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得凌烟阁的武穴共产党员前辈

梦兰

父亲81年前寄绝情家书 原是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

2011年04月29日 08:38　来源：重庆晚报　

周美瞻展示父亲周际可生前照片

　　年轻父亲抛下家人和两名幼女远赴上海，从此再未回家。他在给家人最后一封信中说：“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此后，如同人间蒸发。

　　父亲去了哪里？他为何要抛下妈妈、妹妹和自己？父亲离开时年仅一岁的周美瞻，长大后凭着父亲留下的那封看起来有些绝情的家书，走遍大江南北，终于找到答案———父亲的“狠心”，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

　　周美瞻是原重庆乡镇企业局退休职工，目前住在江北区北滨路。她为重新“认识”的父亲感到骄傲———红十五军的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周际可；牺牲时仅29岁。

　　■重庆晚报记者 姜莹 实习记者 弋静 文 重庆晚报记者 张质 摄

　　一封看似绝情的家书

　　“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

　　周美瞻老人已85岁，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这封81年前的信。这封信共有13页，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字迹已变浅变暗，有些模糊了。周美瞻还在有些地方做了备注。信纸是淡黄色，主人还细心地在每页信纸背后，重新贴了一层纸，加了双保险便于保护。

　　“我经常拿出来看，又怕翻坏了。”周美瞻轻抚着信说。这封信是父亲写给祖母的，写信的时间是1930年3月15日，落款为“先哲”。周美瞻称，这是父亲的学名，周先哲，号际可。

　　从母亲口中周美瞻了解到，1928年夏，父亲就离开家乡直奔上海，改名周际可，进入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大陆大学。当时，她只有一岁多，妹妹仅几个月大。刚开始，周际可还常写信回家，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婆婆骗他说妈妈和叔叔生病了，他没有回来；家人想尽办法托人在上海找他，他仍避而不见。”

　　这封来信有看似绝情的文字：“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有书信往还，反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这是周际可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为何抛妻弃子一去不回

　　“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

　　在这封家书中，周际可还告诉家人：“我现在决定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

　　在家乡，关于周际可的传闻多起来：有人说曾经在武汉见到过他，西装革履坐在人力车上，叫他也不理；还有人说，他可能在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叔叔怕连累家人，把父亲的信件、书籍一把火烧掉，仅留下最后的一封信和照片，以及一张砚台。后来数十年间，父亲的历史问题更像一座大山，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张永芬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等着爱人归来。哪怕在最黑暗的日子，母亲都告诫女儿：“不要害怕，要相信你父亲绝对是好人。”

　　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去了哪里？为何抛妻弃子？

　　“在那段看似绝情的文字里，我看出了父亲内心的挣扎。”周美瞻哽咽着说，父亲在信中也流露出远大的理想与激情：“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

　　他是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

　　开国上将证实了父亲身份

　　重庆解放后，周美瞻被选调到市委机关工作。她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通过组织部门给上海、武汉去函去电打听，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1985年。1983年合川党史征集座谈会中，时任重庆市民盟秘书长兼顾问的陈彝荪，谈到他曾在上海由周际可介绍入党。1985年春节，这个消息几经辗转，传到周美瞻一位成都亲友的耳中。

　　周美瞻第二天就赶到陈老家中。老人向她证实：周际可1927年就成为共产党员，“听人说他当时是沪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他和互济总会组织部长王弼于1929年10月发展我为中共地下党员。际可是1930年或1931年受组织派遣去武汉，不久就牺牲了。”

　　一年后，周美瞻找到上海市委党史办“互济会”的回忆材料撰写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郑绍文。

　　郑绍文称，周际可当时是上海大陆大学学生，发起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曲线社”，这是沪西地下党领导的最大的赤色群众团体。1930年1月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周际可。直到1935年他在南京国民党监狱坐牢时，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鄂豫皖苏区的调查报告，在一张红军人员战斗序列表中，有周际可的名字。

　　事后，郑绍文向红四方面军打听到：周吉可（周际可参军后改的名字），党员，曾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牺牲于川西。这是军事科学院在红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的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一书，周吉可被认定为红十五军的创建人之一。

　　郑绍文带着周美瞻提供的照片开始四处求证。最终，开国上将王宏坤给予了证实。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与周吉可有密切的工作关系。据他回忆，1932年他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任师长时，周吉可任师宣传部长。进军川陕后，1933年七八月间，周就调往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看到周际可的照片，王宏坤认定就是当年的战友周吉可。听说在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了。那年，周吉可年仅29岁。

　　父亲身份尘埃落定，周美瞻终于明白：父亲抛妻离子，改换名字隐匿行踪，都是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也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今年是父亲诞生105周年，周美瞻最想有关部门能出面修复父亲在合川太和镇的旧居，使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绝情”家书（摘录）

　　请你们想想，我回到家里来，虽然是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要想再过像二十年前父亲在时经济还没崩溃前的快乐生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

　　二姐早就有读书的要求，现在我深恨没有满足她高尚的志愿……女子与男子现在有什么不同，她是很可以继承家庭的遗产的，二姐读书与我们留学是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

　　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有书信往还，反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聂荣臻元帅1920年

　　给父母的家书

　　“男（意即儿子）此次来法，说好的很多，说歹的也不少，男身列其境，无一样不比我们中国好点，不独学校工厂才是，就是一般社会的组织，更比我们中国好得多，并且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样的美德，真是不错……以我们中国人来譬，或是川省人在汉口，或是上海的，他听你的音，不是本地人，他就要设法来欺骗你，上河的人若是无能力的，几乎不敢到下江来，两起相比，不啻天渊了。……

梦兰

王友钧(1911—1935)  湖北广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在红15军当战士。1931年1月，红15军与红1军合编为红4军后，在军部特务队历任战士、班长、队长。1932年10月，率特务队担任前卫，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1933年初，任红73师第218团1营营长。同年7月，任红31军第91师271团团长。1934年8月，任红31军91师副师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6月，调任红4军第10师师长。8月29日，于包座求吉寺战斗中壮烈牺牲。

梦兰

包座之役
    　　摘自《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第十章，难忘的三次过草地（ P.318———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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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座之战，是我们过草地后打的第一仗。前敌指挥部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三十军和我们四军。三十军的任务是以一个团消灭包座守敌，主力隐蔽集结于包座西北山地，准备打援。我们四军的任务是以一部攻打位于包座以北约十公里的求吉寺。
    　　指战员们经过草地的艰苦行军，十分疲劳。一听说有仗打，劲头又上来了，几个师长争着要任务。考虑到十师部队在过草地时减员不多，我和政委商定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西方山头上的晚霞刚刚消逝，十师部队以迅速的动作抵近求吉寺，突然向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很快拿下了外围的几个要点，乘势突入寺院。敌人组织敢死队拼命反扑，十师师长王友均亲自率领部队与敌展开肉搏。经过草地恶劣环境煎熬的指战员，一个个虽是面黄肌瘦，但喊杀声还是那样洪亮，斗志还是那样旺盛，作战还是那样奋勇。看着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谁想得到他们是在肚皮紧贴着脊梁骨的情况下与敌人厮杀的呢？！
    　　到了弯月挂上树梢的时候，二三百个敌人已成了我军的倒下鬼，残敌向西北方向逃窜，求吉寺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我们的胜利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得到的，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次战斗中，十师伤亡了不少同志，王友均师长也英勇捐躯。他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在湖北广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牺牲时年方二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任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团长期间，常率部队夜袭敌营，出奇制胜。在反六路围攻的西线作战中，他率领手枪队三十余人，从平溪坝以北偷渡大通江，绕过敌人的多道岗哨，摸到敌人后方的牛角嵌，攀越几张高的悬崖，突袭敌军团部，砍死敌团长。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在北川县千佛山战斗中负伤，痊愈后调任十师师长。对于他的牺牲，我和指战员们一样极度悲痛，为失去这样一位能打善战的指挥员而感到十分惋惜。我们把它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上，墓前堆满了战士们含着热泪采来的山花。同志们默默地向他告别：“安息吧，王友均同志！你的英勇事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一定继续下去！”
    　　 在我们四军十师攻打求吉寺期间，第三十军二六四团攻占了包座。因敌第四十九师前来增援，为诱其深入，二六四团又主动撤至包座东北侧山地，军主力仍在包座西北侧山地隐蔽待机。当敌两个团沿包座河西楔入敌三个团中间，将敌分割成互不连接的三块，尔后集中兵力，一个团一个团地逐个歼灭。激战至深夜，歼敌大部，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落水而死。
    　　包座一战，毙伤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近两千支，还有大批粮食。这是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从作战指导上来看，是由于我军及时掌握了敌情，首先歼灭了包座地区的守敌，为打援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中，正确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取得这一胜利的重要因素。广大指战员刚刚走出草地，未经休息便投入战斗，忍受着饥饿，奋不顾身地勇猛杀敌，终于歼灭了敌人，扫清了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作出了贡献。

许世友的大刀队
    　　
    　　与红三十军同时打响战斗的还有第四军。第四军负责攻击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第一团。
    　　负责主攻的十师官兵在攻占了外围要点之后，突入了寺院。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
    　　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十师师长王友钧，年轻的红军师长立刻明白了军长的意思。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过去。
    　　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们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２０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了过去。
    　　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交通队的李德生班长跟随着王友钧，一边砍杀敌人，一面保护着师长的安全。冲进寺院后，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的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然后交通队的官兵向最后残余的敌人发动了猛攻。
    　　李德生刚想往上冲，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友钧杀声顿止。扭头一看，师长已经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
    　　李德生抱起他的师长，王友钧的脸已被鲜血染红：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王友钧，湖北广济人，１９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至川陕根据地，牺牲时年仅２４岁。
    　　十师的红军官兵怒吼着向敌人冲去。
    　　国民党军在逃跑前点燃了寺院里的粮库。
    　　红军官兵一部追杀敌人，一部扑打着火焰。在大火中，他们抓起被烧焦的麦粒大把地往嘴里塞。
    　　许世友跪在王友钧的遗体前，仰天长叹。
    　　有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
    　　年轻的红军师长王友钧被安葬在求吉寺寺院东侧的山上。
    　　红军不惜一切拿下包座，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红军迅速北进。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１９３５年９月１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
    　　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３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

梦兰

若尔盖求吉乡干部为王友钧烈士扫墓

     2012年03月29日 　来源：阿坝新闻网

                                                   

　

　扫墓

　　阿坝新闻网若尔盖3月29日讯（记者 陈勇强 刘洪文）清明节前夕，若尔盖县求吉乡政府工作人员来到附近的烈士陵园里，祭奠王友钧烈士。
　　王友钧（1911～1935）又名王友均，湖北广济（今武穴）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参加长征。6月，调任红4军第10师师长。8月，在指挥包座求吉寺战斗中，身先士卒，带队冲锋，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年仅24岁。他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年轻将领之一，他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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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岭阵地遗址---南溪镇花园村

火炮岭位于南溪镇花园村,从南溪到汤家汇，火炮岭就是大门。岭上架火炮，北可炸汤汇，南可轰南溪，地势相当险要。该岭曾洒下了两位红军高级将领的热血。   

民国22年(1933年)3月28日，红二十八军政委王平章将军，在火炮岭指挥门坎山战役，中弹牺牲。据说当时王政委身边有两个特务营护驾。可惜，连续三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咽喉。重伤后牺牲于大埠口附近蔡家畈红军医院，葬于葛家湾对门火神庙之山坡上。王平章同志1901年生于湖北省汉川市，学名王远清。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回湖北任鄂中区特委书记。1929年底，王平章同志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鄂豫皖边区解决当时红军内部团结和统一问题。而后，他任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区委委员。1931以后，他历任皖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政治委员、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红28军政治委员等职，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23年(1934年)2月6日，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在火炮岭阵亡。刘德利 (1912-1934) 。 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曾在红一、红四军任职。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后，留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后任红二十五军特务营营长、红二十五军二四六团团长和八十二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师长。刘德利牺牲后，埋葬在南溪镇南溪村燕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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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广济县境内，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景象。在县城，有国民党川军郭汝栋的路怀远营驻扎，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在乡村，土豪劣绅狐假虎威，横行乡野，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私設民团，修城立寨，经常与县城保卫团四处“清乡”，掳掠赤区村庄，逼迫周围赤区农民反水，烧毁房屋，杀害干部，气焰十分嚣张，老百姓早已深恶痛绝。为了顺应民心，巩固和扩大红色根据地，红八军行动委员会决定，首先扫清反动民团障碍，继而拔掉广济这颗眼中钉。18日至22日，红四、五两纵队先后连破张焕、胡大、周笃三个反动民团据点，镇压了首恶分子，人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23日，天刚蒙蒙亮，红四、五两纵队与地方赤卫队就悄悄包围了广济县城，城中除敌驻军一个营外，还有一个保安团，共有枪1000余枝。6时许，战斗全面展开，黄刚亲率五纵队攻打北门；四纵队一部及复祥区暴动队埋伏在西门外围；复盛区赤卫队及四纵另一部主攻东门；复兴区暴动队攻击南门。战斗打响一小时后，五纵首破北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三眼井，接着打破敌第二道防线福音堂，守敌弃尸从西门逃跑。接着东、南门相继攻破，我军大胜。经过激战，我军毙敌30余人，俘虏敌军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条，子弹70余箱。广济县城守敌土崩瓦解，我军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进入广济县城，救出了被关押在狱中的进步群众，镇压了县清乡副团长和区民团团总各一人，开仓分粮，打富济贫，赢得了劳苦大众的拥戴。红军在县城里留住了两日，为实现皖西革命武装会合扩编的目的，北上经黄梅县境至蕲春山区。
  
    8月25日，红四、五纵队歼灭了蕲春县保安团，打通了与皖西革命武装的联系。蕲春县保安团有人枪120余，经常欺压百姓，横行乡里，气焰嚣张，群众早已恨之入骨。经侦察，这支保安团经常在张家塝、檀林河、两河口等处来回“清乡”。于是，红四、五纵队决定采用两路夹击、埋伏打援的战术吃掉敌人。战斗打响，仅一接触，敌人便溃不成军，四处逃窜。这一仗，毙敌10人，缴获长短枪10余枝。
  
    9月10日，英山县委指挥部和赤卫队在石头嘴被英山团防包围，被围后的第三天，红四、五纵派出两个营前往救援，打败了包围石头嘴的敌人，解救了英山县委指挥部的同志们。随后，与蕲英独立五团和英山游击队会合，南下金家铺。途中，发现敌郭汝栋部及蕲春县团防皮宗荣部。于是，在金家铺的纸山设下埋伏，以游击队诱敌进入包围圈，一举击溃敌军。这一仗，毙敌40人，生擒250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郭汝栋部残敌向鸡鸣河方向逃去。红军乘胜收复英山县城。此战，红军仅轻伤数人，被人们称为“石头嘴大捷”。
  
    9月20日佛晓，红四、五纵队兵分两路包围了桐梓河吴楼下吴翰香反动民团。西路冲击虎豹岭、鸡心垴，控制后山制高点；东路直逼敌后，迂回包抄，向敌发起强攻。战斗打响后，吴翰香自持枪好弹足、城垣坚固，负隅顽抗。红军几冲锋，都被其碉堡火力压制，牺牲了10人。红四、五纵队指挥部经过观察，决定采用火攻。调来两挺重机枪集中火力封锁敌碉堡枪眼，突击队携带柴草至碉堡楼门前，引火将大门烧着。同时，后山机枪猛烈射击，杀声四起，敌吴翰香惊恐万状，率兵夺路逃遁。红军乘胜追击，直奔桐梓河。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击毙敌团丁20人，俘虏10人，缴枪50多枝。
  
    9月25日，黄 刚、陈奇决定率红四、五纵队攻打安徽省宿松县城，打通皖西通道。



    宿松县城坐落在龙感湖、大官湖、泊湖等大片水乡北岸，城高约二丈，从下到上都是用青砖砌成，由于年长日久，城墙上长满青苔，光滑难攀。城内有国民党宿松县长纠集的自卫队和商团戈矛队200余人，凭坚固城堡进行顽抗。26日，天还未亮，红四、五纵队就从小溪出发，拂晓前，部队全部倒达宿松县城外围。黄 刚、陈奇带领攻城指挥员乘着微弱的光线，察看了宿松县城外围的地形，命令第四纵队佯攻西门，并在东门和南门埋伏；五纵队组织突击队架云梯，主攻北门。6时，西门佯攻打响后，黄 刚下令，由5组战士，每2人一组，抬着将近二丈的竹杆，竹杆小头捆绑一包炸药，炸药包的拉线延长到竹杆的大头，在机枪的掩护下，冲向北门城墙，有2组战士刚刚冲到城墙下，就牺牲了。其余3组战士冲到城墙下竖起竹杆，拉响炸药包后迅速滚开，随着三声巨响，北门城墙被炸开三个大缺口，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弃枪而逃。五纵突击队架着云梯迅速冲向城墙缺口，爬梯而上，打开北门。我大队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进城里。敌人一部分打开南门逃跑，大部分缴械投降。我军缴获迫击炮2门，步枪100余枝，子弹数千发。
  
    红四、五纵队指战员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打开监狱，释放进步群众，没收财主的财产，收缴食盐4万斤，白糖1万斤及大量布匹、药材等日用品。除一部分留给部队外，其余全部分给了群众。28日，离开宿松县城返回黄梅县考田山区革命根据地。
  
    10月3日，广济县委向红八军提出请求，为稳定广济革命发展形势，请红军拔掉本县最反动的恶势力——六村民团。这一提议，正好和红八军指挥员的想法不谋而合。消灭六村民团，早已在红八军的作战计划之中。
  
    六村，隶属广济县东南乡，地处长江北岸重镇武穴和龙坪之间，四面环水，一桥相通，设有坚固的城堡，是长江北岸的天险，易守难攻。六村东北面是城塘湖；西南是连成湖、万丈湖；东面是条大港；西面有条旱路；南边筑有土城，称为：南头城垸；北边有座北日塍大桥，筑有掩体，称北头城。六村东西南北各十里，共有两千多户人家，主要有董、孙、苏、三大姓，其当权者都是极反动的大劣绅，他们利用封建户族观念和残暴剥削手段控制农民，组织民团，对抗红色政权。
  
    六村大豪绅董汝珍，是国民党广济县第八区区长兼民团团总，拥有民团队员1200多人，装备长枪106支、短枪4支、子弹90箱、火炮10门。国民党川军郭汝栋部一个连的兵力也驻守在该村。我广济县委曾多次组织攻打，但均遭失利。因此，敌人气焰格外嚣张，公然扬言：“打的过我六村，龙（坪）武（穴）如穿针；打不过我六村，赶你回阳新！”
  
    黄 刚、陈奇率本部指挥员仔细察看地形，商讨破敌之策。大家反复分析、讨论后，一致认为：敌人占据地利，城堡坚固，火力强大。因此，欲破六村，只能智取，不可强攻。黄 刚细心听取了指挥员们的意见，经过彻夜思索，制定了：“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出奇制胜。”的计策。命四纵教导队和广济县暴动队、复盛区赤卫队四百余人设伏打援，由陈奇统一指挥；其余部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黄 刚亲率五纵4个大队、四纵1大队从北门正面攻击；第二路，由政委查子清率领2、3大队强渡系马嘴，从水路攻击敌人；第三路，战斗打响后，由四纵特务大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的援军，混入南头城，直插敌巢穴宋家巷

梦兰

张让先，又名荣、字赞，生于1904年1月18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1951年4月9日（农历辛卯年三月初四）逝世，湖北省武穴市大法寺镇张百可村人。 　　张让先祖辈为农，父亲时贫穷，家里只有一亩三分田地。张让先生是独生子，13岁启蒙于本垸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也学一些自然科学常识。16岁时，父亲的弟弟去逝，留下一个小孩，转张让先父亲抚养，并有8亩田地也转归张让先父亲耕种，生活有所好转，张让先父亲把张让先送到山里名师方倜生手下就读。1923年他考入武昌启黄中学，在校读书期间，张让先看到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租界里外不把中国人当人，革命风起云涌，他与自己同年生的蕲春籍同学胡风一起，办刊物，宣传鼓动革命。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广济县后，和一些青年一起参加了一些农会、赤卫队等革命活动，立志救国。1927年秋，张让先考入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北伐后武汉分校改此名）第七期，1930年9月毕业。 　　1930年秋，张让先回到广济，恰逢同垸堂兄长，时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纵队渡江北上，回广济县开展革命活动的张凤林常在一起谈心，受到张凤林进步思想的影响，和上湾的张平尔，铺尔岭的顾茂甫三人一起经常参入共产党广济地区组织的一些活动。 　　国民党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同时，又于1931年改组基层行政组织，强化统治，县以下设区，区以下设联保，联保下设甲，加强清共力度。张让先隐瞒自己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些活动的真相，被国民党县政府委任为第二区区长，区政府设在武穴镇，张让先在区长任上，为国民党军队征兵筹粮筹饷，推行"五户连坐法"，表现得比较卖力。 　　1933年，张让先被选入蒋介石在庐山开办的以剿共为目的收容训练反共人士训练班。在学习期间，张让先结识了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受到康泽信任。训练团毕业后，张在康泽任总队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业员别动队，任少校营长。别动队是一支不打仗的武装特务组织，在江西、福建一带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围剿"中央苏区。1935年1月，康泽率领的别动队进入四川，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监督川军各部，围追长征中的红军。1936年，张让先感到在别动队里，天天剿共，骚扰人民，与军校校训讲的革命军是为解除人民痛苦而战相悖。在别动队里，互相监督，无人谈心，日子难过，借母重病辞职回家。离开了康泽的别动队。 　　回乡后的张让先，决定从教，时广济县地方名士方震投资创办的私立大公中学，以梅川桑梓园南山寺为校址，张让先被聘为训育主任，至1938年离任。在任教期间，以"割猪"为职业来掩护革命的堂兄长张凤林，住在张百可张让先家中的"上屋"，经常到大公中学与张让先谈心，要求张让先在国家危难之际，国共两党已合作抗日，你应离开学校，出来组织敌后抗日游击队，打日寇。 　　1939年初，张让先与武穴警察局长何庭芳在武穴镇被日寇攻占后，组织抗日游击大队，任大队长，迎击日寇，不久率部与时国民党五战区鄂东游击指挥部十七纵队三支队（县长王丹候为团长）合并，张让先任三支队四大队少校大队长。 　　1938年春夏，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西进，向武汉大举进犯，广济地区和田镇要塞是日军攻打武汉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调动二、三十万兵力在广济和田镇要塞阻击日军西进。新四军、广济地区的游击队、国民党地方自卫团和挺进军三支队都配合正规军参加阻击战，张让先的第四大队也参加了战斗。 　　1938年9月6日，广济失守，日军相继占领黄梅、广济、蕲春、浠水后，进行烧、杀、抢、奸淫，激起了鄂东地区的人民和国、共两党的游击部队，与日军展开了长期的小范围的拼死战斗。 　　1939年中秋节，张让先率游击大队两个连200余人，夜龚田家镇老鼠山日军炮楼，毙敌数十人，摧毁炮楼二座，缴获了一批日军枪支弹药、物资。 　　1939年冬，张让先率部夜袭驻浠水县下巴河日军，大获全胜，毙敌一名少佐军官。占领下巴河至翌日中午，才奉命从容撤出。此战受到国民党鄂东挺进军总指挥的嘉奖，张让先晋升为十七纵队三支队中校副支队长。在这次战斗中，张让先缴获的日本少佐军刀（长剑），一直放在张百可老家中。 　　1940年春农历春节之夜，十七纵队以两个支队2000余人兵力攻打武穴镇日、伪军，张让先率所属大队首先攻入居仁街，十七纵队两个支队很快占领了武穴街四个小时，打击了日、伪 的嚣张气焰。随后，又奉命夜龚黄梅小池日军，接着又攻击黄梅濯港，这两次连续的夜龚，都是攻敌不备，打了就走，主要的是要打击日军在鄂东横行的气焰。 　　1941年4月，广济县汪伪汉奸县长刘仲修，奉日军与伪军之命，想在广济扩建皇协军一个师，利用自己曾与张让先都是玩汉流兄弟之名，拉拢策动张让先率部加入皇协军，许诺任大队长，并送一批食盐、医药、钱款馈赠，张让先因部下意见不一，同本垸中共蕲广边县委专为新四军筹备物资的民运部长张凤林商量此事，张凤林说："送上门的好生意，张体学（新四军旅长）那里和你这里都缺这些东西，还要争取他们送枪来，他们提什么条件，我们答应什么条件，摆出归顺，投降的样子，部队原地驻扎不动，等他们把东西送来了，当场把他们一网打尽"。张让先听了张凤林一席话，心里开朗了，经过谈判，几天后，汉奸县长刘仲修派人送银元一万三千余元，步枪五十余支，还有一些食盐、药品等物资，派吴白佗投降，所缴获的军用物资，张让先、张凤林各得一半。张凤林把物资送到张体学那里，张体学和张让先也有一些交情。汪伪广济县警察朱碧梧向日军宪兵队和皇协会司令部以刘仲修"私通敌军"罪，将刘仲修县府等13人逮捕，全部处死，这就是广济县日本占领期间有名的日本处杀县长事件。 　　1941年夏，张让先与蕲春县长何庭芳联络成立蕲、黄、广三县民团，张让先任民团团长，属何庭芳指挥。后三县民团改编为国民党鄂东挺进军独立支队，张让先任大队长。张让先率部龚击黄梅仰天锅日军，张让先派人侦察，趁日军开饭之际，突然袭击，使日军措手不及，歼敌近三百人。 　　蕲、黄边区中共负责人张凤林看到张让先抗日积极，找张让先进行了一次密谈，肯定了张让先在军事上能互相配合打击日军、伪军。1941年1月，国民党在安徽南部泾县包围袭击新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政委项英牺牲。"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破裂，一次，张让先奉命率独立支队在浠水，蕲春交界地带与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交战，双方损失较重，李先念战后还说，这个张让先还有两下子。张让先在这关头，决定找张凤林"问问路"，张让先带一个警卫排从蕲春县刘介河出发，连夜找到广济大法寺李堂选垸，因夜晚，与张凤林所带兵相遇，发生了误战，后双方喊话，才罢战。“张让先，你未见我张凤林谈两党合作就动起手来，怎么向人民交待，我们共产党方针不变，是团结抗日的。”受到张凤林的教育后，张让先认为共产党真心抗日，在事后的一段时间，张让先还是积极抗日，消极反共，两军相逢，尽量回避。 　　1942年7月，赵辛初指挥的新四军挺进十八团，痛击了国民党鄂东挺进军张让先部，伤200多人，缴枪180余支，机枪3挺，子弹10余箱。败后的张让先认为，共产党军队打仗勇敢，虽败服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张让先的国民党鄂东挺进军独立支队，调往河南南阳改编，编入国民党72军。 　　1947年至1948年初夏，张让先任国民党黄安县（今红安县）县长。原部下连长、同垸堂弟张健来红安找张让先要一份工作，张让先坚决拒绝，他对张健在军中不守军纪，被裁减后又当土匪，又听说参入"团儿队"大队长李树鹄带领土匪和国民党军队围捕共产党蕲广二县领导人张凤林，并杀害了张凤林。张让先内心认为，杀死张凤林，使他曾与共产党保持单线联系无一人可证。原国共两边顾及，现只有跟国民党往绝路上走了。 　　1948年春，张让先经庐山军官训练团班主任康泽（时任立法委员，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介绍，到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三兵团司令长官张淦那里，张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门下将领，时白崇禧驻武汉，是华中剿匪总司令。六绥靖区驻在湖北孝感，管辖武汉周边各县，因张让先不是桂系的，但任少将高参，是个闲差，常在武汉闲居。六绥靖跟随白崇禧桂系军队，不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一击，就溃退到湖南。此时，已起义在解放军里工作的原同事劝张让先起义投解放军，张让先表示"妇人能守节，大丈夫岂能异主"而拒绝。在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的前几天，张让先在战乱中，决心随从武昌西迁到恩施的国民党省政府到战时湖北省府恩施，迁逃中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委任张让先为湖北省财政厅长，时驻在恩施的华中"剿匪"副司令兼14兵团司令，川、鄂、汀、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宋希濂在解放军的追击下，于1949年10月下旬撤离恩施，向四川移动。在湖北临时省府恩施的所谓国大代表、参议员以及湖北省政府的委员和省主席朱鼎卿等吓得惊魂落魄，急得如丧家之犬，拼命的向西逃往利川、万县、重庆等地。张让先带全家先逃入利川又逃入四川万县，安置了家庭后，他在当地农村挑货担，当乡间货郎维持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1951年元月，张让先突然来到他儿子张德天（利川县人民政府司法科科长兼法院副院长，1950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共产党员，武大学潮时进步青年）办公室说："我此行是去武汉自杀的，特来见最后一面，武汉有我的老朋友、广济老乡郭锡华，他可给我收尸。我不想连累影响你们，希望你今后给在四川万县的妈、妹多寄点钱，帮助他们"。张让先到武汉后，住在武昌大东门一家饭店里，与原自己家住汉口花桥街前花楼凤台旅馆（广济人来往落脚点）老板，郭锡华联系上了后，就在武昌大东门这家饭店上吊自杀。 　　张让先在国民党鄂东军中任职时，在张百可垸修建了"义学"，供全垸孩子上学。他还根据张百可荒山地多特点，身体力行地带领乡亲们种油桐，增加乡亲们收入。同时还在张百可种树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