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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难进、脸难看”现象少了，但“只微笑不办事”多了；“吃拿卡要”少了，但“不贪不占也不干”多了。 除了化解积案和接受举报，暗访也是巡查组发现“新衙门作风”的手段之一。 办案量是衡量巡查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组都在比赛，巡查办定期还要进行排名。于是不少巡查组在进驻之初，查了大量机关干部迟到早退的案子。 2017年11月6日早上8点，张民仰一走出武汉市十里铺地铁站，就看到了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一幕：两个身着城管制服的人正沿街张贴小广告。 “你们在干嘛？”张民仰当即上前制止，这位武汉市党史研究室的巡视员，还有一个临时身份，是武汉市基层作风巡查组驻汉阳区的组长，十里铺地铁站就位于汉阳区。 面对质问，贴广告的两人迅速紧张了起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确认他们是城管队员之后，张民仰随即亮明身份，并用手机拍下了两人工作编号，让他们递话：“叫街道和城管中队的领导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不到3个小时，汉阳区琴断口街党工委书记和城管中队中队长赶到了巡查组驻地。 原来，武汉市对城管考核引进了第三方评估，辖区内有“牛皮癣”会扣分，但扣分较低。于是，城管队员想到了一个“转移视线”的办法：沿街张贴广告。他们认为评估方看到这一明显问题后，可能忽略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没想到这一自作聪明的行为撞到了“枪口”上，巡查组经过研判后认定，贴广告的行为是“新衙门作风”。但街道和城管中队的领导表示那是两名城管队员“自作主张。”最终一人被辞退，一人被留岗察看，城管队长则被诫勉谈话。 武汉市这场整治“新衙门作风”的行动启动于2017年春节之后，主要针对“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等机关作风问题。 近一年间，市委先后派出两批巡查组到基层巡查作风问题，同时安排“治庸问责办”对机关处室和基层站所开展监督评议，公开曝光“十差不满意单位”，已有1300余名干部因“新衙门作风”被问责。 被处理干部在增加群众的满意度却在下降“上一届市委也很重视作风建设。”2018年1月8日，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早在2011年，武汉就启动了针对干部庸、懒、散的“治庸风暴”，并在全国率先开展电视问政。 7年下来，因庸懒散等不作为而被处理的干部人数在上升，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数字在2016年比上一年又增长了3%。 尴尬的是，群众的满意度却在下降。2016年，一项武汉市民意调查却显示，群众认为所接触的党员干部中，存在消极怠工、“为官不为”现象的较上年上升了7%。 市委书记陈一新到任不久就指出，“这几年，我们抓作风的力度很大，但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评价还是不够高？这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陈一新于2017年1月3日，由中央深改办专职副主任转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他到任后就开始密集调研，发现的问题是，“机关作风有了明显好转，但一些单位、一些干部作风老问题还没根本解决，又出现了‘新衙门作风’。” 何为“新衙门作风”？陈一新归纳为4个方面：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具体表现是，机关“门难进、脸难看”现象少了，但“只微笑不办事”的增多了；“吃拿卡要”少了，但“不贪不占也不干”增多了；有的当“太平官”，怕担风险不愿改革，怕出事宁可不干事。 2017年2月3日，武汉市召开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整治“新衙门作风”的大幕拉开，那一天距陈一新履新正好一个月。 不少武汉官员对“新衙门作风”的提法颇感意外。武汉市新洲区政协原主席王建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理解透彻这个新词，他还专门翻阅了词典，找到“衙门”的来历。王建生的领会是，“说到底就是不敢担当。” 上任伊始就要挑战“新衙门作风”的陈一新生于浙江，担任中央深改办副主任之前，在浙江从政三十多年，当过民营经济重镇温州市委书记。 在温州任上，陈一新也抓过干部作风问题。武汉市纪委在制定整治“新衙门作风”方案时，陈一新就介绍了他在温州时期的做法，给武汉市纪委提了思路和要求。 2017年春节前，武汉市纪委还专程去温州学习当地如何进行作风建设，带队的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体会是，老百姓找政府办事，有些干部拖延一下，会直接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感受。同时，在一些重大项目和一些重要改革上，干部作风的问题不解决，影响党委政府决策的深入推进。 “新衙门作风”是阻碍武汉赶超发展的“绊脚石”。陈一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指出，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单位、少数干部身上，但影响很坏，危害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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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 12: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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