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十辑）

郭德军

手艺人生
文/放任自流
      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是非常值得尊重的，靠手吃饭又有拥有技艺的人一般称之为手艺人，不是手巧之人吃不了这碗饭，而能够把手艺做到真正艺术境界的人则不光是手巧也必然心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灵手巧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立志应该是这种人，他靠手艺做出来的布贴画作品有300多个品种，拥有20多项国家设计专利，还拥有一堆由省级政府和专业协会授予的大师名号，那可是有实打实的证书和铜牌牌的，把这些东西虚化就成了光环，因此，李立志可以说是一个被荣誉的光环笼罩着的人。

      可是在生活中的李立志一点都不大师，也看不出多么的心灵手巧。

      我认识李立志的时间很短，满打满算也就三年的样子。我这人一向比较封闭，说孤陋寡闻也可以，最初知道李立志这个名字是鄂州市新博物馆落成不久，看到博物馆的副楼中门上挂着李立志工作室的牌子，于是打听此君何许人也？又凭什么到博物馆这种大雅之地堂而皇之的挂出个人工作室的牌牌？有人告知说是华容人氏，搞工艺美术的，主要做布贴画，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余的，说者也语焉不详，我当时对布贴画也没什么概念，没见过，于是也就没在意，李立志这个名字包括人介绍的内容也就成了过耳之风。之后参加了一次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商家给的礼包就是布贴画做成枕套之类的产品，布贴画的形象是福禄寿喜一类的传统神像，很喜庆，也接地气，与传统的同类人物肖像相比，又有些变异，很具乡土气息又有现代色彩，喜欢。

      后来，在市里书法家协会组织的几次活动中也见过李立志这人，但始终没把人和名字联系起来，这不怪我，怪只怪他模样实在不那么大师。后来熟悉了，成了酒友，他本人也常常拿自己的模样开自己的涮，说自己的身高不敢往高挑的美女旁边站，每每说自己的肚子中部崛起的速度便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流露。真正与李立志这个人有交集，得益玩收藏的徐武，徐武是我的酒友，于是在一个小范围的私人聚会上与李立志相识了，这人喝酒爽快，跟我对脾气，于是就成朋友了。那天喝酒的地方在长江边上，酒后应邀去了他的工作室。一走进博物馆副楼的二楼便傻眼了：二、三百平方的面积，墙面都挂满了，布贴画制成的京剧脸谱、门神像、12生肖等尺寸大小不一的作品，件件是精品，与我拿到家那套批量生产的礼品，全然不是一个档次，更让我诧异的是还有许多大、小尺寸不一的书法作品、水墨山水画，细看落款都是李立志的名章，这才知道李立志还是书画家。

      李立志书画的水准，我不敢妄评，因为我于此道基本上是外行，就画而言，就觉得好看，有的显得有气势，有的疏朗有致，取自然山水的韵致带出几分古风，他的书法应该是习过晋书的，临过二王的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在案子上看到了王曦之的《兰亭序》，行草似乎又有几分陆机的味道，他的蝇头小楷写得特别的齐整，远看就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也正因为有这些书画作品的存在，就不能把他当成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艺人了。工作室深厚的艺术氛围让我喜欢上，此后这儿就成了我与一干朋友喝酒、品茶、聊天的一个好去处，偶尔还把本市京胡演奏家杨家胜老师、二胡演奏家徐长生老师请到一起，再加上京剧票友、歌手，于茶余酒后来上几段，很风雅的乐哈乐哈，李立志好客，他永远是来者不拒，吃亏的是他口袋的银子，凡有好酒好茶好吃的，总忘不了给我来个电话，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因为此君与我一样是标准的吃货，做得几样拿手的好菜，每每说起吃的心得，那平日看上去不那么生动的脸上便显出孩童般的笑容，说得津津有味，比餐桌上真的吃还有味道。

      时间一长，我有了一个发现，这人是个杂家，比如收藏，他那里有很多好的物件，他收集的乡间古旧民宅的门、窗、屏风，桌、椅、石磨等物件得用汽车拉，工作室的装璜也用上了，于是在博物馆那现代气息的建筑中便有了浓浓的乡村味道，一次我陪澳洲来的朋友去那儿喝酒品茶，澳洲朋友对门窗屏风感兴趣，很是研究了一些时辰，得出结论说其中有不少好东西，说是过些要专门为这来一趟，古墨古砚古铜镜之类的古玩品种繁多，有的随意散放，有的用玻璃罩嵌着，李立志说他在华容乡下的家中还有很多，为积累这些东西，他花费了很多银子和时间，但他认为值得，因为他不光是享受了收藏之乐，更重要的汲取来自民间的艺术养料，也正因为这种汲取他才走到今天，像大多数民间艺人一样，他对民间工艺的兴趣首先来自于家传，他的父亲和爷爷以给别人画中堂、雕床头花纹、写对联谋生，他自小受此熏陶，对手工艺特别感兴趣。所以他说是父亲把他带上了手工艺之路，正因为他有家传，所以早年就有进华容剌绣厂的本钱，后来又通过自学油画、素描、写生，考上了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毕业时，他利用平时收集的200多种边角布料，制作了一幅脸谱布贴画并夺得毕业设计奖，这让他爱上了布贴画。人一生可以选择的机会不多，毕业时的李立志放弃了在外面发展的机会，回到了他原来的厂子，因为厂子需要他这样有专业背景的设计人才，可惜厂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于1989年倒闭了，他成了下岗待安置人员。

      他没有等待政府安置，而是一头扎进布贴画的研究，这一研究就用去了人生最宝贵的10年，10年间，李立志设计了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等300多个品种的布贴画，1996年，他举办了首次个人布贴画展，其布贴作品也渐渐有了名气，照这样下去，作为当地有点名气的民间工艺匠人，养活自己和家人没什么问题了。

      但凡有追求的人，大多有些不甘平庸的志向，所以解决生存问题之后的李立志的目光又投向了远方。我常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去他那工作室，与我们玩乐嘻耍的时候不一样，那么大的工作室静悄悄的，上楼的脚步都有回音，有几次我都以为人不在，至近处才发现他在埋头创作中，全然没有发现不速之客来临，而我看到的则是一个潜心创作的艺术家，哪怕他放下手中的画笔，也好半天难得从他的创作思维中走出来好好说话，那一刻，他的眼神的飘忽的，与平时判若两人，他的获奖、获专利的作品《哼哈二将》、《门神》《十二生肖》《福禄寿喜》应该就是这种状态下出来的。

      看一幅完整的布贴画作品，非道中是看不出创作过程的繁复的。一般的民间艺人，大多是照样画葫芦，谈不上艺术创作，衡量民间工艺匠人水平的高低就只有做工比照画像的相似度、精致程度，就像所有骑自行车的人学会骑车的过程一样，我想李立志也是这样过来的，但与工匠式的民间艺人不同的，是他建立在长期学习、积淀的美术功底，在于他对绘画，书法，包括诗赋文章的不间断的学习、钻研，还有对民间艺术的热爱、追求所建立起来的原创能力，从而进入真正意义艺术的境界。因此，一幅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布贴画，作者首先得有原创的图案，再将图案描到塑料绘图纸上，用银针刺出这些图案，这样被针刺过的塑料绘图纸就有小洞，再将布放在绘图纸下，用颜料涂抹绘图纸，颜料就会透过小洞印在布上，然后按照布上的涂料印记剪出所需图案。通过塑料版印制出来的图案，需要从布上剪下，粘贴到另一块布上。贴布也讲究先后，贴完后再用电熨斗熨平，最后是刺绣，刺完绣了，一幅布贴画才算制作完成。其中制版和刻板是布贴画中最复杂的工序，李立志制作《十二生肖》布贴画的版，从设计到制版花了约两个月。他的《哼哈二将》，50多厘米高、30多厘米宽，可是经过600多道工序才完成，也就是说它是由600多块小布拼起来的。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借用前人的两句话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过30余年的追求，已经年过五旬的李立志可以是到了宝剑有锋、梅花溢香的时候了，一次一次的获奖，一项项的拿国家专利，大师的头衔也有了，他艺术成就也得了政府和工艺美术界的认可，可以算是功成名就了，但如果陶醉在过往的成就中，那他就不是李立志了，真正的李立志是有酒照喝，有美食趋之若鹜，更多的时候，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个做手艺的，既然是手艺人，那就得做下去。2015年，他为寒溪书院新创作了两幅巨幅布贴画作品，一曰《楚乐》长4.4米、高3.3米，一曰《出巡图》长5.8米、宽1.5米，取材于楚文化的古元素，这两幅作品较之他过去的那些获奖作品更胜一筹，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境界，我于是想，这个新的境界会有多深多远呢？

      不久前的一个寒夜，我的手机收到李立志发来的一个彩信图案，画面是一个赤裸着身子的汉子双手举起一只巨鼎，汉子浑身肌肉线索刚硬有力，目光向上，且又有深刻的内涵，他为这幅画取名《问鼎》，问鼎，大概就是他正在追求的境界吧。

朵朵

感谢郭社长荐文！这多好作品，搬个小凳坐下来慢慢品读……

郭德军

地域寻根文化述略

文、星之记忆

    地域寻根文化，是探索以中华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热络文化，是中华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地域寻根文化，集中体现了一定时期、地方和族群的人在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血脉风景、地域纽带、人际交流和浓厚的乡愁寻根向往、情感表达、精神追求等。文化寻根一词，最早出现在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哈利克斯•阿里的小说《根》一书，曾在美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引起了美国黑人对故土，对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的寻根向往和思考。由此，它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和文学寻根思潮。今天，无论是文化寻根还是文学寻根，无不展现人们对历史文化出现的寻根渴望、厚重记忆和情有独钟等。因此，加强武穴地域寻根文化研究，要从实际出发，突出把握武穴人对自己历史源远流长又历久弥新的文化寻根现象的总结、探索、追求和思考。



一、地域寻根文化的本质特征



地域寻根文化，因寻找祖脉之源而孕育和形成。它的有趣意义在于，也许今天的我们生活的这片家园，并不是我们的真正发源地，而仅仅只是我们今天的居住地、出生地，或成长地，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根。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才是我们刻骨铭心的思恋和魂牵梦绕的牵挂。在武穴，地域寻根文化的本质特征，更多地体现在寻根的魅力上。寻，是渴望和向往；根，才是发现和关键。只有寻找到了根，心中有根，才能实现我们心中的夙愿和梦想。这是地域寻根文化的真正魅力所在。文化寻根热，正是地域寻根文化得以孕育、发生、确认和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书页，包括县志、族谱、家谱、姓氏宗祠等历史记载，去寻找先人的祖籍根脉，我们会发现，那条寻根的路是多么漫长、四路八马。它需要我们不停地寻找、发现，需要我们不断地跋涉、行走，才能找到属于我们各自的根。那条寻根的路，它的行走、寻找，仍然是沿着当年先人踏上的那条漫长的寻找生存路线在行走，只不过一个是沿着顺时方向的，是从当年的故园地出发；一个是沿着逆时方向的，是从现在的故园地出发；一个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寻找，一个是为了人的认宗而寻找。这种文化的寻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寻根之旅，是一种双向的寻根开启、发现和融合的过程。它似乎有着一种遥相呼应、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们都是为了追求对根的情思、留恋、发现和确定。我们也会发现，在文化寻根中，我们总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原来我们有多少人的根，与我们相隔得是那么遥远；我们有多少人的根，似乎是想你，在天边；想你，在眼前。只是这些，在这以前，我们对于它竟是那么朦胧、陌生，甚至一无所知。地域寻根文化呈现的这一多元和复杂的寻根现象，几乎让现在的我们难以想像，原来我们有多少人的根，真的是远在天南地北、四面八方的吗？大家怎么就这样地走到了一起来了呢？这是地域寻根文化在探索、发现中显现的一种神奇的魅力。

地域寻根文化显现的另一个神奇的魅力，是它让我们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根在何方，一种真正的根之所在地。应该说，武穴是一个历史上小区域动荡、移民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构成了它的宜居特色；来自四面八方的族群，形成了它的杂居特点；你来我往，人来人往，形成了它的人口发展常态。尤其是它显示出了作为一座历史动荡、移民之地的独特、多元、宜居的特色。不可否认，历史上的武穴，开化、开放、便捷，人口变动频繁。既有原住民的存在，也有外来移民的存在；既有名家望族的兴衰无常，也有移民如浮萍般的飘来飘去。以致到今天，在武穴的大多数人的先祖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而并没有发现多少人的先祖是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武穴历史悠久，早在5500——4500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正式建立永宁县，是在北周大象元年（579），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民间传说，“先有黎骆简，后有万罗苏；未有永宁县，六姓还在先”。如果我们以“六姓”作为武穴原住民，其他的姓氏、族群都应是迁徙而来的移民了。从史料记载看，战国时期就有巴人迁鄂东蕲、黄；秦、汉之后，中原文化南播，开始有中原氏族迁居广济；隋唐之后，广济历来是战争要道，人口迁徙频繁，氏族兴衰无常。北宋和南宋时期，先后有宋、万、陈、蔡、项、张、董、杜、库等50多个姓氏或家族，从江西、河南、河北、四川、甘肃等地迁来；元、明之际，有方、熊、钟、蒋、阮、甘等40多个姓氏或家族，从江西、浙江、安徽等地迁来广济；清代，由于民族工业的兴起，武穴兴起“八大帮”、“十小帮”，又先后有本省、江西、安徽、江苏、湖南等地商人迁来武穴。据县志记载，自宋以来，武穴有近八成以上人口来自江西，素有“广济人来自江西瓦屑坝”之称。由此可见，江西瓦屑坝已成为武穴人心中的根。应该看到，在人口迁入中，也有一些人迁徙外地，把根留在了武穴，形成人来人往、来来去去的人口杂集的格局。正是这一人口迁入和迁出的频繁多变现象，构成了武穴人群聚居的特点和人口迁徙的常态，使武穴在人口迁徙中不断变换着新鲜的面孔，逐渐消弭着旧有的面孔。因此，进行适时、有益的文化寻根，对于我们认识、了解和把握武穴人口现状，由此找到和确立我们各自的根，一定是大有帮助的。

地域寻根文化还有一个神奇旳魅力，是它的文化多元解读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地域寻根文化是一种通俗意义上的移民文化，也是一种真正血浓于水的历史乡愁文化。地域寻根文化，充满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家乡情结和民俗风情意象，既揭示始祖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人生生命篇章，也反映后人在社会和人生中传承的艰难成长历程和深远的历史生命意义，更表现今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对根的寻找、祭祀、叩拜、留恋和思念。没有先人为了生存的寻找和发现，也就没有今人的认宗和寻找。地域寻根文化研究，可能更多地涵盖了历史上先人悠长的历史生存状态、人口迁徙历史记录和移民文化历史记忆，等等。因此，地域寻根的文化内涵，包括了历史上一定社会、地方和族群发生过的移民背景、移民过程、移民细节、移民苦难以及移民历史地位和影响等。这些，都是地域寻根文化的题中之义，必研课题。在历史上，漫长的、频繁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和现象，蕴藏着丰富多彩、历史深厚的地域寻根文化内涵。它是生发在中华大地上地域寻根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是留给我们今人的宝贵历史迁徙珍藏，是带给我们今人心中永远留存的深厚文化记忆。因此，这一文化寻根现象的出现，使它构成了地域寻根文化的一种本质特征。

郭德军

二、地域寻根文化的人口迁徙与背景



在古代，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全国各地经常都有大量先人迁来迁去的历史记载。这一现象的发生，实际上是一种天下平民逃难、逃荒和流浪的真实写照。他们或从一个地方来，或到一个地方去，或在一定区域间往来迁徙，乞求生存，几乎形成古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缺书的社会现象，它也构成了在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风貌，并显现着地域寻根文化的由此孕育和形成。现今我们经常提到的走西口、闯关东、江西填湖广、两广填四川等历史记载，都是在这些历史时期和这些历史背景下的人口迁徙浪潮和现象的真实记录和典型反映。

在古代，人口迁徙呈现着多元形态。既有有组织的迁徙，也有自发的迁徙；既有小规模的迁徙，也有大规模的迁徙；既有时间跨度上过程很短的迁徙，也有时间跨度上过程很长的迁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口迁徙的社会背景，形成了历史上各地人口迁徙独特的悲苦落难图景。我们可以看出，在14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武穴几乎在历朝历代中都发生过人口迁徙现象，大小规模不同，时有迁入，又时有迁出。虽然这些迁入和迁出，只是在武穴一个小区域范围内发生，并不构成全国人口迁徙的现象性，但它应该视着是在历史大背景条件下的出现和形成，带有历史滚滚人口迁徙浪潮中显现出来的武穴特点和特殊图景，它也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古代武穴社会在历史人口迁徙现象中的大背景与小气候。一次又一次的人口迁徙浪潮，使之构成了武穴缤纷多彩的地域寻根文化源流。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有武穴这种独有的人口迁徙源流的出现和形成，才有了武穴地域寻根文化的孕育和形成，甚至也才有了今天武穴的出现和存在。

在古代，武穴出现人口迁徙现象，既是一种历史演变中的人的生死选择，也是一种突如其来而又被迫无奈的人生大劫难。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浪潮，势如潮涌，人如浮萍。迁徙者大都是扶老携幼，风尘仆仆，前赴后继。一路上，风餐露宿，饱经创伤，离乡背井。他们心中积满着多少心酸和泪水，历经着多少苦难和悲伤，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他们从一个地方出发，向着一个茫然的目的地行走，不过都是为了在梦想、在寻找着一方安居乐业之地，规划自己的未来明天。今天，除了历史上鲜有的历史资料记载外，大多数已演化成为了一个个历史的故事和传说，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进行一下还原，其真实的历史情境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情景，一定是更加真实、具体，更加丰富多彩。

探寻武穴人口迁徙现象，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些历史脉络和端倪。人口迁徙，有进有出。进，是因为此地或富庶、或可开发、或宜于人居；出，是因为此地或战祸、或天灾、或动荡，使人难以生存，需要去重新寻找生存之地。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就是这样的你去我来，我走你来，先“空”后“填”，有“空”才“填”，移民只是在人口迁徙浪潮中的一颗棋子。每当人们遇到了灾难，他们就会逃离这个灾难的地方；而别的地方的人，有时为了同样的原因，也可能又会逃来这个地方。有难就逃，见好安居，随遇而安，苟且求生，时出时进，几成古代武穴社会人口迁徙的一种发展常态。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有朝廷有组织的大迁徙行为，实际上，它更决定着国家人口迁徙的总体发展趋势。

从残酷战争因素来看，武穴地处吴头楚尾，濒临长江，自古是战争频发地，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一场浩劫，不仅造成战场大量人员死伤，而且带来了大量平民死伤和财产损失。为了躲避战火，不少武穴人只得背井离乡，逃往远方，寻找安全避难之所。因此，战争是造成武穴人口减少和外迁的一个主要诱因。据广济县志统计资料载，武穴明代人口约在4.7万至9.5万之间；清代人口，由清初的5.4万人增长为清末的31.9万人；民国前期，因为社会比较稳定，人口继续增长，后来由于日本人入侵、杀戮影响，人口总量一下由1930年的37.8万人下降至1946年初的27.3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变化，充分说明了战争对武穴人口变化的影响。自明朝以来，在几百年时间里，武穴人口上下急剧震荡，大都与经常不断的战争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自然灾害因素来看，除了战争不断，武穴历史上自然灾害也是极为频繁。据广济县志记载，从南宋淳熙七年（1180）至1987年，仅就查到的文献资料记载，广济发生较大的洪涝灾66次，旱灾38次，大风、冰雹灾15次，冻灾（大雪）17次，病虫害灾25次，合计165次。其中，元至正十二年（1352）“蕲、黄二州大旱，人相食”；明成化十四至十六年（1478~1480）“连年大旱，饿殍载道。”清嘉靖二十四年（1545）“再旱，民饥，死伤过半。”清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六日大水，冲堤破防，民房有连屋列楹蔽江而下者，有牛马豕畜随波而浮者，有童妇尸体狼藉江滩者，灾情百年仅见。”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十三日昼夜大雪，平地三四尺深，许多破旧房屋被压倒……山区不少穷人全家冻饿而死，还有行人因冻饿倒毙于途中。”竖年，又“大旱、春大饥，民取草根、树皮以食。”一年又一年的灾难发生，使武穴人背井离乡，四处流浪，逃荒要饭者，随处可见。它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灾难带给武穴人的真实生活图景，经常形成武穴独特的远离故土、寻找生存的人口迁徙浪潮。

从独特的地理环境因素来看，战争和灾害造成了武穴人口的迁出和逃离，形成武穴人口下滑和总量减少，但在特殊的移民政策背景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太平盛世，和平年代，又是带来武穴人口迁入和总量提升的重要时期。据《广济县志》记载：清顺治十四年（1657）全县6810户，54176人。康熙六年（1667）有原额人丁11714丁，按每丁合4。99人，推算为58453人，比明末增加6261人。又据乾隆辛未《广济县志》载，乾隆元年编审增益滋生人丁1614，加上原额共13328丁，推算为66507人，实际增长7054人。《湖北通志》载，从乾隆元年到光绪七年的144年间，全县增加141002人，增长212%；从光绪七年到三十四年的28年间，增加111862人，增长53.9%。这些人口增长，除了自然增长因素外，与地方历史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武穴成为外国轮船停靠码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吸引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商人来此经商，形成“八大帮”、“十小帮”，从外地迁入武穴的人口大幅上升，仅武穴镇吸引人口就达到3万多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武穴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发展背景决定着人口迁徙趋势。把武穴看作是一座小区域范围内的人口动荡、移民迁徙之地，似乎并不过分。

郭德军

三、地域寻根文化的江西瓦屑坝现象



回望千年武穴发展过程，人口迁徙贯穿了武穴历朝历代。宋、元以来，武穴人口迁徙已逐渐从北方向南方迁徙转入到在长江中下游江南与江北之间的相互迁徙。元、明时期，既有江西填湖广发生的历史记载，也有武穴应招迁居江西鄱阳、湖口、九江和瑞昌等地参加屯垦的记载，说明在这些时期不仅仅是只有江西填湖广一说，但为什么最后让我们熟悉的只有江西填湖广和广济人来自江西瓦屑坝的口耳相传呢？

也许这是一个历史的谜点。在历经多个朝代和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江西填湖广，只是一个时间上的节点，正如武穴人移居江西瑞昌等地屯垦也只是一个时间上节点一样，它们都是古代历史发展格局中的一个过程。江西填湖广，更多地体现了朝廷集中移民的历史特点，它在当时规模大、声势大、影响大。在武穴历史上，它也是比较罕见地的由朝廷决定的移民现象之一。这与民间自发组织的人口迁徙不同，它没有多少族群迁徙的性质和特征，只是一种朝廷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它反映了一定地方移民政策的一种强制行为。由于它是由朝廷发出的迁徙令，一般带有组织性、规模性、强制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等特点。

当你阅读历史书籍，一定可以看到，那种人口迁徙的阵势是何其浩阔而悲壮。明洪武期间（1368-1388），在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官府在这里登记造册，组织成千上万的江西人聚集到这里，从这里出发，踏上了江西填湖广的漫漫征途。他们主要来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等四府。由于这些地方比较富庶，人口富足，他们受官府召集令，远离故乡，迁徙至湖南、湖北等地。足迹涉及之处，或人烟荒芜，或人迹罕至。去湖南的人行走的是陆路，他们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历尽艰辛；去湖北、安徽的人，行走的是水路，他们穿过茫茫鄱阳湖，进入浩瀚长江，走向安徽、湖北等地。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他们的行走充满了艰难、艰险和悲伤。据说，朝廷怕他们舍不得离开家乡，担忧他们中途逃跑，对每一个被迁徙群体都是由朝廷派人押送，一路上将人的双手反绑于身后，遇到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广济人的土话将上厕所叫“解手”，这就是“解手”一词的由来。“解手”还有大小之分，解一只手为“解小手”，解一双手为“解大手”。还有一种传说，说是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把江西的人移民到广济，政策是三子抽一，五子抽二，但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于是，朝廷采取了强制行动，将他们都抓了起来，用麻绳连在一起，反绑着双手押到了广济县。这些传说和故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朝廷移民的强制性、大规模地移民行为。当他们来到武穴，为了生存所计，开荒种地，开始了新的生产、生活。历史记载，武穴有江、有河、有山、有湖；有高山，有丘陵，有平原，也有未开发之地。当他们来到这里后，有的人喜欢滚滚长江的浩瀚、奔腾，选择居住在了长江岸边；有的人喜欢辽阔陆地的平坦、开阔，选择居住在了平原之上；有的人喜欢大自然的碧水蓝天，选择居住在了清澈、美丽的湖畔；有的人喜欢高山丘陵的偏僻、宁静，选择居住在了远离尘嚣的深山老林中。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的选择与被迁徙者并无多大关系，而只是明朝廷为了要打破以往族群间的亲密关系而采取的一种隔离措施而已。如今，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我们或可看到，这些迁徙者或聚群而居，或聚族而居，或择地而居，各自开荒种地，开展生产生活，已经形成了在武穴独有的乡村生活图景。

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1368-1418），明朝廷先后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自明至清期间，在江西曾发生过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两次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次是在明洪武年间（1368-1398）组织和发生，武穴既接受了江西人的迁入，也向江西进行了迁徙。如《广济县志》记载：“已知明代初期，有部分居民应招迁居江西省、鄱阳、湖口、九江、瑞昌县等地参加屯垦。瑞昌县有20多个村是明洪武和永乐年间从广济迁去的。”另一次是在清初年间组织和发生。这时，武穴没有迁江西的记载，只有江西迁武穴的记载。如《广济县志》记载：“由于（武穴）社会逐渐安定，江西各地又有不少人来广济定居。”从武穴当时的人口记载来看，这两个时候正是武穴人口增长的一个峰点，武穴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江西人迁入武穴的一个重要时间点。武穴因为地处长江中下游北岸，与江西瑞昌等地隔江相望，无可避免地是接受了江西的这些移民浪潮。事实上，从今天来看，武穴人自称来自江西瓦屑坝，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可能在历史上，江西移民迁入武穴不都是一次性迁入的，而是分多次进入武穴的；也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发的，而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来到武穴的。

据《广济县老籍居民184户姓氏源流考证》一文记载，武穴共有老籍居民184个姓，其中144个姓氏来自于江西，占八成以上。又据1982年武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共有298姓，能够考其源流的只有128个姓，其中，来自江西省的有99个姓。按先后顺序进入，他们是：汪、郝、段、宋、万、陈、蔡、涂、苏、李、熊、董、张、潘、刘、胡、郭、舒、彭、饶、蓝、郑、梅、居、乐、虞、冯、夏、吴、王、邓、龚、陶、杨、赵、范、贾、雷、卢、鲁、柯、何、游、毛、戚、韩、桂、文、叶、解、朱、梁、黄、戴、武、袁、伍、查、安、詹、周、杜、廖、钟、蒋、阮、甘、毕、闵、樊、邹、章、费、向、俞、许、高、孙、洪、魏、丁、姚、曾、冷、江、金、华、马、寇、傅、温、帅、沈、邵、聂、孔、宁、易、但，等。他们分别来自江西境内的鄱阳、余干、武宁、饶州、婺源、永修、兴国、瑞昌、临川、江州、南昌、修水、彭泽、吉丰、奉新、靖安、进贤、高安、豫章、寿春、乐平、都昌、南康、吉水、古丰、新城、新建、新安、休宁、洪都、德化、新淦、梓溪等37个州、县，占可考姓氏的77%，另外23%的姓氏则来自全国各地（参见《广济人来自江西瓦屑坝》一文）。据资料统计，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占到了武穴人的姓氏大部。他们迁来广济的时间基本上是宋、元、明、清等四个朝代，而突出旳是南宋和元末时期。南宋和元末时期的人都是为了逃避战乱，随着移民大潮，或寻亲，或靠友，或为了远离是非之地而迁入武穴的。明代以后，江西迁入武穴的人有不少，它有一个特点，一般是在朝廷的迁徙令下迁徙到武穴的。当然，也有自发的来到武穴的，但并没有形成多大规模，尤其是不像从瓦屑坝出发的人那样具有声势，那样让人那么熟悉。从瓦屑坝出发的人，真正的时间在洪武至永乐等年间。可能时间在后，时间在前的江西人并不一定知道瓦屑坝，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根来自于江西。

当年，江西瓦屑坝只是一个历史迁徙的出发点，为什么人们都把这个历史出发地视作武穴的寻根之地呢？那时，聚集在这里的人从此出发，大量的人是来自周边州县，也不排除包括有大量的瓦屑坝人。进入武穴的人，也许有些人已经记不清楚自己的根了，只记住了瓦屑坝这个地方，把自己说成了瓦屑坝的人，但不排除进入武穴的人大都来自瓦屑坝的事实。从今天的寻根之旅可看出，武穴人都说自己的根是来源于江西瓦屑坝，并能说出那些来自瓦屑坝的根之所在地，也许这就是武穴人的根。许多人把自己的根定在江西瓦屑坝，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武穴的先人都是从江西瓦屑坝迁徙过来的，这也有一种可能。在武穴这片土地上，武穴的人口迁徙一直是处在一种自来人口出入频繁，氏族兴衰无算的变化之中。有的人本来是这里的原住民，但后来离开了；有的人是从外地迁来的，但是来了后又迁走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最后，留下来的人，他们的祖先都是来自江西瓦屑坝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

郭德军

四、地域寻根文化的深远武穴影响



地域寻根文化展示真实的武穴社会镜像。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武穴每一段历史，几乎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杀戮、天灾、人祸和社会动荡；每一次残酷的战争、杀戮、天灾、人祸和社会动荡，都造成了武穴人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遍地硝烟，土地荒芜，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一部武穴移民史，半部武穴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多灾多难的封建社会里，有多少武穴人躲避灾难，离乡背井，逃荒逃难，踏上了遥远的异乡；有多少武穴人在遥远的异乡，苟且偷生，过着随遇而安、听天由命、苦度人生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逃命和生存，有多少外乡人在遇到同样的战乱和天灾后，有的也是从某一个地方一窝蜂地逃到了武穴，有的又从武穴如鸟兽般地四处逃散，远走他乡了；走了的人也许又回来了，回来了的人也许又走了。于是，我们更看到，由于残酷的战争、杀戮、天灾、人祸和社会动荡，它还带来了武穴人口发展的时起时伏，变化无常，有时人口在迅速发展，有时人口在迅速下降，有时人口在徘徊、缓慢地上升，始终处于一种人口发展大变动中。这种因战乱、天灾、动荡而引起的人口迁入和迁出现象，它给武穴的人口生态发展，也是带来了极大地破坏和影响。因此，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中国人口迁徙的动荡不定，多灾多难，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武穴先人在人口迁徙中的百般痛苦、万般无奈。武穴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由于痛恨武穴人不该拥护陈友谅（湖北沔阳人）而与其作对，曾先后九次派兵进剿武穴，硬是把武穴人都杀光了，这才有了广济人来自江西瓦屑坝的历史记载。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他们的纷争长达17年之久，给武穴人带来多少灾难和痛苦，却是毋容置疑的。因此，它也实际上展示出了一幅苦难武穴在人口迁徙中的真实历史镜像。

地域寻根文化显现独特的武穴民俗特征。历史上由于人口迁徙经常发生，每一个地方的姓氏、宗亲、族群相对集中，民俗特色显得特别突出。从人口迁徙现象看民俗，武穴的民俗至少历经了“五个阶段”，一是战国时期，南夷巴人迁徙鄂东蕲、黄，带来了巴人民俗同吴楚民俗的最早融合；二是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南播，中原氏族迁居广济，带来了中原民俗与吴楚民俗的再次融合；三是隋、唐以后，武穴历经长期战争洗礼，作为战争要道，武穴人口迁徙频繁，氏族兴衰无常，武穴民俗处在混乱无序状态，显然也带来了武穴民俗发展处在混乱不定时的迷顿状态；四是宋、元时期，江西、河南、河北、四川、安徽、福建、甘肃等地50多个姓氏迁居武穴，带来中原民俗、巴蜀民俗、陇西民俗、闽南和皖北民俗等同吴楚民俗的融合，可以说是武穴民俗的一次大融合；五是明、清之际，从江西、浙江、安徽等地有40多个氏族迁居武穴，带来早期吴越民俗同武穴吴楚民俗的又一次融合。清初至鸦片战争后，从江西、安徽、江苏、湖南和本省多地，又陆续有人迁居武穴，形成闻名天下的“八大帮”、“十小帮”，使武穴民俗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丰富。民俗文化反映地域人口迁徙的民俗特征，在武穴，由于大量江西人移居武穴，使武穴留下了许多江西元素。比如，在武穴，不少人称自己是“江西种”，因为他们的家谱上都记载着，祖先来自江西瓦屑坝。又如，在武穴，人们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因为其祖先都是被捆绑着双手用船押运来广济的，途中要方便时，就要求押送的官兵帮助解开绳索，解一只手，叫“解小手”，解两只手，叫“解大手”。于是“解手”一词，便成了武穴人上厕所的代名词。再如，在武穴，人们至今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特点。如：将外公外婆称呼读作“嘎（音Ga）公”“嘎（音Ga）婆”，动词“去”字读作“器”音，“站”字读作“记”音，等等，这些，反映了广济人与江西人在民俗上存在的许多相同性。

地域寻根文化揭开漫长的武穴血脉密码。从远古起，武穴就有先民居住的记录，由于鼓山文化的发现，更是将武穴历史推至到了5500-4500年前。如果寻根的话，这应该是武穴的根。但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有多少人的血脉沿续到了今天呢？即使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些名家望族，还有多少人的后代依然在武穴呢？所以，要在一个带有移民特征的小地域寻根，只有从现在人的家谱、族谱和县志中去寻找。据《广济县老籍居民184户姓氏源流考》记载，至今仍籍在武穴，基本上是属于有村庄聚族而居的，全县共有184姓。他们多是移民而来。按移入时间分：隋唐以前有18姓，宋代有89姓，元代有20姓，明代有38姓，清代有19姓。其中，宋代，尤其是南宋和元末，是移民武穴的高峰期。他们尽管祖籍不同，但由江西进入武穴的移民达到144 姓之多，占统计数的 78 %强。所以，武穴人大多认定，他们的始祖来自江西瓦屑坝。比如五代时迁入武穴的余姓始祖余烈，原籍江西洪州分宁人。公元 923 年，因佐李存勋灭梁有功，封威武将军，并娶尚长公主。公元926年李存勋死于兵变，余烈挈妇将雏逃到了广济双城驿隐居。南宋爱国名将余玠就是出自双城驿的余姓。余姓在武穴、黄梅生息繁衍，到了清代有48户之多。这些族姓在武穴落地生根，甚至一些人的姓名，都成了村（垸）名。如：武穴有名的有吕高、吕兴祖、吕兴太、吕胜益、余埙镇、余祥、余河、余显、余家垸、余塘岭、余全益、余苏垸等。还有一些村（垸），有的以墩、埒、咀、垸命名，有的以山、岭、寨、垴命名，有的以湖、河、塘、桥命名，有的以动物图腾而命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俺们都是来自江西瓦屑坝的。把江西瓦屑坝这个带有纪念性的地名，说成是武穴人的根脉所在地，已是板上钉钉，基本上揭开了漫长的武穴血脉密码。

地域寻根文化显示浓厚的武穴乡愁情怀。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地域寻根文化体现的就是这种历史乡愁感。当一个人悲酸无奈、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自己的故乡的时候，那是一种生死别离般的离开，是一种割舍不下许多依恋的离开，是一种走着一步一回头，总也禁不住回望一眼故乡的离开。地域寻根文化，它是对根的思念，对根的寻找和对根的发现。自从寻找、发现到自己的根后，武穴人就好像寻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故乡。今天，当我们沿着那条寻根之路去寻根问祖，去祭祀祖宗，那是多么刻骨铭心，恋恋不舍。在江西瓦屑坝，每年都不时地可以发现武穴人来到这里驻足沉思，祭拜先祖，长跪不起，瓦屑坝已成为了武穴人的一座神圣的寻根、祭祖和仰望之地。一千四百多年前，禅宗四祖司马道信出生在武穴，他的父亲在这里担任首任县令，一个当官为民辛劳，一个弘禅孜孜不倦，在武穴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无不引起武穴人对其根的情思。不仅四祖成为了武穴人的朝拜之神，而且四祖的祖籍之地沁阳，也成为了武穴人的仰望之地。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把河南沁阳与湖北武穴紧紧地联系了在一起。民族英雄岳飞原籍河南汤阴人，曾在南宋抗金时，一直战斗在江淮、湖北一带，最后因莫须有罪名被迫害致死。岳飞在黄梅和武穴留下的后裔，坚持抗金战斗，不忘弘扬岳家拳。当岳家拳风靡全国时，两地岳家拳传承人以拳牵手、以拳交流，建立了广泛、亲密的两地情谊。它让我们看到，地域寻根文化已形成为一种根与叶、血与肉紧密相牵相恋的迷人文化风景。

郭德军

黄村，黄村

文、塞壬

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这里。故乡，是一个被月夜与思念渲染得过于苍桑的词，隔着遥远的时光，犹如一个人对着深井喊了一嗓子，声声回荡，它在身体的阵阵痉挛把一个人带到岁月深处，对着曾经盛着明月的深井，慨叹朱颜辞镜，微波荡到一个人的少年，那里，最初的笑容，最清澈的眉眼，干净的小身体、蓝天与星空，从胸腔伸出的翅膀与飞翔，大段大段的岁月，它们去向不明。因为沉重，我不太愿意正视故乡这个词，每每写到它，先是一阵挥之不去的郁结凝在胸口，或是黑压压的情绪罩在头顶。然后眼前就浮现一些人的面孔，有的死去，有的陌路，而有的反目，更多的已渐渐模糊。这些脸交错，密密麻麻地说着话，像嘈叽虫那样一直在脑子里，在梦境里，在——我日益颓丧、庸碌、麻木的中年里。关于故乡的文字，无一例外的，我被某种激情而绝望的情感灼烧，让痛开出花来，即使是笑，那也是对着未来，对着微光。27岁，我一个人南下广东，绿皮火车上，我只有简单的行李，身上只有两千块钱，一路的泪水，从此就是一个背景离乡的人，从此就是一个人，从此只剩下自己。未来无着，去一个陌生的城市。27岁，一个在故乡被逼到边缘的人，爱情死去，工作也没了，接下来，等着我的会是铺天盖地的嘲讽与幸灾乐祸的嘴脸，唯有妥协，接受另一种人生，让一生从此寂灭。离开故乡，准确的说，是逃离故乡，那种仓促、狼狈，伴着去到一个陌生地方重新开始的隐隐期望，像一个人离岸踏船那一瞬间，狠命蹬腿用力一划，驶向新生的大海。到了广东，除了家人，我断了跟故乡的所有联系，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十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故乡人的视线时，我已是一个作家。互联网加快了这一进程，家乡的媒体约我做采访。晚报做了整版的报道，配了大幅的照片，标题抢眼。一时间，从父母那里反馈过来的信息络绎不绝。于是，那些逝去的面孔，它们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写过那种会面，陌生的热情，隔断的十年光阴，无措，无从说起的过往，在广东跌宕、漂泊的生涯，全都含在一种无从说起的无措中。



我发现，回到故乡，我处在一种无法与人亲近的局促里。想来，我被看作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化人了，能给我的只能是礼遇。可怕的礼遇。



因为写给故乡的文字是沉郁的。因为青春太寂寞和荒芜。在那里生活27年，落魄离场。我太需要彼此相知的灵魂、被鼓励，被照亮，诚然，我需要赞美，还有鲜花和诗，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起文学和梦，那些被放逐的远方和星光般闪耀在天空的伟大灵魂。而故乡留给我记忆的只有灰暗的江堤、料场，潮湿的木枕铁轨，泥泞的路，钢铁厂的大烟囱，昏黄的路灯下迟缓而来的四路车，一个人开宿舍的门，浸在脸盆的脏衣服，滴水的水龙头，勾头吃泡面，写诗。那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有注视的目光，关了门，窒息就向人围拢。贫乏与孤寂，清高与激越，敏感与自尊，没有朋友，无望的爱情，灰色的27岁，忽然接到通知，你被报社炒掉了。

中国人的故乡大抵是属于乡土的。那些写故乡的文字无一例外地会写到村庄，田野，清澈的河，湛蓝的星空，乡音，乳名，家族，还有天底下都一样的父亲母亲，为着儿女辛劳，一样的感动，细节，不一而足。这些，我一样有，可是，我却没有写下一个字。还有一些人写故乡的小吃、习俗、农具、乡村游戏、传说，有些人写民间手艺人，田间地头的艳事。这些，我也有，可我依然没能写出它。究其根本，我发现这类文字有一种生命的轻，从审美上，它讲究一个趣味，俏皮，和一种把玩的闲致。显然，我的苍凉，生痛，咯血以及那种任谁也听不见的绝望之喊叫，我的不甘，我的破碎，尖锐，为了成为自己成为人的种种挣扎，我细瘦的身子骨，有着过于沉重的灵魂。那种，闲情的，好看的，有趣的文字，我如何能写出？



曾经在一个访谈上说，不写，是因为觉得它不配被写出。我原先以为是太看重它的意义，现在看，面对故乡，我缺乏一个轻灵而有趣的灵魂。或者说，我习惯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故乡相处，我沉浸在它过往带给我的灰色、阴郁的岁月里，没能走出来。



可这次，我再次把目光投到了这里。我的故乡。中年，很大程度上，我已与太多的人与事和解。和解不是妥协，而是走向另一种开阔。我想，关于故乡的文字，也许我能够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来。忽然听到一个老者的死，快二十年了吧，他曾经那样刻薄过我，为了三百块钱。一时间觉得自己才刻薄，这种事情居然二十年了还没能忘记，想必如若有机会，我是不会放弃去报复的吧。摇摇头笑道，我怎么可以这么面目狰狞地活着？



也许，我总是不满足于文字的记录功能，像个照相机似的，把角落、暗沟的苔藓、蛛网也一一描摹出来。先前，还原一件事，一个人，还原整个的故乡，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故乡不是静止不变的，二十年间，它变得陌生、复杂，我的文字恐怕是探不到底了，它变得浑浊、未知，勾连着广阔的外部世界，背景是这个时代宏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后的收尾，我的故乡，最后的乡土，在飘摇的孤舟上。





                                                   

郭德军

    最后的村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那里开始征用耕地办厂，有造纸厂、食品厂、橡胶厂，最大的是钢铁厂，很早，我们就是工人了，户口，农转非。但拆迁，是近十来年的事情，新建的钢铁厂厂房、工业园开始把人们往外赶，政府盖了成片的新楼用来补偿，但是，我住的那个村庄在一个山脚下，往里走，很深，它还没有拆。那里有近两百多户人家，黄姓为主。钢铁厂修了一条漂亮的水泥路一直通到外面的公交站，从黄村走出来要半个小时。一路的绿化带，栽了两排桂花树，树影婆娑。



因为大家都是工人，国营单位，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外出打工，有的小炼钢厂效益特别好，工人每个月拿到手有七八千块。先前征的耕地并非全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有菜园子。有的人还有渔塘、稻田、果园，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工人，却享有农民的一切。有天然水库、干净的山泉，溪流，如果勤快，你依然可以烧柴火，自己种菜，自己榨油，有顺丰快递、网购便捷的今天，在黄村，你依然可以过那种传统的农耕生活。我曾带一个画家朋友来家里玩，他四处看了之后连连夸赞好地方，说是，想在黄村建一个工作室。我说，等退了休，我就从广东回到这里养老。



我特别喜欢我的村庄，每年春节，我都从广东赶回来过年，要赖到正月十五才走，有时，国庆节也会回来一次。那里留存着最后的乡村文明，祭祀、送灶、扫尘、年夜饭、贴对联、祠堂守夜、初一、十五去庙里敬香这些都完好地保留着。出生地，方言，根植于我记忆中最初的印象。无论走到哪里，经历过什么，永远无法抹去的还是年少的记忆。一回到那里，我就还原成最真实的自我，整个人摊开，不必化妆，成天穿着睡衣家居服，趿着棉拖，大声说话，吃饭，端着碗，游遍半个村庄，挨家蹭菜，父母兄弟，随便吼。一个人，也只有回到出生地才敢于这么赤裸吧。然而，那些靠拆迁富起来的人已经成为城里人，他们住楼房，还获得了一两百万人民币的补偿，相对，黄村人是贫穷的，人们做梦都想着有一天拆迁能拆到自家门口。年年春节回家都会听到大家兴奋地传递：快了，要拆到我们这里了，上头下文件了，最迟明年底。快了，快了，我们也要住进楼房了。听，这一个个的，都那么迫不急待地要成为城里人。



我知道那一天迟早会到来，这神仙般的田园生活，数日子罢了。唯有我是个矫情的人，从来对成为城里人、获高额补偿不上心。我的母亲尤其急切，话里话外，都透着『明天就要搬走，眼下的日子不过是先混着罢了』的潜意识。然而，年年念叨的拆迁，望穿秋水，竟也拖了十来年了吧。就是这十来年，黄村的生活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说有意思，是因为它掺杂了太多新的东西，这些猝不及防的新，它们竟顺理成章地跟黄村融合在一起，闻所未闻的人和事，相继粉墨登场。



周边的村庄都拆迁走了，那些人住进了政府给盖的楼房，也不远，楼房在街道办事处的边上，骑自行车进黄村十来分钟，摩托车，一溜烟就到了。听说，他们当初选房的时候是几个村庄的人合在一起抽签决定的。这意味着，你的邻居，你的生活状态全改变了。年纪大的人，住不惯楼房，尤其没有电梯，抽到高楼的，极不便。不像当年的村庄，一出门，就是开阔的天地，泥土、清草和溪流的气息。楼房是一格一格的，一进屋就关门，天、地，全都切断了，人悬在半空，困在格子里。出来，也寻不到以前的邻居，所有的人家门紧闭。串门，这重要的生活习惯，一旦没了，哪个都受不住。前几年，隔壁村的李婶，常来我家串门，向我妈数落她儿媳妇爱乱花钱、好吃懒做、不孝顺。据说，当初大家的农具没地方放，一楼的楼梯间成了争夺的宝地，经常为此大打出手。可是，粪桶、板车、磨盘、水缸，这类不比锄具，它是很占地方的，要想扔掉它们，需要跨过一个思想的鸿沟，这一点，基本没有人能做到。然而，更可怕的是，人突然闲了起来，地没了，无所事事，能去哪儿呢，只能去黄村了。



很多人干脆在黄村搭了简易的平房来住，带上农具，去种黄村人不种的菜地。我每次回来，看到这种平房都在逐年增加，一户挨着一户，放眼一看，竟有好几十家。新楼房，年轻人是欣喜的，精心装修，老人和他们一起住，总会跟儿媳妇闹矛盾，于是，在黄村建平房自住倒落得自由、舒心。而黄村，很多人在市里买了房，宅基地的老屋就租给外乡人。这外乡人，就是来自湖北各地乡村来钢铁厂打零工的外地人，他们拖家带口，生一堆孩子，住进了黄村的老屋，操着外地口音。我们那里有个说法，屋不能老空着，空屋显得阴森，败人气，屋子要有人住着才好。有人住，就有烟火生气，就旺财风水好。即使白菜价，租给人住也是好的。有一个武穴人租了我堂兄的老屋，一家人在那里酿高粱酒。有一次我探头进去想看个究竟，进门就闻到酒香，屋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笑着问我是哪个，我心里想，这是我哥家，你问我是哪个。还有两个阳新人租了一家老屋的连屋，一人占一边，他们来这里养螃蟹。以前春节回家，我经常碰到陌生人，十年了，这些陌生人成了常住人口，他们的孩子在我的家乡长大，竟能说一口我家乡的方言。如今，大的，有些在外地读大学。



黄村的田地，年轻人是不种的，老人又种不了太多，于是，大多都荒着。有人想种，只需跟主家打声招呼，不要钱。外乡人，倒是勤快，种了不少我们的地，他们养猪，种了大片的红薯和南瓜。我家，父亲只种了一小块，用来活动他的筋骨，小园子满眼碧翠，菜蔬瓜果鲜亮莹透。渔塘，过年捞一次，平常，他就坐钓，打发时光。



走到外面的公交站要半小时，于是，骑电动三轮车拉客载人就成了一门生计。我父亲的手机里，存有三五个拉客人的电话，他们多是外乡人，年纪大了，工厂不要了才来跑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古子的黄冈人，有点口吃，驼背，五十多岁，死了老婆，两个儿子都不管他，他就靠跑车维持生计。父亲总照顾他的生意，每次我回家在进村的站口，父亲就打电话叫古子来接我，三块钱。古子把车停在黄村麻将馆的门口，边看人打麻将，边等人给他打电话拉客。



古子的车没有办证，被派出所的人扣了一回，要他拿钱去取，这激怒了黄村的人。古子住在黄村一家废弃的柴屋里，没收他租金，这么些年，黄村人早把他当成了自己人。那一次，几个族长出动，去派出所，硬是把古子的车要了回来，从那以后，派出所就再也没有扣古子的车。



古子爱喝酒，酒也是人家请他喝的。他喝了酒，就找个有太阳的地方打盹，生意来了，手机在他身上响，他也不接。这时，总有人上去用脚踢他：死驼子，还做不做生意呀。踢不醒，用手去摇他，古子嘴里嘟哝着，不理，只顾睡。电话那头的人，也知道古子喝醉了，大概也只能挂电话，狠狠骂上一句。这酒，人家也不常请，他就这一个嗜好。



古子来接我总不肯收我钱，这哪里使得。我硬把钱塞他，他就裂开嘴笑，最终把钱收下。因是个驼子，孩子们常拍着手围着他喊：驼子驼，挑担箩，摔一跤，仰躺哦。古子从不恼，裂开嘴朝着孩子们笑。今年春节回家，看到古子老了很多，说是病了一场，一幅老态龙钟的模样，走路，脚跟擦着地，很吃力很慢。听家里人说，一个村妓骗走了古子的钱，他没有钱诊病，车舍不得卖。人们都在叹气。等逢春了，天暖和起来，古子的病就会慢慢好起来的。都这么说，那一定是错不了的。可是今年冬天实在太冷了，暴雪持续了一个星期，古子终究没捱过去，腊月二十七，古子就死了。



黄村的人现在有一半不姓黄。这地方的生活倒是热气腾腾的，早上，有三家早点铺子在雾气缭绕、路灯昏黄的凌晨四点开门，天蒙蒙亮，油条、热干面，蛋酒，面窝，馄饨，稀饭都有供应。年轻人不爱吃家里做的，都喜欢在外面吃早点。超市、小卖部，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有的挂着代收京东快递、顺丰快递的牌子。趁着吃早点，旁边有一个冯姓老头支了一个肉案，天没亮，他就骑电动车去外面拿半边猪肉，个把小时，太阳刚升起，冯老头的猪肉就卖个精光。接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校车也陆续开进村庄，广场上音乐响起来，广场舞有娘们、打拳的有大叔，还有人喊两嗓子楚剧。每一天，黄村就这么响亮开启。人家都这么说，乡里人如今过城市日子。这乡村，如今只有一个黄村了。黄村，乡村最后的退守之地，它一直在往后缩，一萤豆光，却意外地，在它的弥留之际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我知道，它不会长久。

郭德军

麻将馆



如果说我春节回家只是为了麻将，那是不是有点可耻？我素来认为，牌桌上可以显露真实的人性，兄弟姐妹、父子、爱情、友情，通通见鬼。在牌桌上，可以六亲不认，不必矫情。每年春节，我都会在牌桌上输几千块钱，然后痛痛快快地、了无遗憾地回广东。广东麻将太单调了，和法简单，结局清澈见底。最要命地是，起手的一把牌，变数不大，基本就定死了这把牌的命运，你的智慧、野心毫无用武之地。它难以激起人的贪欲，难以有意外的兴奋点，它没有需要你横下心、冒着输光的风险去博更大的和法。在广东这么些年，我始终没能爱上广东麻将，即使麻将瘾发作，去打几场，甚至赢了钱，都没能让我真正享受到那种因冒险、刺激、狂欢、悔恨而带给我的巅峰快意。广东的麻将桌子，不可能出现尖叫、使劲敲打自己的头颅、拍桌子、暴粗口问候你祖宗十八代、以及在打出金顶大满贯之后冲出麻将室去小卖部见人买一大瓶可乐的豪放之举。



湖北麻将，即使起手一把臭屎，但它依然有打出全场大满贯的可能性。这就是它无可比拟的魅力所在。在麻将中，我看清自己，一切毁灭的东西对我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即使是短暂的人生，我也希望它是燃烧的。即使是沉寂的，我却一直是在等待被点燃。输赢，我没那么在意。



跟所有写故乡的文字一样，面对麻将馆，下笔的踌躇还在于，作为人的精神意志，故乡似乎没有值得书写的价值。这是长期以来我不愿意面对的真实，这也是我个人的真实。这地方，没有出现一个英雄，一个高尚的人，一件值得赞颂的壮举，甚至，没有朝着那种理想方向转变的迹象。写作，很大程度上，我们会选择表现人的精神层面。它应该是诸如理想、热情、抗争、努力、高迈、美好的样子，而不是去选择表现平庸、混沌、无聊、丑陋、麻木甚至是罪与恶的一面。面对故乡，我先前是失语的，认为故乡的人只会沉溺于感官的快乐，除了活着之外，没有其它任何精神层面的追求。真是可笑啊，我居然对凭着劳动干净活着的人们，人为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认为他们只是麻木地活着。



黄村有两个麻将馆，是当地派出所认可的。为了划清娱乐跟赌博的区别，派出所专门设定了一个额度。平常巡警骑着边三轮进村，发现超出了这个额度，不仅会缴光所有人身上的钱，麻将馆也会也受到警告。当然，巡警有时也会忍不住坐上桌子玩上几把。



麻将馆一般在下午两点开张，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关门。一场牌下来，一个人输赢的额度在三五百元以内。我婶娘家开了一间，另一间是外姓的租客。麻将馆是村里的信息传播中心，八卦、趣闻，谣言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这里每天都挤满了人，看牌的，带娃的，凑热闹的都来这里蹭空调和WIFI。冬天，老人们都怕冷，我婶娘专门在角落里给他们准备了一张小桌子，备着茶水。孩子们冲进冲出，喊打喊杀，在地上打滚。牌桌上的啸叫、争吵、怒吼，跟孩子的哭喊、父母的责骂声搅在一起，震耳欲聋。麻将室的空气混浊，男人抽烟，灯光罩着一层雾气。只打一场牌，我的头发根直至内裤都充斥的肮脏的烟臭。



牌桌上，爱欠钱的人，人缘就不好。建强就是这么个人，输了钱就赖，据说，他老婆每个月给他打牌的钱控死了，若他月头输光，那个月就没钱打牌。他牌品不好，人家都不爱跟他打，他就死皮赖脸的求人家。大概是体恤到确实是个爱牌的人，蛮可怜，没得治，每回都还是让他上了场。有回又要输了，他老婆站在他背后，从他头顶伸出手把他手上的八筒扔出去：傻货，打这张，这么蠢，你不输谁输？建强扭头，见老婆来了，忙起身，把老婆往位子上塞，你来，你来，我快输光了。说来也怪，每回那女人上桌，总能扭转局面，要么打平，要么略赢。有时，建强快输光了，趁上厕所之机打电话给老婆叫她来顶场。如今，只要他一上厕所，大家伙都笑他：这人叫老婆去了。男人输了钱，桌上人就会这么玩笑，你小子这是昨晚跟媳妇在床上败了火啊。伙计，想要赢钱，就要净身哦。



伟坤娶的新媳妇也爱打，牌桌上，她化着浓妆，挑着眉毛，说话嗲声嗲气。赢了钱，笑得花枝乱颤，她是读了大学的，在银行上班，晚餐，她婆婆把饭送到麻将室，端到她手上；常年愠着脸，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钱、从来不爱笑的四叔赢了钱也骂人，他向来赢了只说打个平手，输了无限夸大；养螃蟹的武穴佬摸牌的时候喜欢把牌往胯下一拽，用拇指一搓，翻开，仿佛这样能够起到好牌；我堂姐牌相最丑，三盘不和牌从头骂到尾，唾沫横飞，生殖器不离口；往村里小卖部送货的小伙计染着黄发，两个耳朵钉一排耳钉，他摸到一张好牌就从椅子上弹起来，然后把牌往嘴里亲一口再坐下。牌桌上，众生百态，黄段子一茬接一茬，头天吵了恶架，相互问候了祖宗的人，第二天在牌桌上又好了。我常想，麻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消解太多的恩怨、是非与爱恨，在它面前，过往的一切都不作数。我们那里的人说是包治百病，谁得病不舒服了，就说，叫他去打麻将，谁被烦心事愁住了，还是那句话，叫他去打麻将。庙里的老和尚也是麻将馆的常客，他要输了，就替菩萨放话，绝不保佑你家儿子上大学。第二天他要是赢了，就会说，他替菩萨收回昨天的话。



平常日子，麻将只能开两桌，大家都要上班。但春节期间，开四桌，还得提前占位子。打牌的女人很是凶残，牌桌上个个打得披头散发，面目狰狞，满嘴脏话，输了钱，脾气不好，扬手打娃，吼老公，德性大多如此。但有一个极其可爱之人，人人都爱她。她是我婶娘的妹妹，我们喊她梅姨，嫁在隔壁村，拆迁后在市里买了房子，做建材生意，发了财。她经常一个人开着车来黄村打牌，梅姨在牌桌上好脾气，不骂人，不欠钱，即使是手气背到整场不开和。她一旦打了人家金顶，就会请客，打电话给隔壁的小卖部，给座上的每人来一罐饮料。她一般不和屁和，盘盘往大里整，所以她总是输。输光钱的梅姨，把牌一推，起身扬长而去。梅姨似乎不太在乎输赢。每次开车回来按着喇叭，进门，哈哈一笑，我来了，我又送钱来啦。她就这么豪气。



有一次，牌桌上坐上来一个高中生，寒假嘛，孩子们都从学校里回来了，梅姨把他往下赶：哪家的娃，滚开，这不是你玩的地方。那孩子硬是不下去，梅姨上前一把把他拽下来，叫旁边的一个后生坐上去。她嘴里嘟嚷着，哪家的娃，小小年纪不学好。啊，你自己都不好，凭什么管我啊？那孩子反问她。啊，我，我是得坏了病，无可救药了。我都坏掉了。梅姨对那孩子连推带赶，把他推出门外。



打了两个钟头后，梅姨上了个厕所。她突然怒气冲冲地叫来我婶娘，把她拉到隔壁房间，斥责道，你就这么想赚钱啊，连个未成年的孩子都许他上桌，你今天不把那桌端掉，我以后不来你家打牌。



你不让他打，他一样会去别家打的。我婶娘无奈地辩解道。

反正咱家一律不准接待未成年人。你糊涂啊姐。梅姨说，咱赚这钱算是为大家图个乐，但也是个业，你平常还去庙里敬香吃素，这个理也不晓得？



我婶娘深信业报，连连点头，因为赚了这个钱，她是诚惶诚恐的。自此，婶娘没让学生上过桌子。婶娘有时帮打牌的女人带孩子。那些女人上桌穿件大大的夹克，把孩子放怀里，然后拉上拉链，孩子只露个脸在外面。有时孩子哭，她就抖几下，然而，还是没能止住孩子哭闹。婶娘看不过，就接过孩子，把他哄睡，然后把孩子放在自家的床上。因为打牌，有时女人们误了做晚饭，婶娘开始为打牌的人的提供晚餐，她用柴火做大锅饭，她炒一大桌菜，有鱼有肉，打牌的人，连同孩子，近二十人，桌子坐不下，大家蹲着墙根吃饭，热闹非凡。这么多人吃一个锅的饭，这感觉很特别。柴火饭用的是糙米，煮出来的饭蓬松，香醇，婶娘还在饭锅边蒸了虾皮鸡蛋羹，豆豉腊肉，但凡她做了饭，我就不回家吃了。要知道，这都是我多年未吃到的家乡美味。



因她提供晚餐，所以我家麻将馆的生意比另一家要好得多。去那家打牌往往是因为我家已经客满了。梅姨每次来，从车的后备厢拿出猪肉、咸鱼还有青菜。有一回梅姨来晚了，位子被占，她说，晚餐我们包饺子吧。我一下子来了兴致，许久没有吃到传统的饺子了。我们娘儿三个，从午饭后开始张罗。手擀饺子，摊一张大面皮，用玻璃杯的边缘往上印，一个一个圆圆的饺子皮就出来了，调皮的孩子上前捣蛋，他们把面粉洒得到处都是，黑黑的小肉爪子印在白白的面皮上，点点污迹。肉馅是在砧板上剁的，韭菜猪肉馅，拌了藕丁。开始包饺子，梅姨说，家里只有叔叔跟她两个人了，孩子们都成了家，忙，很少回。两个人吃饭，没兴致，她什么也不想做。年纪大了，就怕冷清。我一下子怔住了，年纪大了就怕冷清。谁不是呢，这麻将馆，聚拢的这么些人，说到底是嗜赌还是怕冷清？



那顿饺子包了五百多个，竟吃个精光。我没问婶娘，提供晚餐是因为平衡赚这钱的业障还是为了持续这人人都赖以为之取暖的热闹？也许，两者皆有吧。



有这样一群人，怕输钱，从不上桌打，但是天天赖在麻将馆里，围坐在桌旁看牌，直到晚上十二点散场才走。看牌也是有瘾的，据说有人曾趴在门缝看一夜牌。他的喜乐也跟场上的人一起起伏着，嚎叫，兴奋，颠狂，痛心疾首，仿佛输赢也跟他们息息相关似的。他们推波助澜地营造气氛，跟着起哄。看牌，难免多嘴、暗示，于是，看牌的人也是输钱人的发泄对象，争吵，咒骂，混在一起。我看着这热闹的场，忽然间感到人间的悸冷。最喧闹的地方是孤独的极致。每一个人都那么害怕孤独，害怕黑暗，看到有人的地方，不约而同的，就向那个地方靠拢。可是，我在城市没有找到那样的地方。广东麻将，于我，终究不是打法不适应的问题，而是，我根本融不进去。



散场了，老人们在角落睡着了，纸箱摊平垫地上，三两个老人相互倚靠着。婶娘要关空调，她去挨个把老人摇醒：他爷，散场了，你回吧。有时叫不醒，她就打电话叫老人家的孩子们来接。一地的狼藉，烟头，果皮，纸巾，瓜子壳，包装袋，矿泉水瓶，痰迹，多像热闹后的灰烬，冷了，让人伤感。我帮着收拾残局，胸中涌起悲凉，哪天这黄村也拆了，这世上，再也没有这么好的麻将馆了。

郭德军

  村妓

当我说出『嫖』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躲闪的。因为不太确定为什么我要念出这个字。生长在黄村的人，世世代代，与黄土、水稻为伍，即使后来做了工人，也是以钢铁为伍。花钱，可以买到跟女人睡觉，这天大的秘闻，令人血液贲张，发狂，小声说出来得环顾四周，怕有人听见了。村妓，于黄村，绝对是外来物种。且，她们没有天敌。杀伤力，破坏力，可想而知。一直蒙在鼓里的意识突然大白于天下，过去只是用来骂人的『婊子』，现如今就站在你面前了。可以调笑，可以摸，还可以……

城市里有好多女人做这个。黄村的老人都知道了。

这个病毒最早入侵的时候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随着拆迁，工业化扩大，从外地转到我们这里打零工，最早的那一批外来者。好些年前，有人指给我看，当时有两个，皆四十几岁的妇人，举家迁到黄村，租了村里的老屋，男人在钢铁厂打零工，女人在小炼钢厂帮人煮饭或者在家种种地，养养猪，从那半掩的大门往里看，他们大概有三个孩子，都大了，最大的成家了，不在跟前，只看到最小的两个读中学，住校。黄村这地方，不在外面找事做都饿不死人，即使打零工，都相当稳定，而且工作的报酬是计件式的，所以，这里的村妓并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样，因为穷，孤儿寡母，要供孩子读书，为生活所迫才做的皮肉生意。一想到从妓，人们总是会自动脑补：被迫。



从外地来我们这里谋生，只能是，她们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要差很远。显然，黄村所有的一切，对她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她们很快就有样学样，描上眉毛，擦上口红，染发，穿紧身裤，束出细腰和饱满的乳房。跟男人眉来眼去，调笑，嗔怒，眼角含情。我仔细打量过这两个女人，都稍有姿色，四十几岁的人，还是很有水头，果然，风骚是骨子里的，眉目，唇，身姿都是春色。自家的那个土山炮肯定是吃不住她的。也管不住。



那个叫尤香的女人四十六岁，白净，有华泽的膀子。很好的性子，见人就叫，他叔，进屋喝杯酒再回哦，细娘，莫只顾忙，歇歇去。开口笑，人收拾得干净，化淡汝，穿素净的碎花褂，系腊染围裙，她烧得一手好菜，回锅肉，酱板鸭，红烧鱼，芹菜香干，卤肘子，炝黄豆芽，蒸茄子，满满一桌，有酒，有轻声款语的声音陪劝，谁坐进她的屋子，那是出不来的。



最先下水的是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不到六十的样子，精瘦，腿脚利索，气色很好，喜欢穿牛仔裤，他动不动仰天哈哈大笑。每天早上在广场打拳，成天端个保温杯，找人抹字牌，或者戴个草帽夹个折叠皮凳，提着鱼杆往村外的渔塘里走，老校长跟我父亲是棋友，两人水平臭得相当，都爱悔棋，一盘棋下一天都下不完，他是可爱的，总跟我父亲说，咱太祖黄庭坚那点风水全被你家占了，你家燕子又出新书了吧？他是德高望重的，春节，他写全村对联，大年夜，他守祠堂，谁家新生的娃，总找他取名字。谁能想到呢，就这么个人，这有辱门楣、伤风败俗的丑事竟落到他身上。无它，那一定是狐狸精烂货勾引的他老人家。老校长的老婆经人报信，把老头子堵在尤香床上捉个现形。

接下来就是标准的中国式妻子发难。揪着那女人的头发，脚往她下部踢。校长夫人骨架高大，有蛮力，把那烂货往外拖，要当众脱光她的衣服。黄村的女人齐声赞同，围观的人冲她吐口水，扔石头。这老校长还真是个男人，把尤香拉起来，往屋里推，以免她当众受辱。可想而知，这举动直接让校长夫人炸了，她甩开众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用手捶着地，嘴里骂着最下流最恶毒的话。



我父亲对此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任凭母亲在耳边指责那不要脸的臭婊子，生生毁了人家的家庭。但这件事的发展方向让人目瞪口呆，老校长居然不要脸了，继续跟那个女人来往。校长夫人气病了，整个黄村的舆论是一边倒。但凡尤香出门遇到人，定遭白眼，人们当她的面，把痰吐在地上，以示鄙视。事情怪就怪在，这尤香毫不避人，走路，挺着个胸，笑容满面。女人们暗地里把她咒滥了，但是，男人们，却显出一种微妙来，总有人看到时不时有男人往她屋里跑。



我们那个地方，老一辈的人，没有一个离婚的。即使出了这样的事，他们也绝不会离婚。大活人，怎么管？关住？最终只能是疲惫，打也打了，吵也吵了，日子还得过，只能任由它去吧。听女人们说，尤香一次收一百块钱，所以，不能让自家男人身上超过一百块钱。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黄村的人慢慢接受了村妓的存在。思想也放开了，据说，现在暗地里有更年轻的女人在市里做，好几个，黄村的女人也没有如临大敌，话放出来了，我家那位要是去嫖，就一个字，离。



我一直对这个尤香很有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一个作家的敏感，虽然，它满怀恶意。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自己因写作的内因去靠近某个人，或者某个事，这是非常粗暴的。动机本身，没有尊重，只有猎奇，和某种窥视的私欲。



尤香五十多岁了，应该还在接客。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中午她就骑上电动车去钢铁厂，在厂区的那一排法桐树荫下摊开她的大餐巾，把各式小菜摆在餐巾上，秘制的小牛肉、烤鸡翅、小炒肉、五香干，煎鲫鱼，辣腐乳，腌黄瓜，扣肉……近二十个菜式，她一一摊开，等待买主。钢铁厂的工人陆续下班了，拿着饭盒去食堂吃饭，打完饭后，他们就会光顾尤香的小摊。尤香摆这个摊好几年了吧，不到一个小时，她的菜会全部卖完。食堂大锅菜想来不好吃，尤香的小炒看起来干净，味道比餐馆的好，也不贵，两条三四两的鲫鱼才五块钱。我吃过她的菜，是那种有个人经验的厨子做出的味道，她非常熟悉食材的特性。精致，讲究，记得有一个细节是，她用手从盘子里拈菜让你尝，那个感觉就像，手就是道具本身，类似于筷子了。晚上，尤香在村子广场边摆起了夜宵摊，卖扎啤。麻辣烫，炒粉，炒田螺，小龙虾，毛豆，盐水花生，她老公陪她守着摊，帮着递菜也一直忙到深夜。午夜，麻将散了场，人们就会坐在她的摊前宵夜。我常常在她摊前坐到午夜，甚至更晚，始终开不了口，这种事情，我如何开口问。

最终还是她先开的口。她知道我没有半点看不起她的意思。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愿意跟我聊起这个。

你知道吗？当初我要是贪钱，老校长有多少钱他都愿意给我的。

我怔住了，心想，你不贪钱，那图什么呢？她又说，你们有谁知道呢，老校长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哦，不仅是他，这村子里大部分的老人都可怜。

那个时候，老校长跟他老婆就有七八年没有性生活了。而且他是那样健康的一个人，他的夫人认为年纪这么老了还过性生活，是不正经的事。这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正常的性生活。都是人啵，谁知道谁的苦。

言尽于此。再往下，涉及具体的人，具体的细节就唐突了。猛然醒悟，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广袤的乡村，老人的性问题，这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当道德与生理机能相冲，大多数人会选择隐忍，而乡村的伦理压制以及老人们可供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极其有限，所以悲剧往往是，很多老人性侵了幼女，当我们强烈谴责人之兽性时，却总是忘记，困扰着乡村老人的性焦虑是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的。最好的结局是，人们带着这样的焦虑与渴望痛苦而体面地死去。



那么，尤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人们除了唾弃她卖肉不要脸，谁能相信，她心生怜意？甚至是，坚持做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份怜悯之心。



                                                              消失

黄村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黄村了。我听见一切的过往在内心崩塌的声音。而新生的那部分让我心生疑惑。在广东十七年，我的黄村在慢慢开始将我埋葬。我曾逃离过那里，而今，我已然记不清她的模样了。我的名字，姓氏，依旧，如果我一直未婚，最终还可以葬在自家黄姓的祖坟山上，甚至可以挨着我的祖母。现在，我要努力地记起，那漫长漫长的童年，少女时代，从最初最清澈的眼神开始，最早的黑白记忆开始，我要回溯，我要画下最后那片未落的叶子，我要如何写出消失？写出曾经的告别？



我曾郑重其事地写过悲迓了，楚人最古老的抒情，那最后的告别。今年除夕夜去祠堂守夜，在阁楼里，我看见积满灰尘的狮头，和全套的狮拳兵器、锣鼓。黄村有多少年没有舞狮了？有二十年了吧。下一辈的人，没人教过，是没人会的。我忽然起了意，忙跟一旁的伯父说，伯父，你就在大堂给我们打一套占山拳吧。我们家这套拳开篇就是占山拳，但印象十分模糊了，只依稀记得有漂亮的扫堂腿，有刚劲的劈山掌，我叫来孩子们，让他们都来看看大祖父打的这套占山拳。

我的大伯父七十多岁了，身体挺硬朗，只是这拳，怕是也生了。他见我提起占山拳，一时间也来了兴致，他撸起袖管，拉开架式，准备要打了。



可是我的印象还停在他二十多年前打拳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他，一头黑发，胸膛饱满，拳力所到之处，呼呼生风。而今，年过古稀之年，他跃跃欲试，要在儿孙面前打一套家里的土拳。然而他的气息明显衰弱了，敬礼的时候，膝盖都不能弯到位。他倔强地重做了一遍，勉强刚刚好。最终，大伯父只能是完成了拳路，扫堂腿，凌空飞踢皆一一省去了。但他的招式做得很足，韵味保留了几分，总算，没有在儿孙面前丢脸。我知道，完成这种效果，他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

谁能不难过呢，已逝的青春岁月。



而这舞狮，那套拳，那套十八般兵器，注定也将埋葬在岁月深处。少女时，我选中的是一柄单刀，因为喜欢刀柄上的那块红绸，它舞动起来的样子非常帅气。母亲曾描述我舞刀的样子，咬着粗辫，瞪着个大眼睛，很是吓人。我那一辈的孩子，每人都认领学了一样兵器，我想，应该没有人记得招数了。往昔，归于尘土，不必挽留。



孩子们皆一律的普通话，我们的方言，也将归于尘土。在家过年，唯有祭祀的大礼是保留了，终究，祖宗是不能忘的。庙里的和尚，也只是初一、十五吃斋。年饭，已有不少的人家在市里的酒楼订了席位，不必操劳，三更起床，五更吃饭了。糍粑和腊肠去超市买，不再有人愿意听楚戏。拜年，微信视频，压岁钱，微信红包。即使是这最后的村庄，黄村，旧迹也在层层剥落。依然还有人不断地迁进来，那是不适应城市生活的人最后的退守，人们聚集在此，挥别最后的乡村文明，这最后的繁华、喧闹正像是一首挽歌，它把时光越唱越短，前方，城市高楼之阴影正碾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