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通电骈文圣手饶汉祥

七秩龄童

谢谢，网友“白棉花”先生。如发现年份有误，请不吝指出，以便更正。

白棉花

京师大学堂是1998年7月由光绪下诏成立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今北京大学前身。

——楼主的意思大约是1898年吧？

白棉花

文中的吕女士大约是武山湖边团山村一带的人吧？这些历史人物少不了要在不同的季节游遍武穴的山山水水。希望在作品中能够看到武穴的地理遗迹及其变迁。

七秩龄童

白棉花 发表于 2011-10-8 11:18
京师大学堂是1998年7月由光绪下诏成立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今北京大学前身。

——楼主的意思大约是189 ...

     饶汉祥十六岁和京师大学堂成立年份均为1898年，由于笔误致错。谢谢指正。

彭康华

饶汉祥，武穴人的骄傲啊。

七秩龄童

     举人拂袖集贤馆，学子抒怀汉王冢
       与饶汉祥同伴出游的五位，各人都抱定自己的目标为之奋斗。吕慧英在日本期间，与秋瑾成为密友；居正和彭汉遗、彭汉一三人则参加了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活动，居正还被推举为湖北省党务的负责人。公元1911年武昌“辛亥”首义，居正和彭汉遗兄弟是积极的参与者。
      每个年代，说起来，都会有不少儿戏笑话似的“真话”，值得人们回味思索。比如晚清时，革命党人们，靠民间会党势力和新军里的中、下层军官的醒觉，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但是，到了成立军政府的时候，革命党人倒觉得自己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够格掌权，在革命军中竟推举不出一位都督来；如果一个省里，连“都督”都没有，向全国发出响应起义的号召的话，就会名“不正”，言“不顺”呢？于是这一群革命党人，在与敌人浴血的同时，还要分心吵吵嚷嚷，为了让谁来当都督，闹的不可开交。
      居正于武昌起义了的第五天，到了武昌，也为这事大伤脑筋。最后想起了浠水同乡，叫汤化龙。汤化龙“反正”前，当的是湖北咨议局局长，“反正”后倾向革命；于是，居正跑到汤家请教。商量来商量去，汤化龙提议，把清军中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的协统，名之为黎元洪的抬出来。居正将此意见向首脑们传告，竟一致通过。为了此举能服众，居政还“假借”孙中山的名义，先拟出《鄂州临时约法》，并召集革命党人举拳头一致通过，使旧政府官员们也能“咸与革命”呢！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故后来人以“黎黄陂”相称。他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时年47岁，是张之洞生前擢起重用的将才。武昌起义的当晚，为了阻止革命，这位“将才”还亲手杀了两位革命党人。被俘后，却发生奇迹似的变化，天也不晓得，众革命党人会决定抬出俘虏中的他来，请他出任省都督之职，“领导”革命。黎元洪上任前之前，居政先做黎元洪的工作，左劝右说都不行，就只好来武的，教部下用手枪逼着他答应。就任前，黎元洪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不肯在将要发表的“文告”上签字。这居正也有办法，说：你不签字，由别人签上你的名字，谅你也赖不脱。后来，黎元洪看见他所尊敬的汤化龙，也“参加”革命了，才表示“不计成败利钝”，就位于省都督的位置。不过，就到了都督位上，怕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革命党人一方面确立了黎元洪和一批旧军军政人员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也同时设立了集贤馆，广为“招贤”。时己在军政府司法部当了副部长的彭汉遗，想起了有个名为饶汉祥的同学来。这时，这位饶汉祥在哪儿呢？赴日本流学前，曾表态同意吕慧英“教育救国”的思想，以后就真地身体力行。在日本与居政同校，学政法两年。吕慧英在日本都入了同盟会，饶汉祥则连革命活动都不参加，一心读书。回国以后，他认真地跑到福建省学务部就任视学之职，成天在高山老林里穿进穿出呢。彭汉遗想起了饶汉祥，先是寻着在两湖理化学堂任教的，饶汉祥的二弟饶汉秘，先将饶汉秘安顿，就任于军政府交通科当科长；然后联名拍出电报，请饶汉祥。饶汉祥闻信，跚跚而来，然后以“愿报效新政府人员”身份，住进集贤馆里，等待考核录用。
      这位饶夫子住进集贤馆，是来“响应起义的”、等待录用的人员呀，他却老起脸来，对武昌起义的宗旨，动辄出言指责，这不是，那不是，反正对革命党人过激言行持的是否定态度，行动更不积极。看来，这时的饶汉祥，还只是一位具有维新水平的后进人物，跟不上潮流呢。但他只是矛盾人物，却不是伪君子。彭汉祥尊重他，因为他心坏坦荡；引荐他，也是希望他识得时务，“咸与革命”，想等待于他想通了，好为民国建设献才献智。岂不知，这位老夫子，只在集贤馆里住了几天，就闹起别扭来。这天，饶汉秘赔同彭汉遗到了集贤馆，进门就恭贺说：
     “恭贺你呀，苾僧兄，明天就进行考核了。”饶汉祥却用难得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回答说：
     “学句日本话，哈以了罗！但不知述先大哥可否相告，谁是主考官？”
     “啊，听说是谢石钦科长。”（* 谢石钦后任湖北革命实录馆馆长，1956年谢世。）
     “啊？伊人以何功名就任主考官之职？”
     “听说是刚从两湖师范毕业的学生，是位新人。”
     “真是黄钟息罄，瓦釜雷鸣！我以举人身份，受彼连童生秀才资格都不是的人来考试！”饶汉 祥一叠连声地说了一气，最后竟冒出句武穴的土话来，说：
     “趋伊个毞！俺不报个卵效了，回家吃老米。走！”二话不说，拂袖而去。追兄不及的饶汉秘只好回程，对彭汉遗表示道歉说：
     “长兄似父。为老弟的对长兄的任性，真是没有办法！”
     “这么多年了，饶苾僧自鸣清高，今者，亦发如此！不过，绕树三匝，可能还是未觅得合心的栖枝呀。我等不必急在一时，自有说得服他的人。”彭汉遗对饶汉祥似乎胸有成竹，要等着某人来说服他。这人是谁呢？饶汉秘猜不着，七秩龄童先生知道，也暂时不说破。阅者君子可先猜猜是谁呢，测试一下自己的心机如何？
      饶汉祥一愤之下，从集贤馆里挈了行囊就走，一口气走到武昌司门口蛇山边上的斗级营，另寻了一间客栈，开了一间房子，放下行李，安顿好自己，然后只身上到蛇山顶上，且行且吟，直到奥略楼前的孔明灯下，瞅着浩浩荡荡向东流去的江水，载着风樯遥动的千帆，在黄芦叶动的江洲前移动的图景，大发“老冉冉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感慨。
      饶汉祥在蛇山上发了一阵子呆，先自笑了。原来不留神，以为上了这山上，除了看江水，就是学柳永州披荆棘；哪里知道，这山中的小路边，老林下，到处都有一丛丛的人围着人，山边的小棚子户门上，还隐隐飘出各类招徕游人亲近的布旗儿呢。七秩龄童年轻时，这“伟克安”的方式之一，就是常常跑蛇山。上得山上，最受吸引的是两项：一是欣赏摆在地上的真假古董，想分辨真假；二是留神从看相的两片嘴唇间吐出的说词。莫以为相人说的都是胡诌，其谈吐引经据典，诡辨着哩。吾人以“辨证逻辑”欲克其“形式逻辑”，弄不好就进入其陷井，可以说是累战累败，很难操“胜卷”。这饶汉祥大概也有如我侪的习惯。一天，又逛到山上时，就与一位名为“张铁嘴”的相人成了朋友。在相人的陪同下，看到了一座荒冢，经介绍，才知这一抔净土所掩的，还是享过国君尊荣的荆楚名人，以反元起义于蕲水的“大汉王”陈友谅。饶汉祥对陈友谅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在铁嘴张先生的陪同下，买下些“三牲祭礼”，对着陈友谅的冢堆，凭吊了一番。陈友谅泉下有知，真是与有荣焉，得结识饶才子于未发达之前。
      据《民国大事记》，1913年初，署湖北省民政长的为黄岗人夏寿康，实际上，代理民政长的，是其时任内务司司长的饶汉祥。到了9月25日（八月廿五日）饶汉祥也就正式署湖北省的民政长，即今的“省长”之职。饶汉祥在1913年民政长任内，办了两件青史留名的大事：
      一是于1913年3月5日（一月廿八日），下令通饬各县知事废除一切刑具，并令武昌县知事选在蛇山上的黄鹤楼下，将所有收集到的刑具，当众一火焚之。当时蛇山下的剧园子里，正唱着《起解》。扮苏三的演员上场后，就先得将道具枷取下来，丑脚就说：“都民国二年啦，要文明办案，这玩意儿，得给县父母官送去，好付之丙丁！”引得全场一噱。唱辞中，也改一句：“苏三来到武昌县，武昌县里没坏人！”又引得全场发笑一阵，之后，才入正戏。
       这第二件大事，就是以湖北省内务司的名义，重修了武昌蛇山南麓的陈友谅墓，石碑上“大汉陈友谅墓”及其它铭文，也是饶汉祥亲笔。也有人说，六个大字为孙中山题，存疑？当然，若有孙先生亲笔，这陈友谅就更荣耀了；不过，这时，孙先生正由日本回到上海，主持要讨伐袁世凯的大事，怕分不出这份闲功夫来呢。今附图于下，供参考。
      这是后话，提前说了。此际的饶汉祥，还正撩倒着呢。

七秩龄童

     劳动吕慧英数语  解开饶汉祥心结
      饶汉祥在武昌司门口斗级营的一间小客店里，住了莫约十天。虽然天天都无所事事，百无聊奈，却天天挪步到山边的柝字馆里，与看相柝字的人厮混，还向张铁嘴学柝字，竟然觉得妙趣横生，乐此不疲。   
      也是不巧不成书，无缘不相聚。一天，正下山往斗级营走呢，猛抬头，无意间却碰见了彭汉一、吕慧英夫妇两口子在山上玩。彭汉一在四川联络革命党人，贲事之后，带着在四川懿范女子学堂任教的吕慧英赶到武汉来，准备赴宜昌禁烟总办之职。这也刚放下行李，准备第二天去找乃兄彭汉遗，只下午抽空上山走走，不期与这负气出走的饶汉祥碰个正着。三人相遇，先有一番互诉离别后的絮语；因说起推翻满清腐败的政府，天下归心，各界贤达都有热心报效革命的事。吕慧英听说饶汉祥因嫌派的是由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主考“招贤”，就负气出走，于是快心直口，开门见山地说：
    “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姊姊虽然是个女子，也满怀建功立业的爱国热情；苾僧贤弟你呀，才学过人，年轻有为，正该乘时而动，因机以发，怎么能不顾大义而循小节？”
    “哈哈！姊姊背的句子不少，这是秋瑾的词！怎么只背前四句，断章取义，不往下背呢？小弟记的，下面是：“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饶某不才，铅刀也重一割，岂可随童子作儿戏行？”饶汉祥本来就满腹牢骚，遇着两位学友，不免振振有词地与之辨白着，不服气。
    “好个学贯古今的饶汉祥。你不过考查一关，未必还想要学姜尚、诸葛亮，虚应那垂钓和三顾才肯出山的故事？”吕慧英杏目圆睁，口气越来越狠。
      “小弟非比那诸葛亮、姜尚之才，更无待人访就之意。只是，只是，…”不等饶汉祥“只是”下文，吕慧英毫不客气地抢住话头就说：
     “只是什么？参加民国，量才录用。主考的官，不过是主持其事罢了。请你入了门，事在人为，也碍不着你才高八斗的饶夫子大才大用嘛！”吕慧英哪管饶汉祥受的了受不了，话不三句，出口就挖苦起来。饶汉祥听不出吕慧英挖苦的口气，倒是一本正经，将颗老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不行，不行！主考的官，就是门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事却丝毫马虎不得的！”饶汉祥耍起小孩子脾气，钻起牛角尖来，固执着己见，连口喊带头摇地回答说。
     “弟儿呀，此语欠通啦！这招录贤人，你住进了集贤馆，就是贤人了嘛，说是考核，也只是见面的一种方法；哪要你入考院，经科举了？请你见个面，和那弃笔投军一般，经点卯办个手续，入个门罢了，哪就有了师承门生关系！”吕慧英几句话，如醍醐惯顶般，让饶汉祥一下子清醒过来：是呀，只不是入门点卯罢了，何必认真计较。彭汉一时还不明所以，以为两人争犟了呢，赶紧和事说：
      “你两人争也无际于事了，考也早考过了，放什么马后炮！我们难得相遇，不如找个下处，喝杯水酒，以庆祝今次沧桑远隔之后，又能邂逅相逢的缘份如何？”
     “正是，正是！”饶汉祥不知这答应的两句“正是”，是认可了吕慧英说的“何必认真计较”呢，还是应和彭汉一说的“喝杯水酒，庆贺相逢”？因为他与吕慧英虽然男女有别，似乎两人间心有灵犀，一点就通，这时他正与吕慧英交心底哩；对于彭汉一接着说的找个馆子相聚一番的提议，还懵懂着，虽然听见了，并未入耳。当然这只是饶汉祥一瞬间尴尬，马上就反映过来，于是接着说——殊不知又说错了：
     “下山就有几家湖南馆子，味道不错，小弟为东，为贤伉俪接风，一洗尘劳才是正经。武昌的老同兴，汉口的福庆和，长沙的九如斋，都是有名的湘味餐馆呢。”彭汉一比饶汉祥社会见识多，说老“同兴”，因为辛亥前十年，黄兴、孙武、吴禄贞借同兴酒楼杯酒结义，发誓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革命人中大有名气也还罢了，连长沙的九如斋也牵了进来，就不可思议了。这长沙的“九如斋”本有名声在外，但却是糕点坊，连酒楼都不是！彭汉一知道饶汉祥有书呆子气，不能以世俗待之，闹笑话是不可免的，其时又心不在焉。对此，彭汉一并不点破，只莞尔一笑。他庆欣着的是，经他的夫人出面，数语间解决了饶汉祥的思想认识“危机”。
     笔者补充几句：清季后期以后，湖南湖北，朝呼夕应，长沙汉口，声息相通；在长沙说汉口，似乎汉口就在长沙市内，在汉口说长沙，也以为长沙是汉口挨近不远处。笔者十四岁时，伶仃只身，分文未带，就敢于登上火车跑到武汉来投靠就学，也就是有了这先入的印象，以为到汉口，比从长沙市内的小西门到捞刀河远不了多少呢。本来，清季中兴了一番，得力于湖南曾国藩带出的“三千把总”，湖北人觉得与有荣焉；今次武昌起义，发出檄文首先响应的也出自湖南，湖南人也给足了武昌起义的面子。于是，并未到过长沙的饶书生，不经意夹在武汉的酒气中，顺道儿牵出了长沙“九如斋”糕点的香味，就有其内在的因果，似不得以出语唐突等论了。

七秩龄童

     黎都督蓄心谋师爷  饶才子故意走后门
        辛亥革命成功后，由黎元洪首任都督成立的“军政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鱼龙混杂；既有革命党里文学会、共进会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盲动冒进的会党首脑，还有由旧政权分化出来的“咸与革命”成员。据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回忆，武昌起义时，孙中山、黄兴并不在场，打出的就是共进会十八星旗。成功后，也还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杨玉如先生回忆说：靠会党发动起义，发难快，成功难，原因就是会党人员组织性差，嚣悍难制，稍不注意，徒滋骚扰。清末多次利用会党发动起义，往往归于失败，就是其消极作作常常大于其积极作用的缘故。按杨先生思路往下想，辛亥革命几经曲折，最后算是“成功”，除了满清政府本身统治式微之外，进行革命者能够成功，也真是侥幸万分的了。
      杨玉如先生本人是革命发起人之一。起义前是共进会、文学社领导成员，与居政同行同止。到上海邀请起义主帅的是他两人，起义后商量请黎元洪当都督的也是他两人。军政府成立后，杨玉如任军政府内务部副部长、秘书长。据杨回忆“10月底，杨回到武昌，被委为都督府主任秘书。杨所写文章多不称黎元洪心意，且同志间意见纷杂，杨亦不安其事。”对黎元洪来说，与杨玉如之间可以说是“异梦同床”，政治态度，思想见解并不相同，行事方式更不可能一致。这些话，黎元洪自是不便公然说出，在公开场合，于面子上，还每每“恭维”杨玉如是惯写报章时事的“文章巨擘”。言为心声，黎公底下的话就是“你不是当秘书长的料子”，如果谋着了贴心的笔杆子，将你挤走是迟早的事。于是，黎元洪都督上任起，就无时不在留心，要从对方阵营介绍进来的“同路人”员中，谋到一位与自己合心的“家臣”似的人物来。
      饶汉祥没有经过“招贤”一关，推荐人彭汉遗和居政两人，正自为饶汉祥错失机会婉惜无计时，彭汉遗的弟、妹夫妇两人的到来，为之解了围。彭汉一说：
     “不管么位置，将饶苾僧塞进军政府混口饭吃再说！”
     “走正门请酒都作歉不吃的匹犟驴子，走旁门更不合礼数，他肯服槽？”居正觉得奇怪。
     “为犟驴子安上了笼头，牵得进门的！”吕慧英笑着说。
     “哦？莫不是弟妹俩见过他了？说服了他？”彭汉遗说。
     “那倒不是我们说服了他。是…，是蛇山上有一位看相的人，说他此时出山，会有贵人相助，正宜其进！”吕慧英怕老公掀出他与饶汉祥有一席交心的老底，抢先作话说。
     “那好，杨玉如手下差个合适的笔帖式，昨天还问我要人呢，就借此将饶苾僧牵进来如何？”居政试探着说。
     “好好。将犟驴子关进了槽，栏由他自己作了，不是说造化弄人嘛！”吕慧英高兴地说。他用了成语“造化弄人”四个字，用现代话说，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同义语，可见今古圣贤，所见略同。
      下面将要说的是饶汉祥与黎元洪之间的故事了。在提及他两人的故事前，容我扯一段野话：在旧官场的幕僚人员中，有一种人介于寮仆、师长之间，具有宾客性质的特殊佣人，名为“师爷”；这个词儿典籍不记出处，辞书不设条目，朝庭不认官职，但却几百年盛行不衰，直到止于民国末年。主官的仆从奴隶，虽然可以代表主官到外面办交涉等小事项，但必须先自具名为“小人”或“奴才”，以明身分。师爷则不同，不但可以与幕主同杯共盏，还要为其出谋划谋、代拟文稿、处理案件、出使联络，甚至裁行批复等大事，因为与主人有宾客、朋友关系，对外概只称主人为“东翁”，或称“东家”。在衙门里，下属仆从称主官得尊为“老爷”；而同时，对这种与主人有“宾友”关系的人，也得称“爷”，称为“师爷”。够得上“师爷”的人，有两个要求的条件：一是必得为文人学士，有才情，有能力；二是必得对主人绝对忠诚，能共荣辱。俗话说，师爷与主人不求共被子，也得要共得裤子的呀！
      黎元洪一朝得主楚政，派任的秘书长杨玉如也是1905年由张之洞“公派”到日本的流学生，具有不差于饶汉祥资历水平的秘书长人选，但黎元洪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长”，而是急缺家臣性质的“师爷”，作为自己的“宾友”与之同行止。凭黎元洪这一条内心的要求，对于由革命起家的杨玉如“占着”秘书长位置来说，够不上师爷的要求是显然的。这是黎元洪后来要用饶汉祥取而代之，将杨玉如从秘书长位置上“挤”走的根本原因。
      就饶汉祥言，由浙江直奔湖北，若经过集贤馆“分配”，少不了有省二级单位或州县单位的主官之份。中国人说“宁为鸡首，无为牛后”,指的是宁可到一个小单位，当一把手，也不愿分到大单位，在一把手之下，受人支配。受了这种思想的支配的人看来，对饶汉祥的“逃官”不就，不但不近人情，也不可理解了。不过认真计较的话，那种“宁为鸡首”观念，不过只是些想“占山为王”的人，是只有“小家子气”思想的一种反映罢了。在中国，也有很多要做大事业，抱定“宁为牛后，不做鸡首”宗旨的人，其“标兵”就是肖何。当日沛县起事成功，众人推出的首脑就是肖何，而不是刘邦。肖何的母亲得知，马上出面教训肖何说：“我儿不是当一把手的料！当首领的人必须敢闯敢斗，敢于抛弃家室、父母、妻子，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思想准备的人才行，我儿不行！”肖何说：“是，听母亲教诲，孩儿准备跟着刘亭长只做一名将军如何？”肖何的母亲更摇头说：“我儿更不配当将军的资格！当将军的人，必须令行禁止，上得阵，杀得敌，敢于剌刀见红，我儿不行！”肖何埋怨母亲，是有意阻止他参加“革命”呢？肖何的母亲却出语惊人地告诫肖何说：“我为我儿定位为当二把手。当二把手，从龙附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大有用武之地，正合我儿气质，大可作为！”这肖何果然一辈子听了他母亲的话，从着刘邦，定位为当二把手，干了一番大事业。在饶汉祥看来，姜子牙跟周文王，诸葛亮从刘备，也是早就将自己定位为当“二把手”的，如同“师爷”的位置上而己。他来到武昌，就是以黎元洪为“从龙附凤”，可以大有作为的目标而来。他在集贤馆里拂袖而去，也如同“渭水垂钓”、“南阳高卧”，是表演给黎元洪看的另一种方式。居政、彭汉遗说饶汉祥“清高自负”，或者是受了饶汉祥矫情的“骗”，或者说，无意间配合了饶汉祥的“表演”呀。这当然是七秩龄童挖掘古人灵魂深处的话，若当面说，古人是不会爽快承认的呢！
      且说黎元洪都督听说，举人饶汉祥闹了一番集贤馆之后，竟屈就到秘书长杨玉如的手下，当了一名文牍小职员，觉得十分新鲜；他久闻饶举人其名，未见其人，从秘书长办公室外过来过去，比如办公室里来了名美女似的，总免不了回过头来，张这饶汉祥一眼。黎元洪一顾之下，对饶汉祥印象极深，有种前世就有缘的感觉。又听说这后生子年方二十八岁，（正是诸葛亮出山的年纪！）持才傲世，莫不真有学问，是自己心目中梦寐以久的人物，有必要一试真假。碍于杨玉如，黎元洪三番两次都没找着试饶汉祥的机会。有一天，杨玉如因公务离开了机关，黎元洪寻着了机会，拿了一件一般性公文，装着无意似的，交给饶汉祥承办。饶汉祥问明主旨要点，轻车熟驾，一气呵成，交了差。黎元洪稍为过目，也一字不改给签发了。过了几天，有一件重要些的公文，照例得由秘书长亲自动笔的，黎元洪却交给杨玉如说：
     “此件请玉如兄交那叫苾僧的试试拟稿，不是说他有八斗之才吗，他不在集贤馆里应试，就由玉如兄主考，总可以了吧！”说罢哈哈一笑，摆出有意奚落的样子。杨玉如不知就里，没有察觉黎都督的深意，只顺手交饶汉祥承办。
     饶汉祥这次接件在手，如同姜子牙垂钓渭水，己知要钓的“鱼儿”来上钩了。于是依照黎元洪的脾性、气质、好恶，好生揣摸之后，将写出的内容，作了一番仔细敲订，更在文字上大加斟酌，加意逢迎，才呈送到黎元洪手上，并说：
   “请主公斧正定夺？”
      黎都督这次将饶汉祥的拟稿放在案子上，先指一把椅子，请饶汉祥先坐下，叫手下先为饶汉祥上茶，然后才自个儿入坐举目审稿。只见这黎元洪手持饶汉祥拟的手稿，第一遍虽然只是粗粗过目，己是忙的目光交梭来回接应；至第二读时，则己朗朗上口，吟诵之声不止于耳；到了第三读时，从黎元洪的大胡子里，竟连连发出唏嘘赞赏叫好之声。
    “好，好啊！苾僧高才，稀世瑰宝！请茶，请茶！”这是黎元洪首次接见饶汉祥说的话。
     自此之后，黎元洪的重要电文，都交到饶汉祥承办，而处在秘书长位置上的杨玉如，却只有处置例行公事的份儿了。杨玉如自知文笔比饶氏差的太远，生出“此处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之意。黎元洪好生安抚杨玉如之后，请杨玉如就省军政府顾问职。
     据1911年10月17日发布的《军政府暂行条例》，黎元洪的秘书处是个大摊子，当时任“秘书”的职员就有28人之多，饶汉祥同乡郭泰祺从美国流学回国，就曾进入这28人之例，出任英语秘书。黎元洪属意饶汉祥，怕不服众，先摆在陈寿熙之后。陈寿熙，兴贤都（今海丰县附城东笏村）人，清光绪年间廪贡生，论“学历”比饶汉祥“举人”低，但他任秘书的资格比饶汉祥老！
      不久就将饶汉祥从一般文秘人员晋升到秘书长位置上来。

七秩龄童

         黎元洪与饶汉祥成生死至交
      中国北洋政府统治始于1912年至1928年。饶汉祥自1911年底进入湖北军政府，被黎元洪赏识始，两人的关系也在这段时限内，从日逐密切、相互依附、共进共退、随与沉浮于中国北洋政府的始终。在北洋政府乱世中，两人共同干出一了一番事业，也算得惊天动地；更留给后人的，是两人间忘年相处，相依相恋，生死至交的佳话。更加巧合，具有传奇色采的是：两人虽不同年同月生，却真个的做到了“同年同月死”。黎元洪病逝于1928年6月3日（四月二十一日），饶汉祥由病逝于同年同月的27日（五月初十日），黎饶两人神交，巧合到了这一境界，真也是难能可贵的了。有人写他两人的历史时，说“生死之交”，只是饶汉祥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而己。愚意以为发此语之人，研究人物不够深入，属于不明真象而率意语之，所以不敢苟同。
      黎元洪自被历史的潮流推到了巨浪主流，被供上了省督军之位之后，虽然势成骑虎，也明白不能再反水回身，也无法全身而退的了。在此情势下，他唯一所望的是，各省能响应武昌起义，造成既成事实，扩大声势，使形势朝有利于自己方面发展。为了促进这一形势的发展，黎元洪赖饶汉祥以能“鼓天下之动者”的文字，频频向全国各省大发电文，以壮大阵营。果然，全国有十多个以上的省份，在武昌首义的影响下，纷纷来电响应，宣布“独立”于满清政府之外，摆脱了满清王朝的控制。虽然不能下断语说，十几个省的响应武昌起义，是得饶汉祥文电之力；但也得承认，现代电信迅速准确传出了消息，又发出的是鼓动力强的文字，能够鼓动人心，使全国舆论先行，推动和促进了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是无疑义的。黎元洪见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兴奋不己，不断地夸奖饶汉祥说：
   “苾僧鸿文巨制，星驰电布，八徼风传；你一支如椽大笔，可当得百万雄师！”
   “书吏只是禀承督座意志办事，笔下虽然有些新意，也是托督座洪福，使书吏也福至心灵了些而己。”饶汉祥此语，并非是假意奉承，说的乃是真话。他有再好的文笔，遇上了大变革时机，没有黎元洪的适时提挈，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有之焉！
   “我黎元洪比苾僧你痴长一十九岁，相识不足五十天。机缘相凑，风云聚会，何其有幸，成了忘年之交。你若不嫌弃，以我为大哥，你就是小弟，迳称我为黎胡子好了。若如此，今后我两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黎元洪一嘴山羊胡子，叫人称他为黎胡子，自然是表示亲近无间的意思。
   “良禽择木，贤臣择主。汉祥不敢自谓是贤臣，今生有幸，得遇明主，您哪，只管以家臣待我就好了”饶汉祥感受动地说。
   “贤弟快别如此见外。今后要是有委曲之处，倒是得你多加体谅才是。你也知道，11月3日（指1911年），仿刘邦故事，向黄克强授了革命军总司令印箭，只打了二十多天，黄克强辞职去了上海，却召来了袁项城陈兵汉阳。如今虽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朝庭独立，也不解武昌之危呀。不知小弟有何高见教我，以解我忧？”
   “依小弟看，中国不是帝制不通，而是清廷自危，海军尽叛，财力不图，王室无枪无炮无军饷，不足为虑。至于袁项城兵陈汉阳，也无须惊慌。”
   “请道其祥？”黎胡子伸展身躯说。
   “汉口只有六镇袁兵，武昌有八旅民军，况隔着长江天堑，其奈我何？”
   “袁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我军精神稍好，却嚣悍难制，不是福音！”黎无洪本来伸直了的身躯，又坐复原位说。他本以为饶汉祥会有高见，却说出的是众所周知的情势，显然是并不满意饶汉祥的答复。
   “袁项城五镇精兵在握（另一镇为旗兵！），为什么只陈兵与我隔江对峙，而按兵不动？他举的是把双刃剑，意在挟南方革命之势以胁王室，欲取两家而代之。”饶汉祥进一步解剖说。
   “苾僧分剖中肯。只不卜结果如何？”黎元洪觉得这书生出语不同凡响了，急想听到下文。
   “袁氏久居中枢要位，内拥北洋兵力，外有洋人支持。英公使朱尔典就代表英政府表过态，是支持袁项城的。民军方面他有朋友呢，汪精卫就是他的谋士；原先的立宪党人梁启超、蔡锷觉得袁项臣是他们的希望；黄兴、宋教仁一派以只要袁氏同意共和，就可以推举之为总统。更其甚者，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炳麟（即章太炎）对袁项臣更寄厚望，以袁氏为中国的华盛顿譬之。由此观之，中国目前虽分南北两家，天下却非袁项城莫属！”
   “贤弟的意思是，为今之计，当促南北议和而重（袁氏的）中央集权？”黎元洪眉目舒展开说。
   “袁项城如同曹孟德，民军如同东吴孙家（指孙中山），欲成三足鼎立之势，除非主公有意作刘玄德？”饶汉祥小心试探黎元洪说。
   “不行，不行。三国局面能形成，也非国家之福！更何况为兄志不在此。”黎元洪赶快表明心迹说。
   “那就对了。如今南京与北京正在谈判，孙逸仙与袁世凯正在相互‘礼让’，推谁为总统，我们只须发出电文，表示亲袁而不仇孙，即可稳解武昌之围呀！”饶汉祥终于抛出底线说。
   “好呀。正好南京来电，向我征求国是意见，以举谁为总统，还意为兄出任副总统呢。由你拟电给南京方面，又得让北京听得出音来就成，两边都讨个好。你说呢？”黎元洪也将所思考的意见浮出水面，说。
   “可回电南京，谓：‘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只用十个字，就是兄长的婉言表态了，请兄裁示。”
   “妙哉!贤弟给了为兄胆识，一锤子定音，就如此办，给南京回十个字。”黎都督立起身来快意地说。

七秩龄童

     “尊袁亲孙”，饶汉祥导演新三国

      1912年2月15日，经过南北妥协，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标志着中华民国史上一次过渡色彩浓厚的政府——北洋政府统治的暂短时代的开始。
      对于以同盟会为主体改组的国民党来说，几经改造，仍然既具有敢革命又畏惧革命的双重性格。尤其是革命政党带着封建胎记烙印的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陈其美是青帮帮主；由青帮帮主出面以青帮帮规精神定出的党章，其会帮性质可想而知。党人中的所谓士子，也并无革命成功就建立政权的准备；甚至自视清高，还以掌权为耻。革命时为了起事的需要，得就利用一下枪杆子，但一成事，就丢兵弃枪，丢慢了都唯恐烤红苕烫着了手似的。革命党人们懂得要掌握革命武装，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还得掌握好政权的道理，似乎是以后才学会的。比方饶汉祥的同学居政，1915年为了“讨袁护国”，只身来到青岛，光杆子一人就组成了三个师的“东北军”，并连克十多座城市，还受降了一个师的敌人，连在上海无事可做的蒋介石，都跑到居政手下寻到个“参谋处长”的闲差玩玩，可谓形势大好。可当袁世凯6月6日一死，“讨袁”的目的达到了，居政就马上将军权枪械统统回给了袁系人物段祺瑞的手下大将冯国璋，自己则只身跑到北京城里当起议员先生来，就是其例。倒是蒋介石有见识，急急回到上海师傅们的圈子里，为建立黄埔军校，筹备“资本”去了。蒋介石当之无愧，是革命军里知道要用武装的军队夺得武装政权的“先知者”。但辛亥革命胜利后，政党林立，舆论活跃，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革命的领导人物希望以和平方法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发展实业，无可否认，站在的是符合历史潮流，属于进步的主流一方。
      本来站在革命对立面的是清王朝。但由清王朝“分化出来”的一批由立宪派旧官僚、旧军阀为主组成的进步党，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得到外国列强财政的支持，统治经验丰富，综合实力雄厚，原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用“行民国”的诺言，为的是或实现自己的野心，或实现光绪皇帝未竟的维新“理想”。这股力量，自然是难见其清流的一股浊水。孙中山在南北谈判中，拱手揖让袁世凯当总统，除了对袁世凯野心认识不足外，一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想用议会民主的方法，促进其跟上民主的潮流；二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之下，先进的革命力量有待其成长，旧人物也有待其分化进步。历史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北洋政府能够“允许”其存在一段时期，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1913年7月，因议会民主遭到破坏时，所发动的二次革命不成功，既是实行民主制度受到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是对议会民主理论脱离社会现实的一次检验。
      在两大对垒势力之外，两大势力都尽力争取的，也相互都对之有顾忌的，是黎元洪的第三势力。黎元洪说起话来，斯文条理，有时一句话要分成几句才讲完，大有长者之风，所以有人戏呼这为“黎菩萨”，也就是“泥菩萨”的意思；但他却是前清名将萨镇冰教育出来的科班名将，其能力，至少在半路才出家的，还有文章奉承过，称之为“故武将吴佩孚”的军阀之上。辛亥革命成功后，黎元洪从旧营垒里被抬了出来，成了湖北军政府督军，除了自己原有的兵力外，还收编了包括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在内的领导和参加起义的所有兵员，自然也是一支不小的势力。不管人们怎么看，怎么定位，也不管黎元洪自己怎么定位自己，新时代三足鼎立己成雏形。用比如法，以袁世凯为曹魏一方，以孙中山为孙吴一方，黎元洪则为刘蜀一方，是有其形足迹可寻的。如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觉了这一格局，则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一些重大历史现象的出现，就会有合乎逻辑的解释。
      一、黎饶关系：黎元洪有长者风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同演们对黎元洪的性格，也早有八个字的评价。这八个字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说明黎氏的性格也有乖张桀骜的一面。有趣的是，自从黎元洪用了饶汉祥之后，两人就真个的穿的是一条裤子。饶汉祥固然“从一而终”，至死再也不与黎元洪分开，有人许之以高官厚爵也分不开；而同时，黎元洪则无论是生活上，政治见地上，言行出语上都无一不打上了饶氏的标记。这有其时同寅们的笑话为证。饶汉祥的同寅们将原来送给黎元洪“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八个字改为：“固执饶见，刚愎饶用”呢。由这一句话可知，饶汉祥为黎所用，己超出了一般的主官与秘书长的关系，也不仅似东翁与师爷的水平，而是达到了周文与姜尚，刘备与诸葛亮“级别”的高度。在政治上有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立场分歧：饶汉祥劝黎元洪拥袁称帝，黎元洪则坚持共和，坚决反对恢复帝制。这件事两人态度的分歧，只能说明两点：其一，黎元洪不止是从行动上“投降”了共和，也同时从思想上彻底地与帝制分道扬镖了。这是黎无洪对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 其二，饶汉祥不是见人脸色说话的小人，也不是见风点头的墙头小草，他只是一名还留在“君主立宪思想水平”的旧式人物；他保持的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的正人君子作风。两人在帝制与共和上认识的分歧，并未影响两人行动上的一致性，这就是：求大同，存小异。
      二、与首义“三武”关系：武昌辛亥首义的领导人中，因为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位同带了个“武”字，是具有中将加上将衔的元勋级人物，世称“三武”。起义成功后，起义军和“三武”同时归于湖北军政府，又同时得到了军务部正副部长之职。作为既握都督大权，自居于南北主斗两方之外，以“第三势力”代表人物定位的黎元洪而言，对于手掌军权又只是“同路人”的义军首领，今纳入黎氏“麾下”，则这三人与黎元洪共事的态度，就自然成了黎元洪或拉拢（如孙武），或分手（如蒋翊武），或排斥（如张振武）的对象。
      三、扩充军械：辛亥首义成功，尤其是汉阳之战结束后，如果湖北军政府完全没有割据一方，或想独立于南北两方之外的实际准备，则没有必要由自己充实军械。黎元洪早在1911年12月份趁南北双方议和未定之时，就由湖北军政府集资银元65万元，派人赴上海向国外购置军火服装。按时价，一次足可购得机枪300挺，步枪20000支，子弹6百万发的规模。湖北省级的军政府，一次准备添置足供装备六个旅规模的军械，足见其有一番大作为的思想萌芽。
      四、张振武之死：张振武是一位流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的老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时，以适时发难，作战英勇而又深得军心称著。他是革命元勋之一，也是武昌首义时力主杀黎元洪一派的首领，而且是“强奸”黎元洪意志，当黎元洪不肯署签“起义文告”时，捉笔代黎元洪在“起义文告”上签字的人。张振武被处决后，有人归因于黎对张早有积怨，亦“颇具戒心”，乃蓄谋杀害；此说降低了黎元洪必欲处死张氏的“决心”。须知政治人物，相逢一笑，恩仇可泯！如果黎对张不放心，就不会畀以赴上海购买武器装备的重任。张振武的不容于黎元洪，可以说是因为拉不拢（拉拢的如孙武），分不开（分开的如蒋翊武），挤不走（任蒙古调查员去而复返），又“赖在”黎元洪麾下，由持功任性，肆意妄为，发展到想推翻黎元洪军政府，在黎之外再出现“第四力量”所致，这当然的为袁、孙、黎三家共所不容。  
     黎元洪除张振武，分走三步棋：第一步，调虎调山，没遂意，遂假袁世凯以“军法”从事，迅速果断执行了处决程序。第二步，公布“罪状”。概括地说，就是因与黎元洪作对，以破坏武汉地区“革命”新秩序，甚至想另立军政府为名。如“罪行”中提到的一件大事：畀银元65万元到上海买武器，仅由张振武一人作主，应酬、花销、糜费所费，及自行处理用了的金额多达 52万，买了的武器，匀出了一半，自行安排北运烟台，岂不令人生疑！而更贲事的是：能带回来“交令”的，仅只占13万银元的全是“枪械腐窳，机件残缺”的废品武器，这是破坏武昌方面大计之举啊。张举发展到此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三步，弥补、善后。也有三方面：鉴于袁世凯将处死张振武的决定推到黎元洪一人身上，有离间黎元洪与南京关系的意图，黎在公布张氏十五项“罪状”的同文中，其一就也提到了“自罪”三条，以检讨自己的“不是”。其二则以军礼厚殓张尸。张振武的灵柩抵鄂时，黎元洪派大员迎接，并在蛇山顶上的“抱冰堂”举行追悼大会。其三则是优恤张振武的家属及后人。由于张振武的不同地位，此案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孙、袁、黎三方都引起了一番交涉。其所以最后都不了了之，只能说黎元洪有处置不当处，而无法说明张振武无罪。武昌蛇山抱冰堂为张振武举行追悼大会时，饶汉祥代黎元洪所拟挽联为：“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人们咸认为挽联文字拟得好，却勿略了其中“功首罪魁”四字，是黎元洪为张振武盖棺所作的定论！
      五、黎元洪登副总统：黎元洪一日之内，由一名清军协统，一步而被抬上湖北都督，算是幸运之星降到了头上；但也只是一位省级首脑而己。而过了不又六十天，又能在南北两方同时抬举下再跃葱茏，荣登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大位，则是除了对武昌首义的地位的充分肯定之外，也是黎元洪在南北两大阵营对垒的局势下，以“尊袁亲孙”高策达到了平衡牵制双方的结果。后人总认为，黎元洪跟着袁世凯跑，是袁世凯的“跟屁虫”而己？从黎元洪在北洋政府中的作用来看，是不其然，大不其然的。最好的肯定，就是黎元洪1912年3月有了副总统名义后，4月分，孙中山先生即亲莅武汉之行，应视为孙中山先生对黎元洪进步作用的一次最好的肯定。
      民国初立，饶汉祥以“尊袁亲孙”四字新《隆中策》说黎元洪，一外锤子定音，既定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当之无愧，是“新三国演义”的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