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草短缺全球化 药用植物亟待拯救

小椰树

                                                                                                                                    
药草短缺全球化 药用植物亟待拯救

    1月中旬，一份调查报告在美国《新科学家》杂志上刊载：全球5万余种药用植物中约有1.5万种濒临灭绝，约占全部药用植物的三分之一。关于药草短缺的报告正从中国、印度、肯尼亚、尼泊尔、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传统药用植物出产大国纷至沓来。
    拯救药用植物
    提交这份报告的是一个名叫PlantLife的NGO组织，1989年建立于英国。这一环保组织一直致力于对植物物种的研究和保护。开始时，他们努力在英国形成植物保护的联盟，将各地的植物保护实体联合在一起，他们最终建立起的联盟包括威尔士乡村管理会、苏格兰自然研究所、英国自然社、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和著名的英国皇家植物园（RoyalBotanicGardensKew）等。之后，随着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PlantLife开始关注全世界的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现在，他们的目光投向药用植物的危机。
    药用植物陷入危机
    过度的商业开采、外来入侵物种的竞争、生态环境被污染、植物原产地被破坏，这都是造成药用植物陷入危机的原因，“其中过度开采是最致命的威胁。”爱伦•汉密尔顿博士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他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作为一种功能性分类，药用植物是指那些可以作为原料来提炼药品或直接以植株入药的植物，即使是化学合成的药剂，也必须依靠这些药用植物提供的大量生物碱、苷类成分、挥发油以及单宁。另外，世界范围内仍有许多人直接依赖这些草药治病，比如在非洲，差不多80%的人直接使用草药，而在中国云南，有些地方的人则习惯利用树皮止血，或用树叶治疗腹泻。即使在发达的美国，也有40%以上的药物来自药用植物（WHO，1993）。如果药用植物的种类持续灭绝，这不仅会对植物的物种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还会危及到医药行业。但药用植物这种功能性的分类令它们处境尴尬，一方面，当它们被人提及，仿佛已经是一种产品而并非物种；另一方面，各种药用植物具有各不相同的珍稀性，很难作为一个需要保护的植物类型为一般人所重视。
    对药用植物的生存境遇做一份全面的调研非常艰难，汉密尔顿博士介绍说，如果对单独的物种进行研究，从而得出濒危程度的估算，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即大多数的物种都缺少近期的高质量的信息。而且相关的科学家又十分缺乏。所以准确的信息通常只能来自药材的交易市场，通过批发市场的交易数额可以得知这些药材的濒危程度。
    Plantlife组织曾同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调查了喜马拉雅山的药材濒危程度，他们在中国滇西北的大理三月街药材市场进行过为时三年的调查。2007年，他们列出了一个最濒危商业药用植物的名单。由此警示人们，一些最重要的药用植物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30%的统计数据也主要由此方法得来，结合部分实地考察和其他文献资料。
    探索药用植物保护的模式
    事实上，药用植物濒临灭绝的问题已被植物保护主义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提出有20年之久。各国政府也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管控药用植物的开采，并支持科学组织建立植物园、保护区、基因库等。“但是，这些并没有真正解决如何保护野生植物这一主要问题。”汉密尔顿博士称，传统的创建保护区等方法，属于异地保护，往往将人类排除在外，而任何一种植物都存在于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里，“如何处理好这些植物、动物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才是所有植物保护工作的关键。”植物生命组织试图探寻一种全新的、基于生物栖息地的社区保护模式，不是将珍稀生物圈起来，不让人类靠近，而是让人进来，让保护工作与人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这样的模式在世界上都没有成熟先例，是一种全新的探索。
    Plantlife的这种理念已经在几个合作的国家取得初步的成果，在乌干达，一种治疗疟疾的低价濒危药材已实现了可持续供应。他们的策略是建立起一个立足当地的保护社区，培养一些能分别稀缺草药的人才，帮助社区的人为当地草药建立目录，持续地进行生态监控。他们还会考察某种草药在当地的市场状况，为当地人设计出最合理的出售模式。在中国，植物生命组织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合作，创建了药用植物保护的鲁甸模式。
    中国国土庞大，地质地貌复杂，从茫茫内蒙古沙漠，到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区，甚至浩渺的海洋，遍布着各种药用植物，95%的药用植物都是野生，如何将它们保护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Plantlife的中国试点设在“药材之乡”，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鲁甸乡。当地有悠久的识药、种药、用药历史传统，经验丰富的草医和药农不仅能够帮助研究组进行实地考察，而且也能起到带动作用。研究组里有土生土长的纳西人杨立新女士，能够用纳西语跟当地药农沟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鲁甸模式取得初步成果后，鲁甸乡政府计划将它向老君山国家公园附近和北部的梅里藏区拓展。据药用植物保护的中方团队负责人裴盛基先生介绍，目前，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已经在梅里藏区建立了新的试点，他们承袭了鲁甸模式将文化多样性保护同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起来的理念。
    野生植物的社区保护、栖息地保护在世界范围仍属探索阶段，不知Plantlife的实践能否开创全球植物的社区保护模式。

小椰树

药用植物资源透支严重 面临灭绝之灾

2008-02-29  来源： 中国制药网

    “我国北部的甘草遭受了灭顶之灾，被扫荡甘草的‘甘草大军’，从东北三省到陕甘宁，再到内蒙古，一直挖到新疆，逼近边境。横贯北疆各省的甘草带，一块块被消灭，到处留下深达一米多的密密沙坑，犹如一片满目疮痍的劫后战场。”
    一天傍晚，杨峻山教授照常乘坐班车回家。途经海淀区万泉路一带时，他惊讶地发现，在道路两旁种植的行道树中，一些杜仲的皮被剥得七零八乱。看到此情此景，这位与药用植物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教授倍感痛心。
    “这种剥皮的方式，对杜仲而言，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杨峻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杜仲不仅是城市绿化的优良树种，其树皮更是我国特有的名贵中药材。试验证明，只有在适当的时期，采取正确的环状剥皮法，才有可能使杜仲自然地产生新皮。
    作为国家二级濒危珍稀生物，近几年，杜仲资源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
    贵州，是杜仲的原产地之一，可如今已面临着杜仲灭绝的危机。贵阳中医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何顺志，曾经花了6年的时间野外调查，找遍了贵阳境内，却始终没能找到野生杜仲。
    我国有中药资源12807种，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然而，目前我国常用中药材中，70%的品种供应依赖于野生资源，年总需求量就超过了60万吨。
    严重透支的现状让不少中医专家十分担心。因为根据1983年统计的数据，11146种中药用植物中，野生药材总储藏量为850万吨，即使是家种药材，年产量也不过30多万吨。而照这个速度，20年至少消耗1200万吨中药材。
    更令人焦虑的是，一些地方的人们，以整株植物的死亡为代价，直接伐木取材出售。杀鸡取卵的方法，使得我国本来不多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急剧下降。专家估计，我国被用于医疗的植物中，有3000多种植物命运受到了威胁，许多种类正遭受灭绝之灾，包括一些常用中草药。
    有着“众药之王”之称的甘草，是一种被推崇为“国老”的植物。它抗寒、耐热、还抗盐碱，可谓适应性极强。可如今它也加入到了被保护的行列之中。
    “我国北部的甘草遭受了灭顶之灾，被扫荡甘草的‘甘草大军’，从东北三省到陕甘宁，再到内蒙古，一直挖到新疆，逼近边境。横贯北疆各省的甘草带，一块块被消灭，到处留下深达一米多的密密沙坑，犹如一片满目疮痍的劫后战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彭华如此描述甘草的遭遇。
    按照国家规定：甘草3年生长期，长到直径为0.6厘米至0.8厘米时才可采挖。而一些“甘草大军”无论甘草大小，均将其连根拔掉，加上连年过度采挖，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野生甘草已濒临灭绝。
    内蒙古过去一直是甘草主产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甘草的可采量逐渐锐减，使野生甘草主产区转移到了新疆；然而新疆产区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彭华说，20世纪50年代前期，南北疆绿洲地带遍地是甘草，它不仅是珍贵药材，同时还起到防风固沙，保护土壤植被的作用。但是，过去盛产甘草的和静、和硕、焉耆、博湖等地，甘草现已绝迹。
这样的威胁波及到了被作为中药使用已有5000年历史的木兰。这种植物含有化学成分和厚朴酚，而中药就用和厚朴酚来治疗癌症，并减缓心脏病的发作。厚朴是我国重点保护的中药材，回顾其近40年来的生存命运，着实令人唏嘘。
    彭华告诉记者，浙江南部的丽水地区是我国厚朴最大的传统产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该地野生厚朴广为分布；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该地区大面积营造杉木用材林，大部分厚朴混生林遭到砍伐，野生厚朴分布范围急剧减少，产量也迅速下降；在上世纪80年代，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当地林农把胸径10厘米以上的厚朴树几乎连根挖光，资源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上世纪90年代，该地区已找不到成片野生厚朴群落。目前，野生厚朴植株已极为少见，大多都是人工栽培。
    不能再对人为造成中草药濒危的现实等闲视之了！
    “一旦野生药用植物灭绝，我们就无法做野生与家种的对比试验，也就无法给出科学的数字来证明它们在药效、基因等方面有什么区别。”杨峻山说，野生药用植物的消失将影响我国生物多样性，意味着野生药用植物的基因将永久性缺位我国野生中药基因库。
    我国古代有名的“上党人参”灭绝就是一典型案例。据张昭介绍，历史上很多本草都记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经考证，“上党”指山西长治和黎城一带，“辽东”则指东北长白山区。“上党人参”的发现与应用均早于“长白山人参”，但经过数代掠夺式采挖，以及大量采伐森林，改变了生态环境，到明代“上党人参”就已灭绝。
    不过杨峻山强调，要绝对禁止人们采挖野生药用植物，既不可取也不可能。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让野生药用植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专家认为，“变野生为家种”是挽救这些濒临灭绝物种的积极措施。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昭说，通过人工栽培来满足市场需要，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对野生资源的压力。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人工栽培药材完全取代野生药材，道路还很漫长。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说，像雪莲、冬虫夏草等常用药材至今还未解决或完全解决野生变家种的问题。
    此外，虽然目前一些常用药用植物人工种植普及，但有的人工药用植物因为变异大，很难保持原有的遗传特点和有效成分，其药用价值大打折扣。
    “搞清楚我国到底有多少种珍稀濒危中药材，是有效保护有限生物资源的重要前提。”杨峻山说。然而，从1983年至今，我国再也没有摸清中药资源的家底。专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中药资源数据库。
    目前，我国已列入国家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第一批）的药用植物有20多种，列入《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的药用植物有30种（类）。据了解，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正建立中国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数据库，如今至少有50多种中药入库。
    张昭认为，有效地保护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在短期内并不会有显著的效果。例如，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基因库，必须在进行广泛的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收集和保护。此外，一个物种濒临灭绝，除了人为的外在因素外，往往还存在着自身繁殖的内在原因，要找出致危因素并加以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清风清水

看完整篇头痛，眼酸，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