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二十二辑）

郭德军

鲁迅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他对于乡村有美好的记忆，比如去看社戏时的兴奋；也看到了很多沉重的人事，比如看到了闰土后来的人生，还有他诸多小说里写到的那些事。



但他跟乡村是不亲的。这是我读鲁迅小说中觉得不满足的地方。



他写到祥林嫂、阿Q、华老栓……如雕刻一般，简明扼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每每读到此，我总想撇开鲁迅这一层限制，去构想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把这些人放在她的房子、邻居、田地、祠堂、河流之中，让无数的细节充盈着他们，唤醒着他们，从而可以看到一个不必如此简化的新形象。



该如何解释“亲”呢？那就是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天然地生活在水中，它怎么游怎么自在。乡村对于鲁迅来说，是没有这一层亲昵在的。



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鲁迅笔下的乡村人物能写作，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自己的生活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他们能写自己，也能写身边的人，那一种熟稔肯定是外来者没有的。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都简化了现实。



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有一些作家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欲横流，唯有退回乡村才能保持住人性的良善。



而悲情化，可以看近些年来知识分子过年回乡，都会有新的一波《回乡记》发表出来，他们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且让人忧虑。



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基调，其实是来自于鲁迅这里的。沉痛的现实扣在芸芸众生之上，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



但是我渐渐地想挣脱这种叙事基调，它还是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这可能并非是他们的本意，毕竟他写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在精神层面，亲人们的生活是被审视的。



我忍不住要想：他们需要我们的悲悯吗？需要我们的哀叹吗？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其判断未必会符合审视者的价值观。   



导致我观念改变的，是2020年春节那一次回家。我困在湖北老家。每一年我只在老家顶多待一周，这一次却一待就是近三个月。



自从大学毕业后，我与我的父母亲从未相处过如此长的时间。此次滞留，让我与家人有更深入了解的机会。



《暂别》里收录我一篇《与父母相处的四十天》，我在文中写道：



“这种感受在以往过年期间尤为明显。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就给他们添置新衣服，塞给他们钱，陪他们看电视说说话……这样能稍微缓解我的焦虑感。



但一旦离开后，我又会重新涌起深深的亏欠感。相处时间太短，离别太长。在北京，我每回跟父母通完电话后，都忍不住一阵抽痛。



说的都是很普通的话题，吃没吃饭啦，天气热不热啦，工资发没发啦……我们隔得太远太远了。他们觉得我太辛苦，我觉得他们太辛苦，我们都没有说出口，都说自己挺好的。在琐碎的说话空挡，我都能听得到他们的担心和害怕。”



现在，我终于可以长时间留在了他们身边，一个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的人，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人，共处一屋，且没有回避的空间，生活方式、思想理念都在碰撞磨合。这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我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发表在公众号和豆瓣等平台上。很多读者每天来看我的《回乡记》。



我觉得跟过去所看到的带着启蒙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字相比，这些记录更琐碎了，也更真切了。



乡村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风俗习惯，一些被迫中断，一些暗地里还在持续。



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读者可以通过我的《回乡记》看到乡村社会在变幻的时代中，哪些还在延续（比如说乡村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哪些已经松动（比如说重男轻女的观念渐渐松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哪些已经消失了（比如说很多民俗活动的难以为继）。



对于乡村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哀叹其凋敝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地潜下去，感受到其内里一直未曾消歇的活力，毕竟大家都想要有好的生活。追逐美好生活，会驱使着人们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



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给自己提的醒：要去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急着去判断。



在这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细致准确地记录下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怕琐碎，不怕冗杂。



我在《暂别》的序言写道：



“当然我也不回避生活中那些不堪的、破落的、脆弱的、辛苦的、龌龊的部分，它们一点都不光鲜、漂亮、完美。



去写这些，让他人窥见的是自身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但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这里不存在“弱”，也不存在“强”，生活是什么样，我就写什么样。



美，对我来说不重要。真，才是重要的。但如果你是真实的，从中产生出的美感反而会更动人。”



这又要回到“亲”上来了，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乡村的人，与身为农民的父母是亲的，与田野土地是亲的，与柴垛池塘是亲的，正因为亲，才会有情感上的撕扯、生活上的纠缠与观念上的冲撞。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写道：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那一代人记录下了百年前中国乡村的模样，而百年后我们继续在写乡村。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之前少有人走过的路，如今我们需要继续蹚出新的路来。



毕竟新的时代，乡村变化之大，已非当年所能想象。我希望《暂别》一书能在这条新路上迈出小小的一步。

郭德军

你在故乡，我在他乡
译林出版社 邓安庆 2024年08月03日 12:08 江苏
故乡，离我们有多远？

一趟火车或一班飞机，故乡只是数小时的旅程。

可是，随着人在异乡都市的落脚和成长，记忆中的故土似乎正变得陌生和遥远，不复昨日。“故乡”“乡愁”“家园”这些词，越来越像一种集体性的梦核，成为无数离开乡间、小镇、县城，进入大城市工作和安家的人的记忆符号，一代游子始终在重整自我与故乡之间的联系。

“有时候坐在苏州的新家中，觉得空落落的。我想这里需要家人们留下痕迹，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孤悬的住所，它需要与故乡、亲人产生关系，生成记忆。如此，我才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孤单的人。”邓安庆在他的全新散文集《暂别》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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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别》写母亲，写父亲，写长江之滨的故乡邓垸，细腻又诚挚，这是作家邓安庆在定居苏州市后，对亲情与故土的全新书写。苏州的新家有他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新人生，而在湖北的老家，有他的父母、童年和记忆。四年来，他在这两者之间奔波往返，如同候鸟一般，《暂别》正是这四年的写照。

故乡的一餐饭，母亲料理的菜园农田，马路边父亲等待的身影，他们第一次到儿子的新家时心中的好奇和不安——邓安庆用动情的文字，回忆他与母亲、父亲的一次次聚散，用丰沛的细节描写，记录他们彼此牵挂、彼此陪伴的点点滴滴，也在观察和思索之余，写下巨变年代中，乡土人情的流动和变化。

《暂别》不仅仅是邓安庆一个人的私人故事，更是一部书写集体乡愁的共鸣之作。这是一个游子致母亲、致父亲、致故乡的质朴家信，它写给每一个来自小地方，在大城市漂泊，背负记忆前行，想念父母与故乡的人。



情感饱满、细节

丰沛的亲情之书



邓安庆在豆瓣上拥有近16万粉丝，他从素人写作起步，自第一部作品出版以来，始终将眼光凝聚于故乡湖北武穴，用充满乡土回忆的质朴写作，打动着万千读者。



多年来，他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无数青年人一样，辗转于西安、北京这些大城市谋生，但他的写作从未离开过故乡邓垸。



乡情，亲情，漂泊与奋斗，个体在都市化洪流中的选择与守望，作为精神养分的乡土人情，这些正是邓安庆用文字创造出的“邓垸世界”的心灵根系，是他站在都市回望乡村，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乡村生活场景和人物时，建立起的独属于他的文学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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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循着这条文学线索，《暂别》与邓安庆此前的作品一脉相承，但更加凝练、深刻。在书中，他从自己落脚苏州、买房定居这个生活转折讲起，慢慢勾连起这四年来，他与父母、与故乡的每一次离别与相聚。



“我与父母亲就这样相互牵绊着，直到终有一天，有人起身离去。”



在《暂别》中，邓安庆记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细节，让一个家庭在城乡两端的牵挂与深情跃然纸上。



他记叙母亲因劳作而伤痕累累的手，记叙父亲骑电动车兜风的孩童般的时光，记叙他和父母坐在老屋中回首儿时往事，记叙他们在农田做活、炒花生、摘棉花的小事，每一个生活的细部，都折射着亲情的光芒。



这份书写不只属于私人，更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千千万万家庭共有的经验，是无数人无数次的往返路途，也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牵挂与陪伴。

郭德军

一个人的漂泊岁月，

一代人的情感共鸣。



评论家项静曾指出，邓安庆这一代新的乡土写作者，其创作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卸载了前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记述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邓安庆《暂别》中所呈现的乡村世界正是如此。他所要展示的绝非一个抽象的乡村或概念上的乡愁，而是希望通过如实、细致地反映真实生活，反映他在城乡之间奔波的切身感受，来达到纪录片一般的乡土写作。



正如邓安庆在书中所言，他力求“真”，而不是光鲜、漂亮、完美。“真”有时恰恰意味着不堪、破落、辛苦，但他不惮于揭开漂泊生活中这些“弱”的部分。



“生活是什么样，我就写什么样。美，对我来说不重要。真，才是重要的。贴着生活去写，那些坑坑洼洼的、沟沟坎坎的、边边角角的、零零碎碎的部分，是可以触动他人的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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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暂别》中，邓安庆追求更加简洁的表达，去掉多余辞藻，更加精确。在他笔下，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中充满了让我们熟悉又动情的瞬间。



年迈的母亲为了给孩子减轻负担，依然执着于打小工、种田，她那颗善于牵挂的心总是念着儿子在他乡吃得怎样、穿得怎样，在电话中常常一句话就能察觉到儿子的异样。



父亲衰老而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孩子一般，依赖起自己的儿子，“乖乖地缩在椅子上，歪着头，脸上浮着笑容”。



随着时间的流逝，乡间的“老亲戚们日渐减少，当年的年轻人都成了祖父祖母，而新的一代已经不大与我们走动了”，但人们聚集在田间地头时，依然有一份厚实的热切。



当儿子买房定居于苏州后，父母第一次来到新房时的雀跃，伴随着在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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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邓安庆所追求的“真”的写作，一种着眼于平凡的细节，却足以引发情感共鸣的写作。他一面以细腻的描述，刻画分隔两端的亲人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一面以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关照乡土世界的变化。他写父母，也写婶娘叔爷，写那些远去的兄弟姐妹，他书写鲜活的邓垸现实，关照乡土世界的变化，关照生存于其间的人们，如何在新与旧之间流连、求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装帧设计上，《暂别》同样别具一格。



封面采用双封设计，外封选取极具代表性的静谧风格插画，长江之滨的邓垸世界、儿时温柔的故乡风土仿佛近在眼前；内封则选用作者父母的一张合影，以棉质纸张印刷，手感温暖，有老相片一般的质感。此外，书中还收录了由邓安庆拍摄并挑选的26幅影像，全彩印刷。等待的父亲、菜园中的母亲、父母写下的名字，这是邓安庆镜头下的父母与亲情，温情脉脉。

郭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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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军

人生三大考之初中升高中
文丨吕广生

人生的道路上，总有一些关键时刻，如同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对于我来说，初中升高中无疑是其中一颗闪耀的星，承载着青春的梦想与奋斗的汗水。



我在吕兴祖小学和吕兴祖初中度过了漫长的八年学习时光。那是一段充满回忆的岁月，有欢笑，有泪水，更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1972 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通过考试，成功跨入了梅川高中的大门。这看似平常的一步，于我而言，却是无比珍贵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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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前一届的 1971 年和后一届的1973年初中升高中，都是凭大队贫下中农推荐，无需参加文化课考试，就可上高中。对于那些家庭出身贫下中农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优势。而我，出身中农家庭，在那样的环境下并不占优势，倘若没有这次考试的机会，或许我就与高中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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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川高中，坐落在我们古县城梅川镇。那是一个充满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蕴的地方，校园古色古香，美丽得令人陶醉。即使放到现在，也堪称是一个绝佳的旅游景区。学校建在南山坡，沿着台阶顺势而上，仿佛在一步步攀登知识的高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校大门，圆形拱门上醒目的梅川高中校名，承载着无数学子的期望。走进校园，一个宽敞的大操场展现在眼前，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走过大操场，便是 n 级步步高台阶，每一步都仿佛在诉说着求学路上的艰辛与坚持。



再往里走，便是学校的一重门、二重门，里面有花园、走廊，两边的南斋北斋校舍，还有雨操场。穿过三重门，便是三大教室、图书馆等。沿着三大教室后面 n 级台阶拾级而上，就到了魁星阁。这里是学校的指挥中心，上下课的钟声在这里敲响，它的声音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激励着我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在魁星阁两边，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区，高年级班级的教室就在这里。



就在这风光秀美、有着百年历史的学府里，我度过了两年半的高中时光。在这里，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遇到了辛勤耕耘的老师。我们一起在课堂上汲取知识的养分，在操场上挥洒青春的汗水，在花园中畅谈理想与未来。那些日子，虽然辛苦，却无比充实，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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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首那段岁月，心中满是感慨。感谢命运的眷顾，让我能在梅川高中这片知识的沃土上茁壮成长。那段经历，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更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努力的意义。它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座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我不断追求梦想，勇往直前。

郭德军

谁鼓琴瑟诗中过——序雨湖《朋友》
文、何存中




　　雨湖是东求先生的学生，二人除学医之外，都喜爱文学创作。可谓文以人传，志同道合。雨湖关于文学的种子是东求先生种下的，所以尽管雨湖毕业了许多年，但对东求先生的教导没齿没忘。据东求先生说，雨湖毕业后的二十余年，为了摆脱家庭的贫困，供让弟弟读书，也为了使自己过上正常的日子，四处流浪打拼，吃了不少的苦，终于可以安身立命了。
　　如果仅是如此不足以使人感动。关键的是雨湖在四处流浪打拼中，从来没有忘记文学。这是不挣钱的事。不但不挣钱，还要用钱将所写的作品出出来，这就令人动容。雨湖很早的时候出版过诗集，可惜没有读到。最近出版的诗集《心迹》，我看过，文字优美，感情充沛，真的不错。如今他历时十八年，修改十三稿，二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朋友》，要出版了，东求先生嘱我作序，我禁不住为他喝彩。
　　东求先生将雨湖的《朋友》电子版发给我，我抽时间用心细读了，读后被感动了。《朋友》这部长篇，雨湖以他青春打拼之中的朋友作原型，纺织成动人的故事，清新自然如清泉流淌。既然描写的是青春岁月，朋友当然有男有女，或是青梅竹马，或是同窗就读。通读全篇这些朋友不管是男是女，都在他诗意情怀的照耀下，激发着青春活力和人性的光芒。这些朋友都在世俗之中，如今的世俗可以入诗的不多。如今的世俗之中有丑陋，有黑暗，有算计，也有眼泪和屈辱。但在雨湖的笔下，有理想光芒照耀下的人性张扬，那不屈的头颅向着落日和朝霞行进，有放弃的美丽和流浪的诗意，那诗意带着青艾的苦涩和离愁的衷肠。这些雨湖都放在家园的历史和现实、文化和风俗的土壤之中。那痴迷的眷顾，对着风月吟唱。亲情友情，当然还有爱情，都化作淡淡的忧伤。所以总有不屈的旋律在心中轰响，总有无边的善意在风中传扬。替友受过，甘心情愿。四处奔波，都为善良。哪怕一朵花开，哪怕一声雁叫，都带着阳光的暖意。都能从诗开始，以诗结束，想象在空中飞扬。整篇滋养着诗意，是《朋友》这部长篇的亮点。这就是生命底蕴和文学情怀的结晶。
　　以世俗的眼光看，雨湖用不着写诗和写长篇小说了，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一心赚钱就行。但是学医的他，忘不了文学，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命运如何，始终把文学当作自己精神的追求和灵魂的归宿。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希望。有诗的人生是快意的，叫人留恋。有诗的人生是完整的，叫人羡慕。有诗的人生，任何苦难和困境都压不倒。这才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薪火相传之道。
　　谁见清泉心中流？请看雨湖的《朋友》。
　　谁鼓琴瑟诗中过？请看雨湖的《朋友》。
　　是以为序。
　　　　                           

郭德军

大金铺，广济县苏维埃首府



文、胡 晴



大金铺，一个百年前连接武穴南北通道的老驿站，一个影响了广济乃至鄂东革命历史的红色苏区，一个共产党闹革命“起势”的龙兴之地。
百年风云回望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历史的天空渐渐暗淡了那段血雨腥风、悲壮惨烈的尘封岁月。
如果把北部梅川山区比作一个人的头颅，把南边平原水乡比作一个人的腿脚，那么处在山区与平原交接处、素有“粮仓”之称的大金就是一个人的大肚皮，而大金铺则是大肚皮的肚脐眼—神阙穴。
大金地区人民素有革命斗争精神和反抗压迫精神！
清朝末年的大金人宋关佑好打抱不平，一身豪气。他振臂一呼，数万农民起来反抗满清官府的逼粮逼捐，带领农民攻打县城，参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至今流传着“宋关佑打粮房”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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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人民过着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1926年4月，大金地区的农民率先秘密组织农民协会。11月，北伐军在大金铺一带打跑军阀孙传芳部队，群众纷纷煮饭蒸粑慰劳北伐军。农民协会从此由秘密转为公开，先后成立了四区、五区农民协会，要求减租减息甚至抗粮抗捐，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广济县反动政府，动摇了封建统治，唤醒了全县农民的反抗压迫意识。
以潘丹桂、刘汝翼、宋振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开始有组织地发动全县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斗争。
1927年2月，广济县正式成立农民协会，会后1000余农民背着扁担在大金铺河滩召开了庆祝大会，全县农民兴高采烈，热情高涨，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农民运动，史称“扁担大会”。
正当农民运动进入高潮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镇压农民运动。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明确了“枪杆子出政权”和武装革命斗争的方针。同年底，中共广济县委成立，这是广济革命的一个重大事变。从此广济县有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县级组织，推动着全县革命向前发展。宋振东作为广济县中部地区的杰出代表当选为县委委员。
由于大金铺既有早已觉醒的农民群众基础和高涨的革命热情，又有地理位置的区位优势，中共广济县委移到大金铺办公。
1928年10月，宋振东、刘劲、程学池等共产党人在大金铺幽居寺小学纵论革命，宣传发动学生闹学潮，赶走反动校长。
1929年潘丹桂、周祥林等组织农民反修“广武”路、反路捐，与国民党广济县反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成为广济秋收起义的导火索。10月28日凌晨，潘丹桂、刘汝翼带领工农队伍从大金铺出发，一举攻破国民党广济县城梅川。秋收起义成功后，接着在大金铺幽居寺成立了广济县游击大队，广济县共产党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带领全县老百姓开展声势浩大地杀贪官污吏、杀土豪劣绅、杀地痞流氓，抗粮、抗债、抗捐、抗税的“三杀四抗”革命斗争。
随着革命节节胜利，人民群众纷纷响应，中共广济县委决定建立人民红色政权。1930年4月，在大金铺成立了广济县苏维埃。四、五月间又先后成立了复祥区、复兴区、复盛区三个区级苏维埃和几十个乡级、100多个村级苏维埃，全县75%的面积成为红色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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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县苏维埃成立当天，在大金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标志着穷苦老百姓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拥有了自己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
大金铺成为广济县苏维埃的首府。
广济县革命暴动委员会在大金铺成立。
复兴区苏维埃也从梅川永西学堂迁到大金铺幽居寺办公。
隶属鄂东特委、管辖蕲春、广济、黄梅、浠水四县的广济中心县委也来到这里落脚，大金铺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广济革命中心，乃至鄂东四县的革命中心。
1930年5月，红八军四纵队在司令员陈奇的率领下，从阳新县渡江来到广济，经常在大金铺休息、整训、开会。陈奇在这里先后指挥了镇压张焕、胡大、周笃、六村等反动民团的战斗和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区红旗漫卷，军旗猎猎。
同时，苏区开展了政权建设，普及群众文化教育。先后开办了农民夜校、列宁小学，要求7-12岁少年儿童免费入学，教育群众破除旧俗，移风易俗，妇女放脚，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实行恋爱自由，禁止赌博、抽大烟，组建县、区剧团巡回演出，丰富群众生活，宣传革命思想。
广济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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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夏斗寅十三师三十七旅驻扎大金宋天佑垸，气势汹汹，施行“塆场要犁耙，石磙要过刀”的白色恐怖。顿时广济苏区到处血雨腥风，大批苏维埃党员、干部、革命群众被关押、屠杀，苏区遭受严重破坏，大金铺党政机构损失殆尽。
1931年4月至6月，中共广济县委、县区苏维埃被迫解体、中心县暴动委员会，革命斗争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种始终没有被扑灭。
自1926年11月农民运动开始到1931年4月苏维埃解体，五年时间里，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大金铺既是广济县革命运动的领导中枢，也是广济县共产党壮大的起势地方。
百年后的今天，没有了枪林弹雨，没有了刀光剑影，大金铺人民过上了无数先烈为之牺牲、为之追求的没有压迫、没有仇恨的幸福生活，先烈们一定会含笑九泉！

郭德军

广济董氏，书香世家的妙手传承

文I董志瑞  广济董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在武穴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姓氏，董姓，在广济（今武穴市）已繁衍生息800余年。其祖居幽州（今北京、天津、河北部分地区），后由蜀州司户杰公调江西饶州府任鄱阳县令，生子番，番生子艺瑶，艺瑶生子梅，梅即迁广济始祖起潜公之父也，入五代时仕鄱阳县令，遂家传至焉传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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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开基始祖乃晋公二十二世孙，梅公之子董起潜，号四一，其讳也先，科甲，南宋理宗朝，以漕试发解会试登进士殿优等，升任蕲州（阳）太守，任州府守臣，掌管行政、财政、土地、军事指挥、司法、治安等。

南宋太守一职是地方行政管理主要负责人，具有广泛的权力和职责。南宋时期蒙古人不断侵扰，所到之处尽是屠戮，起潜公不顾个人安危，上报宋室皇恩，下保黎民百姓。曾多次组织军民合力保护州府及辖区县域城池，在他出色的指挥下，抵抗住蒙古人多次杀戮，守得一方平安，生灵免遭涂炭，卸任官职后居蕲之东门，后迁居广济鸿垴洲，复迁连城山。

起潜公生子一忱，忱公：字忠烈，号丹心，由博学宏词科拜谏议大夫，加都佥御史，都铃谏议大夫，身居朝中要职，屡抗两任南宋皇帝的昏庸无道，敢于担当，仗义执言。

其一、南宋第5任皇帝理宗赵昀，因理宗赵昀晚年懈怠政事，荒淫无度，贪图享乐，导致政局日益混乱。加之用人昏聩，宠信奸臣丁大全、马天骥，打击排挤贤相董槐等忠良之士，至使朝政大坏。纵容宦官董宋臣等居中用事，聚敛钱财，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忽视外患，对蒙古的侵逼未能有效应对，至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忱公多次向理宗上表进言，均被奸臣设计拦截，加之理宗轻信谗言，多次冒死进谏均未奏效，奸臣当道内忧外患，小人得志民不聊生。

其二、南宋第6位皇帝度宗赵禥，宋理宗赵昀之侄，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在位十年，昏庸荒淫，沉迷酒色，对国事莫不关心，朝政大事皆委于奸臣宰相贾似道，贾似道专横跋扈，把控朝政，至朝钢昏暗不堪，人心涣散，使国力渐弱。

度宗赵禥在位期间， 蒙古军队多次南侵，忱公多次向度宗进言，组织南宋军队奋力抵抗，但赵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听信小人之言，未能有效组织防御和对抗，导致襄阳和樊城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从此南宋门户大开，理宗赵禥亲手将南宋推向深渊，加速了南宋的衰落，为日后南宋朝及人民带来灭顶之灾！

忱公生子一立，字可权，号南溪，南宋未年进士，官拜拔法相公，因权臣当国，遂弃官归隐修道行医，迄宋亡元世祖初定江南台省，交荐顺帝（元惠宗）三年诏为翰林，修撰事载钢目。

立公生五子一女，皆以隐号：渔梅樵耕牧。渔隐讳寿五，梅隐讳元贞、樵隐讳元寿，耕隐讳元恺，牧隐字汉卿。一女嫁广济刘氏始祖双溪公，为广济刘氏之祖母，同时南溪公与官桥庄陈氏始祖道公亦是好友，三人常聚在一起谈经论道，治病救人，乡人便称呼他们“广济三公”，后代代相传，民间一直流传着他们三人的故事。

立公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久居广济至今，繁衍子孙一万余人，距今快800年。其五子汉卿成年后客居江南扬州陈氏，生九子。明清时期常有来往，后联络中断，如今通讯发达，盼江苏宗亲稽查，沿革认祖归宗，深为敬谢。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广济董氏三世祖南溪公在得志时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得志时便归隐乡野，谈经论道，悬壶济世，施展岐黄之术，守护百姓安康，延续三国名医董奉的杏林精神。

据考，广济董氏重视文化传承，重视科举，自宋元明清以来，历代科举共诞生12名进士。在古代科举制度当中，广济董氏子孙以其优良的家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懈的努力，书写了古代科考辉煌的篇章。这些进士们不仅为自己和家族赢得了荣誉，更为广济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繁荣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成就和事迹，成为了后人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广济董氏子孙在学业和事业上不断追求卓越，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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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武穴酥糖与（桂花董糖）的渊源和历史，可追溯到400余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董氏孝子救母的故事。

据《广济县志》和《武穴商业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桂花董糖在广济县（后更名为武穴市）创立。

相传万历年间，广济县武穴镇桂花桥有一董姓孝子与母相依为命。因家境贫寒，在母亲染上风寒、卧床不起时，孝子翻找家中医书，找到一个药食两用简便的方子，将炒熟的芝麻研末，摇落院中盛开的桂花，以蔗糖浸渍后与芝麻末混拌，制成点心侍奉母亲。母亲食用后咳止病消，且目朗神清、心舒气畅。此事一时传为佳话。人们将此点心誉为“桂花董糖”或“孝母酥”或“止咳碎”。

后经作坊加工，历代糕点名师不断改进，桂花董糖逐渐流行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家喻户晓的美食。到清道光八年（1828年），董糖正式定名为广济酥糖（武穴酥糖），2014年，武穴酥糖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2015年3月，武穴酥糖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广济桂花董糖（武穴酥糖）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董氏孝子的感人故事，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美味的口感，深受广济（武穴）人的喜爱，也成为一个地方人的深深记忆。

郭德军

从历史回到现实，在这里轻轻的讲一下清朝道光年间石佛寺董鑑的书香世家，起潜公21世孙：重柏、重梅二公，将书香传家与本草济世传与后人的故事。

重柏公与重梅公为兄弟二人，分别出生于道光四年和道光八年。因家中办有私塾，二人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二人分别考取：上庠生和贡生资格。重伯公学名字安，号长青，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庠生资格，俗称秀才。

（清道光年间，庠生（俗称秀才）需要通过以下考试取得：
• 童试：包括县试和府试两个阶段，通过者称为童生。
• 院试：在府试通过后参加，由提督学政主持，通过者即可成为生员，也就是庠生）。

重梅公学名吉安，号魁香，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成绩优异，获得庠生资格，后参加湖北省学政主持的拔贡，考取贡生资格。（贡生的选拔，主要以成绩优异、品德良好的庠生送入京师国子监读书）。

重柏、重梅公二房重视耕读文化和中医传承，读私塾时每天还需参加劳作，像关节劳损疼痛，疯狗咬伤，毒蛇咬伤，摔伤擦伤事有发生，遇上季节变换，易染风寒，加上民间缺医少药，普通人没有太多应变之策，柏梅二公便从家中藏书寻找应对之方，亲自采来草药炮制试之，百试百灵，便将经验整理成传世秘方传与后人，后代常出优异者，那就简单的讲一下柏梅二公的后人。

重柏六子为晋，咸丰六年人，字绍兴，号守贞，学名策熏，考取贡生资格，后人尊称他为岁进士，学问、医术极高。其生平：幼勤学问长，督耕耘传家，忠厚胜国功，名阅世则席，丰履厚待人，则布公推诚，堂培蓝而植，桂亦友弟而，恭兄吁昭若，是固堪想像。

为晋公次子鸿干，光绪六年人，原名理干，字宜举，号尧臣，学名能成，职员（官员，县衙州府文职工作），习得为晋公真传。

重柏公长孙鸿材（重柏公长子为功的长子），同治元年人，原名理材，字成栋，号虞臣、复生，学名克成，邑庠生，常来往吴楚，朋友遍布两地，五旬有余江西武陵为官。其生平：天姿灿漫，人品昂藏，席丰履厚，日就月将，才高马倚，学笃萤让，淑身淑世，何用不藏，贤良大魁，天下名扬，为官清廉，医术精湛。

重梅公孙鸿栋（胞兄重柏公六子为晋长子过继），光绪三年人，原名理栋，字宜权，号继恒，儒士（官员，从事教育工作和儒学传承），学问极高，医术高明，受人尊重。

重柏公玄孙董俊宏，20世纪80年代人，正是出身于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族。上溯五代，皆为儒雅的书香门第，董家除了在文学与学识上的深厚造诣，医术这一脉珍贵的传承也在民间熠熠生辉，祖传秘方中的大小关节疼痛方、伤口腐烂愈合方、毒蛇咬伤方、疯狗咬伤方、百日咳方、肝病良方、烧伤烫伤方、调理气血方、滋补肾阳方，董俊宏得到真传，个人在民间已救治200余人，效果颇佳，其为人低调，都是治愈后的人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的有陕西西安、江西赣州、江西瑞昌、湖北仙桃、蕲春、黄石、阳新、黄梅、武穴及各乡镇。

董俊宏自幼在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加之父母多年采药炮制经验伴他成长。他的目光又时常被家中那神秘的药方吸引。自幼便爱翻阅家中留存的中草药、医药书籍，传承了先辈们悬壶济世的智慧与仁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俊宏越发痴迷于祖上流传下来的本草奥秘。他常常在静谧的夜晚，于昏黄的灯光下，仔细研读各类医书。其中关于大小关节痛、伤口腐烂、烧伤烫伤、肝脏、肾脏不适等病症的秘方，更是令他反复琢磨。为了将这些珍贵的知识融会贯通，他不仅苦读医书，还四处拜访名师，学习药理药性，开办医药公司，深入探究人体经络与病症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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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举两个案例
其一、19年武穴花桥有一位68岁婆婆，长期被关节脚痛所折磨，是医院、诊所的常客，用过无数药膏和偏方，始终不见效果。她每走一步都如踩在刀尖之上，痛苦不堪。董俊宏接触后，凭借着对祖传秘方的深刻理解，精心调配了一副本草膏药。这膏药采用多种珍贵药材，按照祖上秘传的炮制方法制成。刚开始婆婆不信，当婆婆贴上本草膏药不久，便感到一股温热之气缓缓渗透进关节深处，疼痛逐渐减轻。经过一段时间自行恢复，困扰婆婆十余年的病痛竞真的消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稳健地行走。随访多年，每次去婆婆都绽放笑容，全家对董俊宏感激不已，也未复发。

其二、18年底，武穴市区一位遭遇严重外伤的男士，先在医院治疗骨伤，骨伤治疗过程中，脚后跟有一伤口因处理不当，在多家医院治疗八个月有余，一直不见好转。伤口处不愈合，能直观的看到骨头，长出新肉就开始腐烂，反反复复，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因病情危急，董俊宏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按方配药，小心翼翼地喷在伤口上。在他的悉心关怀下，该男士伤口第二天下午奇迹般地收水，炎症开始消退，新肉逐渐生长，一个月时间就自然愈合，后家人直言道，如果没有你这个脚就废了，感谢感谢。

在面对疑难病症时，董俊宏是慎而又慎，面对肝癌晚期患者来访，深知病情的严重性。他在运用祖上秘方疏肝补肾，调理气血，提高免疫，结合现代医学的诊断观察病情发展，告诉癌症患者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为患者减轻痛苦，延长生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让患者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始终保持希望。

董俊宏在济世过程中，很少对外宣扬，始终秉持着家族的书香遗风。他对待每一位来访者都温文尔雅，耐心倾听他们的病痛与烦恼，如同一位知心的良友。他深知，从医者不仅要医身，更要医心。常常能看到他与来访者促膝长谈，或是讲解病症知识，或是给予心理疏导，让来访者在接受调治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文的关怀与心灵的慰藉。

历经董家6代的书香传承，赋予了董俊宏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以仁心为笔，以医术为墨，在武穴这片土地上续写着董家的传奇。他的名字，随着一个个被治愈的人，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人们心中的希望。让那源自书香门第的本草良方在新时代发光发热，如同一盏明灯，在黑暗中照亮他人前行之路，也让广济董氏正直、善良、博学、有爱的思想和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永不磨灭。

郭德军

遥隔百年的回乡记
文、邓安庆
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湖北省武穴市一个叫“邓垸”的江边小村落，他们都靠种地为生。



到我这一辈，倘若没有什么变故，我应该也会接过他们的农具继续种下去，可是巨变发生了：



我的同辈无人留下来种地，有一部分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和做生意；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像我这样的，考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再也不会返回乡村生活了。



不过因为父母亲还在老家，所以每一年我都会在过年时回乡，跟父母待上了几天，然后又匆匆返回城市，所以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一次暂别。



可以说，“暂别”就是我与亲人的一种持续的状态：我们每隔一段时间相逢，相逢再别离，别离再相逢，不断地重复，直到父母亲，终有一天起身离去。



近些年来，每一次过年回去我都会有意识地写《回乡记》，详细记录我在乡村老家的所见所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意识到乡村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父母辈正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洪流从自己的生活中淌过。



我想要记录下这其中的变与不变，多年后再回头看，也会是一份对我而言珍贵的时代记录。



这正是我想写《暂别》一书的原因。这本书中收录了我从2020年到2024年《回乡记》系列。



此书出版上市后，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其中有一位读者认为：



“邓安庆所要展示的绝非一个抽象的乡村或概念上的乡愁，而是希望通过如实、细致地反映真实生活，反映他在城乡之间奔波的切身感受，来达到纪录片一般的乡土写作。”



他准确地道出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要用“纪录片”一样的方式来呈现我眼中的乡村。



之所以起心动念要写回乡的记录，要追溯的话，其源头便是鲁迅的《故乡》。这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不妨碍我把它看成是鲁迅回乡的真实记录。



《故乡》里对“我”触动最大的是闰土的出现。老实讲，我对鲁迅是敬，对闰土是亲。



闰土所经历的，也必然是我的祖辈所经历的。鲁迅写闰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写他的童年伙伴。可是他自己跟这片土地是没有那么密切联系的。



一个一辈子生活一个地方的农民，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何时播种，何时插秧，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收割，都是熟稔的。气温、光线、气味、声响，环绕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识之中。



鲁迅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他对于乡村有美好的记忆，比如去看社戏时的兴奋；也看到了很多沉重的人事，比如看到了闰土后来的人生，还有他诸多小说里写到的那些事。



但他跟乡村是不亲的。这是我读鲁迅小说中觉得不满足的地方。



他写到祥林嫂、阿Q、华老栓……如雕刻一般，简明扼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每每读到此，我总想撇开鲁迅这一层限制，去构想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把这些人放在她的房子、邻居、田地、祠堂、河流之中，让无数的细节充盈着他们，唤醒着他们，从而可以看到一个不必如此简化的新形象。



该如何解释“亲”呢？那就是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天然地生活在水中，它怎么游怎么自在。乡村对于鲁迅来说，是没有这一层亲昵在的。



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鲁迅笔下的乡村人物能写作，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自己的生活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他们能写自己，也能写身边的人，那一种熟稔肯定是外来者没有的。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都简化了现实。



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有一些作家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欲横流，唯有退回乡村才能保持住人性的良善。



而悲情化，可以看近些年来知识分子过年回乡，都会有新的一波《回乡记》发表出来，他们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且让人忧虑。



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基调，其实是来自于鲁迅这里的。沉痛的现实扣在芸芸众生之上，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



但是我渐渐地想挣脱这种叙事基调，它还是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这可能并非是他们的本意，毕竟他写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在精神层面，亲人们的生活是被审视的。



我忍不住要想：他们需要我们的悲悯吗？需要我们的哀叹吗？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其判断未必会符合审视者的价值观。   



导致我观念改变的，是2020年春节那一次回家。我困在湖北老家。每一年我只在老家顶多待一周，这一次却一待就是近三个月。



自从大学毕业后，我与我的父母亲从未相处过如此长的时间。此次滞留，让我与家人有更深入了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