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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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

　　宋真宗赵恒，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998－1022）。　　
　　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原名赵德昌，登基前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和寿王，997年以太子继位。真宗在位25年，宋真宗统治时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1004年，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良、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
　　宋真宗统治后期以王钦若和丁谓为宰相，信奉道教和佛教，称受天书，封泰山、祀汾阳，修建了许多寺庙。
　　宋真宗也是诗人，他比较著名的诗有《励学篇》《劝学诗》等，宋真宗亦是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作者。
　　1022年，宋真宗崩于汴京宫中延庆殿，驾崩后葬于永定陵。太子宋仁宗继位，史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七年後，昭应宫遭雷击，被大火焚为灰烬。《宋史》称真宗“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踏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但又以为封禅其实只是为了要震慑强邻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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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之治

       宋真宗咸平时期，任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社会一片繁盛，后世称为“咸平之治”。

　    宋真宗统治时期，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宋真宗，名赵恒，原名赵德昌，后又改名元休、元侃。太宗第3子。太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5年，终年55岁，葬于永定陵(今河南省巩县东南蔡家庄)。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1004年，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 [1]

廉政理念

　　在中国五千多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要说哪位皇帝反腐最狠，那肯定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制定颁布的《大明律》堪称史上最严酷之法，明朝对官吏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也特别重，然而，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仆后继的腐败步伐，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确实成效一般。那么，谁是中国古代皇帝中反腐倡廉的第一高手呢？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2]
　　其次，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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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改制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神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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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拉动消费反腐倡廉促经济

http://cathay.ce.cn/person/200905/25/t20090525_19164628_3.shtml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宋朝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是明、清的3-4倍)、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时期；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宋朝的七八千万人，遇上一个开明的，鼓励消费的，注重官员休假与关怀的，注重民间传统假日与民主的君主，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那必将是消费提高了，经济繁荣了。

    于是，千年回眸，我们揭开了一个辉煌王朝的谜底。从一朵小浪花的折射中，我们看到了，1009年，从战争到和平，创造了财富；1009年，从廉政建设到政治清明，发展了经济；1009年，从拉动消费到促进繁荣，千年前的那个朝代，成为了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最繁荣的时代。

    当其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而终明一朝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中华民族在大宋的欢歌笑语里，幸福到了极点，华夏伟大的形象一直深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景仰。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盛世如北宋者，伏老未能亲临，的确是他的大不幸；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中写道：“日本在公元6世纪及其后的几百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借祖先的前车之鉴，将是谁的大不幸呢？

   (来源：百家讲坛)

萧寒

沈括上三仪
　　熙宁五年（1072），著名科学家沈括被任命为提举司天监，开始主持司天监工作。为了彻底改革旧历法，沈括将所著《浑仪》、《浮漏》、《景表》三篇科学文献上呈朝廷，并在文献中附有三种仪器的图案。朝廷采纳了他的学说，并令他对浑仪等三种观测天象的仪器进行精心的研究和加以改进，以达到改变历法的目的。至熙宁七年（1074）六月，沈括将制成的浑仪、浮漏两种仪器上呈宋神宗，宋神宗下令将它们安置在翰林天文院。其后，沈括被提升为右正言，宋神宗还赏赐他银五十两，绢五十匹。沈括博学多闻，于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著术近四十种。


这是大事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