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中曾有个拖拉机手班

村长小麦

武中曾有个拖拉机手班

陈初明

在城郊的老房子翻找旧物时，竟然发现了在武穴中学农机班读书时期的一张坐在“东方红——20”拖拉机上作秀摆拍的旧照和《广济县拖拉机手培训班结业证》，庆幸40多年来迁徒十余次而这两件值得收藏的老物件仍存世，不由一阵窃喜，进而睹物思情，勾起了对当年青涩岁月的回忆。

当下的年青人，如果听闻46年前武穴中学的高中毕业班（当时设有初中部，且高中为两年制）曾有过拖拉机手班，肯定感到惊诧。



遵循毛主席“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五•七指示”精神，武穴中学将高二年级（即毕业班）各班分别改名为电工班、农技班、林蚕班、政宣班、数学班、农机班等6个专业班，我忝为农机班55名学生的一员。

我们班原名为高二（3）班，教室就在老校门（东门）排球场边池塘的北岸。

1974年秋季开学不久，各班即开始按班名对应的专业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由于我们班专业性太强，且进入专业学习受制颇多（如缺少农业机械作教具、缺少农机师资），故而没有即时进入角色，而是继续坐在教室里聆听班主任、语文老师卢能龙，数学老师景光远，物理老师龙培民……讲授文化知识。
倏忽到了初冬，约为11月，我们获知将到梅川去参加广济县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方向盘式拖拉机驾驶技术。

企盼中，终于在某日老师通知我们全体同学下午均带着行李到校集中，所有同学的行李由广济县农机局派出的拖拉机或是武中的那辆“东方红——20”方向盘式拖拉机运送到梅川高中。于是，我们55名学生在当天傍晚由宁新生、李小春同学领队，雄赳赳、气昂的沿着梅武公路步行向梅川城进发。此际，卢能龙、景光远、龙培民老师都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可他们怀揣“革命理想大于天”信念，克服家庭这样那样的困难，决意乘车前往梅川——尤其是龙培民老师的爱人在西安工作，一直由他带着龙潭、龙涛两个幼子在武穴，可他仍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征途。

那时，我们大都只有十六七岁，稚气尚存，童心未泯，虽然一路上没有歌声、口号声、口令声，但一想起即将驾驭四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在街衢村庄间和公路上纵横驰骋，无不心潮澎湃，激动难耐，男女同学们都象打了鸡血，一个个精神亢奋，满脸的笑意，满心的毅力，满身的劲头，以顽强的意志，用双脚丈量着武穴镇至梅川城之间76里的漫漫征程，且以每秒1米多的速率缩短与梅川的距离，漫长的旅途上，没有中途野炊补充能量这一说，家境优渥的同学尚可从衣袋里掏出点饼干什么的填塞饥腹，来自贫寒家庭的同学也就只好硬扛着，不断地、机械地、有节奏的迈出不知何时才能中止的双腿。
步行到石佛寺至刘元这一带，已时值夤夜，瞌睡虫便暴戾地袭向我们每个年青的生命，于是，各个时段都有少量的同学处于清醒状态，这些同学在这个时段也就成了伟大的领航者，大部分同学则一边打瞌睡，一边本能地、下意识的随同清醒的同学而抬起双腿朝着梅川方向走去，虽然懵懵懂懂、昏昏沉沉，却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摔倒——今天想来，我们这些过来人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而对今人来说，肯定会以为这是谣诼。然而，这是历史事实，是我们的亲历亲为，且不止这一次：在拖拉机手训练结束学业时，也是傍晚从梅川出发，翌晨抵达武穴镇；另外，我们农机班同学到梅川解垴、横岗赵俊等大队学农，都是靠铁脚板结队步行往返。曾经沧海难为水，至于步行去较近的大法寺西岸大队学习插秧机技术、到武中校办黄泥湖农场劳动更是小菜一碟……此乃后话，暂且打住。

村长小麦

甫抵梅川城（老人们习惯称之为广济县），我们男女58名师生便分别进驻梅川高中一处侧门（大厨房旁边）外的小街上的几间“民宿”。

如果以今天作经营性的“民宿”作参照，当年我们赖以栖身的“民宿”确实非常寒碜。

贵为师尊的卢能龙、景光远、龙培民三位老师，年纪都不小了，虽然每人都有一间房、有一张床铺，但房间阴暗、潮湿、低矮，土巴地面，床头一张发黑的小桌子摇摇欲坠，尤其是房间内即使白昼也是黑不溜秋，需要点亮灰暗的灯光才能凑合着读书写字。

而我们学生的住宿条件就更原始了。如我同十几个男同学是租住在房东的堂屋里，依墙而设的一长溜地铺下垫着干枯的稻草以助人御寒，嗣后，每两个同学凑成一组，一人的棉絮垫在稻草冒充的“床上”，另一人的棉絮作为被子供两人分享。由于时间久远，我同谁搭伙，已没了丝毫的印象，还是近年何祥国同学表示，我是同他“同床共枕”。何祥国同学还说，他曾同我躲在被子时共享我购买的饼干，对那种美味，他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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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几个同学住的这房子虽然有些年头，但房子高大，堂屋也较为宽敞，彰显了这间房子早年的主人肯定十分富庶，如今是“文革”期间，现房东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似乎姓赵，我们虽同他天天见面，却绝少有交集，连寒喧都免了。久而久之，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赵先生的妻子为雷击而逝，我们都感叹他命运有些舛，同时还服膺赵先生的胆识，在那个时候，他居然敢经常邀约三两朋友到家里关起房门筑长城打麻将，那可是封资修的玩意儿，寻常之辈应该不敢碰那东西。至于我们十几条小汉子晚间的“出口”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今想破脑袋也记不起来。

也许是白天累了，也许是年青人钟爱睡眠，也许是没有文化活动，也许是大家的秉性都在“文革”年代较为纯朴，好在是冬季，我们吃过晚饭后，稍加洗漱，便无所事事，都自觉的钻进单薄的被窝里，相互抱团取暖，大家捏着嗓子叽叽喳喳一小阵子，遂安然入睡，十几个男同学蜗居这里，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喜剧或悲剧性的故事。

我们的一日三餐，是在梅川高中学生食堂搭伙食，在伙房外的院子里，大家领取一钵约三四两米饭，再由专人从大木桶里舀一勺子亘古不变的少盐寡油的罗卜汤或白菜汤倒进我们的饭碗上。那时，我们的饭量都很可观，就那么站着或蹲在墙跟下，一钵饭菜顷刻间就给狼吞虎咽了，接着，又翘盼下一个饭点早些到来。令人感动的是，卢能龙、景光远、龙培民老师真的同我们穷学生“三同”，和我们学生一样，端着饭钵去打饭吃，并无丝毫的特殊化，每餐吃的都是同我们毫无二致的减肥菜。尽管如此，我们从来不曾听三位老师诟病伙食的一般化，真正的师正为范，优良的品质堪称为今天很多教师学习的标杆。

教室，肯定也是县文教局出面商借梅川高中一座宛若古庙的礼堂，记忆中，所有的房梁直径都在50公分以上，整座礼堂象是木质框架结构，好象有点巍峨。我们坐在一排排长椅上，由广济县农机局干部张新民、刘国平（后曾任农机局副局长）及县农机局延请的龙坪拖拉机站1位女同志给我们58名师生授业传道解惑：课程有交通规则、柴油机和属于底盘的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及电路、液压等理论知识，至今依稀记得交通警示标志计有32个图标，对柴油机的“四冲程”、驾驶时的“先踩离合器后换档”、“交通规则”的“一看二慢三通过”这些法则更是烂熟于心。虽是隆冬，礼堂又四处漏风，室内几近于室外的冰天雪地，冻得人瑟瑟发抖，但是，我们师生58人在张新民、刘国平等教练员讲课时，都是认真听讲，积极向上，须臾不敢有丝毫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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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教练员对整个拖拉机的每个螺丝的作用、功能都要作不厌其烦的讲解，更别遑论前轮的“前束”这些知识了，其渊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和蔼可亲的素质较之于今日之汽校的教练员肯定有天壤之别。

课堂理论学习与桩考、路考现场实践时间，似乎各占50%，或许课堂理论学习时间略少一点点。

学习拖拉机驾驶技术的桩考实践知识，是在离梅川高中不远的考棚进行，而且只开“机头”，一概不挂拖斗。

梅川，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广济县的县治，直到解放后县政府才渐次迁至武穴镇。考棚，即为古时士子们应试的考场，古代至近代的广济县历史名人金德嘉、徐天球、陶延喜、刘映丹、张仁熙、肖光际、饶笙舫、刘烽、何焕典、居正、饶汉祥等名士都曾在这里留下参加县试的足迹。

此时的考棚，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场，砂土地面，一侧好象还有一个土戏台。

这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实际上分为手扶拖拉机培训班和方向盘式拖拉机培训班，前者均为全县各区、公社、大队选派的农民同志学习，而后者，不仅有武中58名师生学习，还有全县各区、公社、大队遴选的农民同志同我们一道学习，理论课堂则是在一起听讲，只是在考棚学习桩考时，他们不光有手扶拖拉机，还有1台方向盘式拖拉机供另一部分农民同志学习，而我们师生另有1台方向盘式拖拉机、在单独的桩考场地学习拖拉机进库、出库技术。
考棚广场的西侧，是“东风一（大队）”的平房建筑群，我们在等候上车学习桩考的余暇，经常遛达去打发时间，看到有人在用六六粉、木屑等制作近1米长、直径约3公分的蚁烟。要不，就是在桩考现场观看同学们钻库、出库，暗自揣模他们钻库、出库的得失，为同学们不意碰倒各个拐角处林立的竹杆而惋惜，抑或为他们顺利出库而欢欣。

20多年前，武穴中学建校50周年校庆时编纂的《武穴中学校史》（1946——1996）中，负责撰稿的老先生功不可没，但对有些史实有一点点想当然，如：误将我们所学的方向盘式拖拉机称为手扶拖拉机。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应属于青少年时期，若论我们当时的体力，根本就驾驭不了非常吃力的手扶拖拉机，其实，我们学的是方向盘式拖拉机；另外，这本书中还在我们班班长李小春的姓名后特加括弧注明为“女”，然而，这全然不是事实，李小春实际上是一名浓眉大眼的汉子，后在武穴办事处任职多年；董卫星同学实为女生,却又未标注为女性。斯时,如果景光远老师仍在校长位并予审阅，这个小小的瑕疵也许就不会成为大概率的缺憾，因为他是重要当事人。此等虽为微瑕，倘若校史以后再版，还是能勘误为好。

村长小麦

那时，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拖拉机，具体型号是位于黄石市的湖北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20”拖拉机，发动机为2缸4冲程，缸径 90毫米，20匹马力。有别于南昌、上海、洛阳生产的那些35——40匹马力的个头魁伟、劲力强悍的拖拉机，“东方红——20”拖拉机身材略显娇小、操作灵便，适于青少年学习。
进库、钻库、出库，只是我们学习拖拉机的一个项目，同时还要学习路考。
对路考，我们都很憧憬，期盼着“是骡子是马早点拉出去遛遛”。未几,全班同学的桩考基本达标了，终于迎来了开着拖拉机逛马路的这一天。

每次学习驾着拖拉机（不挂拖斗）上路，都是从考棚出发，沿着长长的梅河之畔，穿过大半个梅川城，直奔西门，再驱车朝着松阳方向驶去。拖拉机上，通常没有帆布顶篷，一名学生驾驶，另一名学生和教练员张新民或刘国平分坐在两侧，而且教练员永远是坐在驾驶者的右边，因为驾驶者一旦发生重大失误，教练员便会紧急“出脚”踩刹车，规避事故发生。所以，教练员的右脚是时刻准备着处理应急事件。

再说坐在方向盘前的驾驶者吧。驾驶者虽然紧张，却也兴奋异常，一路上都要按教练员的指令作加速、减速、急刹车、坡上起步、匀速加速减速等技术动作。事后，教练员还会对我们在公路上行车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作点评。

苦于僧多粥少，仅有1台、顶多2台拖拉机供我们学习在公路上奔驰，故此，每每是刚入点门、根本就没过足瘾就得让位于他人。

也是由于考虑到僧多粥少，卢能龙、景光远、龙培民老师对教室里的“陪读”倒是一堂课也没拉下，而在学生们学习桩考、路考时，他们自觉抵御掌控方向盘的诱惑，绝少登车学习驾驶，给学生们留下更多的上车学习的机会，实在是为人师表，高风亮节！

由于教练员认真负责，同学们谨小慎微，最后在实践考试中，无论是桩考，还是路考，我们都通过了严格的现场考核，特别是长期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在梅川接受拖拉机手训练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教练员们和卢能龙、景光远、龙培民老师偶尔也给我们一点“放风”时间，同学们便可自由活动，我与同学们曾踏勘梅川水库、横岗山麓，还出梅川东门去过石牛大队前方的山脚下游览，爬上了与大地紧紧相依的硕大的、光滑的巨石，伸手触摸巨石上镌刻的“浮渡石”或“石渡浮”三字。今天想来，这深嵌巨石之中的三字，一定经得住时间的打磨，一定仍是清晰如昨。

村长小麦

当然，由于久不闻荤腥味，再由于父母每月有薪水可领，远征梅川前多给了我几毛零花钱，因此，只要得空，我还会约上一两个同学去梅川街上时称某某食堂的餐馆，慷慨的花上0.15元吃一碗主要是几片肥肉浮在上面的肉丝面或几根麻花打打牙祭解解馋。



结束在梅川的近两个月的拖拉机手系统知识培训后，我们农机班同学又到县水泵厂学了几天水泵组装技术，还到县农机厂（广济动力机总厂的前身）呆了大概半个月，跟着老师傅实战多缸、单缸柴油机的维修，研磨汽门、刮瓦等技术活都干了不少，还掌握了交叉均匀用力拧紧汽缸盖螺栓的技巧，从此，经过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对柴油机也就有了深度的了解。

在2015年初冬的一次同学会上，大家回眸往事，无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大家合计半天，得出初步结论：在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岁月，真正的当拖拉机手的同学寥若晨星，仅有王锦来同学在位于崔家山的国营老牌果园场的“驾龄”较长，李龙武同学的舅舅是武中的总务科负责人，他便一度在总务科当了拖拉机手。至于我，也曾在农村的“双抢”时节，开了半个月的柴油机抽水抗旱或给稻田灌水，算是物尽其用了片刻，也不枉了县农机局教练员们近两个月的诲人不倦。

在1975年初夏我们农机班同学作劳燕分飞之际，李龙武同学已开始驾驶“东方红——20”拖拉机奔驰在广袤的原野上了，同学们十分艳羡，便让他将拖拉机开到武中东大门内的排球场上，让同学们分别转几圈，刘捷同学还从他爸刘超——广济县委宣传部干部，一直深耕于摄影界——借来人们很稀罕的120照相机，我便爬上拖拉机，一番忸怩作态后，擅长速写、精于摄影的刘捷给我拍下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因为，此后，我一直未曾与刘捷谋面，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惊悉他入职一事业单位不久便因病去世了，英年早逝，痛哉，惜哉！

（作者陈初明系武穴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退休干部，现常客居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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