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千湖新记• 武山湖万年丰姿十记

七秩龄童

        三、武山湖是反秦农民起义大军的发祥圣地
      反秦起义英雄英布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包括其封“九江王”、“淮南王”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了，有司马迁巨著《史记》为英布专立《黥布传》，是司马迁“云蒸雾绕，妙笔生奇”所描绘的秦汉特殊性人物之一。
      鲜为人知的是：英布与项羽分道扬镳回到浔阳王府后，自名“武王”在武湖的武山寨隐居了三年。所以英布实有三个王号：九江王、淮南王和“武王”。因之，英布是创历史之最举世无双的具有“三冕之王”称号的反秦起义英雄人物。
      英布自名“武王”，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四年：“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大会垓下”，同书又说“汉王立武王黥布为淮南王”，说明刘邦也承认其自称“武王”的称呼。还有如《史纪•荆燕世家第二十一》提到“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其击项藉”，都说明英布史有“武王”的名号。
      英布反秦战争中，所率“楚军”，有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的英雄功勋，被项羽封为九江王，“都六”。英布出生于今英山“六”地，但起事于今武穴所在“六”地的武山寨，所以他所谓迁九江郡治于“六”，实则建王城和王府的位置都在今武穴武山湖畔。
      英布建王城和王府600年后仍伟然屹立，风貌如旧，有故迹遗存。文献见《晋书•志•第四》载：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汉九江王府黥布旧城”曾作为侨置的郡级政府官邸。这应属查实为历史文献的记载。
      英布王城和王府位置的历史考证：清道光进士何绍基于1871年所作《长江图说》提及：广济县城梅川镇“西南八十里又东为武山湖，湖滨有武山，旧有樊哙城，东西各有小城，相传为九江王英布宅。”这句话的读法应是：“湖滨有武山，（清康熙丁未（1667年）《广济县志》载）樊哙城旧址，但按史籍相传，是九江王英布的王城和王府”。
     以“英布王城遗址”名称，今仍存于武穴市武山湖边，为“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用名为“樊哙城遗址”，其理由是“刘邦命樊哙征讨九江王英布时所筑”，一语瘗没了一段英布在此由“江中为群盗”率兵起义反秦，并封王筑城建府在此的历史。据考古发掘，“王城”城基面识75000平方米。城墙高4米，底宽25至30米，顶宽10米，非临战可构筑完成的建物。即按逻辑推理，樊哙既在此有筑城以“征讨九江王英布”必要，则应另有与之对垒抗衡的“九江王城”才是？笔者循此寻觅了二十年，另一“英布王城”了无消息，始证实“英布王城”就是眼前的所谓“樊哙城”遗址，不过是暂时被“英冠樊戴”着而己。按典籍所记史实，英布“造反”时，由刘邦率兵前来“亲征”，而樊哙另有受命，正征陈豨定代国，“斩陈豨当城” （今河北蔚县）；并率兵攻打卢绾“使以相国击燕”，要既在北方哩，要他再出征到南方来，也不分身乏术么。至于樊哙以女儿名义另筑“女儿寨（城）”于武山湖畔的“连城山”处，系受吕后命令行事，只为便于监视英布王行止动静。英布以反叛“罪名”被“讨伐”害死，刘邦夫人吕雉是主使，樊哙是干将。后王城或为樊哙私夺，也只以“樊车城”名之，并未形成樊哙私产，故讫明弘治（1488-1506）《黄州府志》，仍载为：“九江王英布所筑”，并未废 “英布九江王城旧址”，或“英布武王城旧址”称谓。顺此，今名“樊哙城旧址”与史实不符，应实事求是，予以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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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武山湖畔汉文帝十六年初立寻阳县743年足迹
      大约4000年前，据《今本竹书记年》记载，夏代的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左传•哀公元年》也引伍员话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如是，有一支住在北方名为“斟寻”（或称之为“寻人”）的部族避难逃到长江来，在长江中游生存藩息了近三千个年头，他们过着“火耕水薅，稻饭羹鱼”的安谧生活，参加了长江流域文明的开发，创造了像“尺山文化遗址”般的长江文明，还参加了早期对铁矿石的冶炼。
      也在大约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因地势于武穴至安庆间的直线上于大江之北人工疏浚了一条“北江”，故《尚书•禹贡》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以表示长江中游水流紊杂多患的状态得以沏底改观，中原水利格局得以初步“笃定”的意思。
      到了周末秦汉之际，长江中游以北由于古彭蠡泽泽日逐退化，称之为浔阳九派了；所以郭璞（276～324）《江赋》有“流九派于浔阳”之语。但“浔阳九派”之地仍是水草蒙茫，水流变徙不定的沼泽地带。所以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立蕲春县，大约以古北江为界，将古北江北岸的山地、丘陵，包括今武穴约十之四强的地域归属蕲春县，而今武穴市下乡仍然不宜人居，只泛称之为大江的浔阳江段。
      汉文帝年间，浔阳水域再变小浅，开始宜于人居，为建立县级行政区划提供了基础条件。其时，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将英布所封九江郡域再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郡国，作为淮南王刘喜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和刘赐的封国。庐江郡为刘赐封国，下治十二县（国），其中包括新立的寻阳县治，十二县总人口124387户，457333口。寻阳县立在长江和古北江故道间淤积出的一片垦区平原上，是在被开垦得女地上所立新县，县治建于今蔡山跟近的浔水城，后称寻水镇，至唐代，原寻阳县治蔡山还是广济辖区；有唐人杜佑（735-812）所著《通典》的记载“广济县蔡山出大龟”记志。
     从公元前164年至公元后304年，共468年时间，今武穴与古庐江郡十二县是共属于一个行政郡区。如同今黄冈市发生的事武穴有份一样，这468年在庐江发生的历史大事，今武穴人若重温记忆，亦有荣光。比如汉武帝带着司马迁到天柱山“封南岳”是经过了寻阳县过的长江，证明汉武帝和司马迁都是光临过我等这方土地的“中央首长”；又如汝南人桓宽任庐江太守，写《盐铁论》，则也有我武穴名气，证明领导我行政区划的首长是汉代著名学者等。还有庐江人朱邑在北海作太守的为官箴言“子孙祭祀我，不如百姓纪念我”；周瑜攻寻阳，破庐江太守刘勋军；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恂情而死，时人伤之，作《孔雀东南飞》，传颂不止，等等都是于武穴人不应尘封的记忆。武穴历史环境是大变了，有些该记得的东西淡薄了，但笔者却发现：武穴人现在讲话的方音，却与古庐江郡方言“下江官话”仍属一体呀，证见国家方言研究所出的第二份全国方言地图，所以如若数典，是无法忘掉祖宗的。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由寻阳县和长江南岸武昌郡柴桑县为一体，成立新的寻阳郡，治所设于江北寻阳，郡太守温峤（288-329年），寻阳县令周访（260-320年），也都是古代名人。其时两县人口：2720户，16008口。平均算之寻阳县1350户，8000人。寻阳郡是一跨长江而治的郡置，因郡属江州，故其时先民心目中的行政中心由长江北岸移到了长江南岸和今江西省城。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由于发生了地貌的沧桑巨变，寻阳县治浔水城即将为水浸没，其时江州剌史温峤守寻阳，在他主持下，将寻阳郡沼并寻阳县治同时由江北迁往江南的柴桑。但只治所变动了，其跨江而治的辖域并未改动，所以《广济同治壬申志》（1872）引《读史方舆记要》：“寻阳郡、县咸和中迁寻阳于柴桑。”晋张僧鉴《浔阳记》也说：“浔，水名也。寻旧县在江北，（以）今蕲春郡（为）界。晉溫峤移於此（江南）。”查温峤327年正忙于讨叛救晋成帝，而逝世于英年41岁时的公元329年；寻阳由江北迁江南既是咸和中事，由此可推知寻阳迁治的时间为公元328（至329年）事。
      南陈宣帝太建五年（公元573年），南陈西阳太守周炅（jiǒng，512～576 ）败北齐尚书左丞陆骞援兵及叛将田升龙兵，“尽复陈江北寻阳之地”仍提到“寻阳”。此际离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今武穴立县永宁只6年，所以寻阳与永宁立县两行政建置间并无时间上的中断。
      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是国人都应记住的历名年份：
       1、这年北周灭了北齐后，南北朝进入北周南陈分治岁月；北周静帝宇文阐（573年-581年，鲜卑族）虽然短命只有三年，但取年号“大象”，颇具划江而治太平无象“愿景”。
       2、大象元年铸“永通万国”货币，为“北周三品”之首，以示“永远通行”、“流通万国”，大有天下经济相通的味道。
       3、将收回陈所占江北寻阳县治浔水镇及大部份辖区约800多平方千米平面积，并割蕲春县梅川上乡约600平方千米丘陵山区面积，成立“永宁”新县，以志天下“永宁”。当然，这一条应当由武穴人首先记住。
      永宁县设治梅川；但原寻阳县治当水镇所在地蔡山，下距龙坪5千米，至少到唐代，按唐人杜佑（735-812）《通典》载：“广济县蔡山出大龟”。可知其时蔡山仍然是广济县辖地。
永宁县首任县令司马申，是佛教禅宗四祖司马道信的父亲。永宁县立治，是寻阳县治所及大部份土地面积与今武穴市连为一体的确切时间。从此今武穴市的地理位置与县域面积再无大变动。
除了划入本县治的寻阳江北之地外，其余未划入本县境的江北一大块地方，仍由江南的寻阳县于五代南唐时所改德化县跨江而治，直到民国三十六年6月30日前，江北的老地名“团牌洲、游家洲、封廓洲（古木兰洲）、桑落洲、黄梅洲”等地，即今分路、小池、新开、蔡山等地，面积约400平方千米地方还在长江以南九江德化的地图上。第二天，才完成办界交接手续由江南交辖给江北，使黄梅县的上乡、和原属江南九江县的“下乡”合为“黄梅”一县。因此，2004年版《黄冈市志》说：“公元304年，永兴元年，江北寻阳县废，其地入蕲春”一语，是错误断语，应澄清改正。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与永宁立县同年所铸造的铜币“永通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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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子 发表于 2013-4-15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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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武山湖畔明代新兴起的鄂东商埠名城武穴
      按1994年《广济县志》转自老志记载：约于宋代，沿长江一带“居民大兴圩堤，围筑有许多民垸、民堤”。明永乐二年（1404年）黄（梅）广（济）长江大堤筑成，即今长江北岸地貌成形。
      据1994年《广济县志》转清人吴熊《青林堤记》：“元之季世，沿江一带，居民鲜少，斥卤沮洳，芦苇蓊翳”，仍是芦苇丛生，陆地荒芜，到明季后才“翡鸿渐集，次就垦辟”。接着《广济县志》说：“明永乐二年（1404年）修筑青林堤（即黄广大堤），武穴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
      由于“永乐江堤”修筑至“鄂江左75”千米处，遇长江古九大穴位之一的武山湖出长江深水穴口，无法直进，因地制宜将堤形成一长宽各一千米大的“凹”字，中间“穴”口中正好天成一深水避险良港，为鄂东商埠新城武穴市的兴起提供了建立五个码头的机缘，造就了一代武山湖武山寨畔新兴鄂东名城武穴的兴起。
      据1994年版《广济县志•概述三》：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在武穴“设立水站驿传机构；泰定元年（1324年），才扩充编额，“有提领2员，司吏2员，战船16只，站户28家，站户以自备船只为朝廷各级传递公文。”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设马口、武穴二巡检司”。 “巡检司”指在人烟稀少处成立的非常设县发下基层政权组织。据万历《大明会典》，在朱元璋统治区内，于元至正乙巳年和至正丁未年（1365、1367年），即设置了数目不等的巡检司，如岳州府华容县明山古楼巡检司、黄家穴巡检司，武昌府江夏县金口镇巡检司、鲇鱼口巡检司，黄州府黄梅县清江镇巡检司、新开镇巡检司，广济县马口镇巡检司，江西九江府彭泽县马当镇巡检司等。但未查到武穴设“巡检司”的资料。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原恩州知府、九江船关道台何永昌卸职后寓居武穴（造宅塘下街荷花塘），主持筹资创修武穴街道。此为武穴首次进行的城建工程。此次城建除刘家巷和正街均铺面了条石街面外，另修了临江楼和迎春、落霞、先庚、荣正、崇高、保障、保成、朝阳等八处仪仗式城门（未筑城墙）景观。
      武穴江堤牵直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倡修者为由下港贡生张庭献。这段堤在北江故道口子上，经过近五百年的淤积，口子浅了不少，但要牵直，却仍有危险，关系到六个县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官府怕事，以“赋命攸关”为理，不敢改变成命。勇于任事的张贡生将官司打到江防府，交江防十个人头保结，只用一个冬闲，就将水流煞断，加固培高，共耗时八年。应了古人说的：修桥补路，功德无量！
      作为商埠地位的武穴镇，从清初设立的机构有：1761年设同知府，1785年开始第一次市镇建设，1875年设武汉关武穴分关，1994年设淮盐督销分局，1894年由张之洞督修江防要塞工程，建炮台湾14座，配大口径火炮8门，1915年设省辖公安局，1916年设船舶检验所。此类设施，无疑有利于抬高武穴身价，便利于跻身湖北七大商埠之列。
      武穴成为商埠后的主要景观，除上述市政建设外，有商会会馆：万寿宫（塘下街，江西会馆），新安书院（居仁街，徽州会馆），蓉城书院（后坝街，青阳会馆），天后宫（上河街，福建会馆），南京会馆（塘下街坝外），蓝石书院（正街，兴通会馆），文明书院（后坝街，泾县会馆）等。有佛（道）教寺观十一座：上庙、下庙、栖贤寺、东岳庙、迦篮庙、杨泗庙、仰山庙、华盖庵、龙王庙、万佛寺。教堂两所：福音堂（正街）、天主堂（河街）。祠堂：段家祠堂（西坝街），刘家祠堂（后坝街），张家祠堂（下港），钟家祠堂（钟荣伍），戴家祠堂（塘下街外）。以上作适当恢复，可鉴武穴文化多样化景观。
      1876至1935年，随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先后有27家英、美、德、日旬国洋行商号进入武穴。经武穴输出的为大宗棉、麻、菸叶、植物油等土特产品，通过武穴输入的“洋货”则多达60多个品种。
      通过良好的港湾条件，荟萃八方风物，招徕了以徽帮为首的徽州、青阳、泾县、江西、南京、湖南、福建、兴通等八大客帮；和宁波、维扬、金牛、大冶、黄冈、黄安、宿松、汉川、汉阳、天津等十小行帮；和江西帮中的“洪都”钱庄、“丰城”豆豉、“新建”银匠、“临川”竹、“安义”神香、“南昌”衣庄、“宜春”中药、“浮梁”瓷器、“南昌”酒楼、“南昌”纸张等十个帮中小帮；加上虽然武穴商人没有另立会馆，但武穴的主要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武穴商人手上的“本帮”，使武穴商埠至清初己有“商贾杂处鳞集”之势。
      到民国年间，与汉口、沙市、武昌、宜昌等并称湖北七大商埠，至抗战前的1935年，由武穴年输出苎麻6000吨，棉花1400吨，烟叶1150吨，桐油1500吨，谷米2600吨；年输入洋纱800包，火油30000桶，香烟730箱，食糖1400吨，淮盐7200吨等。据《湖北近代贸易史料集》（第四集）“汉口商业营业额1133万元（银元，下同），武穴商业营业额119万元，沙市98万元，武昌82万元，宜昌54万元，石灰窑53万元，黄石31万元，居湖北七大商埠商业营业额的第二位。还由此形成了以武穴商埠为中心的、毗连鄂东、安徽、江西等多达15县的商业网络。
      将“武湖、武山”标示为“午湖”、“午山”，首见于清同治壬申《广济县志•县境全图》，杨守敬《水经注疏》对此标字作了肯定式的“注疏”。老先生还有武山湖就是今“太白湖”一说。杨守敬（1839～1915）宜都人，为清末大家，曾任黄州府学正。张仲炘（？～1913）、杨承禧（1858～1935年）宣统三年（1911年）纂修《湖北通志》时，曾聘其为湖北通志局纂修，故其发言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考其见地，与历史事实和现状均不相符。清季以降，文人们受朱陈正统观念束缚，长了许多偏见、短见与陋见，有了许多不符事实的见地。例如将“英布王城”擅更名“樊哙城”，竟被人认可即是。但也有不被认可的，如将武山湖书名“午湖”，将武山书名为“午山”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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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秩龄童 发表于 2013-4-16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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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武山湖泵站为华阳水系上游水利排灌枢纽重地
      按武穴系以平原丘陵为主的地貌结构。地势北部高而东南低，自北由高及低向东南倾斜，全市流域面积主属长江下游干流区华阳河系。从市境说，源出北部低山和中部丘陵的梅川、荆竹、大金、戴文义等四条主河中的梅川、荆竹两河，涨水时约300立方米秒水量汇入武山湖，经19千米丰收大港过太白湖往下流入华阳河，再往下约70千米始由华阳河泄入长江。
      这条消武山湖洪水的名为“丰收”的主港，原是一条自然河港，经多次疏浚，至1978年，使成为贯穿市境平原和湖区的，港畔有公路行车，港道保3米水深可通航，且最大排泄流量达168方方米的现代型多用途人工运河，但终因为武穴处在华阳水系的上游，若逢大汛期，受下游水顶托，排水不畅，仍然渍涝成灾。有鉴于此，由武山湖垂直长江方向，于1970年修了一条长只3．5千米“百米港”以“武穴大闸”就近与长江相通，另于武山湖口子上修扬程6．8米，排水流量50．4立方秒，总功率4800千瓦，名为官桥的排水泵站一座。于干旱年份时，可从“大闸”引长江之水经武山湖灌溉良田万顷。若遇武山湖水猛涨，由丰收港自排能力不足时，又可由武山湖大功率水泵启动，提武山湖水由“百米港”直接经“大闸”吐入长江。据资料：1975年8月14至16日，市境宽突降暴雨213毫米，17日首次开机运行，排流35立方米秒，使内湖水迅即降到安全水位以下。又据载1983年汛期，泵站连续九次起排，降低洪峰1．1米，有“效益显著”云云。
      该泵站于2002年列入省级水利基建工程，作了将三天暴雨五天排毕的更新改造。2006年更列入国家更新改造项目，将于十二五期间完成更新改造目标。
      原来还有“高干渠”规划，即用高扬程泵将长江之水提由“高干渠”送到梅川左近，再汇入全市渠网，利用本境“地势北部高而东南低，自北由高及低向东南倾斜”的特点，一劳永逸地解决全市农田水利自流灌溉大题。此议题目前恐仍处于理想化阶段。照理说，时至今天，实现该“理想”的物质条件已具备，经济力量也充足了，该可作为“合理化”建议列入讨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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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武山湖水产养殖谱新歌
      武穴市鲜鱼市场历来兴旺。远的不说，1928年受任汉口特别市首任市长、武穴人刘文岛的父亲刘细九，就是在武穴下庙开“刘谦益”鱼行的老板。武穴水产的鱼，经该几家鱼行的收购、转运上海年销量100吨以上，因此在上海，武穴享有淡水鲜鱼产地美名。
武穴由于众多湖泊相互串连，来水面积大，水质营养丰富。以武山湖论，属敝水湖，是鱼类繁殖的天然场所。
      武山湖水面约700公顷，据1982年测定，水质属营养型，每公升有43．5万个浮游植物，6161个浮游动物，每平方米有底栖动物211．7克，饵料丰富，而且氯、砷等有毒物限极低，天然雨量适宜，平均水温19至20度，也非常适合于水产生长。
      建国后至1971年，年产成鱼平均185吨（高470吨，低85吨），  
      1971年至1987年，年产量降至平均185吨，仍然属全市成鱼产量主要基地。
      1988年后，武山湖养殖水面扩大至1000公顷，水质条件略有改善。由于实行大投大放，高密度精养，使年平均产量1500吨以上，有巨大的突破。
      至本世纪初，管理上施行“捕大留小”、“轮捕轮放”和“活捕活卖”等科学养殖方法，立变产量效益双翻番的收获。2007年，武湖养殖场产成鱼3640吨，完成产值1500万元，完成利税达400万巨额。
`    1988年至2007年，武穴全市成鱼产量保持在5010至8910吨间，同期武山湖成鱼产量为1500至3640吨间，占全市比例30%至41%，所占比例甚大，且程升状态。
      单从武山湖看，建国后年产量仅100吨左右，当时全县人口按40万算，人平成鱼半市斤。至2007年成鱼产量3640吨，按同年人口75万算，人平10市斤。按人平贡献量增加了20倍以上，可察知其对全市市民的贡献大小。

俏俏

呵呵，重新认识下武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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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武山湖边的“死亡航道”和要塞“主战场”
      彭蠡泽和鄱阳湖有“前世”与“今生”的连系。地名为“湖口”之处是两者连系的脐带和“肚脐眼”处。由湖口左向进入鄱阳湖水域。从历史上溯，众所周知是元末陈友凉“大汉王朝”全军覆灭之地，也是清末曾国藩湘军水师受重创之地。从近代说，还有众不所周知的新闻。如：1945年4月16日，日本侵略军二千吨级“神户丸”满载从中国掠夺的一船财宝，连同200余侵略军士兵在鄱阳湖口突然神密失踪了。其后，日本派人寻找，下水的除一人外，也全部神秘失踪。1946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潜水专家爱德华•波尔一行人进行打捞仍所获，除爱德华•波尔外，其余潜水员又再度在这里失踪。所以鄱阳湖北纬30度线上的“魔鬼水域”，并不过誉。
      由湖口向右，即进入长江火焰山航道。也先说说历史：据韩愈《曹成王碑》的记载：武穴龙坪镇“东十里”有地名“蔡山”， 唐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占汴州称帝，国号楚，最后盘踞在“广济之蔡山”，为唐曹成王李皋消灭。韩愈《曹成王碑》文有：“嘬锋蔡山，踣之”（将其打散，终至消灭！）的记载。
      在这条河段航道里，祸害最惨的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由武昌兵下金陵，据邑人金德嘉《鸿脑洲记》：“舳舻相属，五百里火，两岸民居烛光天夜如昼。”兵至龙坪，放火烧尽建筑物，龙坪、新洲上民房尽成瓦砾。此后两年，龙坪人不得不“伐竹诛茅为芦，生聚十年”，恢复房屋和室中家具，经过十年后才“始用陶瓦”。当然，左良玉也未逃脱被消灭的同样下场。
      到了日军侵略战争时期，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以“溯江之旅”名义进入这条航道，又被其蒙以“死亡航道”的“美名”。原有一艘往返东京至大岛名为“桔丸” 的游船， 被征用出征中国后仰着红肚皮倾覆在鄱阳湖的入口处，作为进入“死亡航道”的标志。日军第三舰队第8战队的9艘800吨级战舰，入侵长江这条“死亡航道”前，己先被水雷触中，报销了一艘。9月7日，日军两艘800吨级兵舰，在武穴长江水域正面，被击沉一艘，击伤一艘；江面浮尸一层。9月8日，日军又来了两艘同样吨位的兵艘 ，触上国军布置的水雷，均被炸毁；江面上又浮起一层死尸。9月9日，日军用小股兵力，进行试登陆“彩排”，被在岸的守军英勇击退。9月14日，近藤派出汽艇14只，排成一线横队溯江而上，进行扫雷作业。进入武穴水雷阵，领先的两只没扫中水雷，倒被水雷“扫中”，炸成齑粉。剩下的12只汽艇，由横队改成纵队，小心翼翼，搜索前进。可是前进的距离不远，又依次被上游来和飘雷吞噬掉6艘，…。所以经过这段“死亡航道”进行侵略的大和子弟，至少葬身3000，与长江鱼鳖为伍去了，悲哉。
      再往前行便是田镇要塞国军阻击作战的主战场。田家镇位于市境西南边陲，距市中心15千米。因处大别山尾脉与幕阜山脉头交接处的南北襟要之处，依山临江；对岸半壁山峭岩壁立，孤峰突兀，俯瞰大江，与田镇成猗角之势。长江之水流经此处，陡然转窄，江流如束，形如咽喉，素有“楚江锁钥”之称，以军事要地闻名天下。
      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至孙亮建兴元年（259年），长达54年，吴将鲁肃、吕蒙、甘宁、诸葛谨等曾长期在此屯垦养兵，吴将鲁肃和甘宁都在田镇建有府第，后人还在田镇建有“吴王庙”以凭吊这段难得的历史。
      清咸丰三年（1853），大平军西征，曾大败江忠源、张汝瀛于此。次年秋，太平军在田镇建大营，以铁索横贯长江；后被清军曾国藩、彭玉麟重兵攻破。为此，湘军水帅彭玉麟还在江面石壁上刻石“铁锁沉江”四字留名。
      同治八年（1869年）清军新建长江水师协镇署驻营于此。
      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改建田镇江防工程，在南北两岸及中路吴王庙等处，建明暗炮台14座，并配置“洋”炮8尊，以加强田镇要塞地位。
      抗日时的1938年6至10月，国军李延年第二军辖施中诚第57师布防要塞及滨江武穴一线，与日本侵略军第三舰队近藤英次郎少将第8舰队、稻叶四郎中将第6师团进行近五个月血战。国军和武穴人民出了巨大的牺牲，侵华日军则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其第六师团本名“熊本师团”，至田镇阻击战末，这支编制定员30000人的日军主力精锐，竟被中国的“弱军”打成为熊本人死光光了的、师团既无力再战，也无熊本人在编的空壳壳师团。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有人说中国军队没有消灭过联队以上成建制的日军？那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这儿且举几个例子：日军第114师团是1937年12月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罪犯师团之一。1939年6、7月在鲁西、鲁南作战，师团长沼田德重中将重伤身亡，残部8月调回日本，9月随即撤编。1945年8月10日集结兵力于平津地区缴械投降时又出现了“第114师团”番号，众以为即是原第114师团经整顿重新上阵了，岂知不是， 而是1944年7月才独立步兵第3旅团为基干在山西另组而成的杂牌，是日军借原第114师团之尸还魂的另一支寇兵师团而己。又如1938年10月在江西庐山被中国军队歼灭的第101、106师团，虽然没有即时解散，苟延了一年残喘；但均同时于1940年3月调回日本本土，撤消番号，便是其实质被消灭的变相方式。上述第六师团的被消灭，更是现成的例证。
      抗日战争末的1945年2月19至23日，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4000余人在田镇至蕲春县渡江挺进鄂东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此处留下“红色渡口”英名。
      三年内战中的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48军共约5万余人，在田镇、盘塘至武穴等处进行渡江作战，是百万雄师渡江作战的最上游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