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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赖”现象,国外是如何治理的? 【环球时报驻德国、意大利、韩国、日本特约记者 青木 齐业 刘晨 李珍】“网络红人”罗永浩近日因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消费而引发新一轮热议,“欠款1.5亿元,王思聪成‘老赖’”的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对于“老赖”一词,很多人都不陌生。6年前,中国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惩治欠款不还的失信者,至今累计上榜者已超过千万人次,不过,对“老赖”追款、执行依然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老赖”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少国家针对本国“老赖”也有自己独特的招数。 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700px; cursor: pointer;">
资料图:罗永浩。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德国:“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 “德国人越来越讲信用!”根据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近日公布的“信用指南针”报告,去年,德国人按照合同偿还了97.9%的欠款,创造10年来的最高值。而在国际上,德国人也是公认的讲信用的民族。 在德语里,“债务”(Schulden)一词来源于“罪责”(Schuld),可见德国人对债务的痛恨。中文中的“老赖”则相当于德语的“Schuldner”。近来,中文直译“Lao Lai”频频被德媒引用。比如《世界报》就写道,“中国人怕丢面子,但这不适用于‘老赖’,他们在信用评级中失去了合作伙伴、熟人和社会的信任。” 为对付“老赖”,德国上世纪20年代就在柏林成立了信用保障机构SCHUFA。“我们是一个德国全民信用数据存储与公示的民间机构。”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SCHUFA主管约翰内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SCHUFA的数据库中存有德国6770万自然人以及600万法人的信用记录。 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住址、银行账户、租房记录、犯罪及个人不良记录等。机构获得信用信息的来源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保险公司以及个人。“SCHUFA给每位居民打分,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约翰内斯说。 如果居民的信用分数较低,被打上“老赖”的烙印,往往会“举步维艰”。克里斯蒂安是《环球时报》记者结识的一名德国人,他是柏林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创业期间在多家银行贷了款,平时消费大手大脚却不及时还款,他在SCHUFA的信用分数越来越低。“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不能贷款买房。其他企业查到我的分数后,也不愿与我合作。”克里斯蒂安对记者说,当地财政局曾找上门,把家里值钱的物品如钢琴、名表、皮沙发等拿走抵债。“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紧缩消费,把企业带上正轨,逐渐提高信用分数。” 德国在催账程序上非常规范。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规定的付款截止日过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有权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3次催账警告后仍未到账,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德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限制人的自由”。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他们认为,信用卡等消费方式难以控制个人欲望,现金更能让人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一些名人,如前网球巨星贝克尔等因欠债不还,也被德国媒体曝光。 难怪,在德国总是能看到各种讲信用的案例。记者在德国农村的公路上,经常看到路边销售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无人摊”。摊位旁有标明价格的牌子,但没有人看管。同样,德国人坐火车、搭地铁,买票完全靠自觉,在车上很少碰到工作人员查票。 不过,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SCHUFA也经受了不少批评,比如评分机制缺乏透明度、侵犯隐私等,甚至还有人告到法院。对此,德国联邦高级法院曾裁定,SCHUFA的具体评分算法属于企业机密,信用评分并不违法。 韩国:从被“抄家”的前总统说起 2018年12月20日,韩国87岁的前总统全斗焕因拖欠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9万元)税款被首尔税务部门“抄家”。经3个小时的搜查,税务稽查人员在全斗焕私宅中查获电视机、冰箱、屏风、书画等部分私人财产。今年3月,全斗焕在首尔的私宅(如图)被有关部门以51.37亿韩元的价格拍卖。 1997年,全斗焕因“谋划内乱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缴纳2205亿韩元罚金。1998年全斗焕因特赦获释,至今21年过去,他仅上缴1175亿韩元罚款,其余部分以“没钱”为由迟迟不补缴。但全斗焕并非真“穷”。2012年6月,全斗焕为给长孙女在韩国顶级酒店新罗酒店风光举办婚礼,3个小时花掉上亿韩元。紧接着他又花上亿元举办洋酒派对。 由于全斗焕藏匿财产手段高明,罚金一直难以征缴到位。据了解,前述9.8亿韩元税款是2014年公开拍卖全斗焕家属财产时产生的转让所得税,因长期拖欠,全斗焕被首尔市税务部门连续三年列入“老赖”黑名单。在被“抄家”前,韩国国税厅刚公布2018年高额欠税者名单,多达5021人和2136家机构上榜,包括全斗焕。 在韩国,惩治“老赖”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布名单“羞辱”,进行税务调查,强制执法扣押财产等。因此,“老赖”在韩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年年底或年初,韩国国税厅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年度“黑名单”。以去年底公布的名单为例,上榜者为欠税额在2亿韩元以上、拖欠时间一年以上的个人和法人。据悉,2018年韩国欠税总额共达52440亿韩元,个人最高额为250亿韩元,法人最高额为299亿韩元。截至目前,被列入高额欠税者名单的共有5.2万余人。 据了解,这项制度始自2006年,是为了惩治偷税漏税者及“老赖”的一种特别举措。鉴于“面子”文化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非常盛行,因此将这种丑事公之于众的做法会产生不小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尽快还清欠款。 定期对名人和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也是一种惯用手法。就在今年10月,韩国国税厅宣布对122名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税务调查,其中包括演艺圈名人与网红博主等。他们被指控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生活上穷奢极欲,却没有缴纳相应税款。其中有艺人在海外演出时收取现金报酬,回国不申报;有人通过父母名下账户收取粉丝见面会门票费用,隐瞒收入。2018年,韩国国税厅共调查了包括知名艺人、体育明星等在内的881人。 此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门”主角之一崔顺实,因涉嫌收受贿赂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曾在报道中称,在韩国当“老赖”不履行法院罚款,法院可将被告人强行带到劳役场。犯有行贿受贿罪的被告人涉案金额如超过50亿韩元,法院可以将其强行关押在劳役场1000天以上。
日本:一人“老赖”,“株连”亲友 日本是信用社会和集团社会,注重声誉和名望。如果一个人有做“老赖”的经历,那他的信用分数就会大受影响。日本社会有一套“潜规则”来惩罚信用差的人,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村八分”习俗:周围人和所属集体会与你断绝所有往来。 这个习俗还认同“一人老赖,全家倒霉”,不仅“老赖”本人会被排斥和疏远,就连其家人、亲戚甚至小学同学都会受到牵连。原因是日本人认为“老赖”的钱很可能是家人帮忙转移或使用,亲戚朋友也难逃帮凶之嫌,所以完全认同这样的“株连”。 过去媒体上曾提及某家庭因欠债不还而酿成的悲剧——父亲身陷牢狱,其子女在学校遭到孤立、霸凌,老师不闻不问,孩子最终自杀。由于在日本借钱是非常秘密的事,这类事件见诸媒体者很少,但长期在日生活的人能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失信者的歧视。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所属的工作单位、小区、集团里立足,一旦失去信用被集团排斥,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日本不大,“老赖”换一个城市也会很快被周围人知悉身份。因此,日本人首先会尽量避免借债,其次借债后千方百计掩盖、偿还。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放贷机构,从这些地方借钱不需要抵押物,但利息很高,而且这些机构背后和暴力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如果“老赖”潜逃,日本除了有私人侦探事务所这种正式渠道,还有“便利屋”。 便利屋不能公开营业,但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债主雇用便利屋的人通常都能找到“老赖”。如果“老赖”真的身无分文,男的可能被卖到“黑工厂”,或者贩卖到欧美;女的可能被带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风俗店,直到还上钱才放出来。如果所涉欠款金额巨大,则可能发生更恶性的犯罪案件。 很多人还记得,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一支50人的抢险救援队坚守在核反应堆附近工作,被媒体赞为“福岛50勇士”。但有日本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黑社会是日本核电业的核心,‘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某种程度上,这些欠债者别无选择,只能去当“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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