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说。
我不想急急地搬出苏东坡、朱熹、陆游、辛弃疾、郭熙、梁楷来说事，而要特别指出宋代所开拓的一个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开始就想用大批文官来取代武将，为的是防止再出现五代十国这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大批文官从哪里来？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的平民寒士中挑选。因此，又必须进一步完善隋唐时期就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禁止以往举荐贵族弟子的弊端。为了让平民寒士具备考试资格，又随之在全国广办公私教育，为科举制度开辟人才基础。
按照这个逻辑层层展开，全国的文化资源获得空前的开展，文化空间获得极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气氛，也立即变得浓郁起来。
所幸的是，这个逻辑还在一步步延伸：为了让文官拥有足够的尊严来执掌行政，不在气势上输于那些曾经战功卓著的武将，朝廷给了文官以极高的待遇。有的史学家认真研究过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劳标准，结果下了一跳，认为标准之高在中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不仅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之初还立誓不杀士大夫和议论国是者，也就是保护有异议的知识分子。这项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后的宋高宗赵构，才被触犯。但总的来说，宋代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请看，文官政治的逻辑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结果就必然如此。退出的不仅是武将、贵族，而且是以前种种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文化就有可能在权力结构中显现自己的魅力了。本来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结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这种互相利用，最后的赢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诚实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只把文化当作一种装扮。
平心而论，在中国古代，一切官员都会有一点谈论经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会有一点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的雄心。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选一批谏官、谋士、史笔、文侍也不困难。难的是，能不能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灵魂来问鼎最有权力的官僚机器？历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如果没有当政，他们的文化成就也早于使他们取得了一代宗师的地位，但是，他们又先后担任了朝廷的最高行政首脑。两种顶级高端的对接，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
我曾经花费不少时间钻研这些文化大师当政后的各种政见，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斗争，但后来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是谁。
这正像几位哲人在山巅舞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剑术，而是他们是哲人，他们在山巅。是谁把他们找出来的，又安排到了山巅？
看上去是皇帝，其实背景要大很多。既然认认真真地实施了文官政治，那么，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来的官场弊端和社会痼疾能不能进一步消除？这个问题也必须交给文官自己来回答。回答的好不好，决定着中国以后的统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尚情怀的范仲淹，提出了整顿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官”之累而求其强。十余年后，王安石更是实施了牵动社会整体神经的经济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费”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见影，国家的财政情况果然大有改观。但是，司马光则认为天下之富有定数，王安石式的国富必然导致实质性的民穷，而且还会斫伤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反对变法，主张“守常”。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苏东坡，明显地倾向于司马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觉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按照现代政治学家的观点，王安石简直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国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主导整个行政体制。这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实现，但他以天才勃发的构想和义无反顾的行动展示了一种政治思想，成为公元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贵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敌司马光，包括他们前前后后的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都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在公元十一世纪集体呈现的高度政治才华，使中国政治第一次如此浓烈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文化品性。
这样的努力很容易失败，却又无所谓失败。因为我说过，胜败只是军事政治用语而不是文化用语。当文化大幅度介入，就只剩下能不能构成积累、是正面积累还是负面积累的问题了。
我对那些年月情有独钟，全是因为这几个同时踩踏在文化巅峰和政治巅峰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他们实在让人难忘。
有人根据他们的凄凉后事，断言大文豪、大诗人、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不能从政这就错了。他们不从政也未必不凄凉，别人从政也未必不凄凉。凄凉是天地对一切高贵人生的自然总结，而不具备任何价值判断。在我看来，这些人从政确实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词和动人表情的误导，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这些文人中，则常常拥挤着极高比例的小人。对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方面都受到了。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吕惠卿最终成了用最险恶的方法揭发王安石的人，而司马光的铁杆拥戴者蔡京最终也成了用疯狂手段清算司马光的人，这是多么相似又多么沉重的教训。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训加在一起，也不能导致王安石、司马光他们不能从政的结论。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任何明显的瑕疵，或互相之间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他们的对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夹杂什么个人利益，因此不伤害对方的基本人格。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个月后也去世了。两颗文化巨星廉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公元一0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已经病重,极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如果事情倒过来,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支持司马光的苏东坡见面,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而且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两人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可见交情已经不浅.为此苏东坡写过一首诗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
相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与苏东坡在一起的时日,一起游了南京的钟山.苏东坡的记游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两句。王安石读了就说：“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来。”
不错，这是一个有太多高峰的时代，因此容易互相遮盖，障人耳目。但高峰毕竟是高峰，都有江远之眺、浮天情怀。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见多么分歧，只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只出现在宋代。其他时代被人称道的那些盛世政绩，主要有赖于比较开明的皇帝，与君子政治关系不大。
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谓君子政治，可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是那里裹卷的权术还是太多。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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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妙舍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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