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能为“中国最年轻市长”解围

村长小麦

日前，29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市长。这位五年前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是河南禹州人，在短短五年之内，连破异地为官、论资排辈、政绩为上等官场通则，以29岁的年纪担任县市党政正职。他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引发了全国关注。有人视其为“干部年轻化”的标本，有人质疑他有靠山背景，这位自称“真的不愿成为新闻人物”的“最年轻市长”不情愿地被舆论推到了台前。
正如周森锋自己所言，29岁的他并不是全国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29岁担任县市党政正职，目前周森锋应该是第一人。事实上，近年舆论对破格提拔年轻官员多有关注，周森锋并非第一例。去年初，28岁的张辉就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同样引起舆论哗然。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在这些案例中并非质疑“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原则，而是对这种干部年轻化的实际选拔机制多有疑问。
笼统地讨论干部年轻化，并且以张辉、周森锋的个案来佐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切中公众对于干部选拔机制的关切。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公务员中间，为什么是周森锋而不是赵森锋，是张辉而不是李辉，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这涉及到官员选拔过程中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问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下，一个年轻公务员如何能免除政治竞争而获得高位，这是公众关切并且疑惑的所在。如果不能针对这种公众关切答疑解惑，也就没人能替周森锋这样的年轻官员来真正解围。
有人认为，不应该以疑虑审视29岁市长的当选，而应该以掌声和鼓励催促他交出公众满意的答卷。这未免过于温情脉脉而颠倒了公职与公众之间的政治伦理。公众只是表达疑问，便有如此善意的劝解，如果真要问责，岂不是更无可能？无庸讳言，在官场腐败的诸多形式之中，用人腐败早已有目共睹。已经查处的腐败大案中，也几乎都有买官卖官、权力裙带关系曝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去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反求其意，不正是对用人歪风的强力整肃？
据已经披露的情况，29岁的周森锋出身于河南禹州一个农民家庭。周森锋也对媒体表示，“我能走到今天，如果说真有什么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父母的养育、母校的培养、国家日益开放和民主的育人用人机制。”当事人的这种表白，或许真诚可信。但如果要从舆论中解围，却又不能认同这种自证清白。作为一市之长的周森锋，显然已是公众人物，首先就必须摆脱那种只需向组织交待、不需向公众交待的不情不愿的心态，所谓“真的不愿成为新闻人物”，或许可以理解为不愿意媒体过多聚焦于个人身世经历，但矛盾的是，如果不能首先成为新闻人物而为公众所熟悉了解，一个年轻公务员又如何能步上几十上百万人的领导岗位？
就此而言，即便有人真的相信年轻的周森锋德才兼备，襄樊市委也确实是经过民主推荐、考察、公示等合法程度选择任用干部，这种公众舆论的质疑也是不得不承受的。因为在现有体系之中，如果某位掌管选拔任用大权的官员执意徇私舞弊、任人唯亲，公众也并无知悉内情的可能，甚至也并无立等可行的否决权利。已经揭露的诸多买官卖官的腐败大案，不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使然？
如此来看，真正能为“中国最年轻市长”解围的人，不是那些为周森锋式干部年轻化现象欢呼雀跃的人，也不是那些穷追不舍“人肉”不止的网民，更不是那些打破沙锅究根问底的各色媒体，而只能是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更加民主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只要权力仍有循私的可能，公意仍然不能阻挡权力，舆论对官员选拔任用中某些个案的集中关注，甚至是疑罪从有，就不能视为公众的苛刻与多疑。反之，那些致力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的吏治努力，也才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显然已不是一个29岁最年轻市长的个人问题。

村长小麦

“给你位置，你就有能力”其实很现实

洪巧俊

周森峰这位29岁的青年当上湖北宜城市新一任市长，于是引发了争议，争议最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周森锋有没有家庭背景，二是这么年轻有不有能力干好市长。有没有背景，有关方面已经作了回应，说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09年6月23日《京华时报》)其实这种回应，说了白说，父母种田不错，周森峰的岳父母是否种田？叔叔舅舅姨妈是否种田？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人是高官，都是一种背景。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想过多地讲背景，也不想谈周森峰是不是全国最年轻的市长。那个叫张辉的青年，去年担任了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副厅级，年龄还不到28岁，比周森峰年龄小，但比他官还要大。在我看来，不管是谁担任市长，最关键的是不是能不能造福于民。

家乡的一位官员曾经对我说:“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才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因为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才有这个能力。”因为她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19岁那年，她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被提拔于乡党委书记，没有经验可以学，锻炼锻炼你就会！后来她要升迁，老百姓联名写信给县委，说这样好的书记应该多让她干几年，可县委领导说不能因为她能干，能为群众办好事就影响她的仕途，她的职务更大更能为人民服务，通情达理的老百姓当然让她走。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放在今天，她19岁担任乡党委书记引发争议那是肯定的，因为她是一位姑娘，猜疑不仅仅是背景问题，可能会有更剌耳的声音出来。而事实上她没有任何背景，在她的亲朋好友中连个当村官的也没有。她告诉我，一位上级领导到乡里来视察工作，当时乡领导不在乡里，她却向这位上级领导汇报起工作，她的汇报让上级领导发现她的才华。而这位上级领导却也是一位女的。

19岁当乡党委书记也好，29岁当市长也好，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一名19岁大一学生，当选为该州马斯科吉市的巿长。如果在中国同样要受到质疑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一个学生娃有能力当好市长吗？美国马斯科吉市的公民给了他这个位置，之后也没有听说他这位年小的市长干得不好。

“给你这个位置，你就有这个能力！”其实很现实。在当今的官场中，你听哪位官员说过，我没有这个能力，自己主动要求辞职的吗？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真的没有，否定，我没有听说过。我听得最多的声音就是，把我放在某某位置上，我不会比某某差，我会干得更好。在中国很少听人说过当官难，有一副对联形容得很形象:“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李鸿章也早有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正因为官好当，在一些贪官眼里，不是你有不有才能干好这个位置，而是这个位置能值多钱，你行贿的钱到位了没有？

回过头说周森峰，不管他是否最年轻，不管他是否有背景，看的是他在市长这个位置能发挥得好不好，能不能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办好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啤!”当周森峰当市长一届任满时，老百姓口啤都说好，那才叫真的好！

村长小麦

十年砍柴：为何他能“破格”？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周森锋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县级市)的市长，竟然成为一条新闻，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按中国传统说法，已是虚岁30，而立之年当一个市长(他还不是该市权力系统真正的一把手，上面还有书记)，放到古代，放到国外，根本不算什么。

年轻官员成为舆论热点这不是第一例，去年以来，就有山东某28岁的副厅级干部、江苏25岁的正处级干部已有类似周森锋的遭遇。而在中国古代，年少为官，往往成为佳话，难道现代中国人的心胸还不如古代么？

综览古今中外，凡是年少为官不被质疑而成为佳话，成为励志题材的多半是这三类:

要么这个官是“考”出来的。中国自隋唐有科举以来，通过科举而做官是“正途”，特别是进士出身。在科举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场屋里蹭蹬终生，毫无成就；有人年少就中进士，甚至进入一甲。而一旦中进士，那不管你年龄多大，铁定有个官做。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从六品，比别的进士高半阶。其他的进士，成绩好或运气好的进翰林院，从此平步青云。最不济的也是发派各地当七品县令，而且是“老虎班”，到省城之后，不需要坐冷板凳候补，而是马上授实职。明朝的名臣杨廷和十九岁就中进士，清朝乾隆年间的朱珪中进士时才17岁，他们一进仕途，就是周森锋的级别。

要么这个官是“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军队里的升迁凭战功，年纪轻轻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不少。清代咸同年间，太平军起，许多人投军，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湘西的田兴恕24岁就做了贵州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新中国开国上将肖华17岁就做了少共国际师的政委。

要么这个官是“选”出来的。这种选举不论是全民直选还是间接选举，必须是真正的选举，而非披着“选举”马甲的上级任命。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再年轻的候选人当选应属正常。如去年11月，年仅18岁的美国中学生塞申斯当选为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市长。

只要通过这三种途径，年纪轻轻当官，掌握权力，谁能质疑？钦佩还来不及呢。相反，如果是通过世袭或因为得宠而被朝廷任命的官员，再年轻级别再高，也无人佩服。比如宣统这样的儿童皇帝，再比如帝制时代皇帝给宠爱的年轻伶人赏赐高爵位，决不会成为历史佳话，而是相反。

对周森锋的成长经历、个人能力我不了解，因此不敢妄评他做这个市长是否够格。我感兴趣的是公众对其上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质疑声。当媒体报道他出生在河南禹州一个贫寒家庭时，有人便把目光投向其妻族的背景。山东的张辉28岁任团省委副书记时，公众亦是如此。说白了，原因就是他们并非通过我上文所说的那三种有硬指标的途径而得官，而是“破格”提拔的受益者。我国官场的青年才俊不知凡几，为什么幸运的绣球会扔到少数几人头上，公众当然会质疑背后的原因何在。当然，你可以说周森锋是“当选”的，获得市人大200多名代表全票通过。对中国政坛稍具常识的人就知道，一个地区行政首长的产生，上级组织部门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他24岁能从大学里空降下来当副处级官员，几年后又能确定为市长的候选人——— 还不是差额选举，那么他的得票率是100%还是90%有何差别？只要这人没有太大的争议，一般说来上级将其摆在唯一候选人的位置上，想不当选都很难。

公众质疑的，并非周森锋本人，而是他为什么能走上市长位置。

村长小麦

29岁市长本来是可以服众的

作者:楚一民

6月21日，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任市长。据了解，以全票当选市长的周森锋今年29岁，生于1980年7月，系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6月22日《新京报》)

其实，若单纯从年龄和级别上看，“29岁当选市长”的消息虽然很惹眼，但也算不上是最特出的——去年，山东省便出了一位更年轻的干部:不到28岁的“80后”张辉，毕业5年之后，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

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得更宽——从世界范围内来看，29岁当市长更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稀罕事。如去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一名19岁大一学生，当选为该州马斯科吉市的巿长。而更为我们熟知的国外年轻高官例子还有:克林顿32岁当选阿肯色州州长、肯尼迪43岁当选美国总统、布莱尔44岁成为英国首相……

但与上述这些国外的年轻“干部”不一样，与“史上最牛公务员”张辉遭遇类似的是，周森锋29岁当选市长的消息，还是让许多国内网友感到不解甚至是质疑——“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有没有后台”、“他的市长究竟是当选的还是任命的”？

出现这样一些不解和质疑，显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依据。虽然，据报道，在拟提拔周森锋担任正县级领导职务之前，当地已在媒体上予以了公示；并且他的当选是“无记名投票”下的“全票当选”。但笔者想说的是，恰恰正是这样两个被当地官方所强调的制度——“任前公示制度”、“选举制度”，在现实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能完全发挥作用，充分取信于民。

先看“任前公示制度”。这一制度理论上好处虽然不言而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公示的内容过于空洞单薄，缺乏可监督性和互动性——除了“姓名、性别、年龄、学历、现任职务、拟任职务”等之外，工作实绩、选任理由、收入财产状况和家庭成员关系等更便于监督的信息，往往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根本就付之阙如。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任前公示”，真正做到了拟选任官员信息的充分透明公开，诸如“家庭背景”、“后台”这类猜测质疑，何以还会一再出现？

再看“选举制度”。本来，依据我国《地方组织法》的22条规定，“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这也就是说，市长选举的一般原则应该是候选人多余一人的差额选举，而只有一名候选人的等额选举，仅仅是一种特殊例外。遗憾的是，多年来的选举现实却与此正相反:等额成了原则，差额反倒成了例外。无疑，就选举的选择本意而言，“多选一”的差额选举比“一选一”的等额选举的民主程度、成色要高得多。——容易想象，如果周森锋的“全票当选市长”，是在差额而非等额的情况下得到的，网友岂能还会有“市长究竟是当选的还是任命的”的担心和疑虑。

村长小麦

29岁当市长为何饱受质疑

作者:五岳散人

6月21日下午，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任人民政府市长。以全票当选市长的周森锋今年29岁，系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6月22日《新京报》)

这则新闻，引发了争议，这些争议表明，青年官员的任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敏感点倒是未必在年龄，而是在某种不确定的因素下，官员升迁之路该如何透明。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从新闻本身透露出的内容。周森锋市长2004年清华硕士毕业后，借着襄樊两年内引进硕士博士182人的机会，一下成为一个副处级的干部。然后在襄樊地区的市建设委员会、城市规划管理局从事副职的工作，而且并非一个技术型干部，这段时间占了他总共不足5年职业生涯的四分之三，他所任市长的宜城市，是他10个月前刚刚调动过去的。而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简历里并未透露其曾经在这个地区有何出色的建树与业绩。

我查过所有报道此事的新闻，都很泛泛地说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之类的套话，并无具体的政绩介绍。纵观其职业生涯，基本都是担任副职的经历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全票”通过而担任了市长。

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这个“全票”。我相信这位清华的高材生具有种种优点，甚至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当地官场的一致尊敬，但这个“全票”则未免有些过于体现其能力了，有一种不甚真实的感觉。

另一个就是这种近乎火箭的升迁速度。作为读者，我们并不知道其能力到底如何，也并不知道具体的政绩，但似乎这么快地到达一个行政高度，必然不能只靠那些泛泛的说法就能服众的。但目前除了这些资料外，并无其他可供参考。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民众对于官员的升迁与奖惩不甚透明所导致的疑问，年龄问题不过是新闻噱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想释疑于大众，必须要把更多的背景说清，如曾经的政绩如何、家庭背景怎样等。权力的授受是公众事务，接受公众全面监督是必然之举。一个青年官员如何蹿升必然会引起猜想，进而产生很多未必合适的联想。这种联想有时是很伤人的，甚至伤害到青年官员本身。于公于私，这都必须注意。

村长小麦

29岁的市长不具有吏治的范本意义

作者：马光远

21日下午，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任人民政府市长。宜城一名公务员表示，29岁担任县市党政正职，在中国的政坛目前周森锋应是第一人，是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楚天都市报》6月22日)对于“最年轻的市长”的评价，宜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斌认为，全省、全国最年轻的市长这个说法不能擅自报道、擅自说，而是要由组织部来说的。

不管是否位列“之最”行列，29岁当一市之长，对于我们熟悉惯于论资排辈的中国政治逻辑的人而言，的确是太快了，快得有点不可思议。

从周森锋的履历看，其2004年7月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随即作为襄樊市向清华大学引进高素质人才而担任湖北省襄樊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位居副处级；三年之后，2007年11月任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不到1年，即于2008年8月调任湖北省宜城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后又担任市政府副市长；而在2009年6月21日市人大会议上当选宜城市市长时，距离其到宜城任职只有短短的10个月，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也确实太快了点。

当然，对于周森锋的从政之路，囿于常规理解似乎很难。他一路走来，都是带着“破格”的痕迹，研究生一毕业就破格为副处级，而到宜城不到10个月就成了市长。从周森锋全票当选这一事实看，其能力是得到当地干部一致认可的，起码不算差当属无疑。对于具有特殊才能和领导能力的人才，进行破格任用，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周森锋只有一个，到一个城市不到一年就当选市长，这种火箭速度的提拔在我们整个官员任用体制中都属于特例，不宜进行爆炒、宣传，甚至成为某些地方任用领导干部的模式。

从历史来看，中国关于官员任免的法律早在西周时候就已经建立，到隋唐时期达到极为完善的程度，而《唐六典》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对官员的选任、考核和退休等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后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员的选拔和任免制度。后世提到中华法系之特点，都会云刑法发达，而民商落后也，其实，中华法系中，行政法的高度发达也是其特色之一。

当下的中国，行政法治随着法治社会的建立而重新勃兴，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风向标，而官员的任免与考核制度便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早在2002年7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于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任命，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任职资格就有，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但是又规定，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

而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对破格提拔的程序也有明确的规定，《公务员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也就是说，如果是特殊人才破格，正常的情况也只能越一级进行晋升。在程序上，规定了任前公示和试用期制度，还规定了任职前或者任职后一年内进行任职培训。这些程序显然很有必要，对于担负一方全面工作之责的领导干部而言，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各个岗位的锻炼，这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一个城市的市长，其面临的工作之复杂，事务之多，在当下很多矛盾需要去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一个工作不到5年，到这个城市不到10个月的不满30岁的年轻人怎么去应付。

因此，对于周森锋，我们只能将其看作一个特例，其个人能力也许很强，对其破格的合理性也许很足，自古英雄出少年，想当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只有26岁；李四光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只有31岁，这些都是成功打破用人常规的特例。但特例毕竟是特例，其并不具有广泛效法的范本意义。对于周森锋市长，我们宁可相信他的个人能力，但就作为一个现象而言，很显然，并不具有推广的价值和普适性。

在官员的任命上，强调正当的程序的确非常重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区别。对于领导干部的任免更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对于领导的任职条件要强调其阅历，从程序上强调一步一个台阶？因为这样的程序可能会扼杀特殊才能者，但起码可以尊重一个人按照既定的制度进行升迁的努力，不会破坏人类在行政领域的努力秩序，并且在官员任免上少犯错，不搞拔苗助长和大跃进，不搞形式主义的“年轻化”和“破格任用”的形象工程。

因此，对于周森锋，希望媒体手下留情，给他一个环境，让他安心为宜城市的百姓服务，而不是成为标杆或爆炒的对象。

村长小麦

对“29岁市长”的欣喜与隐忧

作者：崔中波

6月21日下午，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任人民政府市长，年仅29岁的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周森峰以全票当选，据了解，他是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6月22日《新京报》）

如此年轻就当市长，不光是在湖北省，即便放大至全国，也是凤毛麟角。难怪此消息一经传出，网民是褒贬不一，有惊叹、有佩服、有好奇、有质疑……可无论如何，在政府官员以论资排辈为录取前提的潜规则下，29岁的周森峰的当选，给我们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亦或可为今后其他城市和地区政府官员的选拔提供一种新思路。

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仍需谨慎乐观。前段时间，广州市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通报的政府系统违纪违法案件一些数字，半数以上是年轻干部（5月18日《人民日报》），就曾引起人们深思——为什么少数地方的“干部年轻化”整成了“贪官年轻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年轻干部涉世不深，经历肤浅，免疫力较差，实用主义浓厚等。所以，对现今上任的“最年轻”市长，具体到工作中能力如何，德行怎样，我们仍需察其举、观其动、看其行，不可盲目叫好。

应该说，除了“最年轻”的字眼，周森峰身上，还有一些吸引众人眼球、备受公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骄人的工作历程，以及清华大学高材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的身份。而公众对于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学富五车的经验型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心存敬意、褒奖有加的。何况，据当地有关部门介绍，其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的好干部，这更让人们对其升任市长后寄予了期待与厚望。

但是，再充实的实践，再骄人的学历，都无法让我们对其能力与德行下一个定论。换句话说，实践的多寡不是胜任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高学历不一定代表高能力，更不代表高德行。即便他从前道德高尚、克己奉公、廉洁公正，也难保以后不会道德滑坡、中饱私囊、腐败堕落。毕竟，“糖衣炮弹”的袭击，无关实践，更无关学历，其杀伤力对任何官员都是同等的，何况，对年轻人似乎更容易奏效些。这不是风凉话，看看像陈良宇、李真、邱晓华那样的年轻化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就知道这点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当然，在我们党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建设目标下催生的这位年轻市长，我们惟愿其思想状态、学识水平、工作能力进一步得以提高，更希望看到其上任后能有更出色的表现，其行动能够与他的言语一样字字雪亮、掷地有声——“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恪尽职守，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热土”。

村长小麦

对80后市长应该有怎样的社会期待

作者:刘畅

湖北省襄樊市下属的县级市宜城市人大的一次选举，让29岁的周森锋备受关注。这位“80后”的清华大学硕士，被当地一位公务员认为是“中国政坛第一人”。据说，成为“第一”的因素有两个，一是29岁就担任了县级市党政正职，二是他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市长。

这位年轻的市长，立刻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赞成者认为，干部就应该从一出校门时就培养，这样，才能让他们充满理想与抱负，有棱有角；反对者认为，这是片面追求高学历的结果，这样任命干部显得太轻率；更有网友指出，29岁任市长，是好事，但需要加强监督和引导。

此前，山东就因出现“28岁副厅级干部”而引起舆论热议。人们除了怀着好奇心去探究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历之外，还对其如此快速的晋升，产生不少的困惑和疑虑。甚至有网友坚信，他们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背景，否则，其晋升之快就违背常理，让人难以置信。

周森锋的经历，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干部政策。就像前一段舆论热炒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志、张政等人的“从政”一样，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去西部挂职，中央一些部门早就推出了博士团服务西部计划。人们津津乐道的王志，不过是按照这一计划派往西部服务的高素质人才中的一员而已。

同样，从周森锋的经历来看，其清华大学一毕业，就担任了襄樊市建委副主任——以25岁的年龄、初出校门的经历，直接担任副处级干部，相对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官员晋升体系而言，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传奇色彩，以至于至今还有网友追问:凭什么一毕业就当副处级干部？

其实，周森锋只是襄樊市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中的一个。两年内，与他一样从各个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到襄樊市任职的干部有182人，他应该是182人中的佼佼者。首先应该看到，这些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任职，对于提高当地干部素质，改善政治生态，进一步促进当地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引进具有硕士、博士教育背景的干部，不是片面追求高学历，而是看重其知识背景的广博、看待事物视野的宽阔，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意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引进人才和干部，让一些地方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地区战略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变化。

当然，这只是引进高素质人才的积极一面。也应看到，这些引进干部中，由于从家门、校门直接走进机关的大门，很多人还缺少实践经验，缺少基层工作的历练和摸爬滚打的真实考验。在进入社会之后，也会有人不适应，不懂得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复杂性和普通百姓的民生艰难，可能以“书生之见”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把很多复杂问题简单化，从而给当地工作带来麻烦。也有少部分引进干部因缺少对当地群众的朴素感情，在突发事件和重要社会问题处理中有些言行不合时宜，甚至激化了矛盾。

目前，中国社会处在黄金机遇期，也处在矛盾凸显期，很多深层次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而逐渐显露出来。一个29岁的年轻人走到县级市党政正职的位置上，面临严峻考验—如何清醒地认识复杂的现实，理性应对各种挑战，超越因年龄过轻、阅历过少带来的自身局限，真正成为让一方群众放心的行政首长。同时，由于任职市长会掌握较多的行政资源，各种利益纠葛、各种物质诱惑和各种压力矛盾，会让一个29岁的青春显得过早成熟，也会过早沉重起来。

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告诫自己:“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也有人曾经寄语李肇星:“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因此，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对于每一个身处重要岗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成长中的必答题。如何保持一颗平常心，如何在越来越多的谦恭和赞美面前，保持头脑冷静，这些问题对于“80后”的市长，也有着格外的深意。

村长小麦

“二十九岁市长”惹争议的三点解读

作者：王石川

6月21日，今年29岁的周森锋在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全票当选市长，系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6月22日《新京报》）。

就目前公开的信息看，周森锋成为市长至少符合程序，但有人并不认可，想象着此人一定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为何一有年轻官员走上舞台就会引起质疑？这起码说明了三点:

其一，说明周森锋的信息披露仍不够充分。表面看，周森锋业绩卓著，但察其履历，看不到骄人政绩，只看到他在官场不同岗位上转腾跳跃。至于大家颇为关注的其父辈、岳父辈等相关情况，我们更是一无所知。而且，所谓的“全票当选”亦让人感到疑惑——那么年轻，能有如此的“票房号召力”？

其二，说明公众对“用人不正之风”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之心。当然，我们不能乱下断语，称周森锋的上位有什么嫌疑。但基于现实体验，我们的确见识了太多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比如，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手缔造了令人痛恨的家族腐败。

其三，说明公众有敏锐的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应该承认，无论是猜测还是下意识地质疑，都是公众在履行公民职责和权利，因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对官员、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这归根到底是为我们自己，因为官员掌握公权力，他们的一举一动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

一名干净的、素质过硬的官员，一名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的官员，是经得起舆论推敲的，哪怕舆论的质疑是吹毛求疵。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舆论质疑、消除公众疑惑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提供翔实的细节，以冰释公众的各种猜测。而且，相关部门应从此事中读出民意的心理和诉求。唯有如此，类似的年轻官员才会少一些舆论质疑。

蟾蜍侠

LZ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