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通电骈文圣手饶汉祥

七秩龄童

      一稿脱手 星驰电布 八徼风传
          人的一生，往往歧路亡羊！按民国初年的政局，说袁世凯是“政治野心家”，或“阴谋家”，那是无所谓的；大凡政治人物，谁无野心，又有谁没耍过“阴谋”手段？否则就不成为历史人物袁世凯了。如果他只是戴着这两顶大帽子，也许真的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华盛顿呢，或至少还留给后人为之一争的一席话题。后来连他的“总角交”、大军师、甚至主张恢复帝制的徐世昌都与他分道扬镖，导致众叛亲离的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逆天行事。在袁世凯逆天行事导致众叛亲离之前，他的野心和阴谋未为人识破，就是他的行民国的“诺言”蒙蔽住了包括职中山在内的大多数人，也蒙蔽了黎元洪。在这一段政事活动中，饶汉祥不是受蒙蔽者，而是他的政治立场使然。饶汉祥在此期间的作用，无庸讳言，起了袁世凯称帝的帮凶作用：既为袁世凯要作皇帝推了波助了浪，也帮袁世凯差一点拉黎元洪下了“水”。这是饶汉祥之所以成为充满矛盾年代里的矛盾人物的主要原因。
      论饶汉祥，七秩龄童不得不把另一位同样是大有争议的湖南著名人物抬出来，也不是“相提并论”的意思，而是说有类似之处，可供后人论史时作为借鉴的。这位人物便是具有与饶汉祥同样举人身分的杨度（1874年—1931年）。这位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奇人，幼年时醉心于“帝王之术”。流学日本时与孙中山辩论，“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又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并与孙中山相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坚持走的是“君主立宪救国道路”。归国后，拥袁世凯称帝，当“筹安会”理事长的是此公杨度；袁世凯临死，猝呼“误我”的人是此公杨度；黎元洪以总统名义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列为第一名的，是此公杨度；拥立帝制失败后，闭门学佛，取于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的，也是此公杨度；到了中国民族危亡之际，迎着白色恐怖，在周恩来领导之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自己一生划上了圆满句号的，舍此公杨度，还有谁呢？杨度是佛在心中，此心是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代表人物啊！就饶汉祥而言，他的政治主张，是他的政治态度使然，能以“君子”论饶汉祥者，肯定的是饶汉祥的坦荡胸怀。
      黎元洪既在饶汉祥的辅佐下，以一切服从中央为意志，跟随袁世凯“总统”是很紧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对于具有“九省通衢”政治地理位置的武汉三镇寄望很殷，对具有第三势力权势地位的黎元洪着意笼络势在必然，对在黎元洪身边的“硬笔杆子”饶汉祥的文笔和作用非常器重，也是情在理中的了。饶汉祥既有了袁世凯的看重，在通过黎元洪的身份为执行袁世凯的意志上，可以说也特别卖力。于是，凡是袁世凯所追求的，饶汉祥以黎元洪名义发出的电文，各省也模仿饶汉祥文体词句，予以通电反溃，表示拥护。袁世凯所反对的，又通过饶汉祥的文墨渲染，也很快得到各省的同声反对。袁世凯每次接到饶汉祥为黎元洪代拟的电文，都要回电，着重点就是赞美饶的笔手如何之好，似乎袁世凯是以“文字知交”待饶汉祥了。饶汉祥所拟电文，也确乎有用。比如袁世凯因不肯错失拥兵北京的地盘，而反对定都南京；因要统一政令于一身而排斥国民党议员，杀害激进人士；以及1913年镇压第二次革命等方面，饶汉祥的舆论先行，都为袁世凯的图谋起了张目的作用。
      饶汉祥拿手的是辞藻华丽，词句对偶的骈文。所谓“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有“骈体”之称。在声韵上，因为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骈文兴起于南北朝，其时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之流；庾信的《哀江南赋》，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文章都属于优秀骈文之列。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以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为范式，故宋代以降直至清末，称骈文为四六文仍颇为流行。饶汉祥是此中高手，使起来得心应手，这一耍不打紧，竟因饶汉祥的重笔拾起，风范全国，成了民国初年风行于军政当局的行文体裁。
      黎元洪赞颂饶汉祥的文章之好，用了“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十六个字。“缴”音“教”，指文电直达四境八鄙边界，有立马齐起同声呼应的意思，即或如此，也只是一时的过眼雷霍，风摧落叶。后之人称赞于饶汉祥文字“八缴风传”的，并不只是因为行文有力，能得到民国初年的军政当局竟相模仿一条；后之人推重于饶汉祥重新拾起的骈文老体，是因为用他的如椽大笔，使老文体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成为了一个时期的行文体裁，才是饶体骈文所起“八缴风传”作用的真实评价。
      黎元洪手下的“湖北帮”里，有一位客籍潜江姓氏为万德尊（1873—1929）的亲信，与饶汉祥同事。佛家语有“圆融万德尊”一词，为“佛法圆满，足具万德，应予尊重”的意思；今用来作为姓氏，也是很有趣的了。更有趣的是，他由日本归国后在武昌娶的一位夫人薛氏留下的儿子，就是中国大剧作家，名话剧《雷雨》的作者曹寓。薛母因产褥热病故，曹寓由继母带大，恰巧的是，曹寓的继母薛泳南就是曹寓母亲的亲妹妹。曹寓小名万家宝，学名万添甲，1910年9月25日出生。从曹寓出生年月知，曹寓自幼稚始，止于童年，与本文主人饶汉祥就相处在一起，其故事且听下文。还有一位，则是大作家谢冰心。《冰心文集》中提及，有一段发生于童年而至老回忆起来仍使她“心潮澎湃的插曲”。这出“插曲”记载说，冰心看了饶汉祥“写得慷慨激昂”的武昌起义的檄文，心潮澎湃，急急寻出攒集多年的压岁钱十元银洋，署以“幼女谢婉莹君”的名字，送到杭州军营捐款劳军的故事。连这张冰心捐款劳军的《收条》，都一直被冰心珍藏在怀，几十年都不忍舍弃呢。从这一故事说明，一篇好文章能鼓动人心，其作用之大无法估量。
      李宗仁《回忆录》也记载：1912年4月，“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191—1917年，1922—1923年）。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李宗仁不但记得民国初年有饶汉祥其人，而且连饶汉祥行文中的“储贰”用词都“过目不忘”，可见其时饶汉祥的文字如同种子，也有飘浮根植到李宗仁的心田里的哩。
    《三字经》云：“性相近，习相染”。胡汉民说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这饶汉祥亦何尝不是如此。民国二年，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答谢袁世凯的贺电有句云：“元洪位备储贰”，无意间将民国的副总统写成了准备接袁世凯之位的“太子”（袁克定）之意。这是出手于饶汉祥才子的大笔呀！又第二年，饶汉祥为湖北民政长，每出“告示”也必曰：“汉祥，法家也。”意思说他是依法办事的“法家”。袁世凯身边有两大文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这两人促成了袁世凯和黎元洪的“结合”。章丙麟好谑，拾到了饶汉祥出语中的“储贰”、“法家”二词，又将“法家”歪解成“家在法国巴黎”，如是有戏谑饶汉祥“浑浑”的联语“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传之天下以助笑谈。这以太炎为号的章炳麟(1869--1936)何许人也？是来自浙江馀杭，称之为民初“国器”的大学者呢。有他与饶汉祥唱和戏谑，无形中更抬高了饶汉祥的名气和饶汉祥文字的身价。
      饶汉祥以不鸣则己一鸣惊人的才学和文笔，不期年就由一名不见经传的笔吏而登上了湖北省民政长要职，于是以饶汉祥出身为榜样营谋自己者也大有人在。有杜姓某人，动辄呈诗，其实只平庸辈，志在“钻营”而己。饶汉祥不胜其烦，于是以诗答酬其意。姜泣群：《朝野新潭•省长赋诗答僚属》云：“鄂省行政各机关，有人满之患。自饶汉祥莅任以来，以节流为主义，一切冗员，赓续裁减。逾是谋干愈艰之时，钻营者则愈众，而求进之技亦愈巧。二年十一月间竟有杜某某其人者，窥省长之惜才，爰呈诗以表志，意图提拔。奈人浮于事，位置为难。饶氏于十六日答以诗云：“广厦千万间，衣裘无万丈。惟有爱士志，方寸自来往。安得出肺肝，化作弥天网。雕鸠与鹏鸟，巨细皆收养。近将挂冠去，身与心俱爽。白云倘可悦，与子同游赏。”杜某人得之，不知此诗意含讥剌钻营，反而当作羽毛令箭广为炫耀自己，游说诸侯，竟而得售其奸。据说其人寿比饶汉祥长，仕途比饶汉祥还安稳哩。此则笑话，算不算也是为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呢？

七秩龄童

   饶汉祥章炳麟挺袁黎结合以定一尊

    武昌首义，可歌可泣；辛亥革命，并不成功。不然何以中山先生要“同志仍需努力”呢！
    革命的不成功处，并非指的是革命宗旨由原来的“驱除鞑虏”更新为“五族共和”；这一革命宗旨的更新，属于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国土完整统一，革命党人在在认识上的巨大进步。革命的不成功处，也不是因为清王朝仍然被保留着，清帝由被“打倒”对象，改为仍保留王室尊号的逊位方式，使革命之后的北京城里，还保留着一座京城之中的紫“京”城，象是罗马城中的梵帝冈的地位似的，而民国的总统，还得一年花400万两银子租用中南海三座殿堂办公；这样作的目的，当视之为更有利于化解民族宿仇，有利于民族大团结的一项重大举措。革命的不成功处，更不是在其时的北京城里，皇帝和总统，两个“太阳”同时“发光”，民国首都的大街上，还不时出现一顶顶绿泥大轿，抬着身穿王朝官服的王室官员招摇于市，美其名曰“跑祖宗”，民国要人呢，也得不时进入紫金城，向己“逊位”的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进行顶礼膜拜；这些看起不来不伦不类，滑天下大稽，也只是一时的怪现象、西洋镜而己。说句时髦话：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国初期啊！那么，革命不成功又的何处呢？据那时的革命者看来，希骥帝制大有人在，复辟、割据、分裂的危险时时存在，民主实现还遥遥无期，这才是“同志仍须努力”解决的现实。至于民主与专政这一对矛盾的关系究竟如何，还只在探险索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民民主专政”六个大字，那更是几十年之后才提上国是日程的议题。民国初年，光只从思想认识上说，知识分子群里，热心帝制的，就大有人在。比如音韵学家劳乃宣，就以“孤臣”自命，翻译过《天演论》的学者严复，还是鼓吹实行帝制的御用成员，研究甲骨卓有成效的考古学家王国维，更还在宫中供职哩；思想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差远着哩。
    号称“民国弥衡”的章太炎，坐过牢，文名也满天下，是有名的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也是有名的“国骂”。因为他见了什么都要骂，只有黎元洪是他惟一的歌颂者。1912年7月24日(六月十一，中伏第二天)，章太炎到武汉与黎元洪见了一面，回到北京，即在《新纪元报》上发表文章，对黎元洪推崇备至，有：“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章炳麟既对袁世凯寄以“中国华盛顿”的厚望，又对黎元洪推祟备至，就是希望经过正副二总统的亲密合作，再造成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来。饶汉祥虽然于思想还未拐过弯来，他以为国体如何，无关宏旨，要紧的是中央集权，政令畅通，团结奋斗，国家强盛；所以他两人虽然还不同道，但是同途同梦，只在方法上有区别而己。这就是两个文人，同时促进袁黎结合的根本原因。而于黎元洪言，虽然出身王朝旧吏，一但被抬了出来为民国首义首脑，义无反顾；经过两年的“改造”，世界观己有了根本转变。他寄厚望于袁世凯的，就是袁世凯不违背诺言，尊重《约法》，严明共和国体，就可以合作共事。这是黎元洪“亲袁”的根本目的。天下讻讻，至今各种“留言”都有，比如说黎元洪是袁世凯的“跟屁虫”之类，窃以为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没有用历史唯物论观点所致。又比如，张炳麟以“巴黎人”对“克定位”，以谑笑饶汉祥，用的是以名词对名词法。若望文生义，以“巴黎人”为“饶汉祥是巴结黎元洪的人”笑之也无妨；如作切解，恐怕张太炎先生闻之，也会遭骂：“犊！风，牛马不相及也”。
     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长的上身长，下身短，站起身来固然个头不高。可坐下看，仪容丰满，大头大脑，很显的庄重威严。据说端上一大海碗的面条，他也只须三两箸就下的了嘴的，可谓是“大人大量”了。袁世凯的军师名徐世昌，与袁世凯自小一处长大，的确的是“总角之交”；徐世昌1882年就是乡试第145名举人，1886年以进士入翰林院，直做到加太保衔的体仁阁大学士兼内阁总理之职。袁世凯当了总统，进出公文都得批“太保阅”三字，以尊其威望，私下里也以“大哥”相称，以表示亲密。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莫不与徐世昌军师合计，而这位军师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复辟清王朝的念头，直到袁世凯竟要由自己做皇帝，才持起坚决不从的态度，那是后面还会提起说的故事。
      公元1913年10月，袁世凯只用了三步棋，就将大总统头上的“临时”俩字去掉：第一步，先期更换南方八个大省的都督，巩固了北洋军阀对南方的统治，算是准备工作充分；第二步，利用“民主”选正副总统，方法是不选出总统开会的不散会也不准吃饭。这法儿管用，连黎元洪也托袁世凯之“福”，众人在有了挨饿的教训后，将只有“小小清军协统”（李宗仁语）资格的湖北省都督，比起袁世凯的两选才勉强通过还快，只一发中选，成了民国第一任副总统，也算是差强人意。第三步则是四次电请黎副总统进京视事，以定格大局。岂不知，这一步刚迈出步，就卡壳了，连邀请黎副总统进京参加10月10日的就职“大典”，也被黎元洪回电拒绝。
      正副总统“选出”两个月了，这第三步棋仍然没走完。为了副总统黎元洪进京视事，袁世凯除自己直接电邀外，还拉拢动员黎元洪身边的不少人为他作说客。袁世凯知黎元洪对饶汉祥言听计从，袁世凯工作的重点便是极力拉拢饶汉祥去说服黎元洪。黎元洪除为了抬高些自己的身价，对于究竟该不该放弃武昌三足之势，会不会因一步不慎，变成人家袁世凯的阶下囚徒？也心怀犹豫；这是他再三推阻，迟迟不行的原因。饶汉祥对于黎元洪的耽忧，作了明确的分析，说：
     “主公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武昌造副总统府，也于理不合。明知深山有老虎，打虎得向虎山行啊！”
     “苾僧想己考虑周全。经过再四电摧，再不动身，也无法面对国人殷望。为造大声势，不若再来个两全之计如何？”
     “主公的两全之法，据小弟揣度，是由主公任小弟为全权代表，以副总统代表名义先期伴总统驻北京视事。不过，袁项城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不说，连小弟也会背上‘卖主求荣’的骂名！”
     “骂由人骂，历史自有公论。天下讻讻，人们的骂声，正好掩饰我俩腹内机心。戏还得如此演：我俩失和，由为兄语带讽刺，逼你代表愚兄再走京城。让袁项城真以我黎元洪的小盘算是：黎某人既想当副总统，又不舍得离开武昌地盘。只是这样一来，就委曲苾僧你了！”
     “如此也好。袁项城以副总统高位，目的就是换主公“新三国”割据的地盘，势在必得；为了全国统一局势形成，以定一尊于总统，也是大势所趋。那袁项城几趟软办法不成，怕会行劫持兄长之计，请兄长早为之准备，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三国割据，非黎某所愿，几度电摧不走，也无非是多敲几下子开张锣鼓，邀邀人气。黎某人泥菩萨的名声，早就出名，既以我黎某人“胆小怕事”，就“怕”到底。项城派人来抬，正好移船就岸，让他们来抬好了。这以下的戏，还得由苾僧你来唱花旦，为兄听贤弟摆布，只扮青衣好了。”
      饶汉祥与黎元洪商量好之后，如计再到北京，照黎元洪的葫芦向袁世凯划了一番瓢。袁世凯自认定黎饶两人的心结未除，并不揭穿，只一个劲地请饶汉祥转回武昌，再次请其转告，表达出袁总统邀请黎副元洪赴京视事的盛意，仍然说着请黎副总统亲要到京的软话。袁世凯一边说着“软”话，却己暗中布就了“霸王硬上弓”的办法。
      1913年12月8日，段祺瑞带着另一位北洋将领陈宦莅鄂，“专程”请黎元洪肃驾入京。这陈宦（1870—1939）湖北安陆人，时任参谋本部次长,是一位拥袁称帝的积极分子。这次他动身来武昌自然也是逼黎动身，不过，其名义则是以参谋本部次长，专程迎接黎元洪所兼“参谋总长”就任到职，以此名义，使外人也无话可说。
      黎元洪见来的人中有湖北老乡陈宦，而且段祺瑞又说是要同车同伴，也装出稍减戒心的样子，在万难推迟的情势下，临时决定以黄陂老乡、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行都督职，还作好了事毕即归的布署，在段祺瑞的催促下，即于12月9日晚带着饶汉祥等随行人员十多人，登上了北去的专列。
      段祺瑞陪着黎元洪上了专列后，虽只略作安顿，还玩了个大大的“花招”。待车也动身之际，他表示“失陪”，装着似乎是要回专列的另一车厢休息的样子，与黎殷殷告别。第二天早晨车抵保定，黎元洪从睡梦中醒转，睁目见到的是袁世凯的两员特使，一文一武专程前来恭迎。抵达北京车站时，既有军乐队，仪仗队，和拱卫军一营人的列队，又受到总统府军事处总长、次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全体国务员及各部的八名部员到车站的隆重仪式，其规格极为隆重。黎胡子检阅时，还登上的是袁总统一辆金漆朱轮专用马车，威风凛凛。见此场面，本来就是新姑娘上轿，头一回哩，也真个喜出望外，满面生风，似乎完全忘记还有段祺瑞是否同行这挡子事。
      12月10日，也就是黎元洪抵京的同一天，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总统令下达。说是要与黎元洪“陪同”上京的段祺瑞呢？他则按先就安排好的计划，当火车要离未离站台的时刻，溜下了火车，并未与黎元洪同行北上。当黎元洪还在北上的路途时，段祺瑞凭一双空手，一举就夺下了黎“三国”之一的“蜀都”武昌；这“新三国”的局面，似乎只一举便被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举“瓦解冰释”无余，也似乎再无余戏可唱了呢。
      黎元洪放弃武昌，北上就职，本就是计中套计，将计就计之举。段祺瑞在武昌为袁世凯所作的表演，还真有点《三国演义》里《蒋干过江》的味道，以为是他用了“妙计”将黎元洪骗离了武昌，其实饶、黎两人心知肚明。这可由他们临动身这天（12月9日），由饶汉祥先就拟好了的两封电报作证明。今录饶汉祥12月9日急就《黎元洪上袁总统并各机关电》，原文如下：
     “元洪忝厕戎行，材薄任重，属沧海横流之会，当中原板荡之秋。溯自阳夏媾和，及平赣宁肇变，荆山欲崩，汉水几沸。幸赖我大总统当机斡运，先事绸缪，奠民国于无疆，投元凶于有昊。元洪得依余荫，幸保虚声，未尝不啜茗怀波，茹禾念露，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颜色未亲，而神魂久向。只以周旋鞭弭，鞅掌军书，亲从汜水之师，致后涂山之会，盲骑莫适，瞽笑为劳，天命更新，楚氛幸靖。风前退鷁，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谨于本月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 ”
      饶电行文中虽然废话连编，在当时本也是公文八股决不可少。其中我黎元洪“风前退鷁，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和“谨于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数语，却是画龙点睛：是本副总统京城上任，是本副总统主动去和袁大总统的合作，你段歪鼻子（黎元洪语）可得将我管得好好的湖北一省的旧摊子，先代本副总统管好了，这可是向全省通告周知者！而黎元洪称颂于袁大总统的，是以“奠民国于无疆”为条件的，也公告周知了。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凭着小小的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功业上有如此的成就，就是在“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上下了一番未为人知的功夫的成功。此段插曲，知情者极少，故时人评此事，均以黎元洪“上了当”论之，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武汉的老乡们则用武汉话表达了对老乡饶汉祥与陈宦的不满，说：“饶汉祥、陈宦俩老几，把个黎胡子卖了两百万，你家！”

七秩龄童

      黎饶同德反袁世凯称帝
       以袁世凯比如三国曹操，无疑是比低了。曹操名为“汉贼”，其实并未以曹代汉；袁世凯则是民国名实相符的首任大总统。以黎元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无疑也不雷同。刘备以汉室血统作号召，以取代曹操为目的，留下的只是以阿斗为人质而有“乐不思蜀”的历史笑柄；黎元洪则一不具高贵血统，二无三分鼎立天下的野心，却在袁世凯自毙于多行不义、众叛亲离时，由时势造就，二度戴上总统桂冠，作出了一番功业。从袁世凯而言，视黎元洪如掌中玩物，如桌上傀儡，如政治俘虏，对黎元洪连“天下英雄唯袁与黎耳”的警惕都谈不上，却败在黎元洪蹈光养晦手下，这真正是袁世凯氏的悲哀。
     公元1913年12月11日上午，黎元洪从专列上下来，戎装佩剑，检阅了车站上的仪仗队后，就被引上袁世凯所乘的一辆金漆朱轮马车，被直接送总统府拜觐袁大总统，而袁大总统接见黎副总统的场面，如同极尊贵长辈接见极可敬少年的一般,使黎元洪当面没有多话的余地，只唯唯是是；从袁总统处拜毕归来，饶汉祥即以黎副总统名义，代笔上《书》谓：“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摩措，诚服无涯”等语，极见其对袁世凯的礼遇，感恩载德。
     实话实说：黎元洪进京后，从职务说，除副总统外，还兼带着“总参谋长”职，算是平步青云；从待遇说，由在武昌时月银元二十（章太炎语！），突然升为月薪银元三万，有天地悬殊；从生活说，黎初抵北京时，几乎顿顿饭都由袁世凯召来同桌共食；从衣着说，黎元洪平时只有粗大布用土法染色料子的西装，袁世凯见其寒酸，便肯从身上脱下价值7500银元的皮大氅相赠，做到了解衣推食的地步；从住处安排说，当天下午说被送到距袁世凯住处不到两百步的，一处称为“小蓬莱”的官邸，并以小蓬莱岛上的“景星殿”为副总统办公处，以“庆云殿”为客厅，虽不豪华，也具气度的了。为了极力笼络黎心，袁世凯还以其第九子袁克玖与黎的次女黎绍芳结成秦晋之好。有了这层关系，袁世凯连称呼上都改口以“姻愚弟”自称，而以“亲家”称黎元洪，可谓亲密无间，打消了一些进京前多余的顾虑。
     黎元洪正妻，是九岁时由父母包办的吴敬君。随在黎元洪身连的则是一红颜知己，具有侍妾身分的危文绣。危文绣本名危红玉，武昌起义前，跟定黎元洪后，对外即以“黎本危”为自称。危红玉是一位传奇女性，也有很长的传奇故事可说，本文从略。这儿只点两处，一是：黎元洪进京的第二天，袁世凯派专列将黎的家眷和黎夫人接到北京，所接来的就是这位如夫人黎本危；二是：黎本危是武昌人，爱吃武昌洪山产的红菜苔。袁世凯听说后，就如同杨玉环爱荔枝的掌故，特为派出“专列”为黎夫人运菜苔。听说还从武昌运了不少洪山的菜园土到北京，想为满足这位夫人就地试种，因气候不相宜而罢。于是，武汉洪山那紫碧如玉的特产红菜苔，更以危红玉的爱吃而扬名天下。
    如夫人黎本危住进“小蓬莱”，看到环境优美，甚是满意；发现连警卫到随从文秘，都是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旧人，也心安理得。但天下讻讻，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嘴多舌着呢。好事者从黎元洪的住处发现说闲话的题目了：黎胡子关的地方就是老佛爷关光绪皇上的瀛台。这瀛台呀，是四面环水的一处小岛，外边人进不去，黎胡子出不来，被袁世凯给幽禁了哩！这话儿自然也传进到黎夫人的耳中。一日，黎本危问黎元洪：
    “老爷啊，这小岛子，是不是老佛爷关过光绪皇上的瀛台？”
     黎元洪笑着说：
   “这小蓬莱原名正是瀛台！不过惜日王榭庭前燕，落入寻常百姓家，我等一介平民，得住此处，有何不好？何况袁总统己顾及此，将瀛台更名为小蓬莱了呢。”
   “外间闲话老爷可是听说了？”
   “听说了，多呢。文绣呵，来当副总统，就是闲差，苾僧说‘备位储贰’冒说错，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才是真功夫。”
   “这倒也是。只是从湖北来的一大帮子随从，都分配住在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与老爷来往却大不便。不如设法搬到东厂，与他们住到一处才是正理！”
   “能和弟兄们聚到一处，当然更好，没有名目，也不便提起这要求呀。”
   “有办法的！就以小蓬莱地低潮湿不宜妾身久住为名目，求求‘亲家爷’，想不会推却。”
   “好借口，好借口”。不过，对于要“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黎元洪来说，用这法儿哄住袁世凯，真的搬到北京东厂胡同（今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7号）的副总统府，那是两年之后的事，从提出要求到装潢修缮要得花工夫；而这时，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欲盖弥彰，袁黎间的“密月”早己成为了历史。
     袁世凯准备实行帝制，非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如是屡次派员动员，黎元洪表示反对。黎元洪向革命同志表态则更明确：“依据国情，以政令统一及安定民生为当务。袁总统如欲变更国体，违反约法，即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若如此，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余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不会因此灭亡”。
    1915年12月12日（十一月初六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12月15日第一道命令即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这道册封令谓：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 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盘名茂典，王其敬承。”
     百官恳其就封。黎答云：“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仍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讲完后转身就回居室，百官只好默然离去。袁不甘心，于新年时向黎元洪送礼，署以“赏武义亲王”字样，黎见了这几个字，笑着说：“礼物送错了地方，这处是黎副总统家”，将原礼打回；逼的袁世凯只好改用“姻愚弟致亲家翁”再送。袁世凯当皇帝，众叛亲离。首先就遭到北洋军阀实力派，称之为“袁世凯第二”的段祺瑞的反对。段祺瑞只在湖北呆了约两个月，就回到了北京，时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向军师徐世昌还“请教”过，说：“外间劝进事，大哥知道么？”徐世昌答曰：“我不知此事”。袁世凯称帝期间，徐世昌不再上朝不说，还在房门口卦一块“谈风月馆”的牌子进行抵制。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开国大总统野心刚刚露头，就成了过街老鼠，在全国一片喊打声中，夭寿正寝。
      在黎元洪身边的人，也分成两派。反对拥袁就封的代表人物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潜若），籍湖北蒲圻（今赤壁市）)说：“袁固枭雄，但决不敢冒天下大不韪危害副总统，因副总统有《约法》名义，系中外观瞻。且事变前途变数尚多，容有转危为安之日”。有顷又说：“万一的万一，即副总统不幸遇险，副总统也能以与共和相始终，亦足名垂千古。”
      黎元洪这时本来也是“大隐于市”，自量安全不是问题，倒是却为饶汉祥的安全操心。饶汉祥虽与黎元洪同心同德，对袁世凯手段也看清楚了，思想认识转变还是比张国淦要慢一拍，说法上也比较婉转。饶汉祥言：“就总统与皇帝两者名义而言，主公对于“武义亲王”之封，自不能接受；而就主公安全上着想，又不能不暂时迁就。似不妨容忍一时，再行从长计议。”
      黎元洪转身朝饶汉祥说：“苾僧贤弟不必为我耽心，我在京城挺着，谅袁项城其奈我何！万一的万一，机会奇少，不必多虑。”停有顷，又说：“倒是你我同进退，我不能不为你安全留预着。如今两方面的人矛头看似朝着黎某我，但实际是朝着苾僧贤弟。从我来京的人中，因跟随我坐了几年冷板凳，认为黎某人因苾僧之言而成行，有人不敢奈何于黎某，早就将不满指向了苾僧贤弟。又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人，今看到黎某固执不从其封，也以为是苾僧的反戈所致，黎某人也耽心，会有人将矛头指向苾僧贤弟！与其让贤弟坐在风箱中两端受气，不如请贤弟离我暂避，以预防不必要的危险！”
    “士为知己者用，苾僧不避水火，即或有死，苾僧正冠赴义！”饶汉祥挺正了身子，说。
    “屁话！你死了，再要用你，哪处子找饶苾僧二世？你先回武穴隐晦些时，到局势明朗，电召你来就是。”
    “那听大哥安排。正好荆内美婳想回乡省亲，小弟就陪她作南方之游，也好让大哥省心。”饶汉祥终于说。
     在黎元洪的周全安排下，饶汉祥于袁世凯正式称帝前，夫妇俩口子预先离开北京，回避到家乡武穴“躲”了起来。

七秩龄童

北洋续二局仨军师纵横捭阖
        公元1916年6月6日（五月初六，端阳节次日）一代领袖人物袁世凯去世。关于他的是非功过，自值得一说，但因不是本文主题，只好从略。袁世凯临逝世前，曾宣布撤消帝制，还从“谈风月馆”里将大军师徐世昌请出来支持危局；徐世昌不支持袁世凯当皇帝，却爽快地答应仍作袁世凯总统的国务卿，也算是到了最终时刻，为袁世凯要当帝王的梦想划上了句号。袁世凯是气死的，一气自己晚节不守；二气儿子袁克定假造舆论，防碍了他的正确判断；三气制造“君主制”符合中国国情的一帮子人的捧他上台。幸好他不是死在帝王位上，算是减轻了他一分罪责。袁世凯既死，黎元洪合法上台，徐世昌则以元老身分去职，退居幕后。黎元洪一上抬，马上想起了既是自己臂膀，又是心腹好友的饶汉祥，令其从武穴老家速回北京。
    北洋实力派被推到前台来的是由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段祺瑞，以陆军总长入阁任内阁总理。为段总理当秘书长的，则又是一位与“主公”段祺瑞有“忘年之交”的，世称“小徐子”的徐树铮（1880-1925）。徐树铮，今安徽萧县南醴泉村人，比本书主人饶汉祥大三岁。此人三岁识字，七岁会写文章，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以乡试第一名补为禀生。少年时，他佩服林则徐的人品功业，便将“林则徐”名字倒着念，为自己取名为“徐则林”。这名字看似戏谑，却含着效法其人品的深意。徐树铮二十岁时，束冠远游，到济南投效新军。本来他是想投奔袁世凯的，不巧袁世凯的娘老子死了，没赶着机会。住在一家小客店的小徐子正自傍徨无主时，意外地被到客店会友的段祺瑞发现，交谈之下，相见恨晚。这时段祺瑞 35 岁，己是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武备学堂总办；他竟不顾年龄和地位相差悬殊，与“小徐子”徐树铮结为忘年交。徐树铮从此随段祺瑞进退浮沉，后来也做到与“大徐子”徐世昌同样的上将地位。
    徐树铮比饶汉祥大三岁。两人文章功底相当，家庭出身相仿。现在一个是段家总理的秘书长，一个因为资历较浅，还只是黎家总统的副秘书长，有了两支笔杆子了。还加上真有诸葛亮名气和地位的军师爷徐世昌，共是三人。有了这仨政治高手在各派势力间纵横捭阖，北京城北洋政府政治舞台上的第二出戏，果然又热闹非凡起来。北洋政府由所谓的“院府之争”，到1917年7月1日（五月十三日）酿成的“甲辰日”张勋扶宣统复位的大事，就是此出戏中的一大折子戏。
    原来，黎元洪和段祺瑞都靠着反对袁世凯称帝有功，黎元洪有南方革命派支持，段祺瑞有北洋势力的家底作后盾，才双双上任的。这时如果南北同心，两人共德，自然是国家幸甚。事实是段总理握着实力，虽然反对袁世凯称帝，却仿效的是袁世凯弄权，并有并吞天下的野心。于是一个总统府，一个国务院，竟由小事不协调，相互起摩擦，最终发展到双方视同“敌国”的地步。
    “这段歪鼻子与小徐子沆薤一气，欺我太甚。殊不知本大总统是挤也不走的！”黎元洪一日对饶汉祥说。段祺瑞鼻子有点儿歪，徐树铮身材五短，黎以“歪鼻子”称段，是贬义，但以“小徐子”称徐树铮，倒是中性词。黎元洪内心恨徐树铮，但并不轻视他。
   “主座何必动气！依小弟看来，任他总理横蛮，也在总统麾下；北洋系里，门派林立，段祺瑞也不能一手遮天；更何况，国务院里，半非老段之人。总统能任总理，也能免总理！”饶汉祥参赞道。
    “免？”黎元洪从来只作被动应付，从来没想到过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暴听饶汉祥一个“免”字出口，未免有些惊诧不己。
    “免！”饶汉祥果断地肯定说。
    “依贤弟看，何人可替？”黎元洪于唯否中，无形己肯定了饶汉祥的意见。
    “小弟在天津，曾与一人相过从。”
    “谁？”
    “李经羲。”
    “李经羲？”黎问毕踱出几步。黎元洪是一向相信老官僚的。这李经羲是合肥李鸿章的侄儿，做过云贵总督，又任过袁世凯政治议会的议长，不但有淮系老辈子的家底，还有压得住北洋系军阀的资历。黎元洪想着想着，一拍大腿，笑着说：
    “贤弟出此奇策，果然不错。好个李经羲，就让他来制裁这段家的歪鼻子好了。”
     1917年5月23日（四月初三乙丑日）黎元洪亲自动笔下了道免除段祺瑞总理职务的命令。这一着令段祺瑞吃惊不小。不过段氏也不是平庸之辈，加上有徐树铮为之出主意，两人共同策划之后，就动身到天津住将下来，不但抗命不受，还动员各省与中央脱离关系，意图将黎菩萨孤立起来。黎元洪也坚持到底，迳自派人到天津请李经羲入京城就职。
    李经羲热衷名利，商量时一拍即合，且不带任何附带条件，慨然以收拾时局的揆阁自任。北京方面干等了六天，却不见人影。饶汉祥以为李经羲也要摆摆架子，商量着请秘书长夏寿康去天津肃架。夏寿康（1872—1923），武汉武湖边上的仓子埠人，是前清末届的科举进士出身，比饶汉祥资历老多了。且一向为人正直，不喜交游，其时虽当了黎元洪的秘书长，却自认短于交际才干，倒还乐意受副秘书长饶汉祥的指挥派遣。5月29日（四月初九日）夏寿康到了天津，面见李经羲，李却提出：要派兵保驾，才肯动身。李提出的保驾的人为张勋。
    这李经羲为什么变卦了呢，原来这六天期间，李经羲己受到了小徐子徐树铮的利用。
    段祺瑞正自为黎元洪接受饶汉祥的提议李经羲接总理的事气恼着时，徐树铮却喜形于色地对段祺瑞说：
   “张勋是个复辟狂！小弟己先派人去安徽策动张勋的左右下人，鼓动张勋乘机复辟清王朝；一但撮得莽张勋将黎菩萨赶下了台，再来个“上楼抽梯”之法，与张勋算账。小弟也暗地派人向李经羲献了计，让他提出要由张勋护驾，才有安全保障。小弟谅李经羲会如此办理。这两步棋，小弟亲自不便，是派手下有暗中进行的。”
   “啊，将张勋作打手出面搅局，好计！还有什么需要贤弟亲自出面的呢？”段祺瑞感兴趣地问道。
   “估计张勋会先到天津请徐世昌老师，小弟得先向徐老师许个愿，以阻其行。这事非亲自登门造访不行。”
   “是是，这事不可大意，得劳贤弟贵步，亲到徐老府上一行。”
    徐树铮想引张勋出来作打手，张勋则想来次清帝复辟；可惜这阴谋未被黎元洪和饶汉祥及时识破。6月1日（四月十二日）由饶汉祥代黎元洪下达了调张勋进京护驾令。令曰：
   “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令速来京，匡济时艰，以挽大局。”
    张勋何许人也？原来是徐世昌小站时的一个营长。其人虎头虎脑，直爽无谋。徐世昌喜其头脑简单，可以为人卖命，即收为门徒。他听说段祺瑞在天津抗命，便组织了个督军团，还公推由徐世昌为陆海大元帅，要与黎元洪算账的。今闻黎元洪来了“调令”，不胜喜欢。好个张勋，他也粗中有细：先不动兵，却只身先到天津，探听政局风向，然后再确定行动。到了天津，即即如急令，就寻着见徐世昌讨教。徐世昌知道张勋不谙世事，一味莽撞，大为着急，便教他说：
   “到了北京，调停黎总统与段总理的矛盾，尽管放手去办，……。”
    “是是，老师教小的的，小的一律照办就是！”张勋抢着说，说毕火急火燎，就想告辞。徐世昌现张勋那神态，还只说了半句，就来抢话头，也只好让他打断话头，等张勋把话抢着说完，猛见张勋起身要走，便立即用手势止住，才接着说：
    “……，唯宣统复辟一事，此时万不可行，慎记，慎记！”
    “学生记住了，唯宣统帝复辟一事，迟了晚了都不行！”他此时一心在复辟上，连徐世昌的话听都没听清楚明白，也不及省悟其所以然，便带了一批“辫子兵”，于6月14日开进了北京城。
    在天津的徐世昌眼见张勋不听劝谕，带着兵闯进了北京城，又闻知段祺瑞己破坏了北京的电话线，还己兵陈北京京郊，即将要讨张驱黎，赶紧写信派人专送北京交张勋，劝其“慎郑从事，切勿草率”；后又写信给段祺瑞，说张勋“行为鲁莽，己为国人所不惊，然出于愚忠，其心可悯”，请段祺瑞待张要从宽处理，不为己甚，云云。大徐的这些话，到了此时，也只是在张勋和段祺瑞的耳边吹吹冷风罢了。后事如何，请同下文分解。

七秩龄童

              张绍轩行复辟饶汉祥信圆光  
       这张勋带着一帮子“辫子”兵进了北京城后，只见他身着纱袍褂，头上缠着一条菜花蛇似的花白色辫子，先报到的不是民国的总统府，而是一头裁到紫金城里的毓庆宫，朝着一位年纪刚刚才十二岁的娃娃磕起头来：
“臣张勋跪请圣安！”
   在紫金城里过了六年“清闲”生活的大清皇室，被这突然从天而降的“勤王军”弄的惊喜欲狂了。过了半个月，也就是1917年7月1日，张勋宣称皇上复位。这天，北京城除了一座孤零零的总统府，象是“外国”驻在的“公使馆”之外，满北京城里都是“蟒袍玉带顶子轿”跑的飞冲，又成了清皇朝的天下；“复位”了的宣统皇帝一连下了九道《上谕》，第一道“上谕”便是他的《即位诏》；第二道便是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的《圣旨》。
    这道《圣旨》，由谁送达给总统府里的黎总统 呢？用谁谁都不合适。这时，溥仪的老师，当时正像武训似的，由个人出面四处化缘募资为光绪修陵墓植树的一位“孤忠”，名为梁鼎芬（1859—1919）的人，以为他在湖北与黎元洪有过共事的经历，于是自告“奋勇”，主动接受“任务”，将“圣旨”携着，送达到黎元洪的总统府来。总统府里的饶汉祥，早知这位廿二岁点翰林，廿五岁被慈禧“下放锻炼”了十七年之后，有幸被张之洞提拔使用，再成大清栋梁的梁鼎芬前辈的趣事很多，连被他打了屁股的张太炎也畏他三分，便十分尊敬地接着他，还亲自安排了梁、黎两人的坐位茶水，之后，才听梁鼎芬开言说：
   “这些年办共和，办的民不聊生。定武将军张绍轩为民请命，奏请皇上复位，真是天人与归！请黎公跪接圣旨。”
   “现在是民国，这里是总统府；我嘛，是民国大总统，哪有跪接皇上‘圣旨’的这一条名目？皇上有什么话，倒是请梁兄说说听听。”
   “那好，圣旨由老夫开读，请黎公肃耳恭听。皇上与黎公下的圣旨如下：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一等公，以彰殊典。这个嘛，……。” 梁鼎芬的意思是说，给了你一个“一等公”的爵位，那么，你得“奉还国政”，既然奉还了“国政”，自然就得退出现在住的居仁堂总统府来。讵料索要的一方说出的话还带着羞羞答答，而黎元洪回答的却是干干脆脆：
   “我是民国的大总统，理当所然地要住在民国的总统府里，况且还由国库年出租金400万两银了啦；至于国政更无可奉还。”一句话将梁鼎芬塞个严实，没有回嘴的余地。梁鼎芬见黎元洪反脸就不认人，连朋友面子也不顾，只好悻悻离去。
    黎元洪手下有位幕僚名屈映光（1881-1973），字文六，浙江临海人。任过北洋政府的浙江省民政长、山东都督、省长等职。北伐战争后遁入空门，宏传西藏密法，后来是台湾藏传密教的奠基人。屈映光出家前，就是佛教密宗诸士的身分，还学会一些法术；法术之一便是“圆光”。
    “圆光”一词，本是指佛陀头上的“佛光”，佛光体现出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百亿三千虚空世界。法术“圆光”，则是在墙上贴一张约如24英寸萤屏大小的白纸；施法者先点亮一支蜡烛，焚好一炉檀香，再从《炉香赞》：“炉香乍爇，法界蒙薰，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金身。”默诵起，依程序诵完约七篇咒语，也就是“作法”之后，这张贴在墙上的白纸，就成了可以显出文字和图形的“屏幕”了；但这屏幕显出的内容，却只能由童男童女，并经过施法人的暗示诱导之下才能看得见。只有由小孩子看，有所谓童贞可通神灵者的意思，实际是小孩子便于愚弄；大人则说是“火焰”高了，看不见；实则只有一张白纸，光由几句咒语“作法”，如何就能变成如同电视的屏幕，并无可看的呢。如果用“圆光”就真的可以将一张白纸变成屏幕，也不必再发明什么电视通信的了。不过也对此扯两句野话：一是，施法者所念的咒文，比如《炉香赞》吧，共只29个字，是佛经起篇的经文之一；这 29个字念起来，真是摄、常、法足具，可令人百念常新，体现出佛教文学的无限媚力。二是，“圆光”法术不是科学；但设计这种“圆光法术”科目的人，却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智者。我们不是说要破除迷信吗，真要破除“圆光”一类高级迷信，就不是任一常人可以胜任的工作。好了，这儿只说“圆光”术，看“圆光”作法，自然是大人们的事，大人们是主脚，但大人们看“圆光”，实际是从施法者与童子的对白中理会其内容的。饶汉祥也奉佛，因此与屈映光是莫逆之交。
    说起“圆光”的事，不久前在屈映光在同僚间就露过一手，己在这群文人中有了名气。那次是饶汉祥请了一帮哥们夥里到家里吃饭。吃饭中间，眼见得总有人交头接耳，切切私语；吃到最后，大家又不放下筷子，似乎还等着一样菜肴上桌子哩。不一会，饶汉祥的夫人美婳果然亲自送上一盏子红辣椒淹的萝卜角来，惹得大家一齐举箸，而后哄堂大笑。饶汉祥先是对来客们的切切私语看在眼里，这时又见哄堂大笑，才忍不住问道：“先头是小弦切切，继而大弦漕漕，不知诸位所为何事？”
    这时屈映光才说：
   “本山人昨天就作了法，圆出今天苾僧兄请的是些什么客人，也圆出了今天苾僧兄和嫂夫人要上些什么子菜，来招待这群饕餮之徒。作法时，他们都在场的。刚才先是大家切切私语，就是验出今天桌上出的菜与昨天圆光时看到的一一对号，刚才大家的哄堂大笑，就是说，果然今天是以红辣椒淹萝卜角压台哩！”
   “哦，如今正该用此圆光妙法，卜示一番政局前景才是。”又一天，饶汉祥仍然兴致勃勃地说。
    这次预卜政局前景的圆光活动，配合的“神童”便是万德尊的儿子万添甲，就是后来将姓氏繁体的“萬”字拆成“ 艹 禺 ”作笔名的大作家曹禺了。关于那次圆光，曹禺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是顺嘴溜出来的，我讲得那么神气，是因为我从来还没有像在这次‘圆光’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使我成为一个中心人物。那时，我懂事不多，但客人来了，我有时也听到他们讲到时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看圆光时，人家问起我来，我就将他们的意见复述出来罢了。”通过一次“圆光”活动，使万添甲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中扮演了一次主角，演得还那么逼真，而且是一次十分自然的即兴表演。从这个角度说，曹禺的表演才能得到了一次展现的机会，也是他从事剧作一辈子，首次得到的实际演出的体验。
    圆光“法术”本无所谓灵验不灵验。若说法不灵验，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如果法术真有灵验呢，岂不成了科学道理？法术其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在于能通过作法人的巧妙暗示，通过童子说出来的语言，给人以灵感和启示，可能拓宽视界，从无奈中寻得解释，觅得生机。就这次“圆光”而言，万添甲无意中“溜”出说，看见黎伯伯带着人马进了一栋插着红粑粑旗的院子，这正是饶汉祥在事件中所预谋的退路，如今通过一名小孩子的嘴，活灵活现地说了出来，教人如何不信呢。
    圆光的第二天，黎元洪的日文秘书刘钟秀向饶汉祥报告说，已得到日本驻华使馆的同意，可以安排总统一行人避难；接着便安排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备好汽车，待到张勋的辫子兵拥入新华门，形势己十分紧迫时，才对黎元洪告急说：
   “辫子兵行将入府，大哥再不走就迟了！”
   “走，哪里去？”黎元洪也察觉着自己己成了一匹丧家之犬，懵然问道。
   “您如今死守居仁堂何益，不如洁身远引，徐观时变。去处己寻好了。”
   “那，走罢！”
    7月1日张勋宣称皇帝复辟的同时，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逆。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２日段师攻入北京，张勋逃进荷兰公使馆避难。7月１４日，段祺瑞重新执政，黎元洪通电下野，以冯国璋当上大总统，使这次走马灯似的斗争告一段落。

七秩龄童

            北洋新星“故武将”吴佩乎         

       公元1917年的复辟闹剧，以张勋辫子兵的失败、黎元洪总统的引咎去职，和南北战争的开衅告一段落。在张勋失败的同时，由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再造共和”后，马上分兵六路进犯西南；南方同时也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公推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组成了一支“护法大军”，树起了“护法大旗”。
    饶汉祥等一批人拥着黎元洪逃出京城后，在天津租界区预先准备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民国初年的天津，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有些像舞台后面的化装休息室，或者像木偶剧团里装木偶的箱笼。那些在北京城政治舞台上演够了的政府要员们，只要到了天津租界，就基本上不再动刀枪，像是退到了后台的演员，有说有笑；或是入了箱笼的木偶，互相间枕籍而卧，彼此相安。
    饶汉祥陪同着黎元洪在天津租界一住就是五年。这五年间，很有人想将饶汉祥从黎胡子处分了开来，或许以金钱，或许以省民政长官位；都遭到了饶汉祥的拒绝，因为饶汉祥始终要与黎胡子患难与共，同寓一处。五年间的平日里，也作诗、填词，或写点自励性质的文章打发时间。饶汉祥与其爱妻美婳俩人都会琴棋，或弹唱或对奕，于人情间倒也别具情趣。
    世势如棋局局新。同在这五年间，在北京任上的新总统冯国璋，不甘心做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傀儡，内部失和，分为以冯国璋为首领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段系要战，冯系与徐世昌主和。在主和的意见占了上风后，徐树铮一为了争取将徐世昌与皖系区分开来，二为了好想实现替“老师”徐世昌争得总统的诺言，经过努力，于1918年7月真的将徐世昌抬到了总统位上。被人抬上了总统位的徐世昌尽管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将自己区别于“北洋军阀”，但从直系的人看来，却视为“非法总统”。这几年，又有一位直系将军出人头地地雄伟大起来，这便是第三师师长吴佩乎。
    第三师是当年袁世凯的核心部队，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当过第三师的师长。袁世凯称帝时，第三师师长为曹锟。当时，也就是只在两年前的1915年，吴佩乎还只是曹锟手下的副官长一名，仅只是一名马弁头而己。吴佩乎是山东蓬莱人，自幼身体文弱，且早年就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成人。成年后曾中过第27名秀才，但因家境境贫穷，还受过当地豪绅翁钦生的“胯下之辱”，被迫逃到外地以为人写字、卜卦为生。二十四岁时（1898年）为生活所迫，秀才从军，在武卫前军补了个戈什哈。刚当上一名小兵两年，又碰上了八国联军一冲而溃，流浪到保定、天津。这年，吴佩乎好不容易地在天津混进巡警营里再当“戈什哈”。年纪都快三十岁的小兵一名，是谁也看不起的，却独被巡警营里的文案师爷郭绪栋看中，拜把子，称兄弟，还每逢礼拜六都接到家中打牙祭，大吃一顿。郭绪栋的妻子戈氏见了这姓吴的小弟弟都要调笑一番：
   “你大哥可夸你啦，说将来出将入相，咱当家的还得投靠仰仗着你哩！俺看你和俺娘儿们个样，怎能扛得动枪，上的了战场呢！”后来吴佩乎尊曹锟为老帅，自己称大帅虎踞洛阳时，戈氏和郭绪栋真的随在吴帅的帐下。这戈氏见着了她的手帕交们，总免不了要说起：
   “想起当年对大帅不恭敬的那些话，今天真不好见他呢！”
    吴佩乎受文案郭师爷看重，常在上司段芝贵面前替他说好话，受段芝贵另眼相看，经保送入了开平武备学堂。可是入了学校，因为身子过于文弱，上操时，连立正、稍息的姿势都站不好，开步走起来更不合操典，只好改学测量科。武备学堂肄业后，到了32岁时，才升为“副营级”的督队官。前面提到，吴佩乎成为第三师师长曹锟的“马弁头儿”，己是年满41岁的半老人了。
   “甘罗十二为臣相，子牙八十遇文王”，命运之神不论迟早，总有嘱意到吴佩乎身上来的时候。那年，饶汉祥的大同乡，湖北浠水人汤芗铭在湖南当督军，对吴的一次发言很赞赏，想挖人才墙脚，向曹锟师长“借调”这位马弁头儿，曹唯唯。曹回头想到的是：好你个汤屠夫会看相，难道我就不会用人？于是返身岳州就这升马弁头儿吴佩乎为第六旅旅长。1918年在湖南进行南北战争，七秩龄童的上两辈人其时正住在岳州，曾饱遭这次战祸的荼毒，而吴佩乎则一举闻名天下。吴佩乎这年44岁，算是有了他一生事业的头绪。
    皖系抬徐世昌为总统时，吴只称徐先生，不称他为总统。徐世昌当了三年半总统，正是吴佩乎势力迅速扩张时期。在奉系张作霖入关的帮助下，打败了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皖系，接着又转头打败了入了关的奉系。吴佩乎本不喜欢徐世昌，说他是“五朝一贯制”的坐收渔利之人。奉系兵败榆关，也把恶气出在徐世昌头上，通电揭发徐世昌纵横捭阖的内幕，说：“我张作霖与吴佩乎本情同兄弟，更非仇人；只因受徐世昌的命令，才兵戎相见。直到丧师失地，才知受其利用。自民国以来，屡次变乱，徐世昌都坐收了渔人之利！”徐世昌受两面夹攻，只好于1922年6月2日通电下台。宣布下台的电文末尾两句是：“既己艰辛之备尝，夫何权位之足恋！”徐总统下台后，也来到天津租界住将起来，过着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平淡生活。徐世昌1855年生，1939年逝世，享寿八十有四。在天津期间，日本军方坂垣和土肥原都多次动员他出来与日本“亲善”，均遭严辞拒绝，保持了应有的爱国气节，这是后话了。
    吴佩乎迫徐世昌下台后，当日就由曹锟和吴佩乎署名通电，请黎元洪总统复位，并派俩专员到天津劝驾。黎元洪赋闲五年有余，这时忽听得“徐总统走天津”，又接到电报请自己再粉墨登前台，于是请出军师饶汉祥来商量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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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把他老人家的老宅子整一下。

七秩龄童

发鱼电黎黄陂二度任总统                    
   
       饶汉祥夫妇俩口子在天津不觉间赋闲了五年。关于这一段时间，传统的故事是说饶汉祥学《大悲咒》，一日即会，以证明其强识。其实当时的文政武夫，放下笔刀学佛的人，不光要会诵《大悲咒》，还有许多经文读是要背诵的；不过，象《大悲咒》、《往生咒》等，必得经过师傅口传，否则光看文字，不说背，恐怕是念都念不下来，因为这类经文，用汉字只记其梵音，与汉字字义毫无关联；又，为佛经记音的文本多出在宋代以前，宋代以前汉字的语音属中古音，比如“南无”唐宋音读如“那母”，“般若”读如“拨尔”等，与今天汉字的字音相去甚远。这儿提起饶汉祥在天津学佛经，说明人到穷极，钻到古经文堆里咬文嚼字，如同后来有一时期，住进牛棚子的人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一样，也自求得一番乐趣而己，岂有它哉。
     “黎胡子听说要复出？他复出了，当轴处中，怕又少不了夫君烘云托月呢！”一天饶汉祥的夫人美婳笑着说。
     “如今军阀们仍在相互残杀不止，生灵荼毒，万里朱殷；黎胡子高节自守，避世离俗，怕不会再钻进去降志辱身的了。”饶汉祥大道理一套套地回答着说。
     “为妻只是问夫君你作何打算呢？”
     “我嘛，这几年功夫，你不是也看到了吗：虽然没做到八脉开通，也达到了三花聚顶的程度。如今正处在超欲界，断色念的关键点上，岂可以境杀心？”饶汉祥从小颠和尚也入过禅定的门，有了这五年空闲，更加谙习进步，连说起话来，都带着机锋呢。
     “啊哟哟，好个超这界那界的，只不能辟谷不食；不是黎胡子照应，怕是要超无为界，喝西北风哩！”
     “那我今去听听黎胡子打算，得劝则劝。至于衣食，则天无绝人之路。”如是连夜草诗一首，其中有句云：“顷怀拥戴时，恸哭挽骐馵。屏人上封事，先后积百楮。凡今横逆来，一一皆目睹。”
      骐馵（馵音主）引自《诗经•秦风》“驾我骐馵”。大概黎元洪骑过一匹左后脚白色的乘骑，故选用了这么个僻典。饶汉祥写了几句诗，正动步去会黎元洪呢，黎元洪己派人来请。
     “苾僧制文，闳中肆外，只可惜消极了些。君不见南方革命正炽，共和之势己成；道路多艰，多难兴邦，唯其可为，曷不为之？”
     “只是北洋掌权，无论谁出，都要拥军乱政。大哥进京，还不是傀儡一尊！”饶汉祥知道用他的小道理，套不住黎元洪的大道理，不过，实际险阻还是得先提出来。
     “君子岂能以小人讻讻也辍行？我们此去，也是刘锡禹的 ‘前度刘郎’ 今又入京。”
     “只是前次轻率地将权柄交给了别人，倒持泰阿，反受其害。今次不可不预，得了解曹老帅、吴大帅打的什么主意。”
     “这倒要注意！苾僧贤弟你拟个电文，算是顺持泰阿剑，且剌他一剌。”黎元洪下决心说。
     黎元洪与饶汉祥商定了入京对策，由饶汉祥拟电文。以黎元洪名义发出的电文，先是不答应。经再三恳请，饶汉祥连夜再草成一道电文，宏论了一番由于武人专政，匪聚为兵，兵散为匪，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是造成军阀混战、民生涂炭的祸根，申述“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论述军民分治的必要性；接着为了‘更新视听’，检讨 “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 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是当前吏治的祸源，要求先由各省自动废除巡阅使、督军，然后乃可入京就职。
     这封电报，就是历史上有名的1922年6月6日《鱼电》，共三千字，创民国电报篇幅之最。由于一封电报所带“冗余信息”太多，可说是废话连篇，曾遭到刚到北大任教，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正大声喊着写文章“不作无病呻吟”，“须言之有物”的胡适的调侃：“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塌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曹锟和吴佩乎接到电报，吴佩乎倒是有“儒将”风度，表示可以商量；曹锟则表示反对，但又别无善策，仍交其派到天津联络的吴应麟“加紧工作”。这吴疏麟会作交际，他分析黎元洪决心不下，关键在饶汉祥；于是一天三次，专拜饶汉祥，请饶汉祥匡助成事，还以拜把子称兄弟拉拢，直到饶汉祥答应“重新商量”，才作罢休。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在饶汉祥和一百多扈从的簇拥下，离天津入京。到丰台，受到萨镇冰的亲自迎接。黎元洪连呼“老师不敢当”！双双握手言欢。吴佩乎还单独到北京来，专程庆贺黎总统复职仪式。
     黎元洪进了北京城复了总统职位后，这次迳直任命饶汉祥为总统府秘书长。
   

七秩龄童

      饶苾僧践民治决心起《宪法》草稿     
      饶汉祥既定总统府秘书长位，便依黎元洪总统民治思想，着手制订《宪法》。饶汉住北海，特意在北海住处宴请各界人士，到会的多是各地议员，其中尤以主张共和的人士占多数。宴会上，饶汉祥代表黎总统表其心愿说：
“黄陂先生这次肯到北京复总统位，主要是实践民治决心。若朝布宪典，即夜归天津，是为促成《宪法》而来，亦为公布《宪法》为志；进退之间，别无它求。黄陂先生愿意与在座诸公，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黎元洪由前清官僚地位一变而成民国总统后，应该说，思想改造是比较彻底的。由饶汉祥代表其在议员宴会上所作发言看，其时己是一位旧民主主义者的水平，是毫无疑问的了。饶汉祥则通过接触原国民党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此期间，比如这年10月，呈请开复、追赠原辛亥革命老人的官职，表示饶汉祥思想认识上，也己向民主主义跨出了一大步子。但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转变也是痛苦的，中间多历反复。在饶汉祥的脑子里，民主思想是日渐浓厚了，但仍然像初断奶的孩子，能吃饭了，对奶汁仍然依恋，不给奶吃时，那怕是摸它一下也好的。
    这年冬天，正碰上住在紫金城里的宣统皇帝举行婚礼，同日一妃一后，要接两个老婆。对此，国民政府一次拨给了十万银元，期中两万算是“贺仪”。饶汉祥也为黎元洪准备了一笔厚礼：计礼物8件，联文一副。文曰：“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有这样一副对联作礼物，是够古雅的了！更“古雅”的故事还在后头呢。饶汉祥派去送贺礼的是总统府侍从武官荫昌，临行时，荫昌问饶汉祥：
    “秘书长叫职下跑腿，得教职下进宫见皇上的礼节？”
    “你表代民国总统府以对国外君主正式礼节朝贺就是了。”饶汉祥交待说。
    “下不下跪？”荫昌遇事要问明白。
    “代表民国，不兴下跪，鞠躬就行。”
    “还有职下个人，是正白旗人，皇上可是职下个人的主子呢？”
    “那你斟酌着办罢。”饶汉祥把不准了，回答句两可的话。
     果然，荫昌交了贺礼单，向宣统鞠躬礼毕之后，忽然宣布说：
    “刚才那是代表民国政府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宣统皇帝前又磕起头来。这是清政府下台己过十年之后的真故事。当然就礼品说，黎总统送的是很菲薄的，比起其他的人，比如徐世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徐世昌个人送的礼，除了龙凤地毯一床，名贵瓷器十八件外，光是现金就有银元两万元。
     黎元洪二次任总统一年间，还有一桩趣事：湖北一年多无省长。原来，吴佩乎一生命运多舛，得力于湖北浠水人汤芗铭在湖南当督军时的看中，才出了人头地。吴佩乎发迹后，要向汤芗铭报恩，力举由汤芗铭来主持鄂政。黎元洪和饶汉祥满以为让鄂人来治鄂，没的话说。那知这位汤某人在湖南政声极坏，湖南人曾向天下昭告汤芗铭有“十大罪恶”。这事己隔了七年，但在湖北人的心中，记忆犹新，今忽然听说由汤来主鄂政，一致坚决拒绝，竟使汤芗铭到不了职。于是当时湖北人中传出过一句口头禅，道是：湖北人当了总统却使湖北无省长！此事闹了一年多，直到黎元洪总统下台以后，以仓子埠肖家大垸出身的军阀肖耀南“兼署”的办法，才算解决。
    饶汉祥组织制宪，并未搞成。原因之一是议员内部意见不统一，成不了事；二是曹锟极力破坏。曹锟将黎元洪拥戴到总统位置上，只是方便自己通向总统宝座的桥梁，却并不想由黎元洪带头议员们订出一套“规矩”来约束他。黎元洪第二次复位为总统，一要看拥有重兵的远在洛阳的吴佩乎的好恶行事，二要看握有直、鲁、豫巡阅使实权的曹锟的眼色行事，所以黎元洪虽然有总统的名义，却无所事事。
    当时总统虽然无法实施总统的权职 ，但有一分不薄的薪俸：光是一年的零用钱就有一百多万银元，可以拿来办一些事业。就教育而言，黎元洪第一次在总统职上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任命令就是黎元洪于1916年12月，以“大总统”的名义下文的。此度上任大总统后，1922年9月，又将著名的教育家、湖北枝江人张继煦（1876-1955年）从安徽调到国立武昌高级师范出任校长，这都是黎元洪在总统职位上时的所为。1922年11月2日，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令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废癸卯学日本学制的旧式，宣布实行“六、三、三”英美式学制，即史称“壬戌学制”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式学制，从1922年宣布实施，一直延续至今九十周年，并无大的更变，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此期间，饶汉祥也曾受黎元洪之托，回到武汉来筹办过江汉大学；选好了校址，买好了地皮，还由黎元洪令其长女黎绍芬回国任为该大学女生部的负责人，后因战乱停止。其善后是由黎绍芬出面，将十万银元将其捐建了武汉大学体育馆。黎元洪还先后出资在汉创办了“湖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黄陂前川中学。兴学救国是饶汉祥年青时立的志向，他们于总统和秘书长职务上无可作为时，没有忘记教育，算是为国人带了一个好头。以后军阀学他们的样，都要攒些钱办学，比如湖南的鲁涤平在长沙办“民国大学”，徐源泉在仓埠办“正源中学”等，就是例子。

七秩龄童

       演《捉放曹》与曹锟逼宫驱黎
       北洋军阀称“大帅”的，前后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吴佩孚雄起后，也称“大帅”，于是曹锟改称 “老帅”，以示比大帅更高一等。自直系战胜奉系，吴佩乎只在保定发号施令，并不回到洛阳；到保定的请示工作的人，出口都是（吴）大帅，甚至不知还有（曹）老帅其人呢，这在曹锟听来，自然是觉得酸溜溜地，有些难受。黎元洪上台前 ，派金永炎到保定与吴佩乎在曹锟建筑的光园密谈，与曹锟连照面也不打就回到天津去了。黎元洪发表《鱼电》，曹锟事前一无所知，对此曾大为气忿。曹锟身边的人，如比兄弟还亲的曹锐，因为最为吴佩乎看不起，因而也最恨吴佩乎。这时机会到了，便乘机挑拨，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会爬在咱们的头上。常言道“部下虽亲，不如自己兄弟亲”，在曹锐等人的挑拨下，曹锟与吴佩乎之间，从战胜奉系后就出现了不睦。
    黎元洪复总统职后，多次电召曹锟到北京见面，曹锟都托词不肯前往，于是只有吴佩乎一人进京庆贺总统复职。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财政总长董康，交通总长高恩洪本来就是吴佩乎的人，遇事请示吴佩乎而不请示曹锟。曹锟于是对北京的人事安排，进而对吴佩乎都不满意起来。高恩洪是吴佩乎的蓬莱同乡，由电务生做到吴佩乎的电务处长。吴佩乎战胜奉系后初次到天津时，高恩洪到车站迎接，吴佩乎一时高兴，当面允许提拔他做交通总长而真的当上交通总长的。高恩洪上任伊始，为了表功，向吴佩乎密报说他的前任曹汝霖经手的一笔款项 2000 万银元没有底账，请示如何处理，吴佩乎令其呈请总统依法严办。曹锟对这样一件重大案件竟一无所知，后来还是在报上，看见了有一条逮捕曹汝霖的消息，寻着吴佩乎大发了一通脾气，逼得吴佩乎只好陪着苦笑，连说自己不是。
    曹锟布贩子出身，曾自比刘皇叔，而又无刘备的大志。不其然的是遇上了乱世，受袁世凯看中，是有名的“福将”，而后步步上升成了“大帅”而“老帅”，再往上升就得是“总统”了。曹锟朝思暮想要过“总统”瘾，筹划了一年多，到了1923年6月，觉得羽翼丰满，可以实施了，便有计划地开始了驱黎行动。第一步先要挟内阁总辞职，这一步很快达到了目的。第二步便是驱黎。6月7日，曹锟动员了一些直系军官冲进居仁堂，以索饷为名进行逼宫。这一着遭到了黎元洪的驳斥：“本总统概不负军饷直接责任，汝等当按级呈请申报！”6月8日，曹锟令部下雇用了一批市民，自称“公民团”，到天安门举行大会，申称“万人国民大会”，提出“黎元洪退位，让开贤路”大字横幅，要黎元洪下野。9日，曹锟动员北京警察罢岗，对总统府停电停水，叫你总统府里点洋蜡烛，打井水喝。6月10日，又有千多人将黎元洪的住院宅团团围住，高喊“黎元洪回天津”的口号。
   “人家曹操是挟天字令诸侯，咱们是动员百姓赶总统开路！”曹锟见此形势大好，喜悦地向同党们说。
   “黎总统下台，职下备着用车子送他，就只饶汉祥饶舌，是个难对会的脚色。”那原先派去接黎元洪来京城，还和饶汉祥拜过把子称兄弟的，新近当了交通总长的吴疏麟马上附和说。
   “饶汉祥怎么难对付了？”曹锟问。
   “三爷（下人称曹锟为三爷！）不知道，听说饶汉祥那小子竟然在戏园子点了唱《捉放曹》这曲戏呢，这不是明摆着要和三爷唱对台嘛！”
   “戏园子唱了？”
   “戏园子有钱收，自然唱了。不过挂的牌子叫《陈宫计》，或是《中牟县》的，是同样的意思。”
   “那不结了。谁要是挂牌子点名儿唱《捉放……》什么的，非去砸它园子不可！”曹锟自我解嘲地说，说毕发觉自己也差点将“曹”字脱口说出，便也笑了。
    正自议论着时，从外边又跑进个人来。这人也是曾被曹锟派到天津接过黎元洪的大驾，现任直隶总督的王承斌。只见他进得门来，连忙大步改作小步，趋近前来急切地报告说：
   “三爷，饶汉祥今日又为黎元洪草诏了两道命令！”
   “哪两道命令？”
   “这第一道令是要裁撤督军和巡阅使令；这第二道是《声讨政变操纵者之罪恶》电文，看来是要和三爷硬顶下去呢。”
   “叫雇来的那帮子人去揍姓饶以小子，看他还敢耍墨水儿不？唉，咱身边怎就没饶苾僧似的文人呢，尽你们似的一群…，去罢！”曹锟终于忍下了“草包”俩字儿，扬了扬手说。
   “三爷，依职下看，打不是办法，要从黎菩萨手上夺下印信是真，黎菩萨手上没了大总统印，还下个屁命令，是不是？”王承斌觉着自己不是“草包”，参谋着说。
   “好主意，就由你去截着他，只要大印，不要伤人！”
   “是，是！”王承斌果然在天津火车站截住了黎元洪了行人，当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大印，并正式通电辞去总统职务后，才允其行动自由。这是1923年6月14日发生于天津车站的事。
    曹锟是商人出身，在商言商。又过了四个月，曹锟用他理解的包戏园子的办法，与议员们言定，不管诸位的票投谁的门下，只要是来投了票，明码实价，我曹锟以足七钱三的纹银作酬谢，只要你们来参加了“选举”，将全场子500多票都罗了拢来就行。这法儿真有效，以平均每票2.29万银元的高价,使曹锟真成了人类社会首位“买选”的总统。七秩龄童心想，那曹锟有钱包场子请客，又并不限定你非卖我的账不可，花的钱并不比那西方选举民主多，还有东方特有的人情味儿，两者相较，曹锟似的“选举”，比西方更具“市场经济”多了哩。后人骂曹锟，曹锟到了泉下，至今也弄不明白：“我用钱明白买总统当，老老实实钱票两清，老夫我欠着谁啦，能错在哪里呢？”
（史料：1923年10月5日，正式选举，出席议员590人。曹锟花掉银元1350万元，得480票，当选为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