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山名义与武穴关系考

麦克风

匡山名义与武穴关系考

武穴市工商联老干部、武穴知名历史学者 史 纪

     一、三大历史地名花开江北果结江南
      武穴市，即1987年县改市前原广济县境，其地理位置在长江中游北岸；九江市则属江西邻省管辖，位置在武穴市对江南岸。但曾经的历史长河中，武穴与九江两地同处大江浔阳江段九派浔阳之地，共属跨江而治的同一行政区域，历史攸久；两地人民来往密切，关系深厚，感情亲于兄弟。比如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前，从行政管辖上说，广济县是湖北属县，但在长江当中的新洲上，仍然有九江县（德化县）插花管辖的地域，直到上世纪1936年才将九江分辖的地域划归广济。又从计划经济时代商品流通渠道上说，广济的下乡部份，仍属华东区属，商品由九江市二级站供应，九江市“保障供给”的八大公司和“袜子局”（“物资局“的九江口音）与武穴市改市前的广济县的相关单位是上下级对口单位，义不容辞，要管广济县生活用品和“袜子（物资）”供应的，就是例子。再从历史变迁说，早在公元前164年西汉文帝十六年时，武穴市60%地域属汉置寻阳县，九江市为汉置柴桑县，两地不但是兄弟县的关系，而且还于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曾由此两县组成过行政单位寻阳郡国，郡治设在寻阳县，寻阳郡国的首任行政主管为历史名人温峤(288—329)。行政中心位于长江北岸，还由江北行政中心，管着过几百年江南哩。一直到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新立永宁县治前，约计743年间，今武穴市和九江市两行政单元，是长年共在一大行政区划内，所以位于江南的九江市与位于江北的武穴市，可有许多历史的话头叙说，也留下不少历史“纠结”，比如历史地名上，往往让人弄颠倒了。有名的三大历史地名花开江北果结江南的是：
      一）彭蠡古泽仓桑巨变：武穴和九江都是彭蠡古泽沿境的地名，武穴下乡还正处彭蠡古泽消失前的水中间，说明彭蠡古泽中心的地理位置在大江之北不在江南，当时绕彭蠡泽周匝，可数今之阳新、蕲春、武穴，黄梅、宿松、太湖、潜山、怀宁、安庆、望江、安庆、彭泽、湖口、九江、瑞昌等15市、县，彭蠡泽确然似一葫芦形的大水瓢。所以《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引《禹贡》指示：“九江（即大江、长江）在（古泽彭蠡之）南”说得正确。但因为到了魏晋之际的公元400年顷，大江之北的古彭蠡泽干涸消失了，在江南的江西省境内一大片名为鄡（qiāo敲）阳的辽阔的平原，汉高祖在此还设立过鄡阳县，王莽时还改名豫章县的、有行政建建制之陆地，发生了沧海桑田巨变，突然地消失了，又突然新生成出一个潘阳新湖，这不是现今的鄱阳湖。后人们不明所以，以为古彭蠡泽就是新潘阳湖，文人们还将新出现的一汪巨水潘阳湖视作古彭蠡泽来歌韵，历史家们甚至于反诬说“禹贡”将彭蠡古泽的地理位置的南北方向弄反了。
      二）浔阳古地行政变化：按书面地名介绍：九江，简称“浔”，古称柴桑、江州、浔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似乎天设地造地名“浔阳”就是位于长工江之南的九江市名，其实也数典忘祖，忽略其出处了。 中国地理位置有谓：“山南水北谓之阳”，单从字义上说，不言而喻：寻阳、浔阳，在长江之北不在长江之南。从行政区划说，从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于江北长期属于广济辖的蔡山立寻阳县，历史上虽曾有无数次变更，但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江西省德化县更名“九江”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划九江县城关命名为“浔阳镇”，为特种甲级镇后，其“寻阳”一名，才最终公认是江南所专有。从地名来说，晋张僧鉴《浔阳记》：“浔，水名也。（在大）江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于“浔”立条编辑为：“浔本水名，在江北 ，南流入大江。汉因以名县，而江遂得浔阳之称。” 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卷76》数次提到：武穴市田家镇顺长江下游北岸，曾有“浔阳镇”、“浔水镇”等古地名记载，可知这“寻阳”两字，古在长江之北。到了魏晋之际，公元400年顷，同样因为发生海水南浸，导 致了彭蠡泽水域沧桑巨变，汉立的寻阳县由长江北移到长江以南后，寻阳之名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所说的：“成帝咸和（326-334）中，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 才有后来的“寻阳”之名，为九江所专有的。
      三）匡山本是古匡人灭国后避难江北的隐居处所：本文下面将细说的，古匡人受周人逼迫南迁后，立国于大江之北的肥西一带，春秋之际的公元前600年顷，再次被楚灭国后，古匡山为匡人逃亡隐身之处，在大别山尾脉安徽天柱山至武穴市北鄙的横岗山一带，作为古匡人后来安身立命之处，后因谓之“匡”山。百度网文《匡姓源流》说得不错：上古时期有一个古匡国，故址在匡山脚下，汉朝（立县时的寻阳，后名）广济县境，即今湖北省黄冈市的武穴市一带。
      但据下文的传说交待：西周或秦汉前古匡国灭国时，其中有匡姓七兄弟逃到了江南，于一大山上结芦而居，也因名匡氏居所为“芦山”。后一说法出了名，因此“匡芦”连用，后来由文人抄作，竟显名于大江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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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匡、芦”并用语出东晋惠远和尚
查九江庐山记名源头出于释惠远（334-416）的《庐山记略》。《庐山记略》的作者惠远和尚，虽是庐山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却在来庐山前，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先就在今武穴蓝杰村附近的双河口驻锡立庙“黄牙寺”，且主持了六年。六年后，于太元六年（381），由本县（寻阳）移驻本郡国江南辖地庐山，再建庐山东林寺，立莲社于斯，提倡专修往生净土的念佛法门时，称莲宗为佛教净土宗祖庙。数典不忘祖先的话，佛教净土宗始祖释惠远，先是在寻阳县长江北岸的黄牙寺驻锡当了方丈六年后，移驻寻阳县长江南岸建东林寺然后才宏扬佛法于东林寺的。
      按释惠远所作《庐山记略》：“有匡裕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循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裕受道于仙人，共游此山，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焉。”将其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商周时有名为姓匡名裕的先生，逃避战乱，躲到此山中来了。或说他有幸遇到了一位神仙，神仙带着他来到庐山，就山岩为居室。时人以之为“神仙之庐”，故名“庐山”。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匡姓的北方人在山上建了长住的庐舍，被称名为庐山。”这是今之庐山最通俗最简捷的介绍词了。
      有趣的是，常言说“和尚不打诳语”，而大和尚释惠远，只轻飘飘地打了一句诳语，引《山海经》原句“庐江出三天子都”的“江”字，就地打滚为“山”字，顾左右而言曰：“庐山出三天子都”，为庐山“打造”出与庐江历史有渊源的世界名山了。
       比惠远和尚小136岁的另一位学者郦道元（470 - 527）更有趣，他对庐山发生了兴趣，却借《水经注•卷39•庐水》卷目，将世上所有关于“庐山”的传说搜罗在一起，而“寄”在“庐水”条名下，于是得出了“寻阳郡之南有芦山”，那匡裕先生，又名“庐俗”，他既是“出周武王时”人，又是“共番阳令吴芮佐汉（刘邦）定天下而亡”的一位烈士。于是一位名字不同，出生上差数千岁，职业既可以说是道人，也可以说是武士的“综合人”的故事，都集中到寻阳郡的芦山上来了。所以郦道元自己不发言，而借众人之言说：“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或是“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总之，关于芦山的传说，用郦道元的话说，大都是好事君子，捕风捉影得来，由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说的故事。
       附惠远法师文典《庐山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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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说庐子国、庐江（郡）、庐山本末
其实，传说匡姓人上了江西九江建庐而居，其匡裕也不是一个人上山建庐而居，传说里他也来了七兄弟。同时，他也不是一次性由北方逃避战乱就上了庐山，而是随着匡姓一族人南逃，在庐江一带安身立国后，于公元前600-800年间，再次失国后，由于人丁四散磔离，除了众多的匡姓人另谋求生之路而外，也信由匡裕一支人上了庐山。中国庐山只此一处，别无分店。但前文己志：庐山得名于《山海经》原句“庐江出三天子都”改江字为山字，惠远老和尚有意念成：“庐山出三天子都”，“打造”而成，说明今名“庐山”的风景区，历史上与庐江、庐子国的立意相通，必得究其本末。
      据杜佑《通典•州郡第十一》（卷181）载：“庐江郡，庐州，今理合肥县，古庐子国也。春秋舒国(今舒城县)之地。昔成汤放桀，芮伯命巢，《左传•文公十六年》：“自庐以往，振廪同食”，又云“徐人取舒”，皆此地也。战国时属楚地。秦属九江郡。汉为九江、庐江二郡，后汉亦然。”《通志•氏族略》在“以国为氏”目下载“庐氏，亦作“卢”，系庐戢黎之後，事见《左传•文公十四年》。《通鉴地理通释》云：“《郡县志》：庐州，本庐子国，春秋舒国之地。”按上《典》记载的时间，古子爵级的“庐国”，分封于周武王立国之时，距今至少有3000以上的历史了。
      据周原出土甲骨有“征巢”记载（《龟甲刻辞Hll•110》）。《西清古鉴》中也有两件青铜器记载周对巢的用兵。一向重农耕渔牧而淡于军事的巢国无力抵御势头正兴周师，只好认输，表示臣服。周武王姬发现巢国地大人众，基础富饶，遂将巢国地域析分为二，一为巢国，仍旧都于巢城；二为庐国，立都庐邑（原址约在安安徽肥西为中心一带，治在今合肥市区）。巢国资深，继赐伯爵，称“巢伯国”；庐国赐子爵，称“庐子国”。
      西周初年，在周武王姬发大封诸侯时，以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建庐阳国，分封给姬姓族人。庐阳国和荆国是在同时建立的，荆国后改称楚国。其时合肥城称庐阳城，简称庐城，因封在庐阳城的诸侯为子爵，所建之国即称为“庐子国”。据《合肥县志》的记载，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庐子国先后为楚、吴、越诸国所兼并，最后又复归于楚国，庐子国成了楚国的一部分。史籍《国语•楚语》记载，楚王曾去过庐邑，说明庐邑在春秋时期即已经成为楚国之地。秦、汉时期的庐江县、庐江国、庐江都以及后来的庐州，都是因庐邑和庐子国而得名的。后来，庐邑范围逐渐向南扩展，在它境内成条的江则命名为庐江，有人结庐而居的山或命名为“庐山”，合肥地区因设行政建置为州，即名“庐州”。庐州有地方剧种“倒七戏”，即“庐剧”。所以这个“庐”字，并非只庐山独家所占的，倒是庐山的“庐”字，与老庐子国则排除不了千丝万缕的因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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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下匡山不只一处
     武穴出了位园林文化专家，为就职于湖北工业大学的夏广政教授，他于2013年7月21日，应《长江日报•爱上层楼》读书会约，在解放公园与书友见面，解读中国园林深刻内涵，题目：《园林就是人间天堂》。他禅述的主旨为“文人造园，要讲的是文人的故事”。引例说：今九江市的庐山，是文人白居易所造的：他在庐山先是盖了间茅草屋，并不花钱。接着就写了份《庐山草堂记》，那就值钱了；值钱到“堪称中国造园的经典之作”。
      据史载，白居易在庐山盖了间茅草屋的第二年，即唐宪宗元和十二（817）年的三月辛酉朔二十一（817年4月11日）写了篇《祭匡山文》，略谓“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谨以清酌之奠，敢昭告匡山之灵。恭惟神正直聪明，扶持匡庐，福利动植。居易赋命蹇薄，与时参差，愿于山林，栖止陋质，遗爱寺侧。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参禅养素，而开构池宇，在神城中，往来道途，由神门外。辄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听之，歆此膘，非敢敷福。其期荐诚，尚飨”，向匡山神灵表示“赋命蹇薄，与时参差，愿於灵山，栖止陋质”；他似乎选定在“匡域的庐山”要安家于斯了。
      四天后，白居易于三月二十五日“乙酉”，又发了一篇名《祭庐山文》的大作，说是“今葺构既成，游息方始，爰以洁敬，荐兹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疫疠不作，魑魅不逢，猛兽毒虫，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静谧，则神道之光明。斋心露诚，庶几有答。尚飨。”文章主旨是不求神佛保佑，只要求与庐山生灵“和平共处”，彼此相安。
      问题是：白居易的祭“匡山”与“庐山”，是俩山之各名呢，还是“匡、庐”同一山名？如果“匡、庐”是同一山有俩名，又何必写两份“祭文”祀于同一神灵？若指的不是同一山名，那么，至少在作者心目中，就另有“匡山”其名，或另有比芦山疆域较大的名为“匡”山的影子了；那么，这另一名为“匡山”它又在哪儿呢？这与俗传“周代有匡氏兄弟七人上山修道，结庐为舍，因名庐山。又称匡山、匡庐”的立意就大有区别了。
     其实，地名“匡山”不唯江西风景区庐山别称一处，但多与诗人李白诗作活动有关连。
     李白有首《别匡山》诗作，并不是告别庐山，而是告别他幼年时生活所在地四川油江，且此诗也仅见于四川彰明、江油二县《县志》。诗云：
   “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风摇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此“匡山”在旧彰明县北，今江油县西，距李白故里青莲乡25千米。据说是李白青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本诗前六句都是写匡山的景色，后两句则说，匡山虽美，我李白不能再留恋，因为此时李白已经是“男儿有志出乡关”，决心将青春奉献给将有作为的时代了。
      后来李白流放大赦返回，曾活动于寻阳（今长江武穴、黄梅和九江两岸）一带，远在四川的杜甫写了首怀念李白的诗。此诗以首两字“不见”为名，署名《不见》。诗云：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是杜甫诗中与李白关系的名篇，而且“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为后人广泛传诵。此诗所说“匡山”在何处呢？众以为必是杜甫邀其回老家四川呢，因为其老家有名“匡山”的地名，且有前述的《别匡山》诗可以证其不谬。
再说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东北隅，济齐路北侧有山名“筐山”，后也为诸多名士移定为李白读书处之所在：
      金元好问在《济南行记》首记：“匡山，齐河路出其下，世传李白读书于此。”
      元王恽在济南所作的七绝《匡山》中也曾有句云：“匡山说有旧茅庐，李白当年此读书。”元人于钦撰《齐乘》中亦云：“历城北有匡山，世传太白读书于此。”
      到了清代，文人在题咏济南匡山的诗文中更是几乎都要述及这一传说，如郝植恭在登临匡山后所撰写的《匡山记》一文中曾说：“再北为李太白读书堂，云是太白旧读书处”；朱彝尊在《济南竹枝词》诗中有句云：“三载齐东留滞日，愁看李白读书山”； 任弘远更是作有《登匡山怀李太白读书处》诗，其中有句云：“匡山云壑内，太白有高台”；黄景仁《望匡山》诗中有句云：“白也书堂在，云林似昔时”；廖炳奎《匡山》诗中有句云：“匡山读书处，缅想怀长庚”；王鸿《匡山》诗中有句云：“飘飘谪仙人，仙才天所授。酒气千丈豪，奇笔一枝秀。君昔读何书？乃在匡山岫”。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竟有人将错就错，令“筐山”去掉竹头，从雅名为“匡山”，且在山的东麓立了一块石碑，题上“唐谪仙青莲先生越千里到兹肄业”之句，还修建了一处读书堂。
清末秀才朱庆澜，因心仪“诗仙”李白，复于1924年勒石题字“太白读书处”五字以立之。清人王大堉在其《匡山》诗中说：
     “读书昔有李谪仙，若论居此或非焉。斤斤考古我厌听，青莲有知应冁（音“厂”：舒展笑貌）然。世间风雅多好事，不妨附会以流传。况乎华不在咫尺，游咏昔有青莲篇。嗟哉拘墟限实境，雪泥鸿爪迹已迁。”
      另外，与李白没有关系的，如福建浦城有匡山，宋代就得到开发，也历史颇久，素负盛名。当时有人在山建庵修炼。而令形境愈益焕发的是元末时期章溢、刘伯温、宋濂、叶琛在此隐居。明初官至御史中丞兼赞大臣的章溢（1314-1369），即将其隐居的山命名为“匡山”，还自号“匡山居士”，将匡山看松庵重加修葺，并新建茅屋12座，取名“苦斋”，栖身立足；朱元璋的军事谋略家刘伯温（1311－1375）为此写下了匡山《苦斋记》：“苦斋者，章溢先生隐居之室也，在匡山之巅。匡山，在处（州所属）之龙泉县西南二百里，剑溪之水出焉。”。曾任翰林，参修《元史》的大臣宋濂（1310 -1381）还为此著《匡山章子看松庵记》细说其事。 “四贤”隐居之后，匡山名声大噪，各地文人墨客，特别是浙江才俊学子，纷纷慕名而至。王禕《匡山诗序》、袁华《匡山五咏为处州章溢赋》等，一时文人墨客以景赋诗文，秀语奇辞层出不穷。
      至于与武穴历史相关的“匡山”，则出于史说，而非传说，下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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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匡山名义与武穴关系考(五)史说匡国、匡人、匡山
  历史上早有“匡”地名或国名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六年》：“二月，（定）公侵郑取匡”。其国在今河南东部扶沟县。《后汉书•郡国志》：“长垣县有匡城”有今河北，《论语•子罕》：“子畏于匡。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说明匡人，或名“匡地之人”，是语出有典的。
       从地名来看，今湖北罗田有匡河、匡河铺、匡河村等地名。今安徽合肥市城中有匡河，匡河路等，今合肥人没有寻到匡字地名的不由，，有人说：匡河的形状正像一个“口”字少了右边的一竖，就成一个“匚”了。然后市政府搬进来了，里面就住有“王”了，所以叫匡河；很是牵强附会。其实，从其人缘来找，似乎都可以寻到古匡国和匡姓人活动的影子。
       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从宋代始。宋时，出土了一件古鼎，原鼎失传，据《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著录，称为“穆公鼎”。1942年陕西岐山又出一鼎，与宋代著录“穆公鼎”相同，以作器人名之为“禹鼎”。其实，两件古铜器说的是同一件历史事件，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以新出土器铭文为准，共20行207（8）字，铭文说：“禹曰：丕显皇祖穆公克绍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遐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聖祖考政于邢邦。肆禹亦敢惷，錫朕辟之命。”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 肆师弥怵，弗克伐鄂。肆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速摹，唯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對揚武公丕顯耿光。用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孙寶用。”
      以上鼎铭说的是：鄂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南部疆土，周王命令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兵车百乘、甲士二百、徒兵千人参加征战，终于俘获对方首领鄂侯驭方，铸作这件宝鼎以记战功。铭文记载的是：器主“禹”奉武公命于“匡”地俘虏了鄂君驭方。但也另有一鼎名《鄂侯驭方鼎》，记载了鄂侯驭方曾配合周王南征角夷，向周王献礼，并宴享周王，得到了周王赏赐玉、马、矢。驭方作鼎记其盛况。《噩侯驭方鼎》铭文：王南征，伐角、遹，唯还自征，在坯。鄂侯驭方纳壶于王，祼之，驭方侑王，王偃），乃射，驭方佮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饮，王亲锡驭方玉五瑴，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赉，用作尊鼎，其万年永宝用。此可以推想：鄂候挑衅周王朝，当是公元前九世纪周王室日渐衰弱时的史事。
      如果此鼎铭文地名属实为“匡”，则此“匡”立国于江淮间，也在公元前九世纪以前。
      延至现代，古立国名“匡”的地域于江淮间的文物也出土了：1986年在古庐江国地域的今合肥市以西的肥西地带出土了“古铜币”，且其铜币铭文上出现了“匡”字，证明前九世纪所立“匡”国，正在与庐山对举的庐江流域。此时古匡人在长江北岸不但立稳了脚跟，而且生产的古铜币用作交流，说明其时匡人己建立了国级行政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古匡人有长江北岸建立了古国政权。

以上是史纪老先生的心血，是从史籍中得来的，而不是靠耍嘴皮子，靠骂人博眼球。所有反匡、挺匡者均得好好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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