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贸易挑战研究智慧
与水稻相比，转基因大豆的研究和产业化在中国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中心，
不过，专家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豆原生性国家，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也引发了
一系列问题，如加剧了垄断及对发展中国家非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冲击；影响农民
的种植利益等。
支持非转基因大豆种植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夏友富教授指出，要打破垄断，
建立可追踪的转基因大豆监控机制，积极支持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慎重对待和限
制粮食类生物燃料的发展。
夏友富告诉记者，中国有1000万公顷土地种植大豆，但是产量很低，再加上
没有优势而言，所以中国每年会高额进口美国和巴西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美
国进口大豆价格基本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持平，但出油率高，颇得中国庞大的榨
油工业青睐。而国内豆农则屡受冲击，以至于2005年，夏友富和其他专家疾呼：
“中国大豆危矣！”
夏友富对此给出的“药方”是增加非转基因大豆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对抗。
“所以我们要打破（国有粮油企业收购）垄断，增加农民种植投入，来提高非转
基因大豆的产量，如在中俄边境约有1亿亩土地就非常适合种植非转基因大豆。”
他说。
然而在黄季焜看来，把国内大豆产业受到的冲击归咎于转基因技术是打错了
棒子。他在多个场合均表示，国内大豆弱势是因为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育种研究与
管理等长期以来并不重视，导致国内种植的大豆产量和出油率都不高，加上美国
农业素有的比较优势，冲击在所难免。
一方面是国内遭遇转基因作物进口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可能的转基因
水稻产业化势必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欧盟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均对转基因
持相当保守的态度。
但是黄季焜也指出，影响肯定有，但是由于中国出口水稻仅占产量的百分之
一，冲击也应当有限。
并不直接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华大基因杨焕明院士则曲径通幽。在2008年
7月在西班牙举行的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杨焕明向欧洲听众大声呼吁：“请不
要以欧洲人的喜好阻止中国用转基因技术养活更多的人口！”私下里，他向现场
的本刊记者解释，尽管中国农产品向欧洲出口极少，但是在转基因上非常保守的
欧洲人会以对欧出口食品遭受转基因污染为由抵制中国产品。“这样一弄有关部
门就怕了，也就不敢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大规模产业化。”杨焕明说。
基因漂移？
与所谓“转基因污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基因漂移，也就是被转入的基因
可能在授粉过程中漂移到其他物种中。
随着转基因植物环境释放种类增多，规模增大，如抗除草剂基因等抗性基因
可能漂流到杂草中，使其成为“超级杂草”，无药可除。同时，转基因植物侵入
新的生态领域，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植物释放后，除了会对靶标害虫产生毒素外，也会逼迫害虫产生更大
的耐受性，存活时间更长，变成所谓“超级害虫”。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科学家
还担心，抗虫基因还会影响到非目标害虫及目标害虫的天敌，使其也能产生抗性。
在今年2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科学家Bruce Tabashnik及其同事在《自然—
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指出在美国观测到对转基因抗虫棉具有抗性的棉铃虫。
但是这组科学家也指出，这一发现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昆虫抗性的实际出现日期
大大晚于理论上的预计时间[4]。
无论如何，看起来，基因漂移和昆虫抗性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要远甚于转基因
的健康风险。
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已经进入了食品安全和研究评估的阶段，复旦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卢宝荣教授在生物安全国家论坛第三次会议上说：“目前，转基因水稻并
没有得到大力的推广，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对转基
因水稻进行安全性评估。”
在美国，为了防止目标昆虫产生抗性，政府规定了避难所，即在转基因作物
之间种植一些非转基因作物作为隔离带，防止目标昆虫产生出抗性。中国转基因
抗虫棉大规模产业化以来，并没有采用避难所的政策，科学家们指出，因为棉农
们地少且自然地进行多样化种植，包括非转基因的粮食作物，这大约能够解释为
什么迄今还没有观测到明显的昆虫抗性问题。
然而，水稻的情况可能有异，每个水稻种植农户经常仅种植水稻，这就带来
了如果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可能导致目标昆虫迅速进化出抗性的问题。稻农们土
地有限，也难以“奉献出”宝贵的土地当做避难所。再者，稻农土地分散，就算
政府要求避难所，执行起来恐怕也有难度。
但是长期从事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研究的福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锋指出，尽
管稻农们往往仅种植水稻，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种植多样化的水稻品种以避免
风险，这种习惯或能有助于将来发挥避难所的作用。王锋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田
试中的转基因水稻降低了稻纵卷叶螟这种害虫种群数量，但是并未对水稻害虫群
落的组成与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引起优势种成分的变化[5]。换句话说，
就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显出让害虫产生抗性的迹象。
黄季焜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他参与制定了
几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
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
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不被熟知的转基因食品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恐怕连大学生也无法给出确切的定义，更别说一般的老
百姓了。
转基因问题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薛达元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3年前，大
约有70%的百姓不知道转基因生物产品，3年后，这一数据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在采访的1000位农民中，大约只有3%的农民知道转基因作物。”
据日本筑波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研究院Chia-Hsin Chen博士介绍，日本青年
对生物技术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政府积极开展生物技术战略项目，通过“科学
园”、“科学周”等形式，以及在大学等教育机构通过各种科技活动如东京大学
的科技成果展，来加强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一种名为“自由茶话会”的形式在
日本广泛开展，受到普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理解。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对话，发布
生物安全信息，实现双向交流，最终使公众了解。
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基因方面的宣传教育还比较落后。科学家的有关转基因
的各种报告不但不向公众公开，而且科学家之间也相互保密。老百姓对转基因食
品没有什么概念，反正大家都买，食品安全根本无暇顾及。超市里转基因食品的
标识，一般消费者也很难识别。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已经有了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
布《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首次提到了转基因标识问题。2002年，农业部
颁布条例的三个细则，其中一个细则就是《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大
多数国家给转基因食品贴上鉴别标识。
卢宝荣教授说，日本的公众教育经验很值得借鉴。现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
学已逐渐意识到转基因生物教育的重要性，加开了有关生物安全方面的课程。遗
憾的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基金项目来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技术与评估的权衡
生物安全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很快。
国家环保部顾问程伟雪强调，面对转基因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
加强生物安全方面的研究，国外生物安全专家很重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估。在
国内似乎强调研究成果，轻视风险评估。
而且，程伟雪说，国内的一些企业对生物安全研究也缺乏一定的认识，只注
重研究开发，管理、监测和评价相对较少，所以如何平衡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就
显得非常重要。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曾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
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二是多年来，国家
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
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但是，农业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多考虑，
目前国家对生物安全的评价也由原来每年2次提高到现在的3次。
薛达元指出，如果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
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在商业化生产之前，为了获取更多详实的科学数据，国家现在对科研的投入
也很大。业内人士透露，前述投入资金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
重大专项中，大约有20%用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卢宝荣说，通过建立大量
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研究中心，在今后10~15年的研究中以获取更多的科学
数据。
“必须有科学数据才能进行下一步研究，”卢宝荣强调，“增加研究投入，
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只有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加强不同领域的合作，才能持
续发展。”
黄季焜则指出，新的转基因研究重大专项将涵盖公众教育项目来打消公众对
转基因安全方面的顾虑，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合理担心不应该以环境保护为名来
误导公众。
参考文献：
[1]Science, 2008, 321, 1676-1678
[2]Science, 2005, 307, 922 - 925
[3]Science, 2005, 308, 688-690
[4]Nature Biotechnology, 2008, 26, 199 - 202
[5]《昆虫学报》, 2005年,第 48卷, 544-553 |
楼主: 草民通讯社
发表于 2010-1-29 22: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