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文盲,和同一时期多数农民一样,没上过学堂,后来跟着三叔学了些阿拉伯数字和简易的加减法,勉强也能算点贫困年代简单的钱财进出账。到了田地分到户后,农民手里逐渐宽裕些,进出的账也多了,家里养了头母猪,每年有两次卖猪崽的收入,父亲就将买猪人的名字编成号,用木炭写在家里白色石灰墙上。后来,我们大了些,姐姐就负责算账、记账,我们欠人家的,别人欠我们的;我们送人家礼钱,别人送给我们的礼钱,一家的经济往来都草录在皱巴巴的小字本上。慢慢的,我们都离开了父亲,一些钱财的往来,只能靠他的记忆了。不过,父亲的记忆还是很不错,每每道来,如数家珍。后来,父亲年纪大了,我们担心他一个人在家,要是有个三病两痛没人照应怎么办。于是,给他配了个手机,充了话费,可父亲一般只会接电话,不会打电话,经常忘记充电,时有关机状态。父亲是个外宽内严的人,他待人很真诚,村里没人说他不好的,到处结拜干亲(干亲,没有血缘的亲戚),义父、干兄、干弟,数之不尽,跟上门做小生意的人,出去集体建设认识的人,请人家吃饭,几个来回,就认了干亲。我们姐弟受了感染,也跟着到处结干亲,最后弄得请客送礼不堪重负。不过,这里面也确有很多真挚的情感,有些干亲都已走了几十年,两代人了,那份相互关照、扶持,一点也不比有些血缘亲戚差。父亲待客,异乎热情,家里好吃的,多是用来款待客人,平时很难得买回肉,客人来了,翻山越岭七、八里地,也要买回来。所以,小时候,我们非常希望家里有客人来,乘此可以凑着打打牙祭,开开荤。渐渐长大了,才知道待客费用耗去了家里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所以也善意地提醒了父亲,但他好像没什么感觉,还是一如继往的“招贤纳士”,把个干兄、干弟队伍扩大到十几人。也许是年纪老了,孤单单一个人一个人在家,需要找同时代人说话聊瞌,越到老了,结拜的越多。慢慢的,我们也随他去了。父亲,对内却十分苛刻,跟母亲在一起,总是嫌她做得太慢,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弄得母亲经常抹眼泪,家里也阴云密布。起初,母亲还明里吵吵,慢慢就自个伤怀,或以极端的方式来抗争,很多次都是半夜出走。记得有一年端午节,母亲带我去外公家送节,会到了好久不见的姨妈,吃完饭后,姊妹俩多聊了一会儿。父亲从家里赶了过来,当着外公一家人、姨妈面,把母亲痛骂了一顿。那时,我才只有十岁,却能深深体会母亲内心的痛楚。还有一年大年夜,父亲又和母亲吵起来了,气得母亲当夜夺门而出,在万家团圆、黑漆漆、冰冷的夜晚,母亲在旷野中哭泣到凌晨两点多,直到队里二十几个青壮年打着火把找到她。遇着父亲古怪的脾气,母亲是不幸的,她经常说,死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父亲对儿女也是极为严厉的,除了姐姐乖巧一点,不跟父亲吵,我和弟弟跟他就一直闹不和。我小时还是很勤快的,八、九岁就能烧菜做饭,挖野菜、拾柴火,参加生产队放牛、捡稻子,什么活都干,后来父亲挑剔、责骂多了,起了逆反心理,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慢慢就懒下来了,能可逃避的就逃避,不能逃避的就尽量选些不跟父亲在一起干的活。父亲很难静声静气教我们干一件活,往往是看着学,没做好就劈头盖脸一通骂,骂完,把我们赶走,他自己做。所以,我们就成了想学又不敢学,直到二十一、二岁,还不会犁、耙、水耖等真正的男人活,这在队里很少见的。后来,我离开了父亲,离开了家,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发现,有时候距离可以产生美,与父亲沟通才显得流畅起来,父亲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