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矫正机构性质亟须法律定位

敬言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涉嫌性侵侮辱学生且有犯罪前科的“浙江少年行为矫正训练教育接待中心”的负责人滕向阳，已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然而，对这个“魔鬼训练营”般的社会矫正机构的监管，却找不到主体——当地工商局称无法监管，而教育局因该机构没来登记而不监管。
　　在自称对不良青少年进行“矫正教育”的社会矫正机构中，发生噩梦般的震惊社会的事件，这已非第一次。至今，此类机构并未得到清理和监管，部分学生家长依然愿意将染上某些不良习惯的子女送到这些机构。
　　事实上，对于有不良和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的行为矫正，我国已有法定的专门教育机构，即早在1955年就出现的工读学校。它在我国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法律地位明确，由公安机关进行具体教学和管理，教育部门进行相关监督，并对学生实行不歧视政策，且收费也由政府主管部门核定，标准较低，不会给家长带来负担。但近年来，全国的工读学校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
　　一方面政府举办的专门矫正学校生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却愿花费巨额资金将有不良行为的子女送给频频“出事”的社会矫正机构。问题恐怕在于：一是进工读学校名声不好，大部分人的观念是，只有违法或轻微犯罪的孩子才到那里去学习；二是门槛较高，必须“三同意”——家长、学校和公安三方同意，才能进工读学校学习。这些恰是法定矫正机制的封闭和僵化之处，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既不禁止也不规范社会矫正机构，对其放弃规范和监管，放任自流。
　　其实，需要矫正的，正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矫正机制的封闭性和僵化性。应切实有效地对其进行改革。改造工读学校性质及办学方式，明确社会矫正机构的法律地位，理顺体制纳入监管。
　　在我国当前刑罚实施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改造体系日益开放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正应当也必须向社会力量开放，即除了由政府举办矫正机构（工读学校应改名）外，还应当允许社会力量举办。同时，应尽快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法律上明确矫正机构的举办条件，并且严格规范，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正任务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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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构良莠不分，千万要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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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好的教育还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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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重于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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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华

《社会矫正法》迟迟未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