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五辑）

妙舍莲开

一生一木





1.

南山有鹿，以火发音
初见时，它正汲寒潭之水
喂一株幼年的树
轻舟横过。那一年我跋马江西
远远见它。似一朵红莲斜倚在月光中
鹿鸣呦呦哟，我剑指麾下的炙热
在它蹄音的轻快中
突然，就后撤了


2.

从琴匣中取出十六岁的露珠
取出抚过蓟草的裙带
取出长安的桃花扇，马嵬坡的怔怔无言
你看见我了么
那只槐树下吐火的小鹿
一边流泪，一边将八百里绝望的幸福搓成囚
你喊:鹿儿，鹿儿…
一声紧，一声颤。直到我长出新的骨骼
直到你喊哭半盏月光，我就
还魂


3.

我们
是一株植物与鹿的合体
在无数恐惧而又发烫的夜里
静默。渴求。疯
灵魂分身。我们打开对方体内的荒芜
呼唤着那只悲伤的鹿
人间呵，必有一抹轻巧的蓝
装扮着低处的苍穹
一生。一木。我们像露珠一样在对方的侧影里奔跑
不拥抱，不飞翔。只用遥望相互报答

妙舍莲开

阿乙：死亡从中年就开始侵蚀一个人

1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是你的最新随笔集，汇集了2011年至今你写的随笔文字与小叙事。随笔与小说，你更偏好哪一种体裁？为什么？

答：我看重小说这种身份。我喜欢跟人说，我是写小说的，而不是写随笔的。就像家里有两个小孩的人，喜欢说他是在税务所上班的那个孩子的爹。但私下里，我更喜欢无所事事的幼子。

写作有两种：一种是小说，一种是小说之外。几乎每个工种都这样：一种是雕像，一种是雕像之外；一种是国画，一种是国画之外。前一种都带有可出售性，而后一种有时候跟着事主去了坟墓。

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我设想过——要是有一天它们能赚到稿费就好了。当时我的写作都在工余进行，在疲惫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之所以能写出来，源于一种表达的冲动。我很怀念那时候，就是下班以后自己对生活还有所期待。就好像上班是为了抵达写作必须经过的河流。

2

前段时间你因为写作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你是怎样战胜病魔逐渐康复的？住院前后，你对写作态度和对生命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答：当时是因为焦虑搞垮身体的。我的运气很好，当初作为一个弱小的文青，得到过很多前辈的鼓励与帮助，而他们的期望有时也被我双倍对待。另外，我自己也有野心。可以说，当一个人所具有的野心（或理想）过于巨大，同时他的才力过于有限，最终受到惩罚的就是他的身体。刘翔就是这样，他是被巨大的期望和想再进一步的愿望给压坏的。他的跟腱受不了。

我是肺出了事。后来查出来是免疫系统坏了，祸及肺。

有段时间我的状况特别糟，出现恐惧。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薛忆沩在咖啡馆坐着，忽然说我得回去。我就打的回去了。回到家我才好好喘过气来。有好几次都这样，因为怕在外边出事，丢人现眼。后来去医院心理科，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在病友里算是最为轻微的一种。吃药就好了。这种药使自己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好像远离了。好像建立了一堵墙。

疾病太难忘。我住院时，一屋之内，死过两人。后来转院，某天隔壁房一片混乱，又死一人。说是要继续抢救的话，都要把内脏压坏。

出院后，我每天最多只能工作4小时。也许3小时就累。这样我就会更慎重地投入。

3

你的作品中常常会涉及死亡的意象，什么时候你开始思考死亡这个人生命题？你对此的看法是怎样在作品中渗透的？

答：死亡是必然遇见的事情。想到死神，人所感到的莫不是噤若寒蝉、在劫难逃。好像越活得多，这种感觉越强烈。楼下小区健身器材，扒在上边的多是老人。年轻人不太考虑这个问题。而死亡其实从中年就开始侵蚀一个人。

谈论死亡很多人都有独到经验。比如马尔克斯小说里形容少女的浓发像石油一样充满生机，生发这样感触的当然是一个将死之人。

在我最衰竭之时，卧在床上，听到楼下女童奔跑时所传出的尖利的声音也会心惊。最近两年对死似乎坦然不少。对死我们不能太过侥幸，有时就是我们的同行者，死神都后边甩过来一杆标枪，戕害我们中的某人，使之扑倒。

4

你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伯乐？他们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运气很好，遇见北岛、李敬泽、楚尘、欧宁、宗永平、许知远、王二若雅、曹雪萍、老罗、王小山、许楠等尊敬的前辈及热心肠的朋友。我常回味来自他们美好的鼓励。有时他们并不当面表扬我，而我通过他人知道，来自他们的热忱鼓励及保护。

我发表得最多的平台是《人民文学》和《今天》。2010年是我最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我的作品开始在上述两家杂志发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从这一年开始，我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走进这一年时，我是一个34岁的灰头土脸的文青，走过去后，已经有意气风发的意思了。后来为了继续重演这种感觉，可能我试图要跃进一下，就把健康搭进去了。

5

你的作品翻译到了外国，外国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怎样的反馈和评价？

答：2015年6月，伦敦oneworld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英文版，在一些奖项上担任评委的M.A.Orthofer先生为此写了一篇书评。《洛杉矶时报》的书评版对此进行了采访。一位叫HOWARD W. FRENCH 的作家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书评。我并不懂英文，我请人看了下，说的都是好话。这本书的平装版最近在推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意文版、法文版、瑞典语版正在翻译。但我更看重我即将于明年8月出版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本书的意文版目前在翻译。我之所以力不能支，像很多使命巨大、能力不足、不幸的作者一样，忽然在某个上午，咳出一口鲜血来，正是因为它。它是我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算是中篇）。我丈量了自己，以目前这种写法，可能很难再写出一部18万字的小说来。

6

你在26岁之前，都在江西的小县城工作、生活，其间有哪些令你难忘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你产生的重要影响？

答：县城的生活比较压抑。当时，2002年之前，县城既小，且封闭。特别是人，来往都是熟人，甚至毫无隐私。

到现在，我都会设想自己的另一种经历，就是没有离开县城。有时我能够从我过去的同事那里看到自己。以前写过小说《模范青年》，就是在设想自己留在县城的情况。

有时我也怀念县城互相照应，让人温暖的地方。在异乡，人显得孤独，然而处理好孤独不也是人的本事吗。虽然我处理得不好，但总要去处理。我对县城有乡愁。我在那里上班，恋爱，交朋友，打麻将。我在那里有大把的亲人。离开铁饭碗使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最为珍视的，然而问题还是这个，一个人得有面对自由的极大勇气，他才会享受到自由的好处。很多时候，一个人并不会处理过多的自由，时间对他来说极其无聊，他竟然用不完。我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讲的就是一个无法战胜时间的懦夫的故事。

7

你曾长期在新闻行业从事记者、编辑的职业，这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新闻作品追求扎实的信息。一字一句必有用处。这是传递信息的必要美德。小说也是一种信息。有时，所谓的风格不过是在必要的信息之上添加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对此并不认同。我喜欢克制的、节省的东西，这种喜欢来自新闻传播的教育。我写作最初采用的律法是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甚至现在我写作出现弱点（比如过于强调动词而忽视了名词的使用）也是因为我迷信此书。

8

你与读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读者的反馈和评价会影响你的进一步创作吗？

答：我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这个时代提供了这种交流的便利。我不太能当时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过后，比如过一年（一定会的），我又会正视到批评的可贵之处，会有的放矢地反思。但在当时，有时我会用难听的话和对方争辩。后来学会不争辩。直到最近，我都快四十了，才想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批评别人就是正义的，别人批评我就是邪恶的？

因为想通这一点，最近脾气好很多。也冷静很多。批评往往会促使我改进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每次担忧的其实是别人在批评之余对我所取得的荣誉的攻击，像狮子害怕失去自己的领地和妻妾。这是我多想了。

9

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答：《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天下前五之作。还有《神曲》。

我读过的最好的美国作品是《押沙龙，押沙龙》，我对散发着一股子肥皂水味道的美国写作班作品并不喜欢。因为情感的重复率太高。

文学上的正确例子，我手边看见的：

《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桂裕芳译译林出版社）。

昆德拉小说《缓慢》对池边虚假性爱的描写，那一段。

10

你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答：年轻时以为爱情是天，最大之物。越到后头越觉出它的无聊。可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无能，因此也觉得它无能吧。我觉得它是被很多情感上的暴徒滥用的东西。我常想到一个滑稽的场面，一个人猛抽对方的耳光，一边大哭着说，我很爱你啊，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哇。

婚姻是对的。前提是1+1＞1。

婚姻能保卫财产。单身其实不积钱。婚姻能保证伙食，还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有消费的必要。想起单身的日子，就几条裤子，穿一双鞋就走，在这个人世间太过简陋，得场病就得和死神握手叙旧。结婚首先是让室内有了暖和的气氛。

11

你觉得自己是偏理性多一些还是偏感性多一些？你怎样平衡感性与理性？

答：感性更多。有时偏激。我有理性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对我来说很珍贵，我很迷信他们。我想，正是因为他们在保护我、矫正我和帮助我，才使我幸福地走到今天。

12

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答：——对人要求很少的人。不使用别人的人。

有时在人生的某个口子上，猛然醒过来，发现有的熟人竟然是一直在使用身边的亲友的，大骇。人都是自私的物种，但是打着善良旗帜去使用别人的人，让人恐怖。

13

你的阅读史？现阶段你欣赏的作家作品？

答：26岁之前我阅读杂文和心灵鸡汤。26岁至39岁阅读外国小说。如今我觉得外国小说阅读过剩，开始阅读《左传》、《诗经》，《史记》已经读完。

14

不写作时会做些什么？放松身心的方式？

答：散步。散步当成一个任务，试图每天走路10000步，是为了活得更久点。现在踢球已经不能跑了。这是身体沦陷的一个标志。跑十米就大喘。有时看电影。不是在电影院看。

15

你小时候梦想成为谁？为什么？

答：小时没有梦想。19岁的时候梦想成为傅红雪，因为他有天下第一快的快刀，然而为了女人，他甘于像狗一样扑在地上，任人践踏。现在想起来，只是为了一种豪迈。出于类似的情感，我开始抽烟。直到2013年住院，看见隔壁床的肺病人死了，才戒了。

16

最希望得到的评价？


答：美好的评价好像变得虚无。就像花生。我爱花生。有时我吃花生，明明吃到量了，然而还会一颗一颗吃下去。就像是纵欲一样吃。明明没有需求了还在吃。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评价，美好的评价，看起来餍足了，然而还是本能地去追求。但是到嘴的那一刻，又觉得味道并不那么如意。

我很难忘记2010年那一年北岛先生打来的电话以及李敬泽先生写的稿签。还有书的责编王二若雅女士请我吃的饭。那一年，他们册封了我。

17

在写作上你有怎样的理想？

答：我今年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感到富足，是因为人生的两个愿望，一个是到纽约一游，一是写完长篇，都实现了。觉得心无挂牵。

我渴望就像我阅读那些外国作家的书那样，未来也有一些像我这么勤劳的读者阅读我的书。

本版文/刘雅麒

妙舍莲开

北京纪事

文/橡子
1/看不见的地平线，错过的风景
网络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原本一辈子也不可能认识的人。十年前，郑玮刚踩着媳妇的足迹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于我还是一个陌生人。他读过我的文字，我喜欢他那些色彩浓烈、构图平实、气质敏感的照片，但我们彼此还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乃至哥们，最后混成了邻居。他几乎就是我在北京的家人。
居帝都，大不易。每当我发此浩叹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郑玮刚，并为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郑玮刚半道来到北京时，除了相机什么都没有。就是靠着摁快门和勤奋码字，这个曾经的哈尔滨影楼老板慢慢在北京落下脚来。他不断地置相机和镜头，换车比换衣服还勤，三天两头跑内蒙或山东，放着杂志副主编的美差不干当起了自由摄影师，然后就写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地平线上的风景》。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地平线，但只有很少的人真正看见过地平线。至于风景，那几乎是世人说滥了的玩笑词汇。但对于少数人来说，地平线是唯一会让他们激动的东西，郑玮刚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在我周围有这么些人，他们把内蒙草原和阿尔山当作自家客厅，带一根法棍和两瓶矿泉水就能从北京开到拉萨，在河北每个最偏僻的村子里都有亲戚，和秦岭的各种禽兽都能攀上交情。如果你问这些人，开着车到处乱跑有什么“意义”，郑玮刚就会替他们回答说，有“意思”就行。搁置意义而寻找意思，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标记了。
《地平线上的风景》里有一张照片，是我坐在野外一条黑马路上，头上层云密布，但我安静得像个鬼魂。那时我正陷入人生中最严重的危机，一切都濒临崩溃或已经崩溃。郑玮刚和另一个摄影师王国梁就开车拉着我去了乌兰布统。我们走的是河北和内蒙之间的一条大通道，马路宽得像小燕子的脸，却几乎没有什么车。路的两侧是绵延的杂草和土丘，头顶则是蔚蓝的天幕和浩瀚的云朵。远方有时在下雨，阳光像圣光一样从云缝里激射下来，照着某些幸运而不自知的人。对于一个枯萎的灵魂而言，那样的风景竟然有着治疗的作用。虽然我在每一种景物中都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我终于能够抬起眼睛、开始思考了。思考无疑是有意义的。意义，就这样从风景与灵魂的遭遇中浮现出来，但这也只在事后才会发现。
《地平线上的风景》是本工具书，是给那些打算开一辆破吉普就浪迹天涯的人准备的。不过，就算你坐飞机去拉萨然后跟着导游混羊卓雍错，这也是一本有用的书。它告诉你在路上该看什么，你败家买来的相机除了防身还有什么别的用处，以一个油画家的耐心给你做色彩教育，甚至教你怎么在电脑上给自己的照片拉曲线。但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向人们展示了郑玮刚和他身边那群人的别样活法。他们在一起从来不谈股票和高尔夫，聊的永远都是各种装备，从汽车的悬挂和差速锁，到禄来双反相机该配什么镜头，再到腾龙广角镜头的控制，以及在数字暗房里对“预先想象”的还原。他们聊天的时候，姑娘们该睡不该睡的一般都睡着了，就像吃了大量褪黑素一样。直到他们说起在西藏九大圣湖的各种趣事，打瞌睡的人才会醒过来。这种整天寻思着上路的生活方式，对城里人而言真有点梦的味道。
前不久，郑玮刚带着我去买了一台“无敌兔”。回家之后，先是教我相机上的各种按钮是干嘛用的，然后又慷慨地借给我一支拍人像的专用镜头。但他最重要的叮咛是，回家好好读《地平线上的风景》，你就知道该怎么调照片了。我的确认真地读了那本书，但识趣地跳过了数字暗房那一章。对那张关于我的照片和我旁边那匹马的肖像，我倒是研究了一个小时之久。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自恋如我的人类只能“单纯构图”，凝视自我时往往会错过重要的风景，逍遥自在的马儿才能做到“双中心”——草在嘴里，路在天涯。

妙舍莲开

2/小鸟会害怕松鼠吗


站在几十米高的悬崖边上，望着脚下清澈幼嫩的海水，心里一直在犹豫是跳还是不跳。父亲在不远处劝我放弃，他运用在电视上看来的重力学知识，再加上自己的推测，告诉我跳下去一定很危险，对身体尚未发育的小孩子就更危险。他似乎知道，我在做危险活动时总喜欢带着儿子。
海水很诱人，我从未见过那样的海，那么透明。沙滩上，一只老虎和一只豹子在吃一条鱼，那条鱼非常性感，身上有黑白相间的横纹，皮肤上闪烁着水光，每一根肌腱都活跃着思想。老虎和豹子似乎没有注意到我，或者是因为我饲养过他们，让他们完全丧失了警惕和愤怒。但走在他们旁边，我心里仍然隐含恐惧。
这就是我回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所做的梦。

家乡的天空一如既往地湛蓝，北京的空气一如既往地糟糕。我动身那天，野菊花忽然大规模开放，从门前的篱笆到旁边小山上，到处都是黄色的精灵。纯正的黄，比所有的色情片还要黄。黑豆一直懒洋洋地躺在台阶上，躺在阳光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仿佛知道我又要走了。张楠说，她从早晨就发现了黑豆的异常。据母亲说，我九月初从老家离开后，黑豆一整天都不吃不喝。没人知道一条狗在想些什么。
去年秋天，我和张楠回老家，在院子里看见一只黑色的小狗崽。它在秋天的初寒中瑟缩着小身子，试图找点什么吃食，又随时警惕着危险。它知道这院子里有两个大嗓门的老人，动不动就挥舞着竹竿向它扑过来。我不知怎么就喜欢了这个小东西，不顾父母的反对收留了它。它很乖巧，吃饱了就安静地睡在张楠脚边，高兴的时候还敢咬着父亲的裤脚撒欢。我用稻草和砖头给它做了一个窝，但夜里忽然听到它在窝里呜呜叫，似乎在想念什么。我起床，把它从窝里抱出来，对它说，你想找谁就找谁去吧。它沿着门前的小道一溜小跑，到桂花树下就停了下来，拉了一泡屎，又乖乖地回到我的脚边。我把它讲卫生的故事讲给张楠听，把她感动坏了。她说看着这个小玩意总会想起黑眼豆豆，于是，它就有了黑豆这个名字。
夏天的时候，黑豆生了五只小崽子，瘦成了皮包骨。我回家看到它的时候，差点要给联合国难民署打电话。母亲解释说，黑豆被我和张楠惯坏了，总想吃肉和骨头，给它白米饭它都不吃，实在不符合狗的身份。我赶紧让大姐夫从漕河买了几罐过期奶粉给送过来。没想到小狗崽们竟然很喜欢奶粉的味道。喝了几次肉汤、嚼了几块骨头，黑豆的身体也慢慢有了起色。这次回家，五只狗崽只剩下一只，其它的都被父亲送人或扔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只小公狗，很淘气也很神气，尾巴卷成一个小圆圈，成天不是和它妈妈打闹，就是欺负那只小猫。父亲说，它的名字叫黑豹。我坏笑着对张楠说，那好吧，那只丑猫就只好叫唐朝了。
早晨父亲打电话过来，说家里下小雨了。我没好意思问黑豆的情况。它只是一条狗，你可以惦记它，但不能公开谈论。在我老家，关心一条狗和谈论一条狗都是可耻的事。

春天的末尾，我有了个女儿。这次回老家，她刚好满半岁。在院子里，她晒着太阳，看小狗和小猫打架，听大公鸡每隔一个时辰就仰天啼叫，目光追逐着蝴蝶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犯困揉眼睛的时候，我抱着她到旁边的小山岗听鸟叫，看阳光从树梢投下斑驳的影子。她很快就倒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在她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时候，我已经替她感到幸福了。在她还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时候，她已经从古老的世界领受了恩赐。无论在阳光还是阴霾中，她都那么美丽，但在温煦的阳光中她格外惊艳。
回家的第二天，张楠按惯例给她喂了一点米汤和小半只蛋黄，没想到她竟然吐了我一身。没有任何预兆，也看不出丝毫不适，她忽然就吐了。整个天空似乎都在那个片刻抽紧了。我担心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让母亲备了鞭炮和纸钱，几个人带着孩子去祖坟上烧香。我恳请爷爷、奶奶和外婆照顾这个新来的婴儿，不要吓唬她，也别让其它的东西吓唬她。我跪在茅草上，跪在潮润的泥土和石子上，跪在一小片疑虑的阴影里，祈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安慰。小山上到处都是疯狂的野草，墓碑隐藏在树影里，斑鸠在远处咕咕啼叫。在那样的时刻，我和故去的亲人总能够悄悄对话。
女儿很快喜欢了这个家，活蹦乱跳，欢天喜地，整天和她奶奶嘀咕个没完。她说话的样子珠圆玉润，逗得奶奶大笑不止。真好玩哎，真得人疼哎，她奶奶总是这样感叹着。她让孙女儿抓她的手，她们的手相握的时候，我看得是那样惊心动魄。不用看她的银发，不用看她脸上的皱纹，只看她的手，就能了解她的一生有多么艰辛。每一点细微的快乐，对她来说都是无垠的。
回到北京之后，女儿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表现出不安。我坐在床边看着她，不知道心里想了些什么，但张楠感觉到了异样。她用女儿的口吻问我，爸爸，你为什么那么忧伤？

在家里呆了十多天，只下了一场雨。下雨的时候，我独自躺在漕河君悦酒店里，怎么也睡不着。那天晚上见到了胡荫华老师，我没想到他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了，更没想到他待人那样谦和。我为自己的怠慢感到深深不安。胡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新亚，是蕲春籍的书法名家，最近抛下了事业和城市生活，在三角山盖了一座房子隐居，真是羡煞我也。看他的书法作品，飘逸灵动中兼含圆润冲和之气，似乎并不以技法骄人，但独具一种万法归心的内在气象。席间还有一位写得一手古体诗词的美女，据说曾经是个护士，不知怎么就爱上了古体诗，在网上非常活跃。与几位乡贤的相遇，竟然让我心里生了些许波澜，于是又不免多喝了几杯。
早晨，耀旭带着几个朋友，开车陪我回桐梓。一夜秋雨过后，路边的树叶突然变黄了，就像几天前院子里的鸟儿突然多起来一样。我对大自然的这种微小变化总是过分地敏感。耀旭等人很盛情地带了水果和酒。那酒看上去很贵，我猜是带给我父亲的。他们都看过我那篇酒鬼文章，知道我父亲最离不开的就是一口酒。我带他们去看村后的大樟树，年轻漂亮的周老师踩着高跟鞋在泥里走来走去，饱蘸雨水的竹子和白杜拂在她头上，让我颇有几分担心。本来他们还不相信我父亲所说的话，但当他们看到樟树的时候，一致相信它比黄侃家旁边那棵著名的樟树更古老。很可能它是蕲春境内最古老的树。
我指给他们看树上的鸟洞，向他们描述我曾经怎样从樟树上飘然落地而毫发无伤。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樟树也曾经是我的避难所，每当我闯祸了、闻到了母亲暴怒的气味，总会爬到樟树高高的枝桠上去。我总是那样巧妙地利用母亲的担心，躲过可能到来的灾难。
童年时，樟树曾经是孩子和鸟儿共同的乐园。无论我们抓了多少只雏鸟，无论我们爬到多高的树杈上骚扰它们，八哥、猫头鹰和白鹭始终不曾离开。但最近几年，樟树上一只鸟儿都没有，这每每让我感觉匪夷所思。这一次，我似乎找到了罪魁祸首，我在樟树的树冠上看到了一只松鼠。松鼠能够爬到人类不可能到达的高度，它还可能偷吃鸟蛋，它带给鸟儿的惊恐肯定更强烈。唯一的问题是，鸟儿会害怕松鼠吗？

桐梓河发源于一尖山、八斗山，那里有鲍照读书台，有天生八卦的江山形胜，有禅宗大师修行和斗争的脚印。曾经暴怒的桐梓河，如今温顺得像个少女。开车沿新修的红色旅游路到高溪，还能看到河道里有许多巨大的鹅卵石，那是古代冰川的遗迹。如果你愿意，你总能把自己的琐屑生活与伟大往事联系起来，与历史的神秘联系起来。但是，这些虚妄的想像，远远不敌一地野花能够带来的快慰。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家乡的秋天也有那么多的野花，它们非常细小却同样绝艳。大喜鹊挺胸翘臀站在电线上如同名模，成群的乌鸫叫出了《忐忑》的味道，大山雀从瓠子叶上一掠而过。无边无际的蓝色一直在吟唱着，蓝啊蓝啊，只是始终不曾被人们听见。

妙舍莲开

3/去年春天
美好的事物中总包含着险恶。那险恶并非来自美好本身，而是隐藏在命运里。但对于命运，没有人能够参透。

去年春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很多年都没在家里过阴历生日了，今年回来过吧。自从我再次结婚并有了孩子，母亲似乎终于能够原谅我了，原谅我辜负别人，原谅我放纵自己。虽然她不会明白在我生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知道我过得不易，她曾经偷偷给我算命，并暗暗期待我那糟糕的生活终究有所改变。这改变出现了，她也在晚年有了最想要的孙女。她捧着那个婴儿，笑得那么开心。

每次回家前，我照例会失眠，所以，我总是以极度疲倦的样子回到家里。但一切都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欣喜。我回到土地，回到熟悉的气息，回到燕子与和风之中。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的阴历生日，母亲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饭。一大帮子人从县城赶了回来，我们喝了很多酒，我几乎有些神智不清，但奇迹般的没有大醉。姐夫、堂兄和弟弟在院子里玩了一会扑克，便坐同一辆车回漕河，我则倒头便睡。半梦半醒间，听到手机响，接起来听，是二姐惊惶的声音，她告诉我，拉着我家六口人的那辆车在刘河附近出了车祸。司机中午没有喝酒，但车祸很严重，弟弟从车里飞了出去、昏迷了，大姐夫满头都是血。万幸的是，十多分钟后，二姐夫从后面赶到，飞快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回家过生日，这一切都会避免。如果我没有留下大姐夫的车，他可能不会受伤。但我不能明白的是，命运如此惩罚我的原因何在。而从这起噩梦般的事故开始，去年整整一年里，莫名其妙的坏事连番找上家门。有人查出了癌症，有人受时局的牵累而丢掉工作，有人摔断了胳膊，几乎每个人都轮上了坏运气。回到北京没多久，她生了一场奇怪的病，连续高烧十多天，在哪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我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让她舅妈照看，我则一边照顾病人一边工作。直到住进一家大医院的特需病房，她才慢慢有了人样，但体重一下子减掉了十多斤。我中途去看过女儿一次，她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很多天看不到爸爸妈妈，显然在她心里留下了伤痕。她趴在地上，倔强而烦乱地玩着几个空瓶子。我走之后，听说她哭得很厉害。我们把她接回家的时候，她看到妈妈，马上哭得震天动地。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生怕妈妈不见了。

去年整整一年里，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父亲。我一直不敢说出这个，生怕它会像一小段波函数一样坍塌，成为现实。秋天，母亲生日的时候，我又回去了一次，父亲状态尚好，只是体力差了很多。他还是闲不下来，但已经做不了重体力活。早晨，露水还没干，他就跑到山坪挖红薯，我赶紧去帮忙。我们很少说话，但我不时想起小时候跟他一起干农活的情景。他对自己苛刻，对家人同样严厉，但在他那刀子般的锋利和雷霆般的威严之后，仍然有浓厚的慈爱流露出来。他从没有说过他爱我，也从没有说过他曾为我感到骄傲，但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想的。那几天，我一有空就在阳光下劈柴，据说足足劈了几百斤。我也没有想到我还那么能干。我只知道的是，如果我不干，这些活最终会落在他头上。何况我喜欢做。在我少年时，我帮他拉锯、跟他学劈柴，在当了多年的诗人和评论员之后，竟然还没有忘记这些技巧。而在我内心深处，我是那么喜欢做一个农民。

那年春天，过完生日没几天就是清明。听父亲说，修家谱的时候，族人到处走访，竟然找到了一处元代的祖坟。蔡姓迁蕲的始祖，本来在元朝做官，但是看世道不好，开了小差。他在升职的途中，路过蕲春西河驿，看到山川秀丽，一条大河从莽莽苍苍的地方流淌下来，就带着一家人溯流而上，从此归隐在山林里。他娶了两个老婆，生了十三个孩子，留下一本手写的家谱，告诉后人，他们的老根在福建建阳麻沙镇，祖上有四世九儒的辉煌。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祖先竟然没有传下丝毫的家学，佶屈聱牙的理学失散了也罢，看风水的手艺却也丢掉了，于是子孙们从此只好土里扒饭吃。这大概就是他的本意吧？

这次找到的祖坟，埋着他的第五个儿子，彦五公。清明那天，全村在家的男丁开着车，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去祭祖。坟边油菜花开得正旺，艳阳下，纸钱燃起的火苗几乎看不见。我虔诚地磕头，心里边默默念诵的，大概是要祖宗保佑我的家人吧。

其实就这么简单。我如此之久没写新的文章，与我心里隐秘的、含混的恐惧有关。我知道命运是不真实的，我也知道把一切苦痛归咎于自己并无道理，但当我已经这么想了，我就被幽暗中的事物封住了嘴唇。我的心里仍然有浩大的歌声，可惜，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妙舍莲开

4/没有被诗歌浸润的一代是荒凉的转载▼

网络时代里，有两件事情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一是无知的人说蠢话，二是匿名网友跟帖子骂人。例子都是现成的。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典型的蠢话。超女粉丝们对偶像的崇拜和捍卫也是到达了极致，若是有人对某超女说半个不字，必定招来众多的谩骂。这两个现象，都是言论自由的代价，算不上多要命的坏事，犯不上特意去制止。

对待完全无法避免的事，我的态度是尽量不予理睬，这可以说是明智，也可以说是世故。韩寒说现代诗和诗人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也是有点生气的，心想你多大个屁孩子，你看过几首诗，就敢大放厥词？但仔细一想，我若反驳他，就中了他的圈套，因为这个话题是无法讨论的。我如果努力证明现代诗多么有存在的必要，我不是比韩寒还愚蠢么，这么难的功课，还是留给大学的教授去做比较妥当。

沈浩波不像我这么世故，他是诗人中的斗士。韩寒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沈已经是文化圈的名人了。记得若干年前，伊沙、浩波、杨黎、王小山等一大帮人一起喝酒，我也在场，伊沙就以前辈的口吻告诫浩波，要用文本说话，意思是，你若想证明自己的诗歌立场，就写出你理想中的诗歌作品。浩波点头称是，后来他也的确是那么做的，他成了下半身诗歌的旗手，经常给我寄很厚的诗歌集子。在诗人们（连我在内）纷纷放弃诗歌理想的时候，浩波一直坚持诗歌写作，这一点是令人钦佩的。考虑到写诗不能赚钱，甚至连引诱无知少女的目的都很难达到，浩波这些青年诗人就更是让我景仰了。凡是关注浩波与韩寒之间争论的人，都应该了解这个背景。

沈浩波反驳韩寒，当然是不明智的。一来韩寒并没有表达关于诗歌的见解，他不过顺口说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蠢话，你跟这较真，简直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二来韩寒拥有一群疯狂的粉丝，他们对白烨博客的疯狂轰炸就是证明，你若批评韩寒，不是跟一个军团做对吗？不过沈浩波毕竟是斗士，他可不在乎这个。最有意思的是，沈浩波并没有去跟韩寒讲道理，上来就是一通臭损，这个战法是高明的，没有落了俗套。最让人感到痛快的，是沈浩波对韩寒的定义：“一个恶俗文化市场上的小商品，一个被我等出版商们卖来卖去的杂碎”。虽然这句话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不过说出了韩寒成名的秘密，如果不是杨葵等人当年看走了眼、又急着卖个好价钱，韩寒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混呢。在这里要隆重推荐伊沙过去的名言：“永远别在知道你底细的人面前装牛逼”。韩寒的那几本书到底是什么成色，他又是怎么混出名堂的，当年又是谁在炒作他，还有谁比做出版的这帮人更了解底细呢？所以，韩寒在这场争论中死得很难看，几乎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诗人们搞个朗诵会去捍卫诗歌、声援赵丽华，我觉得也很没有必要，脱衣服就更不对了。在公共场合脱衣服不是不可以，但最好由女人来脱，女演员和女模特就更赏心悦目了。女演员脱了衣服，虽然舆论是一片诘问之声，但大家私下里还是喜欢看到的。你一个男诗人，胸脯上并没有写着现代诗，连胸毛都没有，脱光了衣服干什么呢？这就叫授人以柄。现代汉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衰落，就是授人以柄闹的，如果诗人们只是自杀、并不他杀，诗人们哪至于要靠做书商混饭吃呢，文学女青年一人省下一口，就够养活一个加强连的诗人了，连诗歌基金都不需要。

我不知道现代诗和诗人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只知道，这事儿谁说了都不算。现代诗一定会活下去，诗人也会代代传承，不会因为商品经济和超女超男的疯狂而绝种，因为诗歌是存在于人类精神深处的火焰和泉水，是嘴唇之外的亲吻，是手臂之外的拥抱，即便人类不再用语言交谈，诗歌也会活着。而诗人，无论他们活得多么憋屈，无论他们是否还会拥有世俗的荣耀，无论他们的衣襟沾着多少唾沫，他们终将是内心的王者，因为他们最懂得民族语言的芬芳，最了解芸芸众生的疾病和伤痛，无论什么样的世代，都不可能把诗人赶尽杀绝。只要了解到这一点，诗人们根本无须捍卫什么，因为汉语本身就庇护着他们，养育着他们。

没有被诗歌浸润的一代将是荒凉的。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不打紧，他因为不读诗所以他的文字糟糕透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过不了几年，他的书就没人出也没人读了，他只能像慕容复一样，靠着给粉丝发糖吃以维持个人帝国的幻觉。但是，如果中国人都不读诗了，如果汉语诗歌永远只能蜷缩在灰尘之下，汉语会荒芜，精神图景也会成为弥漫着虚妄的废墟，这就会有问题。这问题有多严重，不好说，所以也留给大学教授去讨论。

妙舍莲开

5/四季
有一种德国烟丝叫四季，比较粗，味道浓郁，我经常抽其中红色包装的冬草，带樱桃口味，舌尖能感觉到一丝甜蜜。春泉和秋鹅也抽过，但从没买到传说中的夏莲。

这些日子，北京的天气妖冶多变，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天地之间流转。漫长的阴霾之后，最先到来的是一场透彻的雨水，它洗掉了空气中的愁云惨雾，让微弱的光线在楼宇之间散漫地反射，也映在街道和匆忙的行人身上。
冒着雨去了一趟亦庄。孤悬在五环之外的这片地界多少有点古怪，它像是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中心，没有辐射，没有古老的院墙和琉璃。冬 熊老师带着我，在蒙蒙细中兜了几圈，使劲怂恿我买别墅，我只好摇头大笑。很难想像一个诗人住在别墅里，叼着烟斗，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就能养活自己。
在冬熊的家里，倚着窗户俯瞰亦庄，不时有烟火在雨中点亮，就像睡梦中一两个灿烂的词语。参观他的暗房，翻看他近期随手拍下的黑白照片，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地方的新奇与喜爱。如果说亦庄有什么好，就是离土地很近，到处都有新栽的小树和荒芜的长椅。如果在这里有几个好朋友，倒是可以玩玩捉迷藏。临走的时候，冬熊送我一盒拉尔森的权杖烟丝，深蓝色的外包装，看上去有点像巧克力。
夜深下班，出单位大门，居然看到天空中飘起了大雪，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也完全被积雪盖住了。虽然早就预报北京有雪，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冬天太暖和了，也太暧昧和昏暗。谁能想像一场大雪会凌空袭来，爱抚这座混乱的城市呢。雪片不断扑在身上，让我欣喜也忧伤，心里一阵一阵地痛。如果不是太晚了，真想在雪里一直走下去，让内心那不为人知的波澜慢慢平息。

元宵节刮起了大风，送儿子去学校寄宿。对于他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个忐忑不安的日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迟疑之后，他不再那么热切地想要过独立生活了，而我也担心他不能照顾好自己。想起我自己，十岁开始就在桐梓中学住宿，每个星期带两罐咸菜和一小袋大米，有时甚至要挑一担劈柴。冬天的凌晨，在学校旁边的小河里洗完脸，然后就要跑上几里路锻炼身体。记得有一年，同宿舍的学生都长了疥疮，大家每天都在裤裆里狂挠不止，手指上总是带着血。如果说有什么美好记忆，就是早晨在麦地里诵读增广贤文，桃树上长着毛茸茸的果子，斑鸠和野雉在不远处扑扑地飞。夜里下自习之后，偶尔去温泉泡澡唱歌，头发上还滴着水，就偷偷潜回宿舍睡觉。不知道儿子在他的寄宿生活里会遭遇什么，就像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一生。苦恼，惊恐，朦胧的爱恋，对世界的探求热望，这一切他都要去经历，他也会有自己的隐秘辉煌。无论我多么爱他，都无法代替他去生活、去感受、去承担。生命就是这样孤独。

沿着西四环往北，路上顺畅。整个城市洋溢在最后一波疯狂里，到处都是烟火。烟花冲上夜空，转瞬就被大风吹得凌乱，美丽的火星拖曳着落下，留下一些细小的创口。我安慰着说，你看，整个北京都在庆祝你去住宿呢。儿子在旁边一声不吭，似乎在积攒力量。

夜里有很多梦的片断，花瓣在水中飘过。醒来后，一股美好而深沉的气息还在房间里沉浮。拉开窗帘，阳光无比明亮。内心喧闹，而游乐场寂寞。沿着阜石路一直向东，身体里似乎回荡着蓝色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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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苦橙
太阳露面的时候，冬天最后一个苦橙咚地一声落在地上。在热闹而宁静的乡村里，橙子落地的声音有几分惊心动魄。

第一次独自开车走这么远，但因为是回家，漫长的高速公路也并不那么恐怖。有些时候，脚踩着油门，心思却飞到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我在开车，而是这个白色的钢铁机器在驾驭着我，带着我掠过一个又一个指示牌。蓝色的天空，黑色的路面，模糊的绿色树影，一切都在波动，世界就像起了颤栗。

铁路春运不涨价了，在外打工的人纷纷回家，小村子毫无征兆地热闹起来。等我回家的时候，过年的气味已经弥漫在空气中，摘也摘不下来。父亲早已把场院上的野草清除干净，剁掉了一棵紫玉兰，好让我能把车子停在家门口。朝西的房子前，原本芜蔓恣肆的月季也被连根砍掉了，只留下两棵栀子。如果那些骄傲而散漫的月季还在，它们有可能在冬天还开出顽皮的花朵。屋前面高大的法国梧桐因为挡住了风和阳光，也没有逃过父亲的斧头，屋后的泡桐也大抵落了相同的命运。但桂花树、橘子树和年迈的苦橙都还在，山坡上的香樟越发茂盛，只是树干不知被谁剥了一块皮，显出触目的沧桑。母亲在秧田边的空地上种了很多菜，青葱翠绿，看上去就觉得喜欢。

夜里一家人喝酒，半酣的时候，多年不见的加喜忽然推门进来了。加喜比我年龄大几岁，辈分却小，算起来是我的侄子，在外浪迹多年，做泥水活，双手粗糙，沾着一些洗不掉的污垢，但他幽默而灵动的性情却一点没变，说起话来仍然让人笑倒。添一副碗筷，加一个酒盅，重新喝起，一边喝酒，一边说着童年时的好玩事情，不知不觉的，大家就都喝多了。弟弟送加喜回来，说他满村子找自己的摩托车，结果还是在自家门口找到了，看样子的确喝醉了。因为和家人团聚，又想起小时候的快乐时光，我的心里弥漫着无法言说的欢喜，只觉得日子过到这份上，已经抵达幸福的顶峰，再什么苦恼忧烦都无所谓了。

听不见桐梓河的水声，夜晚无比寂静，只有内心的嘈杂声响，我和这世界一同变得不真实起来。

也许是有这样的宁静和幸福托底，第二天晚上，在传金哥家里喝得大醉。半夜里胃里不舒服，起身喝了半杯水，忽然就想吐，还没来得及推开门，已经哇地一声吐在了门板上。就这么一趟一趟地折腾，一夜间吐了七八回，心里就担忧，恐怕大年三十要还去医院打点滴。所幸的是，啃了几根甘蔗，胃里的闹腾慢慢平息下来，居然睡着了。

大年三十的下午，照例要到祖坟上辞岁。洒一杯茶两杯酒，烧三支香，焚一些纸钱，再虔诚地磕几个头，就算是跟满山头的祖宗老儿拜了年。从记事的时候开始，这样的礼节就从来没有错过。父亲老了，头发花白，点燃鞭炮的时候有些哆嗦，但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地底下埋着的是哪位仙翁，在世时有什么表现，比如多年考科举却始终不中，教书育人却成绩卓著。但总的看来，我的祖上都是普通的农民和手艺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也没在历史上留下名声，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是把这山河开拓了出来，留下了绵延不绝的香火。生命就像种子，生灭无常，但只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根还在，那火苗就会一直在天地之间燃烧着，驱走山川与河流的寂寞。

我恍惚已经了解生命的诸多秘密。我尝过爱的甜蜜与苦涩，感受过无边的狂喜与痛楚，我做梦，奔跑，呼喊，踌躇。我有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光，我的骄傲。我在这片微不足道的土地上留下过自己的传奇。我曾是狂野的云朵，藐视一切羁绊，我也是谦卑的树，看得见自己的伤痕与缺陷，更多的时候我是柴刀和孤独的野火，销蚀自己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人。我慢慢懂得一些最粗浅的道理，比如衰老和死亡无法逃脱，比如丧失是生命的底色，比如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在领悟与逃避之间，我走遍大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女人，鬓边开始有了白发，心里开始有了怯懦与悔恨。我信奉神灵但依旧没有主宰，面临选择时不断拖延，承担责任却逃避负担，负荷着无限的爱却感到悲伤。如果我死在路上，我的灵魂会飘向哪里呢？它会变成池塘边的燕子，或别人庭院前的花朵吗？

大年初二，开车送弟弟一家去岳母家拜年，父亲执意要陪着我。从狮子山到青石，沿蕲河上溯，路过国学大师黄侃的家乡，再次看见了那棵古老的黄家大樟树。据说河对岸还有另一棵樟树，同样古老而神秘。父亲告诉我，乡下一直有个传说，两棵老樟树的影子会在中秋那天在河中间相会，还说有一年修理河道的时候，在河床下挖出了一段很粗的树根，这故事听起来那么荒诞，但我宁愿它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这些难以思议的事情，乡村就与城市别无二致，那魅惑着、召唤着、牵扯着我的土地就失去了温热。但父亲接下来讲的事情，却让我很忧伤。早些年，他和镇里的干部陪着上面来的大领导去黄侃的坟前祭祀，顺便还修葺了黄侃父亲的坟，但没过几天，这两座坟就都被盗挖了。我想起了自己那个隐秘的心愿，我一直盼望着老去，卸下俗世的负担，回到乡间生活，但那个时候，父母都已经不在世间，村里的孩子将无人认识我，当一切变得陌生而冷漠、盗墓贼却等着我入土的时候，故乡还会存在吗？或者它从来都只是我刻意营造的幻境？想想那样空虚的乡土，只觉得自己彻底没有了着落。

大年初三的夜里，弟弟喝醉了，从狮子山一直走到了花桥。一开始他冲着我们怒吼，但忽然就哭得很伤心，说他想离开柳畈，想去上海或任何别的地方，只是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我恍然想起，这么多年来，我关注着下一代的成长，四个外甥女，两个外甥，一个侄子，一个儿子，他们的苦恼与快乐我都有所了解，却惟独很少关心这个弟弟，很少和他谈论他的处境，对他的内心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前年的某一天深夜，他曾经给我发短信，说他整夜都睡不着，头发掉得很厉害。在我的印象里，弟弟仍然是那个聪明而英俊的乡下少年，实际上，生活已经把他磨蚀得面目全非了。悔恨慢慢在心头升起，像带着尘土气息的雾霭，我已经没有能力将它吹散。

南方的雨水没有让我苦恼，阳光却带给我温暖与宁静。我俯身在地上，长久地亲吻着脚下的草根，想唤醒下个季节的花朵。我的根还在吗？谁把它挖了出来、丢弃在路边？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当我像冬天的最后一个苦橙咚地一声落在地上，你会不会感到轻微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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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厌倦
每天深夜，都为怎么回家发愁。其实并没有很多选择，无非是北三环、北二环或长安街。但这三条路走起来都很枯燥，沿途会经过什么，能看见什么，可以顺道吃点什么，都那么一览无余，所以让人厌倦。而所谓的回家，也不过是奔向一张床而已。家是没有的，与家有关的气息也是空白。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想失踪。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苟延残喘。在国家和人民欣欣向荣的时候，我感到无法忍受的厌倦。庞大的北京，在我的心里如同一堆灰烬，都懒得踢它一脚。北京有什么好呢，房子这么贵，交通这么拥挤，陌生人这么多，快乐这么虚假。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隔着一层膜，你和诗人、歌星聊天也罢，和穿着高开叉牛仔裙的女人调情也罢，和摄影师傅们开车出去玩也罢，最后你总会觉得空荡荡的，远不如坐在家乡门前的山坡上，对着悠悠青山出神。那片刻的灵魂出窍，让人好像回到了生命自身，回到了永恒的故乡。而在这里，在这破败的大城里，在终日弥漫的毒气和雾障里，那种宁静的回归之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唐朝的诗人在长安做官时，也会有这样的厌倦感吗？千年以来，人们不断逃向自然、缩回心灵，所躲避的又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朋友对我说，她的朋友的朋友，有个八岁的孩子，孩子在晚上忽然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东西，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吓坏了，她从来没想到，孩子竟然不认识星星。我也被这个小故事骇着了。我自己有多久没有看见星星了呢，也许不到八年。某个孤独的、心里怀着爱的夜晚，我曾在阳台上看见过流星雨。

某日在报社开选题会，我说到一个题目。猪年要到了，但很多城里孩子都没有见过家猪，所以就有武汉市民提议说，希望动物园里能展出家猪。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一篇小文章，没想到引起了一场讨论。有的编辑怀疑说，不可能有孩子没见过猪吧？但财经版的编辑马上站出来说，她的确就没见过家猪，大家于是啧啧称奇。也有人质疑说，为什么一定要看到真的猪呢，电视上、画片上难道还没有猪的影像吗？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事物的影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遮蔽事物本身，你认识一切，但你从来没有见过、触摸过，这似乎正在成为人类的现实。我相信，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坐在阳台上、和遥远的火星人做爱，但我和它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这是可能的，是可怕的、坚硬的虚幻。

都市文明为一切事物去魅。孩提时代，看着头顶上古老的星河，总会在心里浮起浩叹，那里究竟有多远多深呢，在那闪烁的面具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偶尔瞥见那熟悉的山峦，心里也总会好奇，心想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踏遍那山上的每一个地方，弄清楚它所有的秘密。现在，我已经走遍了东方和西方，我品尝过不同味道的阳光，看过各种各样的风景和表情，但心里那种光芒般娇嫩的好奇心却消失了。城市像一块磨刀石，日夜不停地打磨着我，也许曾经有火花四溅，但现在只有黯哑的叹息。

窗外不时响起鞭炮的声音，它像漂亮女人似的让我慌乱。无论多么倦怠，还是得找点吃的，不然会饿。灰败的冬天应该混迹在人群里，那样才不会觉得寒冷，但人群又在哪里？

妙舍莲开

8/电影还是地下的比较好
齐泽克说，同性恋者通常更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进程，原因就在于，只有当同性恋在法律和风俗上都不见容于世界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独特身份的确认，也才能获得快感。

地下电影也是如此。一些年轻导演的电影作品似乎也只有处于地下状态时，才能获得独特的价值，一旦他们合法化了，反而不那么激动人心了。

几年前，欧阳江河把贾樟柯介绍给我，希望我能在报纸上介绍一下。那时，贾的《小武》已经得了好几个奖项，但在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黄亭子酒吧见到了贾樟柯，他年轻、温和、成熟，看起来有些内向，但很健谈，说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导演时更是滔滔不绝。从他的嘴里，我第一次知道，张艺谋等人虽然是欧洲电影节上的常客，但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市场。聊了一通之后，虽然没能看到《小武》，但我还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谈贾樟柯的文章。因为贾樟柯那时候还处于地下状态，我的文章还差点惹上了麻烦。

后来的某一天，贾樟柯好心地通知我，《小武》将有一个私下的放映活动，让我去看。我带着唐师曾一起去了。场面激动人心。京城文化界的人士几乎都到场了，举目皆是著名诗人、摇滚歌星、画家和音乐家。电影也很好。很朴素的语言，却能直指人心。电影散场之后，我和老唐的心情都是“久久不能平息”。老唐说，大家都在做事情，而且做得这么好，时代不等人啊。我除了感叹一个大师的诞生之外，好象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后来，在法国使馆，又看了《站台》，西川在里边演文工团长，比刘震云在冯小钢的电影里表演得更像那么回事。那次放映的是一个导演剪辑版本，长达三个多小时，对白全是山西话，贾樟柯自己当同声翻译，所以看起来相当的累。虽然是原班人马，风格变化不大，但《站台》似乎不及《小武》那么有力量，对时代的描摹掩盖了对人性的刻画。故事结构对《阿甘正传》的挪用，也让导演的野心多少表现得有点滑稽之感。不过还好，仍然是贾樟柯。

不过，等到贾樟柯合法化了之后，似乎问题就出来了。合法化意味着某种妥协，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文化环境下。《世界》与贾氏的前几部作品相比，柔和了许多，苦涩感被幽默感所代替。尽管小人物的日子依然是沉重和艰难的，但他们总能找到安身立命的道路，甚至还可以进入混沌生活中的秩序，他们的零余感也被大大稀释了。这就跟贾樟柯本人的处境相仿。《世界》虽然也得了奖，受到了欧洲人的好评，但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前两天又在家里看了《三峡好人》。没到电影院里去支持贾樟柯，心里多少有些歉疚，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艺术片院线，在北京稍微好一些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的开销很大，遇到《黑客帝国》和《指环王》那就没办法，花多少钱好象也认了，但是看国产片是不是非得进电影院，似乎就很犹疑。曾在华星看过一场《英雄》，很是懊恼，电影那么糟糕、故事那么愚蠢，爆米花却那么贵，连停车费都得花二十块，这世道简直不让人活了。发誓从此不到电影院看国产片了，无论他们怎么煽乎。所以，说起来，我不进电影院看贾樟柯，责任要追究到张艺谋的身上。贾樟柯指责所谓的大片对市场的掠夺，也非常有道理。

我真没想到贾樟柯会跑到奉节去拍电影，更没想到他会把故事片拍成记录片，虽然用的是贾氏语法。2002年底，我也去过一趟三峡，在奉节停留了两天，目睹了一个千年古城被摧毁的场景，也有很多感慨，但我没有贾樟柯观察得那么细致，也不像他那样深入普通人的生活。电影很沉闷，但比某些伊朗电影和法国电影还是明快，重要的是，贾樟柯的作品依然深沉感人。他用那么体贴的镜头去拍摄底层人民的生活，用那么委婉的方式表达对劳动者的怜惜、对掠夺者的谴责，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良心。仅仅这一点，就可以把合法化之后的张艺谋、冯小刚等人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有点夸张是吧？不过这是真的。张冯之流已经彻底丧失了情怀，他们的电影只是华丽的空壳，就连欧洲傻子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来。黄金甲和夜宴就像饥荒时代的卫星，放得再高，也不能掩饰时代的贫瘠。他们的电影票房越高，他们就越可悲，中国观众就越可怜，中国电影就越是不得翻身。贾樟柯好得多，他至少能表现出这个变化剧烈的时代里那种悲欣交集的心情，并为那些在矿井和废墟里活着的人们做个见证。这才是艺术的承担。

《三峡好人》能够公映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对于习惯了歌舞升平的家伙们来说，《三峡好人》仍然很辛辣。不难猜到的是，贾樟柯为了获得合法化的身份，一定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剪刀一定用得挺狠的。所以，电影就显得温吞吞，讲故事的方式也不那么圆熟。这是代价，就好比同性恋者丧失的那一部分快感。

感谢贾樟柯。不知道他的下一部片子会拍什么。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到他的片场去看一看，即使和他合作的不是张曼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