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四辑）

妙舍莲开

父女俩一起走路
                              文/流苏
　　 高考前女儿一直比较纠结，17岁正是女孩子爱美的年纪，微胖的女儿因为长期在教室里复习几乎不活动体重迅速上升。一直忙于工作的老公这时表态了：“宝贝女儿，高考完我一定陪你锻炼，把体重减下来！”女儿不爱运动，喜欢看书画画，是个安静的孩子。我们选择适合她的运动，最后确定高考完老公晚饭后陪她暴走，地点就是莲花湖湿地公园，每晚两圈，估计有十几里的路程，直到女儿大学报到为止。向来说一不二的女儿居然也爽快地答应了。
　　高考完毕仅仅休息了三天，父女俩就开始了暴走，老公放弃了十几年没有间断过的每周三晚的羽毛球训练，开始陪女儿走路。
　　怕热的女儿和喜欢出汗的老公第一天晚上走完路回家，打开门我就看见老公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问：“咋样？”老公衣服全汗湿了，一脸的疲倦，手里提着空水壶说：“我快走死了！”身后的女儿拿着手机却说：“我还好！”私下询问才知道女儿走路慢吞吞，老公担心运动量不够，于是就加快步伐，还提着一大壶凉白开，不时催促，女儿不听他指挥，时而闹点脾气，气得他干冒烟不敢发火，担心女儿一赌气不干了，得小心翼翼地维护她的积极性。
　　父女俩一起走路，坚持了下来。快步如飞，风雨无阻。夏天雨多，父女俩举着伞照样出门，有次出门后遇到大雨狂风，父女俩居然也坚持走完，回来一人一身水。我抱怨他们，老公却说必须坚持到底，女儿一脸轻松毫无怨言，只是说公园深处真冷清啊！大雨里就他们俩在走路。
　　有一天，老公走完路回来，半夜里唉声叹气说：“如果抚养孩子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我再也不冲女儿吼了，她那么小，我真该耐心点。”说着眼圈都有点红了。原来，是女儿提到了爸爸在她小时候爱吼她。其实老公很疼爱女儿的，只是抚养第一个孩子哪里有经验，男性难免有时性急。老公还说，女儿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怕黑，自己真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强迫她单独睡觉，幸好没有造成性格缺陷。
　　通过一起走路，女儿终于向爸爸敞开了心扉，两个人开始互相沟通了。
　　有一天晚上下雨走得太急，路滑没有注意到一个拐弯的铁链子，女儿摔了一跤腿破皮了，回来我抱怨老公没有带好路照顾好女儿，女儿却乐呵呵地替爸爸开脱说是自己不小心。
　　近两个月的走路，父女俩越来越合拍，看着体重日渐下降的女儿，我们由衷感到高兴。其间女儿高考分数上了一本，我们三个人日夜商量着终于填好志愿，如愿报上了心仪的211大学。这些重要的时刻，我们一家三口共同体会了其间的悲喜，是亲人也是战友。那样的日子父女俩也依然每晚暴走，一日不落！近两个月的与爸爸一起的暴走，不仅锻炼了女儿的毅力，也让她更健康充满活力，我想这段经历一定会是她人生里美好的一段记忆。

妙舍莲开

陈应松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以《野猫湖》为例
张贺楠

近期，陈应松在《钟山》2011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野猫湖》，小说坚持了作家直面现实底层生活的文学立场，既写出了乡村世界痛苦艰辛的生存，也写出了乡村女性的爱欲本能与现实异化之间的永恒斗争。作家深入到乡村留守女性的内心，抓住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追索出在波澜壮阔的乡村生活下人性的复杂与纠结，关注社会发展、体悟人类命运的写作态度使《野猫湖》的意蕴凝重而深远。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发现游走在巴黎城市和缝隙边缘的浪荡游民、悠闲逛街者带来的19世纪中期发达资本主义的惊颤体验一样，陈应松在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影像、心灵世界异化中找到了切入社会现实的出口。“小说是现实的坚实投影”，“我的写作立场和我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使我担心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我是根据那股我能感受到的社会生活的潜流、它的流向推断的。因为我关注它们，盯紧它们，思考它们。”[1]陈应松一直以来自省式、现实性的艺术创作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如何紧跟时代步履书写乡村之变，直面现实告白真相，在陈应松的文学观念中已经是一个内视化的守则，靠近湖北农民、紧贴社会生活的文学姿态使得他的小说敏锐的捕捉到社会生活漩涡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困境，如《豹子最后的舞蹈》、《猎人峰》谱写了一首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关系终结的挽歌，《马嘶岭血案》、《太平狗》上演了一幕城乡分化带来的人性悲剧等等。现在，《野猫湖》讲述了一位乡村留守女性生存的苦难、性别取向的错位以及因爱获罪的故事，留守女性这一文学所要表达的主体对象体现了作家参与社会进程、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文学意念和创作信心。6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农村或者是乡土一直是文学表达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对象。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乡村现实的特殊性，一部分集中凸显在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后产生的城市阶层新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生存权利、经济贫困问题，以及隐藏其中的城乡差别、贫富分化问题等等。另一部分是相对于男性“出走”、“进城”的选择后留守在乡村的妇女，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打工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留守成为一个无奈的选择。据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妇女人口已经达到五千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之和，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巨大磁力引起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看到乡村地域面貌、政治结构、人文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等多面而复杂的变革组合。“社会生活的变化，不仅要占领作家们的写作空间，还在强迫更改作家的思维。作家应该携着他的作品，时刻与国家前进的每一个过程相伴。”[2]陈应松的文学立场与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的断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当然，作家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方式是文学性的，也是艺术性的。《野猫湖》延续了陈应松酷烈、冷峭、荒寒的艺术风格，将留守女性设置成一个乡土小说表达的焦点，她们生存的艰险与磨难传递出的切肤痛感，她们情欲的尴尬与罪责预示的人性悲剧，她们品性的坚持与陷落宣告的主体崩塌，都折射出新世纪以来作家对底层人民生活经验和精神场域的深度探察，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思潮、生活潜流和人民情绪的表达自觉。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陈应松说：“乡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结。我让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那些乡野深处女人内心的动人挣扎与呻吟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更为复杂的东西，更令我们保持清醒的东西。”[3]弥漫着水乡之气的《野猫湖》中所要叙述的主人公香儿恰恰是这个巨大社会心结的红色靶心。以香儿为轴心，陈应松编织了一个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复杂意义之网，醒目地昭示了农业时代的田园、诗意、和谐与优雅是如何演变成工业时代的粗鄙、畸形和丑恶的，深刻地表达了对以唯发展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的严竣批判。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与日益健壮，是以农村的凋败、疼痛、溃乱为代价的。在作品中，乡村是一幅破损的景象，“湖又大，人又散，村庄像些丢弃的螺壳，是散的，没聚人气，这个沟那个汊，这个湾那个墩，等等，都在游移不定，东躲西藏。”[4] （P.5）我们记忆中的田园乌托邦、农时、节气渐行渐远，传统耕田种地的农事与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村里面已经有八九户养鸡专业户，“几千上万只鸡，鸡的叫声翻江倒海” [4] （P.6），“鸡是电孵的，有电的味道。不真实，奶声奶气也不真实，没有母鸡带小鸡，鸡是从机器里蹦出来的，叫得不真实，像是机器的叫声，里面有干电池。”[4] （P.21）香儿对养鸡的感受和评价意味着在当下的农村世界，现代人工的便捷与高效已经取代了遵循自然法则的传统，科学技术取代了古老诗意，人类与土地的隔膜和分离正在加重，而这种远离土地的生存方式正是导致现代人冷漠、孤独、失衡的情感病症的根本原因。在丈夫、哥嫂、村长、牛砬子与香儿的多维关系中可以读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心理的特有机制已经在乡村蔓延，为富不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阴险狡诈正在造成前现代乡村农居生活自然性、道德性、礼俗性、亲和性的节节溃败，小说中描写了在商业霸权主义操控一切的当下，乡村经济生产方式的对垒、冲突：香儿、庄姐代表的传统农业种植、村长马瞟子代表的现代养殖业和逮猫者、偷牛贼代表的触犯法律获取暴利的违法方式。物质生存环境的现实、养鸡大户村长的金钱引诱都不能迫使香儿放弃对土地的坚守。如果说辛苦的劳作使自己的丈夫逃离土地，那么香儿的留守就具有了某种自我证明的价值意义：“没男人咱就不活了？偏要种。他们不敢种的咱们更要种，种给他们看看。人争一口气，饭争一口烟。”[4] （P.6）这不仅是生活尊严和人伦道德的外在约束，也是热爱乡村、忠于大地的精神宣言。作品中，蛙鸣是乡村生活的一个音符，也是“她热爱乡村生活并活下去的理由。蛙鸣在春天里和草芽与希望一起苏醒，温暖起来。它像一种极富魅力的召唤，让人偷偷滋生活着的动力。”[4] （P.11）小说笔墨浸染着对乡村留守女性的命运观照，香儿与野猫湖的情感关系也是人与人复杂关系的投射，身为外乡人的她在遇到同乡的庄姐后对这个陌生的湖滩和野地第一次萌发情感，“耕种变成了一种有意思的事情，在田垄上、湖边上是很美妙的事儿。踩在墒情正好的松软土上，有一种被种子拱着的烘热感觉。往这样的日子里播种、培土，人像是这地块上的一部分，难舍难分哩……”[4] （P.12）在追赶幸福生活假象的蛊惑下，香儿体验了一次羞愧而疯狂的幸福，恰是这瞬间的温情掀起了巨大的人生波澜：为了与庄姐长相厮守，香儿最终弑夫，而这样的选择之后庄姐的回答是退却与逃离，“她守着他，等待着谁能到来” [4] （P.24），人物的极限境遇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露。小说的最后，并没有给予打开这个社会纽结的要领和技巧，相反，香儿身上展露的人心隐疾与善好、人性的复杂与广阔以及她单向下坠的命运轨迹将使读者颠覆所有的个体乡村经验，展露出惊愕的表情。

与批评家们对底层作家抱有“苦难焦虑症”心态进行“残酷叙事”，通过“堆积苦难”撕裂底层民众“伤痕”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说法，小说中女性人物陌生化、个性化的文学处理方式已经可以确凿地回答这样的质疑：通过描写一个乡村留守女性同性恋的故事，作家不仅执著于以一个人的苦难推进对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运思考，某种程度上，还在逼仄的生活绝境中不遗余力地探寻如何给予人以身份、以尊严、以希望，试图开启现代文明社会浸淫下通向乡村真实世界的历史窄门。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自觉和强化，在文学创作领域，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海男、卫慧、棉棉等人，以一种执拗的私人叙事方式将女性的性别体验描绘出来，剥离了女性的政治、社会属性，由“大写的女人”转向“小写的女人”，以私密、幽闭、极端的方式始终指向那压抑、遮蔽、扭曲、损害了她或她们的男权。城市空间、知识女性、女性作家的三种标签刻画了女性性别意识的精英化特征。现在，作家通过香儿的形象拨开生存苦难的厚重面纱，突出了女性意识的底层化内涵：她们可以隐忍日常生活物质的贫瘠和穷苦，却无法摆脱个体精神世界的困顿与挣扎；她们可以抗拒来自社会生活的厚重胁迫，却无法拒绝狭小人生的情感波澜。《野猫湖》主人公香儿和庄姐的身世仍旧延续了作家一贯的不幸、失爱、劳役的苦难意识，在凋败、荒芜、碎裂的乡村秩序中，野猫湖的留守女性是负重的低矮姿态，这个群体有香儿、庄姐，还有小说中没有出场的为村长养鸡的“又穷又贱”女人，她们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们一切正常生存需要、生理要求、心理感受，她们的一切应有权利都被漠视和剥夺了，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角色位置。浏览一下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细心地读者会发现在经济贫穷、道德沦丧的湖北乡村世界，女性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对无法参透和把握的社会政治现实，还要抵挡来自男性包括家庭关系中的父亲、丈夫、情人，乡村政治的代表村长，以及浪荡游民的欺辱与引诱，底层之底层的社会地位加重了乡村女性的苦难，一幕幕真实、沉重的命运悲剧可以从许许多多的女性境遇中得到证明：被嗜酒的父亲出卖的女儿（《弥留》）、被丈夫殴打的金菊（《到天边收割》）、被拐卖的吴三桂（《木林采购员的女儿》）、被丈夫抛弃的肖二嫂子（《炸缰》）、被子女药死的母亲（《母亲》）、被长辈强娶的早霞（《农妇山泉有点田》）、被作为贷款筹码的端加荣（《八里荒轶事》）等等。如果可以断言作家对这些女性采纳的是在整个现实社会压抑之下挣扎于生存线的艺术处理维度的话，那么《野猫湖》中的香儿和庄姐不仅同样具有对抗性的生存苦难，还有女性意识的幡然觉醒和对女性身份的自我认知和捍卫。政治压迫、生存窘迫、性别歧视的苦难仍然是小说展开艺术想象的逻辑起点，但是展现乡野深处女人的情感诉求，精神世界的困苦挣扎，心灵世界的扭曲、绝望却是作家在小说世界中有力的突破和尝试。陈应松以一种女性的生命感知和情感体验作为内在叙述线索，将孤独、恐惧、怀疑、忏悔等意识活动作为洞察人心奥秘、刻画微观世界的推动器，引领读者一步步接近香儿的生活世界。萨特在表述存在主义人学的观点时认为世界荒谬、人生孤独。小说中香儿与庄姐的同性之爱与其说是生存的逼压，倒不如说是两个孤独之人的相互取暖。同乡的身份、日常生活的分担与帮助一点点取代了香儿的孤独和恐惧：“一个人的屋子是冷清的，两个人的屋子是温馨的” [4] （P.12，“跟着她天不怕地不怕似的。什么都可以做。”[4] （P.21）小说将捉偷牛贼、拜祭嫂子两个情节设置成香儿被压抑情感的喷发口，香儿终于感受到这种情感生活“胜过一切，让我变得自信、知足和强大。从孱弱中走出来，是美丽健康坚定的女人” [4] （P.22），香儿再也不是与嫂子一样“一个谁也没有在意你，没觉得你存在的女人，一个匆匆生育后迅速老去的人，在锄头、镰刀、牛绳和锅铲中老去的女人。一个在土里挣扎的人。”[4] （P.12）一个乡村女性的精神蜕变实质上为作家揭示现代人“无法诉说和交流而产生的心理暗流，人在那种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 [5] 埋下了伏笔，小说结局香儿依旧是孑然一身，孤独这个现代命题似乎永远无法求解。

妙舍莲开

阳光灿烂的日子
     --写给凯得立-武穴文坛第九届圣诞诗会

阳光灿烂的日子
粗硕的河流上
黑衣的汉子
精心打制着鱼骨的项链
献给他黑黑的情人

妙舍莲开

诗三首

文/老秋


乡村笔记《》

太阳沿着镂花的窗棂散步
一对燕子
分分合合，小雪将尽
一串冻僵的风铃
开始回应轻薄的风声

乡村，红辣椒、金黄的玉米
悬挂老屋的檐下
一只狗
围着我乱转，奇怪就不叫
我向远处望望
怅然若失，哪里还有炊烟飘起

而一张白纸，我画着
蝌蚪、泥鳅，一方池塘
还是童年的模样
寂静的水底
藏着一个可怕的水鬼

其实，我在乡村行走
只想找到一位唤我乳名的人
或者相遇一头老牛
它低头啃草，抬头慈祥地看我



写给岁月的情书《》

岁月里，第一封情书
最先是种子写的，一同被雨露孕育
第二封情书
是叶子写的
扬起羞怯的笑靥
第三封情书
是月光写的
照着夜归人回家的路
第四封情书
是一群鸟写的
飞过高山大河，又在一滴泪水中相逢
我想还有最后的情书吧
毫无意外，那是我——
久久撕裂的疼痛
对谁都不说，对世界闭紧嘴唇



迷途的蝴蝶《》

多美啊
一只又一只蝴蝶
在丛林飞舞
群山环抱，溪流淙淙
我有幸目睹
分明是一个被幸福拍响的人

我不想以守望的姿态
站成一棵苦楝树
傻傻地开花
微毒，结幼小的果子
任时光
刈割，直至老去
凭借一根枯枝
回忆涛走云飞，浪里白雪

至于我吗
加入蝴蝶的队伍
在春日的初阳下
我的眼里有火
我的体内有冰
唯有使劲地撑展双翅，跟上蝴蝶
一起快乐地飞着
消失，巨大的风暴陡然安静

妙舍莲开

情归荷处
文/白荷
            “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初系荷情源于李白的《古风》，还尚年幼的我初始并不甚理解这些诗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荷很殊胜，有种别样的美，让我不由自主的升起向往之情，想要靠近她、触摸她.......
         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搬张小凳伴着荷韵清香读《古风》，遇上不认识的汉字便会颠颠的跑去兰姨面前：“兰姨，这个字念啥啊？……..”兰姨便会温柔的捏捏我的小脸，然后跟我讲解诗意诗趣。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悠悠辰光不复返，懵懵童真悄远去，惟有清清荷香韵依然。

    “棹移浮荇乱，船进倚荷来。藕丝牵作缕，莲叶捧成杯。”夏日的午后，邀上三五顽皮同学东施效颦，偷偷解下张伯那艘系在大柳树下老掉牙的小渔船，于荷塘中缓缓徜徉。刚开始不得要领，几次再三小渔船却是纹丝不动，把我们急的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眼见着荷叶田田，却是近前不得。许是年少气盛、许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我们终于摸索出了诀窍，几个汗流浃背的小人儿顶着红脸蛋划着小渔船悠哉乐哉的在荷塘中穿梭流连 .........
  “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 ” 江南，又到江南；江南，莲开江南。江南的莲呵，如梦似幻，绵延成川，举目四望，怎么都望不到边。江南的莲呵，如锦若钿，氤氲无沿，轻触上去，掌心灼然中温婉纤纤。
     秋风颤颤雨绵绵，红莲朵朵着绿衫。莲叶田田思无言，露珠芊芊舞荷面。喜欢荷莲那淡淡的色彩、幽幽的清香，这一世，无论生命如何繁华或虚无，对荷的情意都不会改变，岁月叠增，皱纹复加，惜荷依旧。江南的初秋，明亮闲阔，不知名的虫子恣意欢叫，趁秋韵如水、荷香沁脾，拈本闲书与荷细话。

    “新溜满澄陂，圆荷影若规。风来香气远，日落盖阴移。” 自干堤防汛点值守回来，突发奇想想要去夜赏荷莲，不由分说拉上死党斌美女一起说走就走。灿若锦锻的晚霞红彤彤的挂在天边，像一幅生动的写意画。微风袅袅，江水凌凌，不多时就到了位于飞凌马场的百亩荷塘。  
        夕阳铺洒下，荷香缕缕、荷韵萋萋。我拉着斌美女兴致勃勃地观赏荷莲那动人的姿态。有的正含苞欲放，有的微微露出三两花瓣；有的花瓣全开金黄色的花蕊若隐若现，还有的花瓣已然凋零，嫩黄色的小莲蓬俏生生的直立着，像是在宣告：“我要快快长大...........，”踏着沟渠边的小径，眼前望不到边际的荷塘里，荷花朵朵，圆盘碧碧，密密麻麻的荷叶挤挤挨挨，绿油油的荷叶间淡红、粉白的荷花怡然玉立，散发出阵阵清香，让人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荷塘畔的柳树、沟渠、采莲的少年都在如水的夜色中朦胧模糊，满池娇俏的荷花仙子仿佛自沉睡中醒来，随风轻舞着隶属于她们的羽衣霓裳曲，舞着舞着，一只调皮的青蛙蓦地跳进塘里，惊起了满池的荷花仙，她们一个个垂首掩面，羞怯的躲进了荷叶妈妈的怀抱................
               
   “月生林欲晓，雨过夜如秋。远忆荷花浦，谁吟杜若洲？”今夜小雨如丝，月尚未圆，心心念念的荷莲，馨香散漫...................

妙舍莲开

三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看不起商人的意思，相反，商人阶层的崛起，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上功不可没。悠悠千年，兴亡百代，道士洑对中国的意义，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渡口、一个码头、一个商业集镇出现的。它紧邻西塞山，面对长江，勾连大冶湖，左右逢源，转运着南来北往的稻米、食盐、木材、茶叶，还有威武的将士、洒脱的文人、如花的美女等等。
    道士洑寻梦（文化散文二）
道士洑先有渡口后有码头。渡口不是码头。水波澹澹，惊涛拍岸；帆影点点，古渡舟横，从此岸到彼岸，渡一篮篮米面油盐，渡一担担青菜萝卜，渡一笼笼鸡鸭猪仔，渡一船船江南江北淳朴村民的笑容，渡一家家相伴出行的其乐融融，渡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张扬火热的生活从眼前而过。这就是道士洑渡口。
道士洑从渡口升级为码头，大概与漕运有关。在古代中国，“国之大事，惟兵与漕”。濒临长江的道士洑，在秦汉时期与漕运无关联，此地漕运初成于隋，兴盛于宋。同治版《大冶县志》载，宋代大冶地区供应京师“苗米”3585石（担），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只是数量多寡不同。可以想象，道士洑当年最浩大的景观莫过于江面上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漕船。定鼎北方的统治者感觉到道士洑离他们很近，近得一伸手就把饭碗敲碎。作为漕运的节点码头之一，道士洑江面是否畅通，直接关系到金殿朱楼里的食用。如一时运送不上，满朝文武官员便只得“就食东都”——跑到洛阳去。这时候，一切政治权谋和军事韬略都变得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欲望驱动——找饭吃。所以，明、清在这里设置巡检司、军需库、国库粮仓等就不难理解了。
    漕运直接带来了道士洑镇的繁荣，这里是南北舟车的理想停息地，因此也成为商品集散地，这里货物之丰富、仓储之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可想而知，直到明末清初，道士洑还流传一首谚语：“道士洑探听价，买进卖出都不怕。”道士洑古镇里的商品价格，是江南江北地区的晴雨表。
道士洑旁的西塞山上的龙窟寺建于唐代，佛门却面临大江，原因是便于过西塞矶头木船船工立船头而跪拜，祈求顺利闯过洄水区。据说明代进士、刑部郎中袁福征当年在龙窟寺前看到长江上漕船和其它船舶往来如梭，就问该寺住持：“长老知道每天有多少船来往吗？”高僧答：“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人间名利，红了多少眼睛，醉了多少春梦。
实际上，“为利忙”构成的群体性逻辑曲线，在道士洑古镇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得地域之利和风气之先，道士洑古镇满街皆商。盐典街主营食盐批发、调拨和钱庄、当铺，府第街进出商品百货，上街开设传统作坊，下街布排庙会杂耍。从明清起，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道士洑商人忙忙碌碌，为生计而忙碌，为挣银子而忙碌，恨不得把一分钟“劈”成两分钟用，从每分钟里挤出几串铜钱来。“要发财，忙起来。”道士洑商人做生意的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道士洑商人发现商机眼睛比谁都亮，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重商精神。
因为重商，道士洑人开阔而不保守，包容而不狭隘。看看名传鄂东南的道士洑八大作坊：榨油作坊是“采料磨胚，秋色迷人；蒸粉榨油，春风满座”；李记米行是“巧逾杵臼，风扬屑玉；食富仓箱，箩承细珠”；刨烟作坊是“客至周旋，调和水火；器司呼吸，变幻云烟”；糕点作坊是“白雪阳春，曲高吴楚；银丝妙制，品胜淮扬”；豆腐作坊是“点划成图，已有柔情撩客爱；方圆结局，从无硬性惹人嫌”；铁匠作坊是“阴阳作炭，一派薪传供锻炼；天地为炉，十分火候见精神”；染店作坊是“日彩月华，文成五色；云罗霞绮，锦制七襄”；竹器箍桶作坊是“取竹提材，良工手段；因篾制品，君子心情”。尽管是传统作坊，但从中看出其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的勇气。
因为是码头，来如行云，去如流水，不出柴扉门，能知天下事。这样的集散与流通，虽然给予了道士洑商贸的繁华，给予了道士洑人的精明，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深深浸润了道士洑人。过度的过快的集散与流通，过多的模仿与舍弃，信息之风的一日三变，商业投机与唯利的心理趋使，其负面就是难以积淀，难以坚守，难以持之以恒，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与规模。其实，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尤其是成功，关键在于坚守，敢于“吃亏”，在坚守中积极调整，在吃亏中退一步进三步。
有一个叫“四舍不得”的段子折射了道士洑商人寻梦般的生活：
一舍不得各种庙会能做赚钱买卖；
二舍不得道士洑码头可通江达海；
三舍不得雪花糕能买一个钱一块；
四舍不得韦源口的拉拉拽拽……
“舍不得”是以“舍得”而安身立命的。舍得“打码头”，双方人马一字排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舍得讲“义”，“江湖义气第一桩”，民间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义”大于“利”。
今天，当我们全民重商、亲商的时候，回顾一下道士洑古镇码头文化、商业历史不无裨益。因为，这显示了道士洑寻梦最强劲的精神底蕴。
四
离开道士洑镇那天，得知由武汉大学旅游规划设计院编制的《道士洑古镇旅游修建性详细规划》已经出台。该“详规”着力恢复和打造道士洑古有的“七仓八典九庙一观”和新雁桥、枫香桥等著名桥梁景观和盐典街等著名古商业街市场景。
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在今天也只有在今天，道士洑古镇终于可以从想象中走向具体，从虚幻中走向真实。我很激动，在不久的将来，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的道士洑，一定会铺展出古镇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嶂。
不过，请一定保留盐典街里那堵留有侵略者罪恶弹痕的残垣断壁。但从文化层面而言，这堵残垣断壁的留存，更能辉映着当代人的文化自信。不管是修缮和是重建，对残垣断壁来说，要义是保存。这段残垣断壁应该是道士洑镇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在新镇的建设过程中，把它铲平了，那么熊熊的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也不见了。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妙舍莲开

张祜一生行踪多在江淮吴楚之间。这首《西江行》确实有嚼头，寥寥六句，便写下了西塞山道士洑秋日傍晚的声色之美和情貌毕肖的清丽沉雄。从诗的最后两句可看出诗人的情绪可能不怎么好，在杭州积下的怨气和牢骚还未消除。在杭州，一心猎取功名的张祜，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唯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诗赋时艺，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如果白居易先生乐于推荐他，来几行褒奖有加的评语，肯定能起到作用。不过，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保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张祜郁郁寡欢北返，然后坐小舟游长江，以此解愁。
白居易没有想到，他这次保荐解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引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讼，卷入其中的除当事人外，还有杜牧、元稹等诗坛大碗。连后世的苏东坡也为张祜打抱不平。文坛上这种纠纷从来都是一本糊涂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白居易这次显然是存心使张祜难堪，宋人苏东坡也认为，他不会糊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张祜的才情胜于徐凝没有问题，就说这一首《西江行》，实在是“有气魄，有笔力”。我以为张祜不是要着意去写西塞山道士洑的，他只是有点失意，有点凄苦的冷落，甚至有点心灰意懒，但正是这凄凉落寞中，他目光极随意地与日落之中的西塞山道士洑相接了，西塞山的神韵喷薄而出，道士洑的生机伴随而至，沉寂的诗情在他心头澎湃起来，由不得他不写了，一写便成千古好诗——“晴空一鸟渡，万里秋江碧。”气象磅礴，意境开阔，直如浩渺无际的江天。
二
但是，道士洑并不仅仅是诗意的存在。
道士洑古镇域地的西塞山危峰突兀，扼“吴头楚尾”，为万里长江之唯一“势从千里奔，直与江中断”的峻崿之巅。山南，有“九十里黄荆山”，绵延起伏，林深谷幽，宜于出没隐蔽；北面，隔江对面是沃野千里的平川，便于屯兵筹饷。这里地处要津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孙策攻黄祖的事不去说它，南朝刘裕攻桓玄、萧道成战沈攸之也不说它，光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曹王李皋破李希烈，在相当程度上，他取胜的天平砝码就是西塞山这道屏障和道士洑渡口的樯桅。
公元782年，平卢节度使李正之子李纳反叛朝廷，“自相王”。朝廷命“淮西节度留后”李希烈讨伐。没想到，李希烈与李纳沆瀣一气，通谋勾结，“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不久，“即皇帝位，国号楚，建元武成”。德宗皇帝震怒，命唐太宗第六代孙李皋诘暴诛乱。李皋以天子“蒙尘于外，不敢居城府，乃于西塞山上游大洲屯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利用长江、渡口和陆路优势，从周围县乡为屯军筹粮，保证了军队给养。然后，李皋采取声东击西之计，大打时间差，斩敌降将，大破李希烈，叛军落荒而逃。700多年后，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在其《道士洑》一诗中写得很真实：“指点吴魏争雄处，万军一日蛟龙吞。至今西塞山头色，犹是当年战血痕。”
自公元前525年吴楚水军在这里激战开始，历史上有上百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在这里展开。道士洑和西塞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任封建权势者把生命之火点燃或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想象力纵横驰骋。道士洑这里在不同朝代所设立的守备、都司、巡检司等地方机构，演武场、水师营及望江楼，火药局和军粮库、军械库、火药库、衣被库、钱币库等等，与登临于此、来去匆匆的江淹、何逊、孟浩然、李白、韦应物、张志和、刘禹锡等等，时常熔铸着两种主题、两种神貌：战火与诗情，沉郁与豪迈，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与对自然美的朝觐。它旁边，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的西塞山和长江。
道士洑是不幸的，每当战争爆发，这里大抵免不了一场血与火的劫难。在道士洑的有限史料中，每隔几行就能透出刀光剑影，就能嗅出血腥气味。在清末民初时期，每当洪水肆虐时，这里的居民和商号与洪水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前仆后继的拉锯战，生存状态的严酷和生命力的坚韧在这场拉锯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最终在苦苦坚守中退却了，既透露出封建官吏们以民生为本的虚伪性，也显露出人类面对自然的脆弱和无奈。不少道士洑居民和商号经不起洪水的折腾远走他乡。昔日繁华的街道，渐渐地变成了长江大堤的堤基。
道士洑又是幸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那么多温煦或惊悸的目光关注着它，官僚政客、将帅士兵、文士商贾、妓女小偷等等，在这里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于是一幕幕有别于锋矢交加的争夺，也在这里摆开了战场。
明洪武年间，朝廷屯兵北方边境以防蒙古，亟需大量粮草。朱元璋是草根皇帝但不是草包，他在实行专卖制度的盐业上动起了心思，诏书告天下：盐商必须先纳粮到边塞，后视纳粮多少颁发“盐引”，商人拿到“盐引”方可领盐行销。“盐引”又称“盐钞”，是有价证券，可以作为“代币”流通。任何事情与金钱挂钩，就有滋生腐败的可能。精明的盐商眼睛骨碌一转，想到一条“双赢”的财路：只要贿赂盐政官员，取得贩盐的“盐引”，就可大发横财。所以盐政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后来终于爆发了“两淮盐引案”：乾隆33年（公元1768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20年里，前任盐政的官吏们通过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1000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被抓捕到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纪因向盐政亲家通风报信受到牵连，而被发配到新疆。
道士洑因盐仓业务昌盛带来百业繁荣。道士洑码头，漕船头尾相接，满载着待卸的官盐、稻米、木材、陶瓷、绸缎，盛况空前；道士洑的盐典街错落布排7个盐仓和8家典当行，并见缝插针地开着绸布庄、银号、南货店、北货栈、药店、澡堂、茶社、菜馆酒馆、大戏园等等。盐典街上可以听到各地方言，上江四川的“朗格嘛”、湖南的“恰饭”，下江苏州的吴侬软语，扬州的“乖乖龙的咚，格小把戏哦”，南京的“么的”，上海的“门槛精”，还有闽南的“夹嘣嗷”，宁波的“蓝棉线讨来”……简直是方言的博览会。
盐商们腰缠万贯，不分昼夜地寻小吃、逛窑子、泡当时的“KTV”，有时还把“流行歌手”喊到船上去唱，遇到他们喜欢的，多给些小费，比今天歌星的粉丝们可能要大方得多。玩腻了选美活动就搞选丑，把女人脸上涂满酱油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看谁更丑。于是，一场关于女人的争夺战就开始了。
道士洑盐课司副使有一小妾曾是名妓，小名英娘，尽管脱籍从良，但“嗲”劲不减，深得副使喜爱，参加了在望江楼举办的选丑比赛。那天，英娘粉白的脸蛋不但涂满了酱油还抹了一层锅底油灰，奇丑无比。偏偏被坐在前排的盐商雒三看中。雒三是风月场老手，他猜想，形式和内容在这里出入很大，丑八怪或许是惊鸿丽人。
这是一场“贵”与“富”的较量：一方是盐课司副使，级别不高，但也是政府官员；一方是“穷得只剩下钱”了的盐商，盐商实际上也是有背景的官倒，因为他们是怀揣“盐引”的款爷。在封建社会里，占有女人多少常常是实力的象征，因此，道士洑望江楼前这场争夺，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典型性。
令人遗憾的是，大款雒三有黄金碎银“抵腰”，战胜了底气不足的官吏副使，英娘被副使以100两黄金出让了。按照世俗的想法，女人跟着商人至少在物质生活上不会吃亏。白居易在《盐商妇》中曾描述过商人妇的生活：既穿金戴银，“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又玉食无忧，“饱食浓妆倚舵楼，两朵红腮花欲绽”；既有少奶奶的做派，“前呼苍头后叱婢”，又有贵妇人的闲适，“不事田农与蚕绩”。即便在当下有些女孩子看来，这样的生活“太有味”了，比“绿卡”、“洋插队”、“傍老外”还要过瘾。而把人格高洁、人性自由当作最高追求的英娘，不吃这一套。当年，有多少商人像绿头苍蝇一样围着她飞来飞去，耳边塞满了山盟海誓，她从不动摇。她之所以从良嫁作副使妾，看中副使是一个“官”。现在看来，官不如商，在世上活着有什么意思？英娘一转身，跳进滚滚长江里。
在今天的道士洑镇里，已经无法寻找英娘跳江的位置，原来的道士洑已经深藏在江堤底下。我在江堤上来回行走，想象着英娘跳江的模样，她一定是带着轻蔑的微笑，步履坚定地走到江边的，然后头也不回，纵身一跃，就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了。显然，她的死不是殉情，副使在比丑的现场已经将她让给了雒三，已经情绝义尽，“奇丑无比”的不是她而是副使；她也不是殉节，从良之前她是一个妓女，她的躯体不知被多少纨绔子弟掐摸过，“节”早就离她远去。她的死，是源于痛彻心扉的绝望。绝望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一旦沾染上，它往往会把人交给死亡。
这是一场惨烈的“道士洑之战”。在雒三一掷千金面前，副使是何等猥琐和不堪一击。本来，在副使这样官吏眼里，商人雒三不名一文。或许，这位副使还没有足够的权利凭借“盐引”去中饱私囊，是个缺钱花的主儿。或许他出身官僚家庭，讲究“帷幕之嫌”：三妻四妾往家里抬是可以的；玩女人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登堂入室。相比之下，雒三就“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交易，一手钱一手“货”，用百两黄金兑换一个美人，符合市场规律，用不着藏着掖着。
这个结局，标志着商人阶层对封建官僚的挑战成功。据说，英娘跳江之时，道士洑的盐商们瞄了瞄滚滚长江，发几句轻薄的叹息后，就簇拥着雒三喝庆功酒去了。结局令人扫兴。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丽人连英娘都不及，纷纷把傍大款作为时尚……
这不仅仅是英娘的个人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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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襄阳乐》创作于公元449年，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歌咏西塞山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它同样也是最早歌咏道士洑的文学作品。这期间，道士洑叫“土复”亦即“土洑”，与西塞山“相距百丈许”。在文士眼中，道士洑和西塞山作为描摹对象时，盛名在上的西塞山遮蔽了道士洑，但不代表他们对道士洑视而不见。于是，寻梦道士洑，从这里开始，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
江陵女子倚楼怀人的地方自然在江陵了。江陵离西塞山、道士洑有一定距离，离扬州就更远了。她倾述的对象大概是她的情人，这男子大抵是远离江陵的游子或商人，他远行无非是觅取功名抑或富贵。这在这里，我们无需搜寻这首《襄阳乐》以外的东西，也无需窥探西塞山道士洑的外部神貌，这不重要，因为它们只是妇人心底的一种意象，这意象维系着一片漂泊不定的归帆，今夜朗月清风，心爱的男人会不会被渡口道士洑的船娘羁绊了远行的脚步？
一般地说，“江陵三千三”是指空间物理距离，但我更看中它是江陵女子丈量爱情的距离：世上最遥远的不是“三千三”，而是我站在你面前，放下尊严, 放下个性, 放下固执，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远方的男子并不像闺中人这样一味地儿女情长，外面有的是镂金错彩和倚红偎翠，相对于歌女窄小的朱楼，男人的世界要广阔得多。因此，不管心爱的人曾经有多么成功引起她侧目而视，也不管自己的物质生活多么富有而令旁人啧啧称赏，这些都不能解除她的相思之苦。“西塞陌中央”，其实就是“妾心如磐石”，你懂的。
人生自有情痴，生命中总要有一点痴，才有所寄托。江陵女子对那男子的爱情就是到了痴的地步。这样的情感定格会让人联想到一种含义更深广的人生境遇，正是在无数次没有回应的凝眸远望之后，远方的那个西塞山、道士洑触动了她埋藏已久的心结，潜在的失落感激发她把埋藏心底的话说出来：“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义的自问自答，也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价值观在轰然苏醒，心爱男人身上任何光环也抵偿不了她在爱情上的损失，道士洑渡口那一片归帆，才是地老天荒心不变这个爱情之梦的最原本的答案了。
如果说江陵女子想象中的道士洑略带愁容的话，那么，皮日休眼中的道士洑一带则洋溢着祥和之美。你看：“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
这是皮日休以一个停船于渔家的游客的身份，不带政务和商情，只带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西塞山和道士洑镇之间周旋，与渔民朋友结亲，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在哪里，诗歌在哪里。
公元866年，皮日休入京应进士试不第，退居寿州，他从老家襄阳到流寓地寿州，道士洑是必经之地。据说，一年之中多次往返。但是，现存的皮日休诗文中，仅此一首写西塞山道士洑。这或许是他戎马倥偬，来不及把过眼的这山这镇梳理成诗句；或许是他见多了江涛拍岸的气象反而难以激发写作激情。反正，诗人和道士洑、西塞山有距离。距离是个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产生美，美唤醒内心创作冲动，能写出名垂千古的佳作；有时候又让作者不接地气，因而缺少灵气，诗情难以勃发。看来，皮日休对待他摹写的对象西塞山道士洑，必须“零距离”接触了。果真，当他融入其中后，就写出了不朽的《西塞山泊渔家》，这是一种灵性的占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观照。
记得上高中时，我的一位极喜欢唐诗宋词的语文老师，对这首词推崇备至。认为这首诗极富画面感，是一幅纯美的农家画图。受老师的影响，我也很喜欢这首诗，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美妙的画面感，而是它选择了一个表现道士洑的最佳视角，这就是“泊渔家”。渔家生活历来是骚人墨客嘱目的一个领域，也是诗人们涉笔生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总体观察，不外乎两种:一为渔家乐，意在寄托；一为渔家苦，旨在写实。皮日休的这首诗属前者。道士洑镇旁是长江和西塞山，前两句“静”、“坐”二字，不言渔家之乐，却乐在其中，一看就是大手笔；又将“枫根”、“钓矶”衬出一白发渔翁，宛然如画。“桑村挑叶”、“沙市买蓑”，男女各有其事，实言“家庭勤于治生”。又以“莼菜”、“鲈鱼”勾起“莼鲈之思”—— 是不是该回去了，远方的游子？倚门的老母，临窗的娇妻，还有家乡那飘逸的清凉，闲适的平淡都有如这莼菜的牵挂。
其实，在唐人诗中，以莼菜鲈鱼的典故表达思乡之情的作品很多。崔颢有“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白居易有“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有趣的是，中国的“莼鲈之思”，在唐代竟然还传到了国外，当时的平安朝，也就是现在的日本，他们的嵯峨天皇，模拟张志和写了一首《渔歌子》：“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这样的诗句，并不逊色于我们唐代的诗人。而皮日休这首诗的尾联又回到诗人自己，“山前过客，隔波劳羡，于是终日依依，欲托暂宿。不知今日虽终，明日仍别，虽复依依，竟成何益哉。”还是回去吧，在道士洑或远或近传来的唤归声音中，他解缆放舟，同渔家大小和西塞山道士洑拜拜了。
            道士洑寻梦（文化散文二）
在皮日休之前，倒是有人走进了西塞山和道士洑，他是张祜。但也是走进而已，并没有上岸，而是站在江面小舟上打量：“日下西塞山，南来洞庭客。清空一鸟渡，万里秋光碧。惆怅异乡人，偶然空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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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洑寻梦

文/闲敲棋子

我认识道士洑是从一首民谣开始的。民谣说：“走尽天下路，道士洑好过渡”。乍一看，有种“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霸气，还描述了一幅“力篙梃筏”、“连樯如云”、“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的温馨而充满生机的津渡图。
          道士洑寻梦（文化散文二）
我曾在港务系统工作过三年，从重庆到上海沿江有一定分量的码头，都一一拜见过。朝天门码头为“古渝雄关”，襟带两江，壁垒三面，气势雄壮；武汉关码头，“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是有名的“不夜港”；十六铺码头作为上海滩的起源，承载着很多关于上海的历史人文记忆。
道士洑码头，“过人”之处到底是什么？
踏上道士洑的黑土地，我才知道，道士洑既是古渡口、古码头，又是江南古镇。不过，眼前的它，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江边村落，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我无法产生类似于“笑语时传浣沙女，轻波频载木兰舟”的凤凰古城、“白墙灰瓦雨如烟，古意石桥月半弯”的嘉兴西塘那样的感慨；码头更是“改旗易帜”，经营石油和黄沙，趸船浮立江中、油管纵横交错、运沙机隆隆轰鸣，哪有白帆如云、水鸟绕桅的踪影？
但是，当我走进道士洑历史深处，不由大吃一惊。原先的道士洑，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由“黄石城”改名“土洑镇”起一直行走了1300余年的道士洑，曾经是屯兵布防、抵御入侵、保境安民军事要塞和军事物资储备基地，曾经是频繁迎送“士民工商”“吴粤贩人”的繁盛港埠，曾经是维系迁客骚人情怀和深闺丽人梦境的古镇。遥想当年，这里通江达湖，“四街五库七仓八典九庙一观”，朝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这里深宅大院、重脊高檐，桥街相连、麻石铺街，夕阳西下，渔舟唱晚，星光渔火，交相辉映，弥漫着浓浓的江南古镇韵味；这里的“牡丹会”、“放生节”、“观音会”、“捞江会”和“西塞神舟会”，“会”“会”不同，源远流长，巧妙而深刻地展示着先人审美的内涵，是绚丽多姿的楚文化记忆。
因兵而兴的道士洑，自东汉以后，逢王朝更迭，总被推上战争的浪尖，屡屡受到重创。真正对道士洑镇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是日本侵华战争，1938年中秋，日本侵略者攻西塞险隘，罪恶的炮弹几乎将千年古镇变成一片废墟。
我行走在逼仄的盐典街上，追寻道士洑昔日繁华，期望春天的风重新唤醒古镇气韵，重新召来街市繁荣。陪同我的人说，唐宋时期的道士洑已经在江堤下掩埋。那时，长江经常决水，后退的江堤把那个时期道士洑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但是，江堤下的一切属于回忆，被炮火毁灭的一切也属于回忆。记忆如梦，随着寻梦的脚步慢慢涌来……
一
最先从这个梦境身后闪出的，是一位江陵歌女。
这位公元420年南朝时期的歌女，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一曲《襄阳乐》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塞，以唱代说，倾吐了她内心的爱情之梦：“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
凄凉的月夜，独倚高楼的女子，望穿江水的凝眸，以及由思极而宣誓的情绪转换，这是寻找爱情之梦特有的场景。问题是，这个场景与西塞山有关，也与道士洑有关。自此，无羁的畅笑，情爱的芳香，归结成一个千年的造型，留在西塞山和道士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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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中王世贞为邦伯（州的行政长官），久闻颜真卿碑刻大名，下令武昌令拓印进呈。县令邀功心切，竟将碑石车载以进。无奈路途遥远，坎坷不平，车马仰翻，碑石玉碎，不知所终。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抨击武昌令进呈整块碑刻的动机，只不过是行贿上司王世贞，以谋取更好的前程。但是透过这种相当功利性的举动，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异泉铭并序》这篇文章和颜真卿这方碑刻侵润着文化色调的温煦。碑刻没有了，王世贞脱不了干系，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他掂出了这份拓片的分量，然后相当满足又不动声色地笑纳。尽管他最终没有得手，但他的动机比县令的更加可怕！
四
飞云洞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走过来，或意态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山鸟，仓皇飞过，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意韵。从明代开始，这里建起道观，之后多次倒毁又多次重建。如今，这里琉璃翘檐的道观楼依山而立，数尊铸铁大香炉庄严地肃立在殿前和厚重雄实的山门外。善男信女中太多人只知道在这里烧香进贡求平安；太多人不知道，唐代大文学家元结在这里归隐读书两载，心存天下，忧国忧民。
面对此情此景，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拖着沉重的脚步出山门，走进红尘滚滚之中。我蓦然回首，突发奇想：如果在某一个月白风清之夜，元结也就是我们的猗玗子，吱呀一声推门进来，新建的观呀楼呀他当然不相识了，飞云洞还在，他还会临泉照影而如对今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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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理政才能元德秀在元结之上。在鲁山司职县令时，元德秀的“义释大盗，为民除虎害”、“敢冒生死，五凤楼请命”、“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三件事，完美展现了一个优秀的、本色的政治家所拥有的品德：有胆，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有识，目光高远，见解独到，超越常人；心中装着百姓，轻名利，重大义，敢为百姓一搏。而元结，是有政治见解的，一旦被征，立即上书言事。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国子司业苏源明的推荐下，元结首次被肃宗召至京师。他向肃宗上奏了《时议》三篇，假借“舆皂”之言，反映现实情况，详细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及政治主张。再从他后来在湘南重镇道州担任刺史期间“招抚流民”、“免去百姓徭役”、“鼓励百姓修建房屋，恢复生产”等政治实绩看，他是有政治才能的。但是，一个有“政治见解、政治才能”的政治家是不能跟“本色政治家”划等号的。前者治世之策，多书生雄辩；而后者则是深谋远虑、撮要制繁、击中肯絮、矫风厉行、简明显豁、举纲张目。
元结很幸运，一生遇到两个好老师。在元延祖、元德秀的引领下，元结归隐飞云洞既是偶然亦是必然。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人物、一个难民，没有机会像大人物那样以气节自许，只能通过逃难、归隐来保持膝盖不弯。飞云洞尽管很逼窄，但为他提供了一个空间，伸直膝盖，人归隐心不归隐，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情系苍生、心忧天下、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归结性造型。
三
一位真正的文人，他的思想天空里有令人振奋的朝霞和光芒四射的朝阳，这朝霞和朝阳就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导引下，元结的忧世之心比同朝的李华、萧颖士更为深广。由忧患意识所铸造的人格品质如同坚贞的钻石，其熠熠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作品，不仅影响当时，而且也垂范后世。
公元756年，道士洑古镇樵夫上回山砍柴，在距离飞云洞不远的竹林间发现一草屋一中年隐士，坐卧在突兀的悬崖边，背依雾气升腾的飞云洞，一会儿抱卷诵读，一会儿远眺长江。这位隐士到底是谁？樵夫或许知道，唐朝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对月“将进酒”，就是仗剑浩歌“行路难”；而在燕赵间行走的大诗人杜甫，会有“裘马颇清狂”的全新感受。相对于书斋而言，外面的世界精彩无限，“衣上征程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樵夫后来知道，这个中年男子不是游历山水的诗人，是避难到此的元结；飞云洞不是元结的一个驿站，却是他才情流溢和人生行迹的一个汇聚点。
元结是看中飞云洞的，独在异乡为异客，他要为自己起一个别名，纪念在飞云洞隐居的这段时光。别名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
别名又叫号，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时形成普遍风气，又因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元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到飞云洞隐居之前，他的恢复和发扬风雅精神的“复三代之古”的诗文主张已经形成。但他生当乱世，特立独行，不同流俗，自然不会步人后尘，以“某某居士”为别名的。飞云洞有“滑滑涌出”的异泉，波光潋滟，“不知所在”，他灵光一闪，用“漪”字概括多好。而人在异乡，举目无亲，国恨家仇时时包裹着他，痛心疾首。他站在飞云洞前，远望长江，无限感慨，此时的心境如其数百年之后的晚辈——明人杨慎在《临江仙》所形容的那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让苦恼随江水流走吧，暂且避难于此，韬光养晦。于是，去三点水改“漪”为“猗”，取《诗经·小雅》中“节彼南山，有实其猗”中“猗”意，让自己内心更加强大起来。
元结又环顾飞云洞内，钟乳千奇百怪，光润似玉，这不正是《尔雅·释器》所言“东方之美者，有医无（巫）闾之珣玗琪焉”？！“玗”就是美玉，“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畅，等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使，繁之方也。”元结在飞云洞期间的别名“猗玗子”，冲破胸中块垒，带着他的高洁情怀应运而生。
在飞云洞里生活，似乎总是与孤独相伴。这里没有觥筹交错和前呼后拥，没有炫目斑斓的色彩，连朝霞也是顾影自怜般的羞怯。这里只有孤烟、夕阳、一轮冷月和恼人夜雨。但孤独又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境界，只有这个时候，才会从尘世的喧嚣中沉静下来，轻轻地抚着伤口，心平气和地梳理自己的情感，或远或近地思考家国大事。而所谓的诗文，恰恰在这个时候汩汩流出。既然是在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去处，就只能就地取材描摹状写，融合自我，走向内心，走向深沉。
我们把目光转向猗玗子在飞云洞二年多时间所作的古文作品之一《虎蛇颂并序》——
“猗玗子逃乱在邑，南人云：‘猗玗洞中，是王虎之宫；中邑之阴，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贤士。然哉！猗玗子夺其宫，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归。借顺惠让，可作颂矣。”“虎颂：猗，王虎，将何与方？方古太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惠让，不如王虎之心。”“蛇颂：猗，均蛇，将何与俦？俦古延州。非不俦于时，时也顺让，不如均蛇之为。”
如果简单地把此文理解成猗玗子与虎蛇相伴三月，平安无事，性之所致，喜作虎颂、蛇颂，那我们真的太浅薄了。
不妨把让思绪穿越到公元746年，27岁的元结学习“毕业”，受时代奋发昂扬的精神影响，他也加入文人士子“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行列。元结其时漫游，没有汽车与火车，更没有飞机，只能劳其筋骨地跋山涉水，行行复行行。他顺着运河到淮阴，目睹了大水泛滥时老百姓悲惨痛苦的生活，非常激愤的写下了《闵荒诗》。诗中说“自得隋人歌，每为隋君羞。欲歌当阳春，似觉天下秋。”看似批判昏君隋炀帝，实则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影射了昏庸的“时主”。在漫游山水当中，元结了解了现实，增长了阅历，增加了才干。“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为今后一展宏图，实现理想抱负打基础。两年之后，唐玄宗光揽人才，“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29岁的元结怀着满腔热情到长安应考，但是“相国李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露当时之机”。于是就以“举人多卑贱愚啧，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的借口一手操纵了考试，使得“布衣之士无有第者”并“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各地人才无一入选。元结知道结果后，旋即回到鲁山。临行前，他劝“欲留长安依托时权”的不第乡人，不要通过谄媚投身权贵，要以天下为己任，做天子礼聘的有德有才的社稷之臣。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宦官弄权、藩镇跋扈、党争不已，唐王朝黄金般的帷幕已在雨打风吹中渐渐失色。元结殷忧国事，力图实现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然而事与愿违。好在他有如椽之笔，倾吐心声。中国从汉代思想家、儒学家董仲舒遵从孔子、提倡“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便逐渐深入中华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华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很多文士无不拿起这个武器劝世救俗。元结也不例外。他赞颂本性凶恶狠毒的虎、蛇，说它们有“借顺惠让”之德，并用“今”人、“时”人、“惠让”、“顺让”不如猛虎毒蛇，笔锋所及，自是对世人的莫大嘲讽，更是通过对道德化的动物所彰显的道德的讨论，来明道——阐明、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言志——救时劝俗、重建道德。如此大胆指切时事，愤世疾邪，难怪当时除杜甫等赞美之外，诋毁攻击之语如同轰然的潮水扑岸。尽管惊涛拍岸，但猗玗子元结我行我素，颇有西方哲人所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气派。
《虎蛇颂并序》不仅毫无衰飒之气，而且意兴飞扬，质直激切，从中可以看到猗玗子豪迈的个性和与命运抗争的精神。《虎蛇颂并序》立意是刺世疾邪，批评世人尔虞我诈、道德崩溃的丑恶现象，承接了他本人在此之前所作的《恶圆》、《恶曲》、《时化》所言的“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七不如》中所说的“人之毒”、“人之媚”、“人之诈”、“人之贪”等的余绪，既洋溢着感性魅力，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除此之外，该文中高标的“以颂为刺”、“救时劝俗”，也时过而境未迁，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当下的启迪。多年来，我们固有的道德底线屡受挑战，现在的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三令五申不行，信誓旦旦而不信，谎言流行，骗术百出，使我们的社会面临深刻的道德危机。在元结结庐的飞云洞前瞻仰，揣想他以难民身份退居此地，如果回忆起自己当年写的《虎蛇颂并序》一文，不知作何感想？旧地我再来，不能目接而可神交，不远处是长江，千年已远，但他文中的句子如江涛一样在我的心头轰响。
猗玗子在飞云洞的第二篇短文是《异泉铭并序》。文云：
“天宝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积雨。西塞西南有迥山，山巅是秋崩坼，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戏！阴阳旱雨，时异；以至柔破至坚，事异，以至下处至高，理异故命斯泉。曰异泉。铭于泉上，其意岂独旌异而已乎？铭曰？何故作铭，铭于异泉？为其当不可阏，坼石出焉。何用作铭，铭于异泉？为其当不可下，穷高流焉。君子之德，显与晦殊。为此铭者，忘道也欤。”
不可否定，此文承继了他的前辈、河南老乡郦道元鸿篇巨制《水经注》的精神风貌，但它不是一篇单纯的地理著作，其意也不是“独旌”山巅涌泉“时异”、“事异”、“理异”之“异”，而是为了阐明“君子之德”。中国文人崇尚“君子之德”，其内涵每个人注释不尽相同。他的同朝大文学家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只字不提陋室之“陋”，只写陋室“不陋”的一面，而“不陋”是因为“德馨”——不慕荣利、保持节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猗玗子的这篇“铭”，以水比喻人，用水的“至下”而不出，形容人的深藏不露；用水的上涌坼石垂流于山，彰显人的积极入世。两相比较，猗玗子似乎更倾向于“晦”，“君子之德，显与晦殊。为此铭者，忘道也欤。”其实，他一刻也没有“忘道”，借山水作铭明道，明“晦”而不出之道。他如此推崇“君子之德”之一的“晦道”，恐怕与他此时作为难民“隐遁避世”的心态有关。
在唐朝，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有一步之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个通俗化的路线图。但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讲，这一步是关山重重，始终是可望不可及。确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他们行走、归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很难想象，如果失却了文人在夕阳下的伫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在归隐地里著述的表露志向的诗文，那么这个归隐地，犹如舞台上临时搭设的布景，毫无生气，毫无历史张力和文化气韵。
《异泉铭并序》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如同一株大树，向四周投下了是覆盖广阔的浓荫。颜真卿为文，推重元结。他特别欣赏该作，挥毫泼墨书写一遍，让工匠勒石刻碑，派人送到飞云洞来，立于洞口旁石壁上。颜自唐玄宗至唐德宗皆在朝为官，堪称四朝元老。在任“正色立朝，刚而有礼”，很受当朝廉吏及天下百姓拥戴，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位高权重的颜真卿此举，宛如风雪中送上一盆炭火，温暖了元结的身心。不得不感叹，人世间在任何时候正义与良知不会完全泯灭，世上也并非尽是趋炎附势与助纣为虐之徒。颜体书法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配上元结妙文，使该碑传扬在四方八面的官僚和民众唇间心上。但是明嘉靖之后，人们不能看到颜真卿这款真迹石头碑，看到的是明书法家朱期至摹写颜体的又一碑了。不是朱期至胆大妄为，“太岁头上动土”，实在是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