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统帅余玠评传 长郡 史 纪 敬撰

七秩龄童

     余 玠仕游入幕淮东受知赵葵
      1234年是宋季的大事之年。第一件大事当然是宋人梦寐求之的残金政权垮台。这年2月9日（端平元年正月初十己酉）金哀宗自缢身亡，金国被宋蒙联军灭亡，煎洗了积怨百年的“靖康”之耻，人人额手称庆，民心自然大喜。其次，大宋理宗皇帝赵昀，也是个传奇人物，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十世皇孙，出于支系旁门，却是早己挤出“封荫”，搬出“王孙府第”，成了绍兴市越西门内“寻常百姓”之家名叫赵保长的儿子，名为赵与莒的城市贫民子弟。赵与莒成年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被“独相”史弥远以“奇货可居”，从民间选入宫中，加以“包装”，才被送上皇帝位上的。于是，这第二件大事则是：这位“平民皇帝”坐了九年皇位，这年开始亲政，改年号“端平”，史称“端平更化”。他亲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任用真德秀（1178-1235年）、魏了翁（1178-1237年）等十余儒家治政，号为“真儒之用”。这秀才当家，不知柴米，说起来一大套，行起来“一锅粥”，其时并无建树可数。不过，儒家治国，虽无大建树，而其时民心却为之振奋。这第三件大事则是：这年7月（六月），理宗令准淮东制置使赵葵等趁金政权灭亡，率军乘时“北伐”，举图收复汴京、应天（商丘）、河南（洛阳）“三京”，史称“端平入洛”。  
      余 玠时年38虚岁，己隐居家中娶妻育子，躬耕田园多年。殊不知他本人却是在潜心研究兵法，定身立谋，许身报国。凡想成大事的人，都知道“时势造英雄”的道理，正如孟子说的“乘势”与“待时”的辨证关系。“甘罗十二为丞相，子牙八十遇文王”，说的是：时也，命也，运也！人生际遇各不雷同。余 玠人到中年，逢着如此“大好形势”，时不我待，正是到了以谋干主，实现负鼎之愿的大好时机。更不可错失的机遇是，赵葵主持的率军北伐，由于配合作战的大员们，嫌赵葵“主动出击”与宋代长期以来形成的战略防御思想不合。（注意啊，至今治史的人，还有“北伐”必败之说！）不积极配合，终因“粮饷不继”，为蒙军所乘，七月“败还”。“事后诸葛亮”们指责赵葵不自量力，启衅了蒙宋兵祸。朝庭则对赵葵以“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对他作了“削职一秩”处份。（《宋史理宗记》）而“犟驴子”赵葵认为：管他娘的，只要让我在职就行，仍然壮心不己，积极招兵买马，进行总结备战，图更加积极地实现其“抚定中原”的既定目标，更需如今说的“干部决定一切”的人才为之辅佐。据魏了翁《鹤山集卷29》载《奏北军当思调伏庶内外相安》一文说：其时驻在扬州和泗州“垦田治兵”的赵家军“皆类新兵”，说明“端平入洛”不成功后，赵葵利用战后时间，大量补充了兵员。余 玠精辟分析当时的形势后，于是作出判断，决定带着家僮，身穿貂裘，负笈离乡，正在战争的当儿，出门远游淮东，找他久己心仪的赵葵。到了淮东，进了制司“招待所”，得到了以士子接待的礼遇。在“招待所”里住了多日，赵葵从前线“战败”归来，才抽空接见他。余 玠举绍兴四年（1134年）宋将李横、岳飞襄汉之战中大举“北伐”打败伪齐李成，收复襄阳、邓州、随州、鄂州、唐州（唐河）大片国土的例子，赞同赵葵对时局的分析，与其“分享”失败经验，分析“北伐”得失，并向赵葵呈新制长短句《瑞鹤仙》，表达“要乾坤表里光辉”的胸臆。赵葵闻弦歌而知雅意，两人心意相通，对余 玠自然十分赞赏。故《宋史•余 玠传》说：余 玠“受知阃制”赵葵。
       赵葵是头年（1233年）十一月才上任淮东，任制置使的。（《宋史》卷32）而余 玠写长短句《瑞鹤仙》，描写的是暮春景色，余 玠入幕淮东制司后两年无战事，所以本文从姚从吾、陈世松两位学者的断定：余 玠入幕赵葵为端平元年（1234年）。
      宋时名将一般都有两大作风：一是战略上趋于保守，宁可被动防守打成败仗，也不主动出击而招来一旦失利。赵葵不计个人得失，则是力主“北伐”主动出击者。二是对己对人，舍取间都极有分寸，赵葵也不例外。他不随便接受赏赐，也不随意进行施舍。除非有功酬功，有劳付劳。余 玠入幕赵葵的军营，不象有些穷酸，入幕就要选个好“差事”，小事不干，大事干不来。也不似故事书说的，有本事的人，都是坐在家里，就会有人来光顾。来了请他“出山”的人，也故作姿态，逃避不见，一旦千呼万唤请你出了山，还得筑台子拜将，第二天就有安排好的套路，让你一举服人，才使读故事的人过隐。姜子牙、韩信、诸葛亮等，都是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的。又如岳飞，本来是穷小子从军，由“敢战士”（敢死队员！）出身，而《说岳全传》则编了个岳飞“校场比武，枪挑梁王”的“落难英雄”故事来包装他。赵葵是实际人，无功不得授禄，新进来的人，安排可以，但还得从基层做实事干起。赵葵虽然对余 玠的“笔试”卷子“阅而壮之”，到了分配工作，也不例外，还是得从品级之外的进义副尉“试用”一年。那两年，淮东无战事。淮东制置司于北伐前己将驻地由扬州移到泗水之滨的泗州前线，有大量的战备工作要作。美国大发明家艾迪生说过，学机械有出息的工程师必先从金属铸造实际入门，由搬泥巴沙型初级事干起。余 玠“一鸣惊人”的事还在两年之后。他入幕到了赵葵的淮东“军区”，自己就主动积极参加备战劳动，“修车马，备器械，以为野战计；固城壁，浚壕堭，以为强边之图；宽民力以固邦本，衍军储以实塞粟。”的基层工作。一年后，以“明敏达练，受知于制阃”赵葵，也只是升之为地方“民办”类别的“从八品”后勤文员“将作监主簿”。
    《宋史》是由元臣阿鲁图（？-1351年）任总裁监修的“官书”。阿鲁图是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的博尔术的重孙，监修宋史时为中书右丞相。由于元季短，成书时间仓促再加上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叙事不免舛谬疏略”，缺漏、讹舛颇多，写出来的东西情节经不起推敲。章太炎说过：《宋史》虽然芜秽，然而删剃其繁，就得增补其缺，看来史料就不充份了。就是明朝遗文，今存都者也不及百分之五，即或修改《明史》都很难。云云。（见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二辑）就《宋史•余 玠传》仕游入幕淮东的事来说，史笔录为：“杀人亡命”，史笔并不合史实。按蒙古当时来说，杀人逃仇，无律可治，反是津津乐道为人称颂的“英雄”行为。而用中华传统文明标准来衡量，个人历史上就带了污点了，即或有其事，下笔也会为“贤者”讳。尤其是“杀人亡命”还与“从军自效”相链接，“参军动机”不纯，更不会在名人传记里录此“秽行”的。人文评论家们既肯定余 玠为一名将，又无法更订原始的史笔，就只好在开脱“罪行”上下功夫。如1994年版《广济县志》引用陈世松说，就记为“余 玠由于失学感到苦脑烦闷，经常邀朋友坐茶馆。不料一日口角中与卖茶老翁抓扯推掀，失手使老翁跌地死亡。余 玠认为与其在国难当头时为官司缠着，倒不如从军自效，立功赎罪。因之脱身逃出家乡。”其实余 玠为了逃避法律追诉，逃脱惩罚而从军的说法，稍以逻辑推理即可以被否定。
      请先看余 玠见赵葵“阅而壮之”的《瑞鹤仙》原文：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春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卧困，呼不应，自高枕。待摧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余醉饮。
      收入《宋词三百首》同“瑞鹤仙”词牌的词共有周邦彦、袁去华、陆淞、陆睿、吴文英五首。填词到了体格神致浑成境界者，因为关系天份高低，学力深浅，非可一躐而至，一蹴而就。余 玠并非向赵葵卖弄文学，而是向主帅表达以身许国的壮志与抱负胸怀，虽用的是“长短句”形式，不免铺张，却不能对着真人，尤其是当着赵葵说假话。所以从写实的长短句中露出的消息，就是对照着本人当时的景况。他穿着貂裘，带着书僮，住进有“金铺”的宾馆，不是收容的“亡命之徒”的样子，再说有“金铺”的居所，也不是容留招收的兵勇的处所。
     其二，再假若真是亡命浪迹，岂敢只两年就因为亲丧“守制”回家，还大摇大摆地挺身“蕲州保卫战”。虽然当时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 余 玠以“在逃犯”出门混了两年，回来也还只是个民办级别的“从八品”副科待遇，岂就能免受当地官府的追捕？由此也知为了逃避惩罚“亡命从军”说不是事实。
     再次，即或有杀人的事，是年轻盲动行为，也与入幕淮东动机无必然联系。历史是少不了时间、地点、情节三针一线，缺一不可。由于论史者没有人知道余 玠时年己达三十八虚岁，早己过了青年盲动期，所以用年青盲动，过失杀人来为其解脱，也于理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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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余姓姓氏）的世系源流
      历代帝王将相士大夫们都很重视出身。各姓世系谱谍作为门第推究出身的文书档案，也自然受到重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取之谱谍”。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讲究从姓氏谱谍中寻找史料。尚可喜（1640-1676年）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04年）首次尚氏《重修家谱序》云：“谱谍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巨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宗之德流衍绵长。此家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就是不要数典忘祖的意思。这一论断是出了名的。
      宋真宗咸平二年（1999年）正月十八日（2月6日），皇帝下《命文武群臣修谱诏》文武群臣各述身世，“既称世系，必究血源”。追祖宗呢。时礼部尚书余奭这年正月二十干支甲戌日（2月8日）进了一份《呈谱表》说：余家系承黄帝，传脉于叔虞，在唐州受食邑算起，到了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三十七年），由（或“繇”）余以伐戎之策《兵法六篇》献秦穆公。“秦穆公则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赐姓为“余”算第35代，名余辅。由余用于秦穆公事见《史记•秦本纪》。止于唐玄宗工部侍郎“十载翰林”的余钦，说了八十一世，与据《风俗通》所载余氏为秦季由余之后相通。又过了五代，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兵陷长安，波及东南各省。世居新安江畔休宁县的良、从、衮余氏三兄弟，因为逃避战乱分别徙居于分宁（江西修水）、韶州曲江（广东韶关）、杭州之钱塘（浙江杭州）。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四月，李存勋死于兵变，余良的曾孙余烈，时为长公主附马，挈妇将雏，避走湖北广济双城铎白免山“隐居野处，繁衍生息”，为广济始祖。从余烈到1197年余 玠降生，其间相距271年。南宋时，广济余氏至少也重修过一次族谱，谱谍中夹着一张岳飞任职于蕲州时为余氏修谱写的“余氏谱谍，子孙保之”手迹一帧，可视为证明。
      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用书的功夫在于辨识。修纂族谱，必追究血源，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上古无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之始于口口相传，很难说不出错；次说修谱的目的在于叙忠臣、孝子、名宿、武将，列长幼尊卑之序，免不了把旁宗支系入正统上归纳，美其名曰“归宗”；再次，为了功利目的，抬高门第，少不了有意“找祖宗”，把假话编为真话来说者也有之；另外因外因也会造成缺失，后来重修时，又不得不将几条断线接续成长线。以余 玠世系说，其前第七世祖为余靖（1000-1064年）。历史明载，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就世系说，是休宁余氏第三房人，余 玠一支于战乱中由三房投奔进入长房的可能也有，原住广济的长房人不发达移就入嗣三房的可能也有。清乾隆《浙江通志》引开化县《乾隆志》说：余 玠先祖于宋高宗南迁“渡江后，住开化县之金水乡”；清雍正时《江西通志》也说余 玠“分宁（修水）人，侨寓蕲州”。今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人大字典•宋史卷》余 玠条采用的就是《江西通志》的说法。不同说法出现的原因，当是因为宋元之际改朝换代，战乱频仍，余氏处于战乱徙流之中,相互投奔，比如余 玠的先人从临安而开化而分宁而蕲州州城到广济定居下来，甚至定居到了广济又走过回头路都有可能；还因为余 玠去世后，受贾似道迫害，家人四散磔离，远的竟逃到宁夏甘肃，其后余阙人娶的是西辽耶律氏为妻，融合成少数民族唐兀族的一员的也有了。
      上述《余氏谱谍》中提到，由余《兵法六篇》，不见其它史载。要是真有，可比《孙子》兵法早出多年了！据说，余 玠用兵手中握有先秦旧族贡献给他的、
余家兵法《由余兵法六篇》，那才是真有家学渊源的兵家了。

      附：余玠身世考补充
       最早就这个问题发表见解的是明季太仓人张溥也（1602-1641年）录于《宋史记事本末》里的《宋余 玠守蜀论》一文。据他说：余 玠出身于白鹿洞书院的诸生，可是文没有大儒行事的修养，武不似哙武出身的莽夫，而是政治实用型的统帅。深刻理解张氏文章论述，可以作如是说。此文是收入《余氏谱谍》中评论余 玠生平的惟一外人著述，观点至少得到余氏后嗣的认同。以成败论英雄，大概是以实践检验人生的意思，也只有用成果作为检验，合乎客观标准。
      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对历史人物功过的研究，最是中国历史的冷门。专授辽夏金元史的姚从吾教授（1894-1970年）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家们，汉学家们，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对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如何，他们所知，尚不甚多；即使是德国（姚早年留德）傅朗克教授（1863-1946年）编的《中华通史》，对余 玠在山城设防，保卫巴蜀，与蒙哥汗的战死钓鱼城，一些大事，都不甚了了。（《余 玠评传•序言》）姚从吾是针对外国人说的，就国内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比如，近人集72名人《元曲三百首》，人们爱的只是击节而歌，而于作者，就不甚了了。稍作统计，不知、不全或不录生卒年月的就有57人。又试看元季的知名作家关汉卿、董解元、马致远、杨显之、王实甫、君祥（《赵氏孤儿》作者）、李好古、郑光祖（《倩女离魂》作者）、王冕、高明（《琵琶记》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等这些名人，至今他们的生卒年月仍付阙如。早些年，文史专家吴泽教授提倡“历史文学要关注民间历史”。主张上索之于国史，下掘之于家谱，用史识（当然也带了框框！）掘出史实，用史实反过来可以丰富史识。可是文抄公们是宁可“暂付阙如”也不躬身民间的。人物的成就有偶然性因素。但殊不知，偶然后面必然性规律所起的作用。
      前人评价余 玠，多以岳飞作比较。其实，余 玠所对的“敌人”蒙骑比金掳野蛮凶残，成就比岳飞高，后来的政敌谢方叔也不是秦桧 ，其处理人际关系也多技巧艺术，其最终的因劳成疾病故也不是“暴卒”，而是“暴下卒”（时疫大泻！），更与“下药害死”或“仰药自尽”无关。可是长期被误会了。除文前引的两个故事外，连有名的历史文学家蔡东藩（1877-1945年）《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之《宋史演义》中也误会了。这一点下文会详说清楚。
      余 玠的成就除了自身天分聪颖之外，也是一步一步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先见赵葵，赵葵知其“明敏达练”，没有战事，看不出真本事。继以参赞孟珙（1195-1246年）指挥收复蕲州，余 玠从书本所学韬略，付诸应用成功，为孟珙赞赏，孟珙以事迹上奏朝庭，才为赵葵、魏了翁括目相看，上达理宗天听，承认了他的从八品“国家干部资格”。接着在五年大战中，配合老将杜皋（1173-1248）取得安丰、庐州两大战役的胜利，经过五年的战争实践，为老将杜皋推崇，才真的名震朝野，迅速成长为经略一方的西壁统帅。用了八年时间，余 玠才真的成为胜无不胜的军事指挥家。从余 玠的环境说。家乡广济是历史上有名的移民落脚点。据口碑相传，秦汉以前的土著居民，只有七个姓氏。其余172户（族）计129姓全部都来自陆续迁入的“移民”，且移民高峰在宋季，计91户（族）。宋季迁入的91户（族）中，74户（族）来源于江西。迁入广济的移民中，不少为武将文臣，缨冠世族，例如陶渊明、苏东坡、余靖、岳飞、文天祥，以及从他们一道来的武将们，都有后人落籍下来。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宁可终老桑梓，也不愿轻徙异动。移民则大多数是迫于战乱远走，背井离乡，需要团结抗争意志，开拓冒险精神。广济先民性格任侠义勇，强悍好斗，敢于闯荡，而且有农闲习武自卫的传统，大概就是移民精神的体现。
      鄂东毗邻江西、安徽，历史上三省的关系密切。就余姓说，有一支人就在庐山不远的修水，同祖共脉，宗族交往更非一般。所以《湖北通志》引《广济县志》承认余 玠为广济人，而《江西通志》则有余 玠为“分宁（今修水）人，侨寓蕲州”的说法。这也就是陈世松《余 玠传》里认为他是在修水长大的，可以就近上白鹿洞书院“就近就读”的根据。
      余 玠有两兄弟，弟余璇，字贞夫。兄弟两人一文一武。余璇妣张氏，无后，为宋翰林院学士。哥哥余 玠则热心研究兵法，也许是性格使然，走上了率兵打仗的人生道路。兄弟成名不仅为余氏两人；稍后于南宋丙申年（1266）两兄弟与文天祥同届登榜进士的梅应春、梅应申兄弟，也是广济邑人。
      以上就我所知，难免偏执，请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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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参赞蕲州之战受孟珙器重推举
      1236年，宋理宗端平三年，蒙太宗八年。3月，蒙太宗第三个儿子阔出率口温不花及察罕自随州、光州（璜川）、舒州直捣黄州、蕲州  。4月10日（三月初四庚申日）还攻陷广济县城，毁其县署，将广济县衙门赶到长江中的荒洲上设治，几十年没有迁回梅川镇来。蒙将口温不花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兄别里古台的次子，善带兵，较少扰民，被视为蒙古族人的贤者。察罕（？-1255年）是少数民族唐兀人，少时为成吉思汗收养，功封御前首千户。1235年刚从阔出出征宋境。
      宋将孟珙（1195-1246年）枣阳人，是从父亲孟宗政于军中长大的忠顺军“少帅”。孟宗政则是从赵葵父亲赵方拔擢而起的名将。孟珙少年从父出征，嘉定十年（1217年）曾大败金兵于枣阳。父死后，率其所统忠顺军与蒙军联兵合围蔡州金庭，是首先攻破蔡州南门的勇将，也是以收复中原为己任的“抗派”。 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孟 珙 传》载：理宗三年，孟珙守黄州，节制黄、蕲、光、信四郡军马。蒙大将口温不花来攻。蕲春太守张可大、舒州太守李士达两人弃郡跑了，光州太守董尧臣降蒙，蒙军合三郡军马进攻黄州，太守王 览，守将万文胜与蒙军交战不利。孟珙孟率“忠顺军”入城保卫，卒全其城。他闻知蒙军攻陷了中原重镇蕲州，即率其忠顺军立即移师赴援。同时，还有一支由大将李虎率领的7千人的队伍，本是应援襄阳路过蕲州的，也应命留了下来，合力进攻蕲州城，一举粉碎了蒙军的占领。
      这时，正值余 玠请假回乡处理亲丧。按中国官场成规，死了父母亲长，要辞官回家守制，三年孝满，才能请求“起复”使用。但也另有一条，军人可以例外：“惟从戎许其墨”。如果形势和上级需要，不必死搬条文，但也要耽误不少时间。对于余 玠来说其时己年届“不惑”，为国家建功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看来半生有梦，到了四十中年，仍然一事“无成”，也许是合了“君子瘗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命运！哪知幸运之神还是没有忘记他，让他充份展示军事指挥才干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次战事，对于余 玠军事天才的公认是十分关键。因为赵葵虽然对他颇为器重，然而不敢贸然肯定余 玠有实际的作战指挥能力。这时战火烧到了家乡，岂能坐视！于是他不待招唤，闻警挺身而出，进了孟珙的帅营，替孟珙参谋策画，很受赞赏。当发现余 玠军事指挥才能不亚于自己时，迅即将其事迹通报淮东，且上奏朝廷。两个伯乐都看中了这匹“千里马”，哪肯放过？尽管这时余 玠还只是“从八品”待遇，不够朝庭下文任命的资格，还是请求破格直接由朝庭下文“起复”。理宗知情后，也很惊喜，旋命知制诰的刑部尚书洪咨夔（1176-1236年，临安即杭州人）下达《余 玠起复宣教郎、襄阳府通判兼制置司机宜文字制》，说：“尔以明敏练达，受知于制阃。秋防敌迩，辟置自助。起之垩室，贰政要藩，且参幕府之画。不以家事辞王事，其礼之变乎！移孝为忠，勉图协济”。（制文保存于洪咨夔《平斋集》中）制文说到余 玠以“明敏达练”得到了制置使赵葵的知遇。这一句显示：赵葵虽然只给余 玠从八品待遇，却是未忘向上司（如魏了翁等人）夸奖过余 玠的学识才情。接着说蕲州于“秋防”敌人来了，余 玠立即主动请求参战。还指明是含着眼泪，“移孝为忠”，穿着孝服“贰政要藩，且参幕府之画”，参加了主将孟珙的参谋策画。这一句则显示：蕲州方面及时上报了余 玠的功劳，并且作了力荐，推介余 玠这人是可以“贰政要藩”的罕世将才。这上报的人是谁，当然只有孟珙才最有发言的资格了。他既可将余 玠的卓越表现及时告诉淮东，也可以上奏朝庭。由中央政府“组织”部门制文“起复” 余 玠为“宣教郎”一职，也只是“从八品”级别的小吏员而己，却让从地方级别“转正”为“国家干部”的正式级别，具有朝庭命官的正式名份了。
       为什么朝庭要命余 玠去襄阳京西而不回淮东？则是因为其时正好“同佥枢密院事”的二品大员蒲江人魏了翁（1178-1237年）奉命督视京湖军事途经淮东，余 玠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经过赵葵和孟珙的汇报，为其特别赏识，准备要了余 玠带到襄阳去协助赵范，以协调襄阳“南军”主将李虎与“北军”主将王旻、李伯渊两部交争不和。这“南军”主将李虎，上文己交待率 7千人赴襄阳途中，曾被留下来参加了蕲州的应援战。笔者想，很可能在蕲州的暂短接触中，李虎很佩服余 玠的才干和为人。此事也只有孟珙才能向魏了翁说起，并建议魏了翁带着余 玠去襄阳，有利于调停李虎与王旻、李伯渊之间的矛盾。
      后因魏了翁一行尚未成行，而王旻、李伯渊降了蒙军，李虎又因乱纵掠，彻底烧毁了一座襄阳古城，使余 玠只得返回淮东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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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玠淮东五年累彰其功渐历峻职
      1237年，余 玠回到淮东的第二年，蒙军口温不花与宋将杜皋于安丰（寿县）进行了有名的“安丰之战”。杜皋（1173-1248年）字子昕，邵武人（属福建），入幕淮东后，知安丰。杜子昕老成于事，工于备战。蒙军来了，他凭城固守。赵葵指挥各路援军“协力捍卫”，蒙军败退。理宗于役后下诏书说：“赵葵应援安丰，俱能命将出师。捷书上闻，联深嘉叹。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其功”。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官复原职。余 玠则在安丰之战中带兵作战，立了大功，官升三级。以“权发遣招信军”兼淮东制司参议官。 招信军是路下的州级军政合一的行政机构，按宋制外郡主官概以京官出任，而余 玠虽然有了“国家干部”的级别，却无京官名份，只是一般“干部”，要升擢，只好用“权知”，也就是“摄理”的意思。随即，于次年元月，补了余 玠工部郎中的京官身份，开始“渐历竣职”。
      濠州到安丰一线，淮流“浅涩”，利于蒙古骑兵运动开展，所以蒙军首选安丰为侵陷的目标，但没有成功。
      1238年，蒙古成吉思汗收养的唐兀人义子察罕升了马步兵都元帅，率兵80万围庐州（合肥）。时老将杜皋知州，仍以坚守的办法，另派出舟师扼住淮水要害，堵住蒙军的归路。六合人赵时甦集民勇10万人参加庐州保卫战。蒙军不得手，转战滁州，赵葵命招信军余 玠提精兵应援，尾随追堵，蒙军败于天长而去。理宗闻信，下扎褒奖：“淮东所遣援军，当此天寒，深为不易”；“招信余 玠之援亦来，军威不为不壮”。
      1239年，察罕主政河南（洛阳）辖三十多县，在汴京大造舟揖，准备再次南侵，宋人不安。在长江之滨长大的余 玠，熟知水性，奉赵葵之命，亲率舟师由泗水溯淮河，经毫洲入汴京，进行长线奔击，沿境与察罕所率蒙军鏖战。这谙习骑术的察罕，遇上了暗习水性的余 玠，好似那黑旋风在浔阳江里遇上浪里白跳张顺，哪是对手，连连败绩。余师所向皆捷，且“全师而返”（《理宗记》）。《元史•张柔传》评说：“宋兵持舟揖之利，驻毫泗，犯汴洛，以扰河南（洛阳）”，指的就是余 玠深入敌后进行的骚扰。
      1240年，余 玠连升三级，由制司“参议官”升淮东提刑，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负责濠东诸县的应天（南京）、泗州、永平、海州、邳州、徐州、涟水一线屯戌军马及防务。
      1241年，蒙军察罕会同各路兵马出河南（洛阳），破寿州，围安丰与南宋“会战”四十余天，败绩。余 玠率舟师亲自上阵，打败了察汗的进犯，又立战功。战毕，即拜大理寺少卿，升淮东制置司副使，当了“大军区”的副司令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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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宗坐论“胡”运，余 玠奏对良谋
      早于1234年初宋蒙联军消灭了残金政权之后，尽管由于南宋方面有心收复“三京”失地，派赵葵率军“北伐”出兵“入洛”，蒙宋关系紧张起来，但仍有使节往返应付。而暗地里，双方都磨刀霍霍，积极备战。史实证明，蒙庭早己要对南宋“躬行天讨”。（《元史》卷119《塔思传》）
      1235年春，蒙军即分兵两路攻宋。一路是由太宗窝阁台三皇子阔出带兵由淮河而下，直侵淮东；另一路由由二皇子阁端领征金政权时的总帅完颜仲德苦心经营，藉之“以图巴蜀”的后方基地“秦、巩”（天水和陇西）。金亡后，汪古族人汪世显交结蜀边十八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号称50万人的“征蜀大军”，于1234年陷“蜀口”沔州（略阳），1236年八月占“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的战略要地汉中，九月于强宁县西北的平阳关一战，竟全歼宋军主力曹友闻部。汪世显此际说：“吾己撤蜀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 1236年秋，阔端乘机大举侵蜀，汪世显与宗王穆直、先锋按竺尔合力攻打成都，10月19日（九月十九日壬申日）陷成都。不足四十天，下全蜀54州，制置使丁黼遇难。1237年6月，蒙军都元帅塔海绀卜（绀卜：西夏语“大臣”音译）自金州翻过大巴山入蜀时己“如入无人之境矣”。1239年秋，蒙军从万州（万县）突过长江，企图掠施州以进湖湘，为名将孟珙堵于归州（秭归）击败而归。1240年孟珙任四川宣谕使（-1242年）。1241年春，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复立其城，部将田世显“挈成都归附元蒙”，陈隆之被掳，不屈被杀于汉州。1242年春，蒙将也可那颜自商州、房州入蜀，攻
打泸州，全国震动。
      由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蒙军俘虏不屈被杀，其部将田世显挈成都归附蒙古，川西失20余城。同时京西、淮西相继残破报警，全国振动。南宋朝庭在主政者李宗勉（？-1241年）、游似（？-1252年）两人累请下，朝庭展开了“战与和”的大讨论，强烈要求理宗“移畏虏而畏天，易信和而信守”。值蒙古窝阔台汗驾崩，六皇后脱列哥娜（乃马真氏）称制，内部各种势力纷争混乱。理宗审时度势，明确表示：易和为守，“当为必守之规”。
      1242年五月，赵葵擢升同知枢密院事入临安。余 玠奉命入朝奏对，面谒理宗。回理宗问时，除了表示抗蒙决心，提出了治蜀初步方略外，还提出反对浮夸虚妄，要求文武同重并用的主张。理宗表示，余 玠是可以独挡一面的人才，“卿宜少留，当有擢用”，并诏颁侍从、台谏“各举文武大小之臣，庶使务当其用”。六月，余 玠擢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这是一项只管“宣谕德意，不预他事，归即结罢”的差事。惟此时己将在任的孟珙调任京湖，镇守襄阳，余 玠上任即负有主待全盘的的实际责任。七月，余 玠向理宗行“陛辞礼”，理宗谕：“今日之事，不必问胡运衰与不衰，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 余 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庄严表示：“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庭。”十二月，余 玠行蜀途中，擢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经过一番讨论，并正式决定，以重庆为四川制司驻地。
      此际，孟珙则主镇襄阳，为京湖制置使。1240年，因为四川势危，曾以“四川宣谕使”入蜀，至1242年余玠入蜀前返襄阳。按宣谕使“掌宣谕德意，不预它事，归即结罢”职司知，孟珙入蜀，只是应援慰劳性质，并无实际大权，而孟珙的实职仍在“京湖”。孟珙与武汉关系密切，包括武汉洪山的命名，洪山宝塔与宝通禅寺，大东门前的道观的修建，留下逸事不少，

彭康华

余玠（？～1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南宋名将。嘉熙年间任知招信军，于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淳佑元年（1241），赴援安丰，败蒙古军，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从淳佑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宝佑元年（1253），宋廷听信谗言，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突然死去。
余玠不是武穴人啊，这是百度百科里的资料。楼主作何解释啊？

尹生

余玠墓就是武穴青蒿村青蒿铺后余灵山上，村民中还有很多关于余玠的很多传说，已经把余神化了。楼上的怎么说余不在武穴呢？孤陋寡闻了吧。不过看了楼主的文章才知道那里只是余玠的衣冠塚。

七秩龄童

  关于余 玠是不是武穴人，请彭先生阅10楼《余 玠的籍贯成份与个人出身》内容。先生其它疑惑，也正是本文为什么再写《余玠评传》的宗旨，请先生细阅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