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穴如何才能成为地级市

雨湖

霸道的男人 发表于 2014-12-15 21:38
其实武穴的出路还在我们一把手那里，如果任任有怀【吕】之心，谈何发展？还是期待有抱负，有为民心的执政者 ...

此语对也不对，我这样说吧，大家知道杭州出了个马云，可知道杭州的市长是谁？这个比喻不一定很贴切，却是可以提供一种思考。
人们一定会记得为家乡做了实事的人，不一定取决于他的头衔。

小椰树

最出色国家宣传片，以色列总统找工作


最后的字幕：你和你的事业一样伟大，和你的梦想一样年轻。

http://www.dooo.cc/2014/10/32226.shtml

佩雷斯说“我们开始工作吧”，那人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佩雷斯答道“什么都没有，才有可能什么都实现”。

小椰树

小椰树在这里贴的，很可能都是给蕲春人贴的，给黄梅人贴的，甚至给黄州人贴的，甚至给武汉人贴的，不信咱们等着瞧！！{:soso_e113:}

长江浪人

迷茫的风 发表于 2014-12-15 09:43
我个人觉得水路是优势还是有的，不过是潜在的看规划了。我在四川南充这边做码头 人家的地理条件还没有好 ...

此话非常有道理，所谓的水路不行，都是领导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小椰树

雨湖 发表于 2014-12-15 22:19
此语对也不对，我这样说吧，大家知道杭州出了个马云，可知道杭州的市长是谁？这个比喻不一定很贴切，却是 ...

马云的成功在于，好多东西他自己不会做，但他敢想、敢干、敢闯、能够识别和判断机遇，能够利用天下能干的人去实现自己个人干不了的事......

老翟

雨湖 发表于 2014-12-15 22:10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大家如何看？

如果属实，我们坚决不答应，做不了黄帝，也坚决不做叛徒。

雨湖

长江浪人 发表于 2014-12-15 22:31
此话非常有道理，所谓的水路不行，都是领导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我们必须承认内河航运的困境是客观事实。不要说武穴，就连武汉这座曾经的全国十大港口之一的大港，现如今在全国的排名早已三十名开外，被南通、张家港、江阴等等这样的中小型城市港口超越。但我在前面的帖子中说过，水路发展是相对于公路、铁路的高速发展而慢的，但天然良港仍是我们武穴的宝贝，随着国家发展的转型，港口凭借水路运输低成本优势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期。当然，武穴港要想获得再次辉煌，没有当地及周边的工业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小椰树

科技创新领先国家的创新之路

□  骞金昌/文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基本战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芬兰、韩国等国家都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国家战略。这些国家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以我为主的创新能力等方面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从而跻身于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拥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到全世界的99%，这些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均在30%以下。了解这些国家的创新状况，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美国：创新战略与创新特色

    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无疑是世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领袖，是创新型国家的代表。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选择了创新的发展道路，最早的立国宪法中就有了科技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二战时期，美国注重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在政策和投入上都有了很大的重视和提高，最终也是科技在战争中的关键性作用帮助美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战争末期，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研究美国科技政策的走向，考虑如何将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以及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关系、人才的培养等宏观战略。战后的40年时间里，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研发活动的重点放在军备竞赛上，大量的投入用于国防军事的领域里，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明显。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坚实而雄厚的基础。联邦实验室体系得以发展壮大；很多大学也通过承担科研项目获得经费而开始成为研究型大学；工业部门也由于承担了大量联邦研究开发任务而提升了技术研发能力。这是日后成功地将这些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关键性环节。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竞争力受到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挑战，美国开始制定新的国家科技政策，营造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的良好环境，导引和促进国家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能力的加强，开始注重向企业研发的倾斜，加快企业转化国家的基础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美国制定了几个比较有名的科技法：1980年的《史蒂文森-韦德勒技术创新法》，该法主要是针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有关方面而制定的；1980年的《拜-杜法》，该法主要解决联邦政府出资的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把专利权下放到了课题执行单位，特别是小企业；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制定了政府为小企业研发活动提供特别资助的条款，建立著名的小企业创新项目“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这一时期，企业逐渐成为R&&D投入的主体，企业R&&D经费一直保持在联邦政府的2到3倍的水平。到1999年，企业R&&D经费在全美国R&&D经费投入中的比重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69%，达1700亿美元。
    进入新世纪以后，受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企业的R&&D投入有所减少，但联邦政府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新的科技政策，加大了研发的政策投入，使得美国整体的研发投入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2005年美国的研发资金投入预期将增长3.6%，达到3120亿美元，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7%；确立了新的战略性重点科技领域，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带动包括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增长转变的方式：卫生科学、能源与环境科学、空间科学和探索、高技术创新。
    美国的创新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硅谷效应”、大学主导的知识创新、军民结合的工业体系。
    美国的硅谷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她的发展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很大贡献，成为全世界科技工业园区的典范。硅谷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度居全美之首，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几十所高等院校。硅谷有宽容的创新环境和发达的创业文化，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极大地激励了创业者的创新和奋斗精神。硅谷有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这里集中了近300家风险投资企业，1999年硅谷吸引的风险投资资金达130亿美元，占了美国风险投资资金的1/3，全世界的1/6。大学与产业之间互相依托，理论教学研究、应用试验、生产相结合，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对于知识信息的创造、发散、改良有很大意义，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的产值占到硅谷产值的50%—60%。这使硅谷成为美国新技术的“摇篮”。
    大学在美国创新体系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是美国知识创新的主导。联邦政府对大学进行巨额资助，许多美国大学成为研究性大学，承担美国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开支占大学研究经费的2/3多，占全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近50%。另一方面，美国大学吸引了全球大量优秀的留学生，他们成为美国未来重要的人才宝库和资源。
    美国的国防科技政策比较倾向于以军带民的特色，开展两用技术的研发活动。国防部联合工业界为开发两用技术提供资金，把与工业界联合开发两用技术的模式纳入了国防领域的正常的业务范围。先进的技术满足了军界和商界的共同需求，是一项双赢的计划。

韩国：后发创新型国家的代表

    韩国堪称一个依靠创新体系赶超先进国家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4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60年代的人均GDP水平大致与我国同期相当。到90年代末期，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跃升到10000美元以上。在短短30年时间里获取这样的发展，与韩国的基本国策有很大关系：在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之比达到1:5至1:8。
    韩国因为科技发展基础比较薄弱，资助研发能力差，因此选择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作为后发国家，韩国的创新形式主要是后发企业学习外国技术，并最终过渡到自身技术创造的过程，方式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合资企业、许可证贸易、OEM（Orig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DM（Own Design and Manufacture）、海外投资、国外买方支持以及其他非正式方式（如海外法训、雇佣国外人员）等等。
    韩国在技术引进之前，一般会先成立由产业部门牵头，科技部、贸易部、人力资源部、企业代表、科技专家参加的论证委员会，研究从何处引进、如何消化吸收、如何自主创新、谁是用户的一揽子计划，并组织相关部门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一起进行消化和创新。
    引进技术的选择非常重要，综合起来看，韩国引进技术一般有以下的规则：第一，至少每年出口10万亿美元；第二，能适应产品质量和性能指标的技术；第三，选定主要原材料；第四，掌握本地区的主要技术水平；第五，了解技术发明国、技术拥有国及使用这种技术的行业的名称和特点；第六，引进技术的时机把握。对战略性的技术，只能够引进一次。如高速列车技术，经过对日本、法国、和德国的技术比较，最总决定引进法国的技术。政府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势的作用，政府成立了一研究院所，组织包括现代集团等20家企业参加消化吸收和创新工作，并且决定大量的高速列车要实现国产化，要成功地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速列车，在一些指标上超过法国，并且要积极地向中国和美国出口。
    韩国对一些重要领域的引进技术比较注重再度开发。如计算机、材料工程、遗传工程、信息通信等产业。企业引进技术必须留有同等的消化吸收的经费，同时韩国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消化吸收的政策，向引进技术的企业提供消化吸收经费的长期贷款和税收优惠，尽量满足引进技术的企业消化吸收的原材料需求。据统计，韩国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经费比例大致保持在1?誜3的水平，1968年韩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总费用达17亿美元，其中政府占19%。在税收优惠方面，规定企业因引进技术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在5年内均可免税。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建立了符合其技术经济实力的“以大敌小”的外围专利战略。由于韩国的技术研发能力比较薄弱，所以其专利战略的目标首先是在国外具有专利优势的企业面前保护自己，并尽量引导技术转让。实施这一目标，韩国采取了灵活的外围站立战略。在国外高技术的专利周围申请一系列的配套专利，这些专利的技术含量不必太高，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也是比较有用的。以此防止市场的垄断，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可以说外国公司拥有核心专利，但是在以新兴的市场上生产产品，必须有一套配套的技术，在这样的环境下，韩国的企业就争取了谈判的力量，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其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认可。
    近年，韩国调整了技术创新的思路，注重自主创新，并重技术引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韩国的研发活动更加活跃。韩国的研发经费增长很快，其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1997年其在GDP中的比率达到了2．7％。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R＆D的总支出在过去40年中平均增长了8．3％，在1998年达到了90亿美元。韩国公司的创新，主要是对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的持续性创新。
    大企业在研发设备、规模、人才上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韩国，大公司占有绝对优势。1977年，韩国大型企业集团的销售额占全国总销售额的15．7％，雇佣的职员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91％。为了提高创新能力，三星、现代、LG等大公司，都成立了综合研究院。三星规定其所属员工，每年必须有5个星期带薪脱产培训以防止知识老化；LG公司的50多个分公司中，都相继建立了研究院，全员培训所属员工，培训内容也多样化，包括企业战略思考、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竞争力开发，新技术知识等。

以色列：重视科技投入

    以色列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坚持走创新道路的典型国家。以色列的研发投入相对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全国研发经费与GD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高的，多年来一直在4%以上。2002年，以色列每万名劳动力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居世界之首。2004年R&&D全国民用研发经费为56.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4.6%，人均研发费用1097美元。而2002年，OECD国家平均人均研发费用为528美元。这是保证以色列始终走在世界技术前列的关键性条件。
    以色列技术创新发展的转折点是1967年做出的坚决选择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定。1967年“六日”战争前后，法国切断了对以色列的先进武器的提供，迫使以色列作出选择，是自己开发更先进的原创技术，还是采购国外的系统，然后加以改进？最终，以色列选择了前者——自我创新。这一选择使得以色列国防工业迅速发展，在1977年推出了法国幻影Ⅲ的改进型。此后，以色列国防生产及管理技术以及军事技术迅速地向民用领域转移，带动了相关民用领域技术的发展。如在70年代，IAI扩展到民机领域，Tadiran和Elbit也转向了民用领域。

小椰树

日本：模仿创新战略的典型

    日本是创新型国家，在短短的100多年时间里，就从一个落后的东亚小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这与其根据国情国力特点，成功地选择了先模仿后独创的正确科技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日本一方面充分利用开放的国际环境，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和改造国外技术，为提高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而在不断积累的人才和技术上，发挥本国的技术力量，在一些重大的项目中，积极鼓励本国的技术参与其中，甚至于本国自己承揽建设工程。这样不断的开发-实践-再开发，逐渐的派生出了一系列的自主创新技术。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力引进外国技术，国内资源大多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向民间大企业倾斜，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具规模的现代化企业。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企业加大自主开发的力度，各大企业纷纷建立“中央研究所”。政府适时制定各种科技政策，积极保护企业创新的热情。
    比较重要的几个政策体现在研发投资及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1950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0.3%-0.5%，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今后十年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的目标，在1966年又适时调整了这一目标，提出这一目标应为2.5%。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企业对研发的投资意愿受到了打击，为此，日本政府及时地推出了减税、改善融资制度、推动产学研官合作等措施。日本的人才培养政策很有针对性，具有很强的计划性。文部省预计《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后，国家将会缺乏17万技术人才和工人，随即积极地推进理工科学生的培养，同时鼓励大学增加研修生、走读生、委培研究人员的数量。另外，经济高速增长后，日本企业内部教育开始成熟，在职教育不断细化，也是日本企业经营的一个特色。为了提高日本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加强大学、研究机构及产业结的合作，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了“产业群”计划。4000多个中坚企业，200多所大学参与了这一计划。日本政府对产业群的支持措施包括支持企业与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具有地方优势及特色的实用技术开发，提供开发补助及产学共同开发委托费等。
    日本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财力和人力资源都很大，总规模仅次于美国，远大于英、法、德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研发资金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2年已达到了3.35%，高于美国的2.79%，英国的1.87%，法国的2.20%，德国的2.52%。日本政府通过制定长期规划、积极的投资和教育政策，在推动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基础建设、组织产官学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
    日本企业的研发能力非常强大。企业是全国大部分研发经费的提供者，也是使用者。2002年企业研发资金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0%。但日本企业研发资金中2／3用于过程创新，而1／3用于产品创新。这使日本更加擅长于过程创新，而美国则更加擅长于产品创新。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多倾向增量性的技术创新，这也可以从其专利的特点上得到印证。日本企业在申请专利的绝对数量上超过美国以及其他世界各国，但是，绝大部分的专利申请只是针对目前技术的一些相对很小程度上的改进。作为跟进者，日本公司在突破性技术创新领域几乎毫无建树。

芬兰:创新使一个小国变成“巨人”

    芬兰虽然只是一个人口仅有520万的小国，但由于重视科技创新，特别是紧紧抓住了知识经济带来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其全球经济竞争力连续3年夺魁。创新使这个小国成就了“巨人”梦想。
    过去的芬兰，原是一个以森林资源加工业为主的国家，但受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选择了知识型经济，决定放弃原来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使芬兰的竞争优势更多地立足于技术领先的基础上，从而确定了出口和技术导向的方针。这种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抓住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实施突破性技术跨越的做法，一举实现了国家的战略转移和经济腾飞。
    为了增强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芬兰新建技术学院25所，公共研究机构增加到30个，各类国家基金和管理机构相继成立，在全国先后建立了为高技术企业创新提供服务的10个科技园。确立以几家大企业为主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确立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一步一步发展其他领域的战略。
    在芬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诺基亚开始对数字通信技术的商用进行大规模投资。欧洲共同体为了抗衡美国在第一代移动通信领域的绝对优势，在诺基亚和爱立信等欧洲企业尚未开发出商用设备的情况下，在1982年提早制定了欧洲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GSM，并预留了900MHz的专用频率。1992年诺基亚和爱立信主导的GSM开始商用，成为了全球应用最广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诺基亚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设备和终端供应商。此外，诺基亚公司在80年代末将公司的电缆、化学、橡胶行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移动通信。到90年代后期，公司产值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增长，从1999年起手机的产销量为全世界第一。
    在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起着很重要的纽带作用的是分工十分明确的4个政府科技管理机构：科学技术政策理事会，负责政策的制定与组织工作；芬兰科学院，负责执行政策中的基础研究部分项目，对基础研究进行拨款和制定计划；芬兰技术发展中心，负责执行科技政策中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部分项目，起着政府与工业界的联系的作用，它用于资助研发经费约20亿芬兰马克，占全国研发经费的1/3。它所资助的国家技术计划，大多瞄准某一特定的技术领域，并都要求产学研合作进行研究，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联合承担；国家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主要提供风险投资，对基础研究和社会应用之间的衔接提供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芬兰的技术研究中心是芬兰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它在全国有30家大型研究机构，3000多名研究员，是欧洲实力最强的科研所之一，它一方面从事先进领域的实用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向企业提供最优秀的技术。

雨湖

小椰树 发表于 2014-12-15 22:35
马云的成功在于，好多东西他自己不会做，但他敢想、敢干、敢闯、能够识别和判断机遇，能够利用天下能干的 ...

马云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决定，我不打算过分美化他，我的描述是：他有一个很棒的创意，然后坚持十年来实现它，并且成功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多的评价还有待观察，不要急着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