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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是需要文化改革，还是制度创新？
文/桃园故人
文化改革，是鉴于当下中国文化缺失，道德沦丧，认为要根本扭转社会的各种不良现象，首先要做的是重构社会公德，让优秀的中华古文化真正的复兴起来。中国人现在有三个最大的缺点：自私，怯懦和缺乏远见。而这些缺点正是造成世风日下的罪魁祸首，只有从文化上或思想上对国民进行彻底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健全的人格，方能克服。至于制度上的创新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只要人是正直的，不管是什么制度都能做到大公无私，造福国民。相反，如果人本身有缺陷，再怎么完善的制度，也会变成某人或某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制度创新，主要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做到三权公立，权力制衡，民众能够有效监督官员，让其不能做出损害民众的事情来。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本身所具有的缺点，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使我们不至于做出损害他人的行为的规则，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和谐互生的大同理想。
不管是文化改革还是制度创新，目的都是一样的，可谓是殊途同归。两者的分歧的根源在于人性的善恶。主张文化改革者基本上都认为人性本善，这一观点大概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类本来是善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影响，才变成恶的，不过通过教育或者其他方式是可以使人类恢复到以前“善”的状态。而主张制度创新者对人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即使人性本善，但后来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很难改变的，人类的劣根性是深入骨髓的，而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变成坏蛋，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条件或环境不允许，一旦“万事具备”，或者“环境所迫”，即使他们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也是有可能成为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的人间恶魔的。所以，制度创新就是为了消除使人做坏事的条件，改变让人成为坏蛋的环境。
人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很难说清楚，所以只有换一个角度来讨论了，即人变坏了，是否一定能通过教育或者其他方式使之变成一个好人呢？从现实来看，的确有人可以由坏变好，但是也有很多人怙恶不悛，死不悔改。还有很多人，你明明知道他们很坏，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教育，劝其弃恶从善。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和如今朝鲜的金氏父子，他们底下的民众敢提出抗议吗？我想中国人应该是最清楚答案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这种“敢怒不敢言”的经验了。报纸头条所谓的“亩产万斤”难道人们真的相信吗？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全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的字样，难道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所以我认为文化改革者所描述的理想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和“共产主义”，根本就是可望不可即的，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者用来欺骗民众，以达到继续他们的专制独裁统治的目的。
相反制度创新者要理智得多，他们承认人自身固有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在法律（是指能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而非一人一党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的天性可以自由发展。比如自私，在你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政府保护你的财产，在房屋被拆迁时，你可以向政府要求相应的赔偿，在没有得到你同意之前，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实行强制拆迁和暴力拆迁。此种观点，现在虽然也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就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官员只顾自身利益，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根本就是聊胜于无，所以人民的利益一再遭到践踏。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即使受到侵害，也找不到地方申诉。有的地方甚至对于“上访”人员采用非人道的做法，将其抓进监狱和送去精神病院。有的时候，政府和官员还对民众使用武力，甚至不惜调动军队。我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在制度相对完善的民主国家的。
纵然文化改革有是效的，但制度创新却是文化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改革要想取得一定的效果，最主要的方式是教育，而要保证教育的正常化，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的保障的。我们可以对大陆和台湾的教育状况，大陆从1949年开始所实行的教育应该说是党化的非正常教育，意识形态是占第一位的，整天搞什么“万岁万万岁”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永远是“伟光正”的，说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实际上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到了后来，干脆让学生上山下乡，学校停课，红卫兵造反。1978年恢复所谓的高考制度，表面上情况是好转了一些，但实质上还是维持以前“党化教育”的那一套，一直到1986年立法实行义务教育，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才宣布免费。台湾则由于沿续了民国的制度，教育体系相当完善，在民国五十七年（1968年）就实行了免费的九年制国民教育。蒋介石并没有实行共产党的那一套，而是坚持“科学、伦理和民主”的理念，确定教育旨在培植現代国民，提高其精神与体力、品德与智慧，增进其明礼尚义，崇法务实，爱国保种的基础。他没有在课本中加入“国民党万岁”“坚持国民党领导”之类的屁话。实际上民国宪法中规定政府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总预算的15%，在省不得少于25%，在县不得少于35%。在大陆正在疯狂破坏传统文化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提倡“礼义廉耻”和“忠孝仁悌”等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同样用朝鲜和韩国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朝鲜只讲忠于“伟光正”的劳动党，忠于金家父子的奴化教育，不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到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相反韩国则是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不但一跃而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融入到韩国民众的生活当中去了，所以韩国又有“小中华”的称号。可以说，没有制度的保障，再怎么致力于文化改革也是徒费工夫，难有结果。
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宪政，这才是有效解决官员贪腐问题的方法。唯有如此，官员才有所顾忌，不敢恣意妄为，政府效能才能提高，民众才能富而不贪，勇而不怯，社会风气必将为之一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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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7 1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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