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代的记忆---十、我的小学

武川

四、我的小学

我是在1959年上的永宁小学，永宁小学是在安徽会馆旧址拆除后新建的。在清末民初，安徽会馆设为“新安书院”，1943年设为私立安徽小学。在我上学前几年，堂姐曾带我到这学校来过，那时旧会馆还未拆除，进去后感到整个会馆建筑就象一座阴森森的庙宇，内面昏暗，数间房作为教室，也没有什么活动场所，不象一所学校。五十年代，武穴镇有四所县立小学，实验小学原为一小，东风小学原为二小，解放小学原为三小，原广师附小为四小。永宁小学是属武穴镇管辖的镇办小学，老师因工作变动，只能在镇属集体单位范围内调动。

我报名上学时，永宁小学已建了一排新教室，背着新书包，发的新课本，特别高兴，我把课本前几页的画面与学校比较，看我们学校是不是象课本画面那么漂亮，那么美好。我一年级班主任是一位姓孙的女老师，有点近视，她是小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教我们语文，普通话讲得很标准，上课极为严格。记得有一次课堂上教我们：“教室 黑板 桌子 椅子”这几个字，提问几个同学回答，都没有把这几个字认好，孙老师就要求班上所有同学一个个回答，谁回答清楚就放谁回家吃饭。其实我都认识，就是没举手回答，直到最后剩下的同学不多，肚子早就饿了，才举手回答。一年级教育对我极为深刻，课文至今我还能按顺序背一些，在学完汉语拼音之后，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大 小 多 少；上下 来去 上去 下来；这边 那边 里头 外头；工人做工 农民种地 小学生好好学习……”。

1960年放暑假，奶奶带我回松阳乡下住了个把多月，回到学校报到时，已开学十来天了。二年级班上已增加了不少新面孔，有的是休学后复学，有的是学籍异动留下来，有几个年纪大些的是插班生。班主任是一位个子不高的陈姓男老师，教我们俄语，后因中苏关系破裂，下一学期这门课就没了。陈老师性格有点急躁，课堂上不满意，就呵斥同学，有次我与另一个同学上课迟到，就罚我俩在教室前站了半节课才回到座位。六一年是三年旱灾严重的一年，全县为了抗旱，二年级期末也没举行考试，提前放了暑假，直到三年级开学时，才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升留级考试。三年级班主任是位刘姓女老师，我是在三年级入的少先队，一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的小册我还保存至今。在三年级期间，有广济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我们班上实习，实习结束分别时，我们都依依不舍，班上不少同学与他们互赠纪念品。

四年级班主任是一位姓张的女老师，和我们学生之间很融洽，常带着我们到同学家里走访，我在四年级各方面有着很大的进步与提高。张老师在我们班上还不到一年就走了，后来从我堂姐口中得知，她与我堂姐是同学，家住在盐仓巷，因家庭原因，读完中学没能够进大学，班上一位薛立柱男同学一直在追求她，薛立柱在湖北艺术学院毕业后志愿到新疆乌鲁木齐，后成了新疆有名的版画家。张老师走后就到新疆，是与薛立柱结婚成家。

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分别是郑老师和郭老师，他们俩是同年参军入伍，同年从部队转业到学校。郑老师教我们语文，郭老师教我们算术。郑老师性格温和，擅长美术和毛笔字，那年代只要运动一来，就要写些标语和作些宣传画，郑老师常被安排在武穴街上画宣传画。五年级时，郑老师在教室后面墙上开辟了一个学习栏，张贴作文范文、学习心得与交流等。学习栏中的“学习”两字是草书，在毛笔字作业时，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就照学习栏中的“学习”两字的草书写在作业本上。过几天作业本发下来，所写的草书全部打“×”，并在班上强调：“只能书写正楷毛笔字，不能路都不会走，就想跑”。郑老师的隶书也写得不错，我接触他的隶书后，也慢慢学写些隶书钢笔字。

    郭老师教学严厉，要求班上同学每次测验或考试都要达到90分以上，有次考试班上仅一人95分，其余都是100分，这时他的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在学习小数点读数教学时，他教我们一个口诀：“头撇上千位，百万二撇前，三撇前面是十亿，兆在四撇前”，这个口诀很管用，不管是多长的数字，一下子就能读出来。小学考初中的前一周，他在班上对我们讲：“你们没做好准备，就不用考了，否则只是：双手抓白纸，两眼望青天，白费几张纸，浪费两角钱”，那时小学考初中只交两角钱试卷费。当然，这是激励我们，他对我们严格的要求，许多同学都有点接受不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才懂得并理解一个老师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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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