和而信守”。值蒙古窝阔台汗驾崩，六皇后脱列哥娜（乃马真氏）称制，内部各种势力纷争混乱。理宗审时度势，明确表示：易和为守，“当为必守之规”。
      1242年五月，赵葵擢升同知枢密院事入临安。余 玠奉命入朝奏对，面谒理宗。回理宗问时，除了表示抗蒙决心，提出了治蜀初步方略外，还提出反对浮夸虚妄，要求文武同重并用的主张。理宗表示，余 玠是可以独挡一面的人才，“卿宜少留，当有擢用”，并诏颁侍从、台谏“各举文武大小之臣，庶使务当其用”。六月，余 玠擢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这是一项只管“宣谕德意，不预他事，归即结罢”的差事。惟此时己将在任的孟珙调任京湖，镇守襄阳，余 玠上任即负有主待全盘的的实际责任。七月，余 玠向理宗行“陛辞礼”，理宗谕：“今日之事，不必问胡运衰与不衰，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 余 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庄严表示：“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庭。”十二月，余 玠行蜀途中，擢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经过一番讨论，并正式决定，以重庆为四川制司驻地。
      此际，孟珙则主镇襄阳，为京湖制置使。1240年，因为四川势危，曾以“四川宣谕使”入蜀，至1242年余玠入蜀前返襄阳。按宣谕使“掌宣谕德意，不预它事，归即结罢”职司知，孟珙入蜀，只是应援慰劳性质，并无实际大权，而孟珙的实职仍在“京湖”。孟珙与武汉关系密切，包括武汉洪山的命名，洪山宝塔与宝通禅寺，大东门前的道观的修建，留下逸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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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余 玠是不是武穴人，请彭先生阅10楼《余 玠的籍贯成份与个人出身》内容。先生其它疑惑，也正是本文为什么再写《余玠评传》的宗旨，请先生细阅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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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临危受命一年川局改观
      1243年春，余 玠在孟珙所派6000京湖兵的护卫下，抵重庆金碧山下的制置司驻地。驻地戟门贴上楹联一副，为余 玠亲书的十四个大字：“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表达了余 玠可冀日月的收复全蜀的壮志雄心。余 玠抵渝后，在重视军事布防的同时，即任命监簿朱文炳主持“招贤馆”，并悬榜招贤，榜文谓：
    “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迳诣公府，远者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庭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势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榜出，巴川（铜梁）举人阳枋自外地《上宣谕余樵隐书》：“恭闻明公将旨谕蜀，开诚布公，人心感悦，欢声若雷。”余对阳枋迎为上宾。后于1244年上报朝庭，赐以进士出身，其人终身为余重要谋士。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原来“隐居蛮中，时人莫识”，闻命伏策谒余 玠，为余钩画城钓鱼山之策，主持合州防务，为后人立庙钦敬。淮东同僚、歙州人方岳，闻信千里投奔从余，出“以人心为金汤，以地险为武器”主意。峡州（宜昌）人刘骐，任教授，亦从余。时人说：“顾之则为骅骝，不顾之则为驽骀，是以越境可为一鸣焉。”意谓：或为勤奋，或为懒散，有时候，换一个环境，一个人的作为确乎有大相迳庭的功效。
      余 玠初用事，即积极布防，并开始建立他“治蜀方略”内容之一的“山城防御体系”：遍令诸郡守均要据险建筑“山城”，并令都统张实专司建城筑寨之事，以贯彻余 玠的以步兵制蒙古骑兵的战略方针；令曹致大在泸州神臂山“创筑城壁，就领安抚使行州事”；令冉琎权合州，令冉璞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 余 玠还选出一批干员分赴重庆、嘉定，在己有的基础上加固增强。当年将旧兵寨扩为府州治所的有5处：钓鱼城、大获城、白帝城、苦竹隘、赤牛城；当年创筑的山城有5处：神臂山、大良平、运山、云顶、矍塘城，作为二级行政单位泸州、广安军、普州、蓬州、利州的新的治所；定为“军”治所的也有5处：合州、阆州、夔州、隆庆、梁山。云顶由孔仙、萧世显领筑，瞿塘由都统韩宣领筑。以上各项工程，均于当年完工成。
      余 玠当年使用兵力的法度是凭借山寨险峻制服蒙古骑兵，收缩兵力部署，调整防务区划，并令嘉定守将俞兴开屯田于成都，以保障后勤粮秣供应。这套计划名之为“居重驭轻”。正面沔州、金州、利州、兴州四大戎司，加上利州、剑州、阆州、巴州八处，共用了一半兵力，约2万余人；后方嘉定、夔州、泸州及庆定军、精锐军、增戎军七处共7千余人；制司帐下留安西军、保定军、飞捷军三军，共1.4万余人。此度兵力调度出谋人为阳枋，他告诫：“兵少则戒乎分”；要求集中优势兵力，用于正面突破。如此，于余 玠到任重庆当年，即迎接了残酷的战争洗礼：
      三月，蒙军按竹尔部破无险可据的资州。（《永乐大典》卷10889）此时，资州只有高约3米的土城墙。
      四月，嘉定守臣程立之凭险据守，蒙军攻城，无功而返。（《宋史》卷33）
      七月，蒙军破大安军，播州杨世威退守鱼孔隘（陕西沔县西），“孤垒不降，有独立之操”， 余 玠除授杨世安为大安军。按：大安军由思州田氏、播州杨氏少数民族的部队驻守，全蜀残破后，杨氏留守敌后。（《宋史•理宗记》）
      闰八月，蒙军按竺尔大举攻泸州，陷入东、西夹击、水陆固围之中，刚刚承袭父职的巩昌便宜都总帅，盐川（甘肃漳县）人汪德臣领兵入蜀“救泸”。（《中国历史大字典》辽夏金元史部份）
      九月，另外一支蒙军越米仓山攻巴州，知州向铨，钤辖谭渊于白土坪与之激战，“战有功”。
      余 玠入蜀头一年的春秋两季，四川共计大小36战，发生于资州、大安、巴州、泸州一线，除资州、大安之外，余处均者保全，嘉定及泸州由凭江设险，大获全胜，初步改变了川局一直是溃败的趋势，迎来了持久抗战的良好开端。临安枢密院于次年正月通报：“四川帅臣余 玠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宜第功行赏。”（《宋史•理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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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以险制骑敌军逡巡却避
      1244年，余 玠经过两年努力，所拟订的《经营四蜀图》（即治蜀方略大纲）完成。因为没有原件，据后人考证的内容大致为：
      ——起用地方实力。号召流散的力量“凭籍西归，共图克复”，且号召在敌占区人士“俾守一境，官者自辟，财得自用，若显立隽功，当议特许”。 余 玠除授“孤垒不降，有独立之操的杨世安为大安军即其例。又如杨文进“守蜀三策”：上策御敌于蜀门之外，中策择险建城为根柢，下策保江自守，任敌来去。这杨文便是“世守南边”的都统杨价的儿子。
      ——推行兵民政策。为解决清野和老百姓离乡背井的矛盾，建立战守一体，耕战结合的村寨行政体系，将一场仅由“朝庭”进行的反侵略战事，变成为民众与官兵共同进行的保家卫国之战，是余 玠超时代战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源之于其继配夫人黄氏的 “黄婆寨”，其形势如同《水浒传》里描写的祝家庄。不过，如祝家庄的黄婆寨只是孤立一处，而余 玠将一个村寨的经验普及推行于一个大的行政区划，使之成为了一项“全民皆兵”的政策，不得不令人敬佩其有超时代水平的眼光。
      ——设险以步制骑。此即余 玠治蜀所进行的“山城防御体系”，亦即由有民众参加的军事系统防御工程。体系大端于下：在后卫线上，以嘉定、紫云、云顶、神臂、重庆、白帝、瞿塘、赤牛八座山城贯穿长江，取嘉定、重庆、夔州为鼎立的三足，为“势隆不拔之基”；在纵深方面，由以钓鱼城为支柱的枢纽，凭涪江、嘉陵、渠江三条水系形成叉状的防御网，犹如人臂指使，“峙莫逾之势”。 余玠借地势增战力，假险要为武器的战术，是鉴于用“分队迭战”，“弓矢、布阵行堵”之法，对付“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己经无效，接受行之有效作战方法的发扬光大，是其战术方法上最为成功之处。元代从战多年的谋士、也写了大量“典雅婉丽”元曲的文人、1295年以学士主修《元世祖实录》的名儒姚燧（1238-1313年），曾亲身参观四川名为“八柱”的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垒筑山城的阵势，他不禁叹道：“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如斯。”（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这年，蒙军偏开四川，绕道大渡河，直取大理之九和镇（丽江九和）被大理守将高和所率白族部队击退。
      1245年，蒙军向四川无险可据的平原浅丘州县进犯扫荡，川局进入困难局面。四月，巴州守将何震之死于兵难。
      秋，成都、汉川、资州、潼州冯有硕、王骧、杨免、刘永、魏露亦诸人死于官守。一度收复洋州的守臣关贵，统制傅才郎，由于孤军深入，亦死于遭遇。汪德臣所率“蒙”军，竟然挺进到了忠州、涪州，且“所向皆捷”（《汪忠烈公神道碑》）。但这些滋扰性的行动，并未动余 玠既定步署。他继命张实率武进军2千人于前沿处筑小宁城，移巴州于“城内”，作为复兴基地。对本年死难官守，立即赠官三秩，官其一子接班，对收复洋州死难的150余人，皆“赡恤其家属”，“祔飨闵忠庙”，以享祭祀。
      1246年春，蒙古于诸王大会上定乃马真后之子贵由继汗位，并相应加强对南宋进犯的攻势。于西线上，经四条入蜀的古道侵蜀。这四条古道分别是：阴平道，1236年穆直曾率兵由此入蜀；金牛道，1236年秋阔出曾循此古道入蜀；米仓道，蒙军多次经此道入蜀；大巴山商道（位湖北房县竹山），1242年耶律米哥曾循此道入泸州。在经此入蜀的蒙军与余 玠所率宋军进行了生死大博斗中，川将阆州马仲，巴州张文贵，广安李继之等投降了蒙军；（姚 燧：《兴元行省夹谷神道碑》）而又使一批将领经过战斗的洗礼，迅速成长起来。
      在此度大会战中，大获城、大运城、小宁城、赤牛城等均无易手的记载，可知这批通衢重镇以受住了重兵进攻的考验；汪德臣率重兵攻运山城，由于运山城四壁徒绝，横亘半空，其弟汪直臣为飞石击中致死（王鹗：《汪忠烈公神道碑》）。《元史•汪德臣传》讳言其事。汪德臣四兄弟及汪直臣的儿子汪惟孝均是元季功卿巨族，人人入了元史立传，惟汪直臣无传可证。
      闰四月，宋军粉碎了蒙军的四路进攻，余 玠向朝庭为将士请功：“北兵分四道入蜀，将士捍卫有功者，辄以赏，具立功等第，补转官次以闻”（《宋史•理宗记》）。
      1247年蒙军四路进攻四川失败，转而向西南大理方面用兵。余 玠命嘉定俞兴发兵5千主动出击，迎头痛击蒙军于岩州之马鞍山，生搞蒙将秃懑于大渡河边。逼汪德臣于松潘急命“班师”。由于川局转入战略相持，原送余 玠上任的6千京湖兵开始逐步撤离，京湖制司“承四川制司公文，以边面肃清，请免发援”云云。时京湖兵由总管焦进带领余兵2千员撤至归州、巴东一带布防。
      1248年，蒙古汗贵由于征讨拖雷系统的诸王，于中途死去，蒙内乱，处于三年无君局面。
      经过六年的努力，做到了举世无双的蒙军,对之也“逡巡却避”直至“边关无警”的地步。
      五月，余 玠擢兵部尚书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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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谢版主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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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暴卒”“仰药”皆出于误传
      余 玠遇上时疫，加上积劳成疾，渐入重病或病危（病革）长达十多天才去世的。病故的日期为1253年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宋史•余 玠传》记为“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用词是准确的。
    这儿提出了死因于“暴下”，指的是因时疫起病，转为大泻不止的一种病状。据载于光绪年的《开化县志•玠府君墓志》：余玠之前因宵征露宿而有臂恙，当时旧病发作，又吃了河鱼，（时值酷暑或染时疫！）因此余 玠死于“暴下”，当是害痢疾类时疫至大泻不止无法抢救身亡，非是“猝然”而死。后附“或谓药死”，指有一种说法，一种传闻。并未肯定，也不作肯定。
    查“或仰药死”的说法，出于野史性质的《宋季三朝政要》。该书既是录自传闻，记为“饮药而死”，并不意外。当时四川人闻得朝庭接连下了二道金牌，又听得余 玠突然死了，在“无不如悲失父母”的悲情之余，可以想见的是，各种奸臣害死了忠臣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气愤不平之情有待而发，各种揣测都是可能发生的。比如人们会议论说：那岳飞不是被秦桧下的十二道金牌返朝后被害死于风波亭么。余太师也被下了两道金牌，余太师宁肯饮药死节，岂会降志辱身。接踵而来的是接职者余 晦。这余晦的任命，连徐清叟也上书说：“素无行检，轻儇俘薄，不堪重任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窃笑中国之无人矣”。连徐清叟都看不起的人，竟由谢方叔派到四川前线来接任四川敬之如“万家生佛”般的余 玠之职，引起川人的公愤，可想而知。
    由余晦上任四川而牵涉到的王惟忠冤案，是怎么回事呢？此王惟忠听说接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的名字叫余 晦，早知其为四明（宁波）人，还是他的小同乡，晓得余晦是不堪重任，素无行检的花花公子，于是当众叫着余晦的小名儿笑着说：“余再五来也”。这句话虽然喊出了川人和余 玠下属为余 玠抱不平的心声，也为王惟忠自己后来的遭冤种下的“祸根”。
    正史《宋史•余 玠传》：“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为其抱不平的人宁愿相信这后一句。原来只是录下一条“或谓”的消息，并不肯定，到了后来，就几乎成了公认的定论了。有的则将“暴下卒”句省“下”字，书为“暴卒”。如《辞海》、《中国历史大字典》等，连台湾高中军训课本中关于余 玠之死均记为“暴卒”，中间省了一个“下”字，将大泻不止的一种症状，不经意改成了事发实然，所谓“猝死”的死法。这大概也是一种不肯定的肯定之法：若非被谋害，如何会“暴卒”！所以后来人，比如；《广济县志》（1994年版）则更肯定地书为：“余 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于是年七月服毒自尽”。《中华军事网》载《四川旅游》的材料则进一步说是“被逼自杀”。还有更新奇的想象出于“文革后”1981年第一期的《西南师范学院报•余 玠治蜀刍论》断：“余 玠被暗杀的可能性最大。”
     这一疑问其实是不难断定的。
     首先，余 玠死后，在朝的对手们对其逼害，所有手段无不用尽。在上述过的这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中，如果真的是“服毒自尽”了，不是正好要抓的，算得上“自绝于人民”的现成“罪行”，可是，竟无人提及。编《宋史》的人，也知这“仰药死”的话，是后人在对比岳飞横遭迫害的境况，由传闻而添上去的，才加上不肯定语气的“或谓”二字。
    第二，余 玠是一个血性男儿，但更是一位同时代少见的充满理性的军事将领。糊里糊涂就引药自戕，与名将性格不合，在中国名将史上，也无先例可循。
    第三，更确切的理由是：余 玠于生前并不知有还朝召命。正史《宋史•余 玠传》谓：余 玠“闻有召命，愈不自安”的用语，也是出于想当然。
    关于庚牌：是一种红漆书金色文字，以快马接力递送的御前急件。据《中国历史大辞典•金字牌》条介绍，从临安至成都，十八天可到，则日行约200千米。《岳飞传》记：“桧言飞孤军不可久占，乞令班师，…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即此。据陈松《余 玠传》计算，临安至重庆当十五天可达。五月十七日甲午（6月14日）由临安发出的庚牌，路上至少要走十五天，即到六月初二己酉（6月29日）日方可到达重庆。但这时，余 玠染病十多天之后，于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傍晚）病故。余 玠病故时，招其还朝奏对的金牌还在路上，本人根本不会看到。故尔由“庚牌”产生的各种推测揣度，包括最先出于元代人写的《宋史•余 玠传》所表述的的“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也都是想当然加在余 玠身上的多余的话了。
    第四，反过来说：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临安收到从重庆制司快递呈上的奏报，说“余 玠病革”的紧急奏报，知余 玠病重的日期当在十五天前的五月十八日（6月15）左右。余 玠边由重病至“医治无效”于二十六目逝世有九天，所以，“暴卒”之说，不成立。只是，因为十六天内理宗连下两道“庚牌”于关系“四蜀安危所寄”的重臣，碰巧的是余 玠正在这时，由“病革”而于“一夕暴下卒”的期间，是误会产生的直接原因。
    第五条理由：余 玠“饮药身亡”说正史没有出处。即或是引宋史说，也只是“或谓仰药死”，并不肯定。后人读史，轻易将这“或谓”二字去掉，变“也许有”的事为“己经是”的说法，偷换了概念，且任其流传，至少是不严肃的。
事实是：余 玠于6月14日（五月十七庚午日）第一道庚牌离开临安前多日，己积劳成疾，挨到第一道庚牌由临安出发时，己经“病革”，到了6月23日（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重病拖了十天，变大泻不止，才无救身死。《宋史•余 玠传》记为“暴下卒”，用词是准确的。既然余 玠在理宗颁诏下的第一道“庚牌”尚未及到达后重庆之前，就离开了人世，所谓“闻有召命，愈不自安”等语，都是衍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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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声名生前遭诋毁身后受迫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余 玠论，明人何新乔有专门评论说：“虽其专制西蜀。亦不过韦皋之在唐耳，非若刘辟、吴曦，有不规之谋也。”（《椒丘文集》卷23）指出了余 玠治蜀中免不了有“专制”独断作风。他在四川搞“全民皆兵”，也免不了如现在说的“侵犯了人权”一样，会引起部份人的不满。不仅只如此，作为方面大员，与政见不同，上下猜疑，利益冲突，各类矛盾交织，情势要比单纯的个人作风上的缺点要复杂得多。
      1250年，余 玠死前三年，赵葵被以“宰相需用读书人”为由，被挤出阁。赵葵是余 玠年龄大十一岁的长者，是经过长期战争实践考验的军事家，对于余 玠军事天才的发现、使用和得到理宗皇帝的重视，作出了“人梯”精神般的无私奉献。这时被“排挤”出阁，无疑对于余 玠的继续有所作为，出现了迅速逆转的因素。
      1251年十一月，力主北伐，支持余 玠，再次入相的郑清之病故。时左相为四川威州人、嘉定进士谢方叔，参政知事同知枢密院事的还有徐清叟，这人也是进士出身。谢方叔也曾上书详论“忠奸”，并不一定是奸臣，但这时却与徐清叟一道，排挤出赵葵，死了郑清之之后，除了对惟一在朝的右相吴潜（1195-1260）还加以迫害外，由于政见不同，对余 玠也开始极尽诋毁的能事。
      1251年北伐兴元前，时为余 玠左右臂膀的阳枋，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蜀阃余樵隐论时政书》点破：“明公力扶乾坤可谓勤矣，而毁誉并兴；功庇全蜀，可谓劳矣，而是非交起。廷言雄乌，物论雌黄，此又人之所深虑。愚以为蜀之忧不在蒙古，而在于强兵悍将，意实未孚，而肘腋腹心，倍费调停也。”他认为：余 玠一往无前地准备出师“北伐”，主动出击蒙军的决心，会从根本上动摇自宋高祖赵匡胤“杯酒释军权”以来，逐渐形成的不打主动进攻战的战略思想，也预计会遭到有浓厚中庸思想支配的上层的非议。 余 玠是有文化有实践的军事统帅，而不是“庸儒型的统帅”，他如此一往无前的执着精神，无疑应为后世军事家们学习的楷模。偏偏的是，后世的对余 玠崇敬之余的惋惜，无不与余 玠没有“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相关。如与余 玠同邑的清季大儒，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邑人金德嘉（1633—1710年）有诗《层峰山青著寺》即说：“青著僧房夜听钟，手提一剑下层峰。钓鱼山口成功日，何不还乡访赤松？”这类惋惜，对有无限热烈报国赤诚的余 玠所持的，也是在认同上的不同见解。诗中提到的“赤松”，即赤松子。出《汉书•张良传》：“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句。
    《宋季三朝政要》对余 玠功业作了充份肯定，但在“北伐”问题上，则不无保留，谓：“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再相，因怂恿进兵，于是一意出师。虽有小捷，后至兴元，无功而返。十二年冬（1252年）十月鞑靼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师之误”。就事论史，清帝乾隆云：“其出师本意，则非可尽非。虽兴元迎敌无功，亦未尝有挫失。若（说）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库图（阔端）之陷成都己然，不独此时也。乃以嘉定被攻，归咎余 玠，不过当时庸儒畏兵之流妄腾口说，岂得为确论哉”（《御批通鉴辑览》）。与历史上对所有“北伐”主动出击持否定态度一致，对于余 玠，在推崇的同时，竟无人肯定其“昧于勇退”的作为，悲夫！此乾隆则独具见地，令人耳目一新。
      1252年（理宗淳佑十二年 ）10月，蒙将汪德臣、火鲁赤经成都抵嘉定，余玠率兵迎敌。战前，云顶城悍将、利戎司都统王夔，不受节制。在一次调度中，他公然违抗，余玠召众将开会，即捕王诛之。王被诛，军队安定，英勇作战，一举粉碎敌人进攻。按军中举代制，王夔被诛后，所部由王夔原部下姚世安率领。姚是王党，军权仍在统制姚世安手中。当派人上任代位时，姚世安借余 玠亦有“图己”之谋，一面闭关陈兵抗命，一面通过谢方叔住在云顶城的子侄，向左相谢方叔求援。谢方叔也是蜀藉人士，听了才能家子侄之言，出面调停。为了从大局着想，迫得余 玠只好“降心相从”。嘉定之役大胜，但内讧却起。
      姚世安于平息事件后，为了泄愤自保，秘密收集余 玠之“短”，通过买嘱谢方叔子侄的方法，向谢方叔告“密”，谢则轻听子侄之言，于理宗前谗诬，并散布“余 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此为谢方叔出面迫害余 玠之始。
      再说理宗，他于支持余 玠抗战事业的同时，亦心生疑惧。畏于其战功，恐其以功臣名将拥兵擅制。按自唐以降，持蜀险以叛的将帅即有崔宁、刘闢、王建、孟知详等，往往“坐负险固，轻视朝庭，抗天子之命，吐不臣之语”。延及南宋，僭王称乱的吴 曦，既是抗金名将吴 玠的后人，也是积四世保蜀之功，阴蓄异志，叛逆朝庭的。想及此，理宗皇帝除了觉得余 玠才干非凡之外，也有心将之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其撤换下来，只是尚未下最后决心。
      世人咸以为只有奸臣误国，岂不知谢方叔并非“奸佞”之臣，却迎合理宗对重臣的疑惧心理，积极主张撤换下余 玠，并加迫害，开一代奸臣的“先河”。谢方叔利用徐清叟当值接近理宗的机会，多次说：“余某人不知事君之礼”，“陛下岂以为余 玠握的大权，召之不至焉？臣度必不敢”。
     于是，1253年五月十七日庚午（6月14日），理宗发“五月甲午日颁发召余 玠以本职赴朝奏庚牌”。请注意：发的是“带职”返朝奏对，而不是“工作调动”，更不是“撤职”，显见理宗对余 玠的去留仍处在犹豫中。
     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临安收到重庆制司快递呈上的，说“余 玠病革”的紧急奏报，理宗当日即颁下了第二道授余 玠为“资政殿学士”的金牌。按“资政殿学士”，一般是由罢职辅臣充任，以示尊崇的，这时才表示余 玠将因病去职返朝，但仍为朝廷重要辅臣。
     1254年，余 玠死后一年，群小对余 玠的诋毁打击变质而为迫害，大有“走资派还在走”，“罪该万死”，不再踏上一脚不会“终止”的味道。谢方叔即率先发难，上书诋毁余 玠：“朝庭命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天毙此玠，乃祖宗在天之灵，社稷无边之福，陛下大有为之机也”云云。
      接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人余 晦，四明（宁波）人，前参政知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余天赐的侄儿。也是在临安激起三学诸生公愤，要拦路打辱其人的侄儿。本人是花花公子。本来刚要余晦到湖北知鄂州守的，临辞陛，得余 玠死信，改知重庆。这次突然给余晦的任命，连徐清叟也上书：“素无行检，轻儇俘薄，不堪重任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窃笑中国之无人矣！”余晦上任后，于五月率兵数万败于盐亭。接着激叛了苦竹隘，南求忠以隆庆降蒙，甘润之以沔州叛，王惟忠失阆州。鉴于败政日甚，牟子才当即书：“四蜀则轻用余晦，以成一年之误。”
      1255年六月初七戊申（6月23日），侍御史吴燧首先从经济上入手，诬余 玠“聚敛罔利，家有将国之财；其子如孙，一空帑廋之积而东。宜簿录其财以为国用”云。
      接着，又拾起余晦的“不堪重任”，将责任转嫁到前任余 玠身上。八月，煅织了罪名“丧师庇叛，遣援迟缓”办成了王惟忠冤案后，十月再由王惟忠和余晦牵连到原来的上司余 玠，声讨其“罪行”。刑部侍郎兼枢密都潘凯上书说：“王惟忠以助余 玠，附余 晦，既伏质东市，而余 玠全死后之华，余 晦逭生前之责，何以昭平明之治，服四蜀之心”；监察御使陈大方随声附和，朝庭于是宣布：“追夺余晦刑部侍郎，削去余 玠削资政殿学士职名”。后来甚至连余 玠在广济老家由继配黄氏和儿子建的的坟墓（衣冠冢），都被贾似道以寻找“罪证”的名义（实际是盗墓寻“宝”！）被扒开了！直至兴起文字狱 ，认定余 玠为儿子取名就居心“叵测”，逼得余如孙改名为“余师忠”才“收兵”作罢。
     余 玠死后第三年，政敌谢方叔为皇宫内官卢允升、董宋臣所恶，罢了相。谢方叔向皇室献琴、鹤、金丹，想复用，又被贾似道阻着。所以为余 玠鸣不平的明朝人何乔新说：谢方叔“他日扼于贾似道，未为不幸也”！（《椒丘文集》卷23）也算是害人者必害己的稍快人心的下场。
      1258年十一月，在四川前线取得重大战役性胜利的情势下，宋庭为维系前线军心，余 玠逝世后的第五年（1258年）十一月宣布追复余 玠的官职。

七秩龄童

       余 玠
       是一位卓越的、有远见的、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到了宋、辽、金、夏、蒙元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首先是受民族文化矛盾的带动，都激发到了闪电鸣雷的程度。历史演化进程的本身也确乎是一条神龙博击于极其壮阔的波澜之中：见其头，不见其身；见其身，难见其尾。好比如产生于中国南部海洋里的飓风，设若它不是一次次地降临人间，而是几个顺序号，甚至是几十个顺序的飓风同时产生降临于大地，果真如此，那将是怎么地不得了，又将是怎能么地了不得啊。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尚未见识过。但是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动荡，却降临于宋元之际辽、金、夏、蒙、宋、大理、吐番等统治区的中国大地。从整体效果来说，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动荡，竟然能被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以无限的创造激情所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而其过程，则正如四百年前法兰西作家蒙太涅写在法文本《中华大帝国史》书页上所赞：“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是多么地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有没有彻底了解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人说：如果有两个希特勒，会把地球翻个身。这是人类进到了热兵器时代发生的事。然而早在距今八百年前的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有了一个成吉思汗，己经够格将地球翻一个身了，如果其时天不夭其寿的话。而且，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而成吉思汗，是成功的胜利者。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中，时势造就了众多英雄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于前一百年，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是岳飞。继英雄岳飞后的百多年间，有名的英雄人物没有间断过。那么，英勇抵抗元蒙入侵英雄的代表人物是谁呢？与岳飞至少等埒，甚至有高于岳飞成就的英雄人物，当推余 玠。余 玠是一位“卓越的、有远见的、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的评价，是姚从吾（1894-1970年）教授专门研究了余 玠在四川山城设防、保障巴蜀、以及蒙古汗蒙哥战死钓鱼城等一些大事写了专著之后，于1967年总结发表两万字的《余 玠评传》中论说的。姚教授这一命题结论于大量事实的充份发掘，纠正了前人的若干短见、陋见、偏见，总结得于事实之末，而并非心血来潮，搞个“翻案”文字。囿于历史环境，姚教授对于余 玠的籍里身世，尤其是出生年月无法落实，比如他认为余 玠必有“家传”（谱谍？），就无法看到。不客气地说，先生“纠正”之余，仍有迎合前人的地方，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当然见仁见智，人各有执，没有责备之意。姚先生的愿望，经过后来者的大量补充，余 玠“卓越的、有远见的、超时代的天才军事家”的光辉形象就更为翔实充满了。兹将荦荦大端，胪列于下：
    ——他是从高等学府白麓洞书院深造出来的，具有深厚造诣的天才兵法家，天才军事家。实践检验真理，功业即为印证。白鹿洞书院暨为国家培育出了大批理学人才，更造就出了余 玠出类拔粹有文化的军事统帅人物。前此的军事谋略家如姜尚（太公姜子牙）、鲁肃、诸葛亮、周谕、岳飞、韩世忠、孟珙等，谁都无此际遇。
    ——他与继配巾帼英雄黄氏夫人在家乡首创设伪置险的抗蒙村寨。如今，黄婆墓、碑保存完好，黄婆传奇故事民间至今流传。
    ——他是自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来保守的战役防守战略的积极反对者；主张相机主动出击，赞赏赵葵北伐收复三京。两人开始地位相差悬殊，而一见如故，基本原因在于所见略同，心意相通。
    ——他“出山”仕游淮东，受知赵葵是基于对“出山”时机的精明判断：金政权灭亡，宋理宗“端平更化”；而名将赵葵“端平入洛”，与赵葵北伐收复“三京”出师未捷，壮心未己，感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急需余 玠这样的人才的襄助之时，将大有用武之地。并不是如历史囿见所认为的“参军动机”是“杀人亡命，投军自效”。
    ——他于奔亲丧“守制”时，应邀参加家乡蕲州城保卫战中才“初用兵”，一举非凡，受到了兵援蕲州的大将，枣阳人孟珙（1195-1246年）的亲自考察。对其军事指挥的才干造诣，经过名将孟洪上达“天听”，受到了理宗、赵葵、魏了翁、洪咨夔等人的“括目相看”。
    ——他在淮东领兵五年，作战英勇，一往无前。从戎的第四年1237年，余 玠40岁，因安丰战役立了大功，官升三级，“权发遣招信军兼制司参议官。”1238年蒙军都元帅察罕率兵80万围庐州（合肥），招信军应援尾随追堵，被击败于天长而遁去。理宗下诏褒扬：“招信余 玠之援亦来，军声不为不壮。”1239年，余 玠率舟师沿泗水溯黄河，经毫州深入河南（洛阳），千里奔击，与蒙军鏖战，所向皆捷，全师而返。1240年又连秩三级，擢淮东提刑，兼准东制置司参谋官。1241年，淮东各部与察罕军于安丰会战40余天，大获全胜，余 玠拜大理寺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一步一个脚印，他的灵活多样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经过了战火的残酷考验和证明。
    —— 1242年奉诏赴临安与理宗皇帝奏对时，是敢于向皇上建议改变重文轻武历史传统的先行者。经过余 玠的争取，有力地提高了“哙武”之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初步改变了文人看不起武人的传统。从后十年看，这一“建议”，在枢密院人事配置上，得到了充份重视。赵葵1242年五月至于1250年入阁九年，可作印证。
    —— 他带兵二十年，所率部队，从来没有“这家军”、“那家军”的烙印，而是兵精将强的国防军。这是他带兵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一大不同凡响之处。可以比较南宋的名将所带的部队，如岳飞的岳家军，吴玠至吴曦祖孙据蜀四代的吴家军，赵范、赵葵兄弟与赵方的父子军，孟宗政孟洪的忠顺军，包括戏曲节目中人们常常看到的“杨家将”所带的兵马，无不带有私家军队的印记。余 玠1242年以“军政一把手”上任入蜀，时由四川“让出位置”调到襄阳的孟洪，耽心余 玠单骑走千里，没有威风，派了6000京湖兵由焦进率领着为余 玠护驾，照常理说，就是余 玠元帅的亲兵了。可是，京湖兵在四川驻军5年后，便令其返防京湖。这在中国，直到民国手上，拥兵便是草头王，有枪便有一切，一直被奉为权势者的金科玉律。这条“玉律”早八百年前就被天才的军事家余 玠所不齿了。即如送余 玠入蜀的六千京湖兵的头头焦进，是很可以为余 玠收编视为“家臣”的，余 玠都不动心这样办，足证其毫无军伐拥兵自重的小算盘。
     ——他是带兵与无敌天下的蒙军对阵二十年间大小百战，是世界上唯一使横行欧亚两洲，使地球几乎翻了个跟头，行动“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望而生畏的天敌，使敌人“逡巡却避”之不及，属于当时举世无双的常胜将军。（没有“全胜将军”！）
    ——他入主蜀政时提出的《经理四蜀图》包括量才启用人才，起用地方实力，推行“兵民”政策，设险以步制骑等内容，尤其是建立战守一体，耕战结合的村寨行政体系，将一场仅由“朝庭”进行的反侵略战事，变成为民众与官兵共同进行的保家卫国之战，是余 玠超时代战争思想的体现。
    ——他的整体战略思想着眼于编织山城防御网（体系）。这种以各各山城险固为点，以四川水系为线的纵深防御网络，利于我方的后勤补给调度，而将敌人引入无限止的局部战斗之中；积与敌人的局部战斗为敌人的持久消耗，无疑是余 玠之所以治蜀成功的重要举措。
    蒙古汗蒙哥征蜀时，元臣郝经献《东师议》曰：“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因险以制奇，遂（将）形成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臣以为，不为之取也）！”要求蒙哥改变作战方向，“宜出荆楚，以定东南”。蒙哥不听。于1258年蒙哥再度督师攻打合州，6月，汪德臣攻入合州城下，为飞石击中身亡。7月，蒙古汗蒙哥战死于城下，只得北撤，缔造了中国战史上以寡击众成功的典范。
      余玠在四川经营的“山城防线”曾在高丽（朝鲜）抗蒙作战中被成功借鉴。
    ——余 玠捐躯报国，不畏斧钺的精神，同时代就引为楷模，得到了武将一致的公认。时为宝祐进士的谢枋得（1226-1289）于《叠山集》留下文字说：“某从先朝名将游，泛论政事，自端平甲午（1234年）至景定甲子（1264年），儒以时文名。而捐躯报国，不畏锋钺，能使武夫心服，为国家延数十年之命者，仅…余 玠…数人焉。”
    ——宋亡後三年，钓鱼城守将王立降元。宋兵在钓鱼城抗蒙从公元1243年至1279年，长达共36年。又如，位於泸州的神臂城，历经宋蒙五次爭奪，也到宋亡以后一年的1277年，才被蒙军最终攻陷告失，坚守长达達34年。以当时宋蒙战争形态而言，余玠的战略布署，象是屹立全蜀的多座战斗堡垒，具有多方面的功用 。鉴于用“分队迭战”，“弓矢、布阵行堵”的陈法对付蒙骑己失去作用，用以险制骑，有效地扼制了“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蒙骑的凶猛，从战术价值上说，也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一项捷作。

七秩龄童

        余 玠出师未捷承继有人
    1249年，余 玠令都统甘闰率兵于合州之北，嘉陵江南筑青居城，为“八柱”之一。令张实修“得汉城”,余 玠下了决心准备出师“北伐”了。取名“得汉”，“收复汉中”之意己在词中。
    1250年，理宗淳祐十年，余 玠五十三岁。三月，擢龙头阁学士。十月，理宗下诏：“余 玠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既寝还于旧功，将益懋于远图。畴其叫勤，足以褒勉。可进官二等。”由此可知，经过八年的努力，余 玠向理宗慷慨许诺的“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庭”的理想己于八年间提前实现了。以下则认为应该开始战略反攻，为收复陕南失地，要进行主动出击的“北伐”战争了。盖因陕南一带，自古为“蜀口”，为“治蜀咽喉”之地，不拿下兴元要地，全蜀的安全没有最终的保障，形势所迫，并非余 玠好大喜功，不明进退节制。
    1251年．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余 玠五十四岁。为了出兵“北伐”，余 玠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命专司筑城的都司张实于巴州前沿新筑平梁城。“正月九日（2月1日辛未日）兴工，三月既望（4月8日丙子日）毕事”。其取名“平梁”，即为“抚平梁州”之意。
    自1236年后，蒙将夹骨龙谷带经营兴元行省。《兴元行省夹骨神道碑》写：“内治堡垒，外增鼓柝，烽烟得警，日夜十里不绝。…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栋，重粢牡瓦，宏壮奇丽。”自贵由汗死后，这儿是蒙宋被分割开的前沿阵地。余 玠北伐，当以此为目标。余 玠本人，此间即在此左近处小宁、平梁、得汉诸城间亲率“诸将巡边”（《宋史•余 玠传》）。
    第二步是完成“包围”。平梁城筑罢，任谭渊“权知巴州”，“知东路军总管”（嘉庆《四川通志•谭渊修小宁城题名记》）；余 玠本人则亲率中军“击败利路军元帅王进”（ 《兴元行省夹骨神道碑》）；以播州先锋赵寅率兵5千于西县（沔西）与蒙军战，“三战皆捷”（《杨文神道碑》）。从而对兴元己形成包围势态。在余 玠大军压境下，蒙将古扈、牛西被擒，文州王德新弃蒙反正（《雍古公神道碑》）并烧毁唯一通外桡道，表示以期必拔决心。
    包围完成后，即以重兵攻兴元。城外则“钩炮梯冲，围城数匝”，“兜鍪夜烛，城为之赤”；城内则“昼或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双方都全力投入可知。此时蒙军各路援军纷纷应援：汪德臣星夜驰援；郑鼎新率兵重修栈道；蒙军凤翔都元帅秃薛靠捉住的宋卒领路，从陈仓古道直奔兴元。
    余 玠遇此强敌，知道不能与敌人硬拼，没有大胜，也己“浅尝”，如是决定佯设虚寨，从容班师。
    六月，向朝庭贡“北马500匹”献捷。理宗赐“银合夏药”为奖。
    同月，蒙古由拖雷长子蒙哥推为大汗，结束了“三年无君”局面。蒙哥决定由其弟忽必烈（即后来的元世祖）领治蒙汉军民，又以带答儿统四川蒙军“仍前征进”，恢复了以前南宋主动出击的态势。
    1252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余 玠五十五岁。
    十月，进行了有名的“蒙宋嘉定会战”。 余 玠自率各路援军伺机而战，也打了个大胜仗。于出师前，用计诛杀了云顶悍将、利戎司都统王夔。王夔为宿将，长期驻云顶、汉州，有精兵8千。其人平日持功骄恣，桀骛无节制，为历任蜀帅所难。又累用酷刑，压榨乡民，亦为蜀人痛恨，时人呼之为“王夜叉”。 余 玠入蜀后，早有诛杀王夔的打算，以患其党众，又握重权，恐轻动危蜀，投鼠忌器。嘉定战前，王夔奉命赴援，召其入帅府议事，被执斩首。
    1253年。宋理宗淳祐十三年，余 玠五十六岁。
    此年蒙古汗令皇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欧洲的同时，忽必烈率军突破大渡河侵大理，攻入吐藩。吐藩僧人八思巴到开平见忽必烈。
    由于时疫，加上积劳成疾，余 玠大约于五月中旬得病，到了五月十八乙未日（6月15日）左右，己进入重病或病危（病革。革，音疾。）状态，当即向临安发出了“余 玠病革”的紧急秦报。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日下午戌时（6月23日傍晚），重病拖了九天以上，变大泻不止，救治无救身死。《宋史•余 玠传》记为“暴下卒”，即此。）
    余 玠病重的“奏报”，从重庆发往临安，快马要15天。六月初三庚戌日（6月30日），当临安收到重庆制司快递呈上的“余 玠病革”的紧急奏报后，理宗当即于庚戌当日颁下了第二道“金牌”。在前一道于五月十七日甲午（6月14日）发出召余 玠还朝“奏对”的“金牌”之后，再发了授余 玠为“资政殿学士”的第二道“金牌”。以这两道“金牌”据传递速度可知，余 玠生前都没有看到。六月十三庚申（7月10日），即余 玠逝世后的第十七天，这时临安朝庭内部，当己知其逝世的确信，于是命临行陛辞 将赴鄂州上任的余晦改为“四川宣谕使”，立即赴蜀接职。
    余 玠病故的消息是在死后五十二天的七月十八甲午日（8月13日）才对外公布的。（《宋史•理宗记》）为什么过了近两个月才公布死信？应认为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
    余 玠“出师未捷身先死”，固然留下了遗憾，为后人叹息；然而足慰世人的是他的抗蒙事业后继有人。余 玠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的思想是超前型的。当时赵葵的部队，称“赵家军”；岳飞的部队，称“岳家军”；孟珙的部队；称“忠义军”。可是余 玠带兵二十年，带的就是“国防军”，从不见“余家军”的说法。余 玠赴重庆上任，孟珙为了保卫安全，送了6千人马“护驾”，用毕就个其归还原来建制。余 玠作为方面大员，西线统帅，可是与上司、下属，既无帮派，也无势力圈子，连自己的家属子女，一个人也不带在身边。而他经过十年培养出的接班人如俞兴、王坚、张钰、张实、韩宣等，都用事实证明，是独挡一面的将才。后来俞兴官至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坚“百战弥厉”，是致死蒙古汗蒙哥和汪德臣的大将；张钰至1275年仍以制置副使知重庆，与元兵作殊死战斗；张实是苦守苦竹隘遭敌人肢解的悍将，至明季洪武五年（1372年）还于昭化（属广元）为其立庙致祭；韩宣于1261年任常（德）、辰（溪）、沅（陵）、澧（县）、靖（州）五郡镇抚使等。
    余 玠死后的第一年（1254年），他大胆起用的名将王坚升知合州，继承余 玠遗志，使合州成为西南重镇。
    余 玠死后的第三年（1256年），由他起用的另一名将俞兴再次击溃蒙军对嘉定的进攻，理宗以其有功，下诏尽释其父俞“大忠之罪”。并于次年升四川制置副使，再三年升四川制置使。
    余 玠死后第四年（1257年），蒙古汗蒙哥亲率十万大军侵蜀，连下四座“坚城”，屯兵合州城下，亲冒矢石，指挥攻城，为王坚所坚拒。时蒙臣商挺劝蒙哥“万乘岂宜轻动”！不听。米阿八赤、郝经等人想以“宜出荆楚，以定东南”，引开蒙哥不必滞留在四川，也不听。
    余 玠死后第五年（1258年），蒙哥再度督师强攻合州。王坚、张钰按余 玠生前的既定方针“负险固守，百战弥强”。六月，汪德臣攻入合州城下，为飞石击中身亡。七月，蒙古汗蒙哥战死于城下。关于汪德臣，史籍记为“引军至合州钓鱼山下，病死”。蒙哥则记为“病殂”或“殆于军中”，均讳言战死。可参见姚从吾专论：《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死》。
    余 玠所经营的泸州神臂城，经过五次易手，一直坚持到1277年十一月（12月）才最终陷落。从1243年余 玠委曹致大“领安抚使行州事”于泸州创筑神臂城算起，共屹立于抗蒙西线长达34年之久。（《元统一志辑本》卷5）
   余 玠功垂后昆，不止于此。元季苏天爵著《元朝名臣事略》内《平章廉文正王》篇载：廉正希于余 玠死后一年的1254年上任京兆宣抚使后，东川帅钦察（1260年上任）获知州张炳文，兴戎司统制王政，廉正希临放他两人时，请他两人带一封信给余 玠，要求与余 玠两人间各不相犯，彼此“谨守疆界”云云。当然此官昏昏，一时传为笑谈，亦可推知余 玠死后多年，在川人心中“如失父母”，而在敌人的心目中也仍然“健在”的音容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