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军旅生涯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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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入伍

   1984年10月上旬，我得到了全国征兵的消息。10月11日，我找到了大队民兵连长，要求参军入伍。当天，连长带着我和其他七八个人，到官桥卫生所进行目测。所谓"目测"，其实主要是检查视力，量身高称体重，然后自己说说有没有皮肤病。其它方面我没有什么毛病，检测视力时，居然说我有一只眼视力为1.2。与其他人相比，显然处于弱势。于是，我就一直跟在连长身后，看看能不能改过来。连长将目测结果送给官桥乡武装部部长（后来知道他叫许光胜）看，武装部长当场说，这个视力为1.2的不用参加体检，其他都可以参加。我一听，傻眼了，赶紧拿眼睛瞪着连长。连长连忙解释说，这个1.2写错了，其实也是1.5。部长没说什么，算是默认了。这样，我通过了第一关——目测。
   家里人听说我想当兵，都在极力反对。那个时候，正是第二次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的时候。做父母的，一般都不希望儿子在前线打仗。父亲反复地做我思想工作，还把我的两个叔父和两个堂兄拉来助威。反正我是一声不吭，不发表任何意见，任他们说。
   提起当兵的念头，其实我酝酿很久了。83年离开校门，就注定了我将从此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但是，我很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当农民。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丝毫没有看不起农民的想法。但在农村人眼里，一辈子当农民就是没有出息！我要奋斗，我要闯出去！一般人离开校门后基本上不再光顾过去的课本了，但我不是这样。虽是农民，从来没有离开书，书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的一些业余收入（如卖黄鳝、木树籽、灯笼草等）全部用来买了书，每本书都编了号。但我知道，光看书是不行的，是看不出前途来的。于是，我就写，写了不少稿子，投往《湖北日报》、《黄冈报》，结果，写出去的东西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个时候，正在部队服役的四堂兄写信告诉我，在部队也可以考军校。他希望我能参军，考个军校，一样也是有前途的。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征兵时候的到来。你说，我怎么会轻易放弃呢？虽然我离17周岁还差两个月，但我是高中毕业，是符合年龄要求的。而且，我非常自信，我身体这么好，一定能考上！
   父母亲见我不说话，以为我同意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不知道，17岁的儿子翅膀早就硬了，早就想展翅飞翔了。虽然人还在家里，还要进行正式体检，心却早就飞到部队了。
   10月13日，是准备进行正式体检的日子。这天一大早，我奉父母之命，先是到胡师垸请兽医为牛看病，然后挑着一担谷到陈尔真垸轧米，等我将米、糠挑回家时，正好赶上早饭。早饭后，我悄悄地将牙膏、牙刷和一条枕巾（准备用于洗脸）装在口袋里，顾不上轧米造成的满身的灰，穿着水鞋（天未下雨，但路上尽是泥巴），偷偷地跑到大队部。民兵连长正在着急地等我，说再不来车就要走了。我庆幸赶上这台解放牌卡车。我们几个参加体检的人都爬上了车厢。车就朝着花桥卫生院开去——那里正是广济县应征入伍体检的地方。
   那时广济县的编制是这样的：县管区，区管乡，乡管大队，大队管小队。我是属于石佛寺区官桥乡机车下大队的。我们机车下大队一共去了5个人参加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有一个姓程的小伙子突然说不参加了，搞得部长很恼火。最后断定他将来不会有大的出息。果然，他至今还在做庄稼。
官桥乡一共去了40多人，前面大概有20人身体不合格。部长很着急，紧急动员各大队民兵连长回去再叫人来体检，我估计各乡是有任务的，应征人数必须达到。不象现在，人人都在拉关系找后门，希望能当兵。轮到我体检时，我看到体检表上全都是合格。特别是最后一关，医生用手按住肚子，不停地压、摸。当这个医生在表中最后一栏写上合格时，我知道我基本过关了。我大队的一个小伙子，当兵的愿望非常强烈，之前说自己一定能考上。结果在最后一关被认为肝大，广济话念成"官大"。当别人问他怎么没考上兵，大家一致回答说："他官大，只能当官，不能当兵。"
   部长得知我身体合格，异常高兴。因为我是我乡第一个被确定身体合格的人。这之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身体合格，合格者已超出应招的人数。
我在体检中，因为耳朵小时候曾灌水化脓的原因，被列为"普通兵"，而我大队另外一个人因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被列为"特种兵"。我一听到"普通"二字，心中非常不是滋味，就好象初中升高中，升的是一个普通高中一样，觉得低人一等。那一年，我们这一批应征的都是海军。听有人说，特种兵是水兵，要上舰艇。而普通兵是汽车兵，不用上舰艇。听说普通兵到部队开车，那些特种兵不干了，都要改为普通兵。但那是随便能改动的吗？所以那些特种兵神气没两天，都焉了下来。
   体检完毕后，不合格者早已被打发回家。我们这些合格者还要等两天，那就是验血的结果。看看有没有肝炎和血吸虫病等等。这才是最后的结果。对于象我们这些在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村伢，怎么可能有肝病呢？毫无疑问，最后我们都合格了。
   体检前后总共花了5天时间，大队民兵连长除了包我们食宿外，还发给我们每人每天2元的补助。我用这10元钱，买了两包"永光牌"香烟，那是当时最好的烟，每包0.67元。我又买了10多斤桔子，准备带回家。
   现在让我非常犯难的是，我出来是偷偷溜出来的。现在回去怎么同父母亲交待，特别是父母亲极力反对我当兵。虽说自己认为翅膀硬了，但现在毕竟什么得靠父母。我把我的顾虑告诉部长，部长马上答应说陪我回去。我想有部长陪着，还有什么可怕的！
   在部长、大队书记、民兵连长的陪同下，我回到了家。父母亲及兄、妹、弟都在家等着我，上半年出嫁的姐姐和姐夫也来了。母亲听说我已考上兵，很有可能马上离开家奔赴几千里之外的部队，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父亲见到这么多人陪着我，尤其是部长也来了，马上表态同意我去部队。我真是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以后在部队可以大展宏图。伤心的是，母亲不停地哭，也让我心酸。我知道，只要离开家门，就得几年不回家，就得长时间见不到亲人和朋友。
   10月20日，民兵连长通知我到乡政府填表。因为我的字写得还不错，也很细心，所以我们同时入伍的10个准战士的《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都由我填写。部长看到后，非常满意，当场表扬我，说我将来在部队准有前途。
10月28日，大队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来到我家，郑重地将我的《入伍通知书》和"光荣军属"牌子送到我父亲手中，并带来了5斤肉和5斤糖。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从此将与部队结缘，很有可能，部队是我另外一个家。
10月29日，我早早地来到了乡政府，因为今天是领军装的时候。穿上肥大的水兵服，戴上没有帽徽的水兵帽，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啊！借用雷锋入党时的日记，就是"心中象大海的浪涛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刚穿上新军装，大队就派一台手扶拖拉机，送我及另外一战友（就是那水兵），还有我们的家人，一起到武穴照相。回家后，我又抓紧时间，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并送上了第二天喝酒的请贴。
   10月30日，我的所有亲戚按时来到，每家都送了贺礼。大队所有干部、小学所有老师也来了，送了笔记本和钢笔。本垸的人也都来到我家，表示祝贺。不记得办了多少桌酒席，只知道我自己家、叔父家都坐满了人。当晚，还放了一场电影《患难夫妻》。我姑姑认为这个电影不好，为此，还同放映员吵了起来。最后我说放什么电影无所谓，只是图个热闹罢了，这才了事。
10月31日，这是我在家的最后一天。下午，一阵敲锣打鼓声由远至近，进入我的家门。母亲听到这声音，立刻哭了起来。这是母亲今年第二次听到这声音，第一次是年初姐姐出嫁时。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内，走了一个女儿，又要走一个儿子。七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母亲一哭，我的婶娘、姑姑、姐姐、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好象生离死别一样。邻居都在劝着，结果越劝哭声越大。那个时候，我可能感情一点也不丰富。虽觉伤心，但怎么也哭不起来。有时也想，我要不要也哭起来呢？哎，算了吧，哭不出来就别装了。我向我的大堂侄（同我年龄一般大）使个眼色，他就将我所有物品拿出家门，我也毅然出了家门，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眼——生我养我17年的家。
   我与敲锣打鼓声离我家愈来愈远，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哭声，很快就走到了乡政府。当晚，在乡政府吃饭，并且又看了一场电影《月亮湾的风波》。电影放映之前，我父母亲、兄弟姐妹都来看我，我堂兄弟12人，也都来了。四堂兄这时刚从部队退伍。他说他错过了部队直接从士兵中提干的机会，又无能力考军校。他希望我能圆了他的军校梦。在四堂兄的影响下，他的所有偶数堂弟后来都到了部队。我排行老六，现已转业。我的亲弟弟老八、十堂弟、十二堂弟，目前还在部队。这三个弟弟在我的关照下，清一色地在海军南海舰队。特别是十二堂弟，前年大学毕业，读了五年本科，不去当医生，要立志到部队当政工干部。没办法，我动用我的关系，让他顺利地成为我战友手下的一名中尉军官。
   11月1日，一大早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石佛寺区公所。天可怜见，17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我无论是在官桥中学读初一、初二，还是在石佛寺高中读初三，亦或是在大金高中读高中，从来都是走路。偶尔搭上手扶拖拉机，还特别高兴。农村伢，就是这么可怜。到了区公所后，迎来的是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啊，真好吃！早餐后，区长（后来知道他叫王利承）给我们做动员。他叫军属们不要送，还说了一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觉得非常经典。到现在没有忘记，第一次听到这话，是他说的。
   难忘的事接二连三，这天我又有第二次坐公共汽车的经历。这一次是从石佛寺坐到广济县城——武穴城关镇。汽车把我们送到政府招待所（就是现在的南洋花园酒店）。接兵连长开始点名，当喊道"毛世刚"时，我们都哄堂大笑，而且以后每次点名，我们都要笑。可惜这位战友，英年早逝（默哀）。点名后，又进行编班。不知道是咋回事，我被任命为四班长，负责官桥乡的人。连长又说，这个班长职务是临时的，到了部队就没有了，主要是负责一路上的组织工作。我有个同学，听说我当上班长了，忙找到我，要我关照他弟弟。我知道他弟弟是一个牛皮烘烘的人，他不找我麻烦，就万幸了。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战友后来给我找了不少麻烦，至今，我同他的关系很一般。
   这天是最后告别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都来了。说不完的嘱咐话，尤其是父母亲最后的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受用终生。父亲说：做人要做一个本分的人。母亲说，别人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你永远不要眼红。21年后的今天证明，我的确是按照父母亲的要求做人做事，我永远是一个堂堂正在、实实在在的人，我从不嫉妒别人，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努力的结果！
   正所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中午一点多钟，我告别了父老乡亲，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告别了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踏上了我新的征程！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3-2 15:30:45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子寒在2007-3-2 13:06:34的发言： 战友，好长啊我也是军人哦</div>欢迎子寒战友加入我们的行列！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08:25

第二章新兵

1984年11月1日中午1点多钟，我与全县所有新兵都登上了到武汉的轮船。我们都安排在散席舱上，每人发了一床凉席，铺在地上，坐着休息。官桥乡的10个新兵，有两个是特种兵，名字叫胡医生和陈志水，属另外一个接兵连，同我们不在一起。其他的8个新兵同属一班，因为我是班长，所以很快就认识了他们。他们分别是一大队贾家大队的蔡锦波（现武穴市规划局），二大队胡罗玉大队的胡巨民（现为海军某部政治部主任），三大队湖南畈大队的王映保（现在家村务农），四大队魏高邑大队的魏中良（现武穴市家业局），张治金（还在部队，单位职务不明），五大队机车下大队的我，六大队蔡启常大队没有人，七大队杨民望大队的胡军林（现在农村务农），八大队朱华大队的陈新文（现为海军某岸勤部参谋长）。作为班长，我主要的任务是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随时向接兵连长报告人数，为本班的新兵领面包、盒饭等等。
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轮船靠岸。接兵连长陶红旗根本不认识武汉的路，把我们60个新兵带着到处走，走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找到了汉口兵站。安顿好以后，陶连长告诉了我们目的地的地址：广东省湛江市湖光岩71分队。我估计他担心我们万一走失了，还能找到部队。当天，没有什么安排，接兵连长决定放我们一天假，要求一个班外出要集体行动，回来时，一个都不能少。我们经过商议，决定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张治金说曾来过武汉，自告奋勇带路。他居然能说一两个字的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武汉话。结果转了几次车，就是找不到长江大桥，后来我们就在中山公园下了车，在那里面玩。有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看到我们，大声喊道：解放军叔叔好！我一听，非常激动，啊！原来我已经是叔叔了！在别人眼里，我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再也不是以前在家混混的农村小青年。虽然军装穿在身上仅仅五天，但在有自豪的同时，责任感也应运而生！可爱的小朋友们（现在都20多岁了），叔叔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你们，让你们永远生活在阳光下！
在公园里玩了一天，也累了。到了下午五点左右，我就决定回兵站。我们这些解放军战士，其实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土八路”，出门稀里糊涂的，现在又根本找不到回家路。那个曾来过武汉的牛皮烘烘的张治金，也不清楚回家路。有人说，路在心中，也有人说，路在脚下，还有人说，路在鼻子下。管它在哪里，首要还是先问清楚。结果我们转了四五次公共汽车，都没找到兵站。最后一次在公共汽车上，那位女售票员告诉我们，前面乘坐的车，都在唬弄我们，那些车根本不到兵站，只有这辆车才到达。果然，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兵站门口，我们终于回到了家——看，我已经把部队当成家！
回来时，差不多晚上七点，是回来最晚的一个班。奇怪的是，接兵连长居然没有批评我们，还为我们留下了晚餐。我深感惭愧和内疚，第一次担任这“十七品”临时芝麻官，就没有把大家组织好。接兵的干部肯定很担心，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11月3日下午13:30分，整个兵站的所有海军新兵，全部登上了“武昌一湛江”161次列车，这个车次是一趟专列，乘客全部是新兵。这一次，我又实现了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声隆隆作响，我也心潮起伏。我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在走向那火热的军营，在走向人生既定的目标。窗外，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风景在眼前一一闪过，窗内，几千新兵踌躇满志，抱着远大理想奔向前方。火车里，悠扬悦耳的《知道不知道》让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大家都在谈论着到部队后的愿望，有的说，争取入个党，有的说，希望能转个志愿兵，大部分人都希望在部队学到一门技术，好退伍回去后找个工作。说起理想、愿望，我只知道，干好眼前一切工作，才有奢望谈理想与抱负。在学校读书时，不知道写了多少次《我的理想》这样的作文，但真正实现的有几个！读小学时，我的理想是考个大学。读中学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其实，读初三时，我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个学校伙房的厨师。那些厨师，据说吃饭不要线，饭可以随意吃，爱吃多少吃多少，真羡慕他们！那时我家里虽然穷，但饭还是有得吃。但在学校，一顿饭就是四两，总感到不够吃。我13岁离开家门，到石佛寺中读所谓的重点初三班，可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特别大，恨不能每顿吃8两！
火车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走了二十九个小时，终于于11月4日下午17：30，到达终点站湛江。下火车后，看到到处是穿军装的人。这些军人同我们不一样，他们帽子上有红五角星，穿干部服的领上有红领章，穿水兵服的肩上有红肩章。一句话，他们都是老兵。我们广济籍的60多个新兵，分坐两台解放牌卡车。汽车从热闹的市区驶向郊区，走在大约一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军营门口。列队进入时，只听见锣鼓阵阵声，原来是在欢迎我们。军营里横幅上、墙报上都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字样。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兵连所在地。
虽然已到了晚上6：30分，但连队还未开饭。老兵们一直在等着我们新兵的到来。晚餐非常丰富，象我们家过年吃饭一样。吃饭前排队进入饭堂，饭后又集合一起，领导们给我们提出一些规定和要求。同时，又告诉我们连队的通信地址：广东湛江市湖光岩38410部队67分队，这是对外的代号。部队的番号是汽车营训练二连。当晚，所有人的任务都是写信，我一口气写了十五封信，给父母亲的，给其他亲戚的，给同学和朋友的。汇报了一路的情况，包括在路上看到的湖南、广西、广东的风土人情，到连队后的感想。同乡湖南畈大队的王映保看到别人在写信，非常羡慕地看着。我一问，原来他不会写信，说白了，就是不认识字。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在部队以后怎么办！我这人古道热肠，立刻根据他的意思帮他连写五封信。好在我们那时候，义务兵可以免费邮寄平信。要不然的话，邮票不知道要买多少。从与王映保闲聊时了解到，他本来不想来当兵，但他大队干部说，他不来，他哥哥就得来。他哥哥在政府总机工作。虽是个临时工，总算比一般庄稼人要好。他又说，他哥哥特别懒，即使在家，也从不帮家里的忙，以至于他父亲劳累过度后又农药中毒，差点死去，所以他特别地想回家，想分担他父亲身上的重担。他也知道，象他这样没文化，连字都不认识，在部队是不会有很大前途的。八十年代已进入知识大爆炸年代，各行各业都要有文化，何况是提倡科技炼兵的部队呢？唉，对他的情况，我也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以后的十多天里，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打扫卫生、拨草、挖地，并没有进行什么军事训练，虽然辛苦、乏味，但我知道，希望在后面，我非常有信心，所以每次干活时，我总是一马当先，捡最苦最累的活干。当然，这个时候，临时班长的职务早就自动消失了。这期间，我受到带兵班长两次表扬。一次是干活卖力，比一般新兵干得又多又好，还有一次是我捡了一块钱，马上交给了班长。班长表扬我拾金不昧。若是没有当兵，说不定我就将这一块钱据为已有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要说是一块，就是十块、一百块，我还是不会心动的。我母亲在我临走时的话语始终印在我脑海中：不是自己的永远不要！
与我相处10多天的战友王映保终于走了。原因是这样的，在一天早晨，班长把我们所有的新兵带着营部球场走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着走着，有两个人被拉了出来，其中一个就是王映保。拉他出来是因为他总是低着头，象个驼背。后来送到医院复查，根本就不是驼背。这个时候，他为了想回家，根脆装驼背，每天低着头。实在难受时，就根脆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们同乡的战友就到服务社买一些蛋卷、花生之类，他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吃。这样一来，部队就决定把退他退回去。临走时，我们每人送他两块钱，算是为他送行，他感激不尽。以后再次见到他时，是我考取军校家里放电影时，他来到我垸看电影。他说回来后很后悔，县武装部不肯接收，村里人看不起他，他现在依然还是农民。
1984年12月18日，我们终于迎来了正式进行新兵训练的时候。这个时候，新兵连里除了广济60个新兵外，还有湖北沙市、湖南、江西、河南、广东籍新兵，一共120个。全连分三个排，每排四个班，我被分到十班。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领导的名字：连长于克平（山东）、指导员郑小文（安徽）、副连长杨晓光（四川）、一排长李明辉（湖南）、二排长李志成（湖南）、三排长潭学军（湖南）。我们三排的九班长马培祥（湖北利川）、十班长邓见六（湖北广济）、十一班长李建国（河南）、十二班长梁汉杰（广西）。
新兵的生活十分火热。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起床号不再是战争年代司号员吹的，而是放的录音。通过高音嗽叭，送到各个连队。我们做新兵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一般在起床号吹响之前1秒钟时，听到沙沙声，大家都跳起来，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要求在十分钟内，穿戴整齐，叠好被子，挂好蚊帐，把室内卫生打扫干净。我们排所有的人都睡在一个房间，四个班一个班占一个角落，整个大房间实际就两排上下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方，那是我们在一起开会、学习的地方。排长的床铺在两排床铺中间靠墙的一边。每天早上我们起床时，班长一般催我们动作快点，而排长则一言不发，眼睛盯着每个新兵。大家为了表现积极，都踊跃地打扫卫生，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没有扫把，也就没有表现的机会。后来，我们都学精了，头一天晚上，把扫把藏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就有用武之地了。当然，有的人前面藏，就有人后面偷。有一个战友办法最绝，他把扫把当枕头，压在床垫下，这下没人偷得了，他的表现屡次受到排长的表场。
部队里，老乡观念非常严重。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但如果是一个地方的人，那就显得亲热多了。不是有一句话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就连孔子也说过“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只要是老乡，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以至于后来又有了“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的说法。部队是反对老乡观念的，其实，老乡在一块玩、说话，互相鼓励，互相学习，部队是不反对的，甚至提倡。真正反对的是狭隘的老乡观念，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为老乡两肋插刀的人。我在部队第一个班长，军旅生活的启蒙者，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乡。他是龙坪五里大树村邓家垸人。刚开始，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广济人，别人问急了，他说他是黄石人。但他的名字让我觉得非常熟悉。我在家里，认识姑父的侄儿邓见四、邓见五，那么我的班长邓见六是不是他们的弟弟？我不敢问班长是哪里人，但我可以给姑父写信问。后来表兄来信告诉我，那个邓见六就是他的堂弟，他说他已另写信给我的班长，让他关照我。班长邓见六后来的确关照我不少，我始终没有忘记他。
那个时候，连部需要一个新兵每天早上去打扫卫生和为连首长叠被子。连长找到我们排长，我班长邓见六及时推荐了我。从那一天开始，我早上可以不出早操，专心致志地为连部打扫卫生，帮连长、指导员、副连长整内务，当时引起了多少人的羡慕和眼红！有的战友甚至找到我，想星期天为连长洗衣服，以期引起连首长的重视。我无法答应所有人的要求，只带着一个玩得好的同乡战友陈新文为领导洗过两次衣服，有一次连长还问了陈新文个人的情况，让陈新文眼中放光，激动不已！
由于每天都要与连首长接触，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新训结束后，我会被安排干最好的工作。也因为如此，排长在要求别人严格的同时，对我放宽了很多。比如有一次开早饭前，排长将所有没放好的肥皂、香皂都扔进了厕所，唯独没有把我的东西扔掉。以后，我就知道，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有丝毫不如别人的地方，决不能让排长照顾我一个人！
我们白天进行队列训练，遇上下雨天，全连就组织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学习，组织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教我们唱部队的歌曲。一到晚上，排长组织全排战士，每人一个小马扎，坐在宿舍中间那一块空地方，复习条令条例。排长对战士们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没有其它安排，每天晚上都要将学过的内容进行提问，这也是让大家最害怕的时候。只有我不害怕，因为我能将所有学过的知识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当然，对我的表场是少不了的。可其他的战友就苦了，回答不出问题，就一直站着，不能睡觉。我们每晚9：30分熄灯就寝，往往这个时候，大部分人还在站着，拿着笔记本拼命地背，有的战友实在背不下来，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王映保还在部队，不知道他怎么办。（待续）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09:04

（接前）我到部队之前，别人就告诉我：新兵训练的三个月，是最艰苦的。但我丝毫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再苦再累也赶不上我在家时，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温度三十八九度，还要低头割水稻、插田，还有，刚离校门时，我根本挑不动一百多斤的水稻，但还是咬牙坚持挑，光着脚，一挑就是几十担！所以，对于我们吃过苦的农村伢，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真是不算什么！
我们新训的科目同全军所有的部队一样，都是按照条令和训练大纲来的。从立正、稍息开始，然后整齐报数、停止间转法、徒手敬礼、三大步伐及立定，还有坐下、蹲下、行进间转法、集合、解散等，最后是操枪训练。队列训练中，最累的莫过于正步走分解动作，一只脚站在地上，另一只脚踢出去，脚尖棚直，脚板离地面30公分，手臂作正步走的摆臂动作，上身保持立正姿势。这样，就一直站着，站得人浑身是汗，大腿发胀。班长呢？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子，棍子上有画好的尺寸，他来回走动量我们踢腿的高度。有时候，几个班长在一起闲聊，好象把我们给忘了。有时候，班长看到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冷不丁喊一声“二”，我们赶紧向前踢一步，换另个一只脚站着。他再一声“一”，我们又向前踢一步，又换脚站着。这样一天下来，大腿象灌了铅一样，以至于第二天起床时，腿都动不了。但第二天还是同样的动作，还要咬牙坚持，谁叫我们是军人呢？
我们在学完所有队列动作后，就开始了操抢训练。我们用的是一种老式的半自动步枪，现在都已淘汰。那种枪有个优点，就是射程远，精确度高。缺点就是弹匣里存放子弹少，打得速度慢，打一次，须得将扳机拉一次再打。我们学会了拆枪、装枪，为打靶需要又学会了卧倒、匍匐前进等动作。我们在学习瞄靶时，班长告诉我们，要准星、缺口和目标三点成一线，真正打靶的时候，枪托要紧靠肩膀，做到人枪合一，还有一个经验之谈，就是瞄准靶心时，稍稍偏下一点，就可以打到10环。这个稍稍偏下一点，就得靠火候了。第一次打靶时，每人3发子弹，作为试打。结果，我打第一发时，才6环，报靶员指示偏左，我就调整一下，只有8环，报靶员又指示偏右。第三枪，我屏住呼吸，吸取前两枪的经验，终于打了个10环！三枪打24环，不算很好，好几个人打了27环，当然也有人打了个“光头”。正式射击考试时，每人5发子弹。连长说，打50环者，给予嘉奖，45环以上，戴大红花。随着连长的一声令下：“目标100米胸环靶，瞄准射击！”我们都趴在地下，认真地瞄准，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一次，我共打了45环，刚好优秀，胸前戴上了大红花。打得最高的是49环，这个战士也姓邵，河南人，他受到了连长的口头表扬。回连队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唱着《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新兵连里最难忘的是紧急集合！当我在别有洞天的梦境里与亲人相会时，突然一阵紧急的哨声吹响，原来是紧急集合！要求是：穿好自己的军装，扎腰带，戴帽子，把被子、蚊帐一起捆好，背包带成三横两竖，不准说话，不准开灯，以最快的速度在指定的地点集合。记得我第一次紧急集合时，速度不快，但背包捆得还结实。全连在一起集合后，只听到连长在大声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汽车营命令：有一股土匪在在湖光岩打砸抢，现命令新兵连全体官兵速去制止，并将歹徒绳之以法。营长龙生福政治教导员李先创”。我一听，好，立功的机会到了！结果跑到一公里外的湖光岩，根本没有土匪，原来这只是一次演习。从那时候起，我明白了紧急集合的意义。部队就是要拉得去，赶得上，打得赢，随时随地能应付紧急场面。
连里开了一个紧急集合的头，排里的紧急集合就没完没了。有时刚睡着，有时接近起床，有时一个晚上连搞三次，真是把人累死了。一听到晚上可能紧急集合，大家不敢睡觉，都睁大眼睛，有的甚至提前把背包打好了，偏偏又不搞，害得那些人没盖被子。有一次，还是有人提前打好背包，一阵紧急哨声，排长宣布：把被子白的一面打在外面。海军的被子一面兰色，一面白色，不象陆军、空军两面都是草绿色的。这下子，那些已打好被子的人，都乱套了，被子拆开再打，多麻烦！原来，排长早知道有人打好被子，故意整那些人。以后大家再也不敢提前打背包了。由于紧急集合最根本要求就是快，所以，就有很多人洋相百出。有把水兵服穿反了的，就是护胸穿在后面，披肩穿在前面；有的没穿鞋子就往外跑；有的没跑两步，背包全散了，只好抱着被子。等等。
训练虽然艰苦，但我们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连队、排里经常组织我们学歌、唱歌，有时还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我们排有一个战士是沙市人，会弹吉他，听到他在弹那首《童年》，我在想，什么时候能象他那样多好。我们农村青年优点就是能吃苦耐劳，不如人家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见过，都是新鲜的。几年后，我弹吉他的水平早就超过了他，而且，我懂别的乐器他就不一定懂。在新兵连里，我们学到了很多歌。如：《军歌》、《打靶归来》、《战友之歌》、《走向练兵场》、《我当上解放军》、《人民海军向前进》、《我爱领章红，我爱军装绿》、《战士的回答》、《战士第二故乡》等等。
部队里难忘的还有拉歌。就是两个连队坐在一块互相要对方唱歌，当然，自己也要唱。一般是一人指挥，在起头叫喊，其他人跟着喊。有一次舰队后勤部组织开会，我们汽车营新兵连与水工大队新兵连坐在一块，于是，拉歌就开始了。指挥员说：水工队！大家说：来一个！指挥员说：来一个！大家说：水工队！指挥员与大家就交替喊：水呀水呀水工队！来呀来呀来一个！然后，水工大队新兵连就唱起来了。刚唱完，指挥员及时地指挥大家：水工大队唱得好不好呀？好！妙不妙啊？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啊？要！这个时候水工大队的指挥员也不示弱，他也在指挥着他的部队：我们唱完谁唱啊？汽车营！汽车营不唱行不行啊？不行！我们就开始唱了，唱完后，指挥员又开始了，这一次用《军民大生产》的旋律来指挥大家：水工队呀么！喝嘿！来一个呀么！喝嘿！我们欢迎你们！希里里里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嘿！来一个呀么！喝嘿！来一个呀么！喝－嘿－！他们如果不唱，指挥员又来了。一二！快快！一二三！快快快！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浪费时间太可惜！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象样！这样的场面，只要有两个相同性质的连队碰在一起，就会出现。如果新兵连向老兵连队拉歌，人家老兵理都不理你。
还有一件事特别让我难忘。1984年12月25日，是我17周岁的生日。这一天，我们终于发下了领章、肩章、帽徽。我们将红五角星缀在水兵帽上，红领章、红肩章分别缝在冬装和水兵服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觉得异常激动，看谁都好看。班长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兵。这个时候，我没有忘记，17年前的今天，在湖北广济的一个农村里，一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降临了人间。儿生母苦，我没有忘记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遥望北方，心潮起伏，母亲，从今天起，我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新兵的生活是难忘的！转眼间，我们的新兵生活就要结束了。最后的几天，连里对所有新兵进行了考试。我的队列、射击都是优秀，条令、政治教育都是满分。为此，我获得了连队嘉奖。这是在部队我第一次获得的奖励，虽然在我14年军旅生涯中不算什么，但我尤为珍惜。这也同时是对我新训的肯定和鼓励！
新兵生活终于结束了。我的班长邓见六原是汽车营运输三连的车辆调度员，他来训兵之前，就受连队干部的指令，为连队挑一个好文书。我的字写得还可以，在新兵连表现不错，再加上邓见六已答应他的叔父（也是我的姑父）为我帮忙。这样，我就告别了新兵生活，来到汽车营运输三连担任文书兼通信员，开始了老连队的生活！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11:14

<div align="center">第三章  文书</div>     1985年1月28日，新兵连结束，全连120个新兵被分到各个部队。同乡战友胡军林及其他三位老乡被分到广州海军421医院，算是分得最远的地方。胡军林是杨民望大队程英垸人，与我垸是邻垸。在新兵连里，跟我玩得比较好，只是性格比较内向，长得白白的，像个大姑娘似的。其实，他的班长还是比较喜欢他，有什么事总喜欢叫他做，只是不清楚最后怎么分到那么远的地方。后来两年，我从湛江开车到广州，看过他几次。他当四年兵就退伍了，是我们官桥乡8个兵中除王映保被退之外，离开部队最早的一位。他退伍后，与我垸的一个姑娘结为伉俪。因为他是我垸的女婿，所以我还经常见到他。     因为新兵班长邓见六的关系，我被分到汽车营运输三连担任文书兼通信员。这天，三连的指导员亲自来接我们，与我同时分到三连的还有三个新战士，分别准备学汽车修理、电工、焊工。指导员把我们带到连部，向我们介绍了连队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对连队才有所了解。     汽车营下辖6个连队和营部，其中运输一连在市区，运输二连和修理所在一块，与营部大院相隔约200米。营部、训练一连，训练二连、运输三连在一个大院，彼此都是一马路之隔。刚到三连时，觉得这里特别干净，环境也好，两栋两层的楼房前是一个鱼塘，鱼塘边是甘蔗地和副业地。甘庶刚收成，副业地上种的全部是上海青，一片翠绿。整个连队给人山青水秀的感觉。连队的后面有一围墙，围墙外是陆战旅两栖侦察营和海军705工厂。据老兵讲，当年705厂女同志特别多，一到晚饭后，女同志都在打篮球，我们连队的人站在二楼宿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说话声音大一点，她们也听得见。连队有一黑龙江籍的战友退伍时，还带走她们篮球队中的其中一位。可惜，我到连队时，再也欣赏不到那些女同志的英姿——篮球场都被男同志占用了。     连队住宿主要集中在两栋楼上。比较大的楼住的是排长和战士们。一楼是乒乓球室、保养班、会议室和材料仓库。二楼共六个房间，依次是一到六班。我住在连部楼。一楼有司务长办公室、炊事班、后勤仓库和饭堂、伙房，二楼共四个房间，连长、指导员住在最里面一个房间，依次是连部办公室、副连长副指导员宿舍和我的宿舍，我的房间靠近楼梯。我被分到三连时，连队的老文书马上给我办了交接，交待我作为文书要做的事。我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打扫连部所有房间卫生，替连首长整理内务，收回晚上站岗用的半自动步抢和站岗登记本，上午8:00左右将战士要寄出去的信送到营部，9：00再到营部将分给我们连队的报纸、信件都拿回来，报纸按连首长定好的计划分到各班，所有的信送到每个战友的手中。这个时候，作为文书，我是最受欢迎的人。自从我到三连来，就再也没有人叫我名字了，都是叫我“文书”，其它连队认识我的人也是这样叫的，甚至过了三年，还有个别人这样叫。连队文书长文书短地这样叫，无非是希望能有自己的信。战友们最盼望的就是家中来信。     除了每天一些固定的工作外，还有，每月出一次黑板报，每季度统计一次连队的军队实力、政治实力，每半年更换一次花名册，对连队的花坛也要定期修整。如果什么事也没有，就坐在文书办公室，守候电话。我们那时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拿起电话机不停地摇，营部总机就显示出我们要打电话，就帮我们转到其它连队或舰队总机。后来，营部给我们连队换了一部较好看的电话，不用摇，拿起来就行了。虽然有电话，根本没法给家里打，况且家里也没电话。连队的电话主要用于部队内部的。     在担任连队文书一年时间里，我认为收获较大的是学会写美术字。因为连队的黑板报每月换一次，而编辑内容及抄写，都是文书的任务。会画一些简单的画，会写毛笔字，那是出板报的基本功之一。而能否用规范的美术字写好每篇文章的标题，那更能说明办报者的水平。我刚从新兵连分到三连时，正值新春佳节来到之际，老文书按春节的话题出了一份黑板报，我打他的下手。他告诉我怎么写好美术字，首先要成竹在胸，想清楚这个字的笔划、结构，不行的话，可以查字典。其次是要懂写美术字的基本笔划，等等。最后是进行修改，要根据人的审美观点和视觉中心进行局部改动，让这个字不管远近看，都好看、得体。看着老文书那漂亮的美术字，真让我羡慕不已。那一次在板报出完后，留有一个小小的空白地方。老文书将水彩笔和排笔给我，让我给补上。我拿出以前在家写春联的劲头，想想正是过年的时候，就顺手写上：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春，党政军民同欢乐，三连更是喜盈门！     我出板报喜欢自由自在。以往的板报都是摘抄的，我出的基本上是我写的。我认为板报也应该象真正的报纸一样，既要有新闻性，又要有趣味性。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所以，除了配合重大节日和活动外，我还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有时会在板报上出题，答对者有奖，反正连队的铅笔和笔记本有的是，都可以作为奖品。有时板报的新闻比报纸还快，记得中国女排拿到冠军，第二天一大早，战士们就在黑板报上看到女排勇夺三连冠的新闻。他们不知道，女排夺冠军时已到晚上10点，之后，我点根蜡烛把女排夺冠的情况写在墙上。出完整个板报，已近12点。     由于我生性实在，人又勤快，所以连队领导对我都不错。连长叶金荣是海南人，工作起来以身作则，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有时候也板着脸，所以全连人都怕他。在我印象中，他特别喜欢打5、10、K。记得那时星期六下午是党团活动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就开始打牌，与他配对的一般是指导员。别人不敢与他配对，怕挨骂。当然，指导员也挨过骂。这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为他们作准备。准备完了，就把连长指导员的工作服拿去洗，连长总是特别感谢我。其实，作为文书，我是指导员的助手，作为通信员，我是连长的勤务员。为连首长洗衣服，是我心甘情愿的，也是我应尽的义务。     说起指导员，他真是个好人，他叫杨文军，江苏宝应人。我到三连来时，就是他亲自接的。连队花名册上写的他是初中文化水平，所以我到连队担任文书几个月，他就到机关接受高中文化教育。每个星期六回连队时，总要带西瓜回来，让我与连长分享。同时，他还把一些作业拿过来让我帮他看看。到7月份的时候，他被调走了，调到海军桂林疗养院机关担任政治协理员，算是升了一级。他到桂林后，经常给我写信，勉励我认真学习，干好本职工作。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教悔，而且更忘不了春节期间对我说的一番话。     85年春节，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俗话说，每适佳节倍思亲。这个时候，我当然非常想念我的亲人和朋友。指导员看出我郁闷不欢的样子，就到我房间与我拉家常。他讲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也来自农村，农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他是抱着到部队吃饱饭的目的而入伍的。当兵的第四个年头，才提干第一次回家。他回家的时候，没有买什么东西，但在县城买了100斤大米和肉、菜之类的，一路挑回家。他的父母亲见到阔别几年的儿子回来，都非常高兴。特别是买回的大米和肉，足足让家里过一个丰盛的春节。他看到他父亲久久地望着雪白的大米，禁不住哭了起来。他将大米分给左邻右舍，又到县城买了100斤大米。那个时候，刚刚是打倒“四人帮”的时候，钱和粮票十分珍贵。他刚提干，工资也不高，但在农村，算是一个大富人了。他说他探家的一个月，简直就是扶贫的一个月。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一个不剩的给予了资助。粮票分光了，除随身的一套军装外，衣服也分光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差一点回不了部队。指导员告诉我，看到这些贫穷的父老乡亲，更加坚定了在部队好好干的决心。他希望我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个工作，争取也留在部队。     老指导员调走了，又来了一个新指导员。我非常熟悉新指导员，因为他是我新兵连连长于克平。他本来在训练二连担任副连长，管理业务的，到三连来担任政治指导员，算是改行了。他的到来，我自然非常高兴，我们象老朋友一样。他经常教我学东西，记得他先是教我怎么指挥唱歌，又教我吹笛子。小时候在家的时候，听到父兄经常吹，我也不懂，当然也不会吹。现在指导员教，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记得学会的第一首歌是《十五的月亮》。那首歌是85年全国最流行的歌，董文华因唱这首歌而出名和立功。之后，他又教我学围棋。棋子只有两种颜色，看似简单，实则深奥无比。他告诉我一些基本走法，怎么走才不算违规，怎样才能赢对方，还说了“全角银边，草包中间”这样的行话。他都教完后，我就与他开始了人生第一次下围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一数棋子，他居然输了。以后再与我一起下围棋，每次都是我赢。现在想起来，真是怪事，他是师傅，怎么就赢不了我这个徒弟呢？     第二年，在我去学开车时，于克平指导员调到基地机关车队担任队长职务，再以后，又调到舰队司令部军务处队务科任参谋，当我调到基地机关上班后，他还在舰队机关。     于克平指导员调到三连的同时，连部又增加了两人。一个是排长俞立广提升为副连长。他是广西人，为人非常老实，连队的老兵经常开他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后来，他调到1357仓库任助理员。他本来可以提升为连长，因为与后来的指导员不和，才被调走。连部另一个是新调来的副指导员韩友连，他是广东湛江人，之前在陆军。听他说，他还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立过二等战功一次。在我的印象中，他特别能抽烟，一个水烟筒，一天到晚只听到哗哗地响。他说他本来也不会抽烟，在猫尔洞里的时候，实在无聊，才学会抽烟。那个水烟筒的烟，据说后劲非常足，一般会抽烟的人也不敢连抽三口，不会抽烟的，抽一口就会当场晕掉。这样说来，他的抽烟水平就非常高，因为他的房间就在我房间隔壁，我经常看到他连抽十几口也不停。那时，我当兵不满一年，对在前线打仗的事非常感兴趣，韩副指导员呢？就经常在我面前讲很多不被人知的事，老兵们听了一次就不想再听了，只有我这个新兵蛋子百听不厌，韩副指导员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就有了观众。后来又听到他说，现任于指导员到教导队接受培训时，他就是教导队的副指导员。换句话说，指导员曾经是他的兵。言谈之中，他非常得意，似乎瞧不起指导员。我非常纳闷，指导员当兵时，你就是副指导员，现在人家是指导员了，是你的上级了，你怎么还是副指导员呢？你也太不长进了吧！     我到了老连队后，才知道汽车营广济籍除了我们那一批新兵外，还有早当我们四年兵的一批，就是我新兵班长邓见六的那一批。留下来的都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他们都是第五年兵。可以说，广济籍战士在汽车营占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老乡多，所以我们往往也同时将老乡分一级老乡、二级老乡。我们官桥乡的8名战士，理所当然是一级老乡。我们几个人在新兵期间团结得非常好，新兵连结束后，被分到各个单位，分别干着不同的工作。只有同乡战友胡巨民与我一样，同时在连队担任着文书职务。     我清楚地记得，85年兵汽车营各连文书是以下这些人员：运输一连文书杨德军（湖北沙市）、通信员李柏六（湖南，听起来象礼拜六），运输二连文书胡巨民（湖北广济）、通信员孙五一（湖北广济），运输三连文书兼通信员是我，训练一连文书李德全（湖北沙市），训练二连文书严江立（江西波阳），修理所文书张法卫（湖北广济），营部通信员计向阳（江西波阳）、苟宝武（湖南）。     同乡战友胡巨民那时已是我最好的朋友。认识他的时候，是我们一起从武穴到武汉的船上。那时我觉得他谈吐不凡，非同一般。在新兵连里，他把他写的日记给我看，又觉得他文采斐然，字写得相当漂亮。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平时又谈得来，所以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新兵训练结束后，他本来是马上接着学开车。当他得知我到三连当文书时，就找到领导，与本来在二连当文书的战友调换了工作。这样，他就在运输二连担任文书。     虽然我们不在一个营区大院里，但200米的距离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用乡下话说就是“共穿一条裤子”。作为文书，我们都担负着同样的工作任务。作为同时入伍的老乡，我们又有同样的志向。一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到对方连队一起聊天，谈理想、谈抱负，甚至还谈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在电话里谈。由于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聊天，气得当时江西籍的电话员程献金没办法。他在我们说话时经常打扰，我们就叫他当心点，否则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无可奈何了。     非常感谢上苍让我认识了胡巨民。我们自84年相识，到如今已二十二年了，依然是最好的朋友。胡巨民如今是海军某部政治部主任，是同年兵中提升最快的一个。我儿子出生后不久，就认他作干爹。他结婚后，儿子又认他妻子作干妈。这样以来，不但我与胡巨民关系好，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一年的文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这年年底，我被汽车营党委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奖毛巾被一床。据说这毛巾被价值20多元，是我两个月的津贴费。同时，受连嘉奖一次。     根据汽车营的规定，当满一年文书，第二年就去学开车。时间已到1986年2月，新的文书已到连队，我同我的上任一样，也与我的下任进行了交接，并对他进行了传帮带。这个月底，我与所有第一年干勤杂的战友，一起进入训练连队，开始了汽车驾驶培训。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12:31

<div align="center">第四章  学车</div>     汽车营规定，汽车营所属各连凡是第一年干勤杂工作的，第二年都可以学开车。所谓干勤杂工作的，指的是各连文书、通信员、炊事员、饲养员和营部通信员、电话员。每年年初，新兵训练结束后，新兵分到各连的时候，就是头一年勤杂人员学开车的时候。1986年2月底，我带上我所有的家当，来到我新兵连所在的连队——汽车营训练二连报到，开始学习汽车驾驶。     那个时候，汽车营只有两个汽训连队，训练一连又叫教导连，训练二连又叫训练队。我到训练队后，被分到二排九班。班长段意军，湖南人，刚从运输一连调来，82年兵。排长由一个老志愿兵代理，也是湖南人。全班除班长外，共有6名学员，一个姓邱，湖南人，从北海水警区过来；一个邵彦锋，就是新兵连打耙环数最高的那个，河南人，运输二连饮事员；一个姓童，湖北人，新兵；另两个广东潮阳人，叫卢潮发和陈光顺，分别从加隆油库和加隆军械库过来。全连分三个排，每排七个班，每班七个人，三个排共150人，再加上连部、炊事班、修理班，差不多180人，算得上是一个加强连。我们报到时，排长探亲未归，排里的工作由八班长邓望成负责。     到达训练单位后，一切又是那么正规，各项要求仅次于新兵连。这个时候，我不再是一个新兵。我在这里已干了一年，一切都那么熟悉，几乎所有的连队干部、排长、班长都认识我，所以我并不拘谨，甚至比较活跃，一些工作主动带头干，连队需要的一些劳动工具，如铁锹、大剪刀等，不够时都是我到三连去借。另外，我表现很勤快，每天抢着打扫卫生，被子也叠得特别好，所以，排里的班长们对我印象都不错。     汽训工作很快就开始了，全营训练单位在营部球场召开了动员大会。汽车营的老营长，现任基地副司会员刘道富，原水工大队大队长，现任基地副参谋长顾富根也参加了动员大会。两位首长勉励我们学员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学好开车技术，为海军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会上还有一个班长代表全体教练员，一个学员代表全体学员分别作了发言，表示教要教好，学要学好，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汽车训练教学任务。     我们首先进行的是汽车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汽车构造和基本原理。在理论学习上，我向来都是强项，所以每次理论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从未出现不及格的现象。通过理论学习，让我知道了，汽车是如何驱动的，油路、电路的经过路线等等。连队规定，凡是考试不及格的，一律参加连队锯木柴。连队的木柴都是从海康县（今雷州市）徐闻县拉来的。连队派车为老百姓送化肥，老百姓送木柴给我们。拉回来的木柴特长，必须锯成一段段的。不及格的学员就担负着锯木柴的任务。      刚开始，我们只是学理论，并没有上车。但班长要求我们每天早晨去检查汽车的水、机油情况，然后进行摇车。我们学的车型都是解放CA10B，不怎么好摇。我第一次摇时，连一整圈都摇不到。于是，每天早上，别人摇10圈，我至少要摇20圈。到学员毕业时，连续摇车的圈数，在全连我已找不到对手。也正是这个基础，让我手劲变大了。扳手比赛，在我印象中，到现在，我还没有输过。在我担任汽车教练排长时，为学员表演摇车，我连摇我排的7名车，每车20圈，面不改色心不慌。     汽车构造部分差不多学完了，又开始学习交通规则和汽车保养理论。之后，就正式上车了。记得第一次上车时，有一点胆颤心惊，心想这庞然大物控制不住怎么办。根据班长教的动作要领及要求，首先从车厢上下来，跑到驾驶室门前，喊“报告”，行军礼，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班长示意进来，就左手拉开车门，右手拉住方向盘，左脚踏上脚踏板，右脚跨进驾驶室，迅速坐在驾驶的位置，顺手带上车门。调整好位置后，双手扶在方向盘上，放在时间“10：20”的位置上，眼睛平视前方。得到班长起步的指令后，另一学员手拿摇把摇车，我在上面检查是否空档，然后打开点火开关。那个学员一摇车，我稍带油门，车就发动着了。我们学员开车，是不准使用马达的。不管是起步还是中途熄火，一律摇车来发动。车发动后，左手仍抓住方向盘，右手将变速杆上变速球抓住，左脚踩下离合器，右手将档住挂在左前方，就是起步的二档，如果挂在右前方，就是一档。右手打开转向灯，又按一声喇叭，表示车辆要起步了，我看一眼反光镜，车的左侧确实无车辆和行人，就松下手制动，抬离合器，加油门，车就开始往前走。抬离合器，按“快停慢”的顺序，首先脚快速抬起一半，车有点抖动，然后稍停一下，再慢慢抬起左脚。右脚在车有点抖动时，开始加油，油门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坐在驾驶的位置上，眼睛就不能低头着，做到看远顾近。如果低头看，就非常影响安全，班长手中的小树技就会打在你的右手，或者，班长一声“下去”，你就得停车灰溜溜地爬上车厢，另一个学员来接替你。谁都想多开一会儿，可是你违反规定，只能自食其果了。我们班长段意军，是从运输一连调过来的，开车技术不错，但没有带学员的经验，脾气很暴燥，只要是不按他的要求来做，他不是打人就是骂你“傻B”，好象很少见他笑，所以我们全班没有一个学员喜欢他。因为我们班长是九班长，所以我们背后骂他“臭老九”。学员毕业时，每班的学员都凑钱为班长买纪念品，惟独我班没买。只有我一个人为他买了一套运动服，算是一场“师徒”关系的报答，那一次见到他难得的笑容。     我们一旦上了车，就整天与汽车打交道。学完车辆起步后，首先是场地训练。我们一共学了蛇形路、倒车库、桥形倒车、蝴蝶桩、公路调头等项目。学车场地由各班、各排自己选定。一部分车就在营区内，其它车都在舰队打耙场练习。     我们对舰队打耙场并不陌生。我们当新兵时，就在那儿瞄耙、打耙。打耙场位于舰队通信总站通信三营的旁边。据说，为了那个打耙场，舰队还同湛江市打一场官司，舰队司令部作战处战场科找到了不少当年的资料，来证明此地属部队所有。这也难怪，现在改革开放了，地皮值钱了，地皮也要明确主人了。后来，部队官司打赢了，这块空地就成了部队的打耙场，只对部队开放使用，除了我们海军外，陆军、空军、武警也可以用。     我们排七台车都在这里进行场地训练，班长们交待完开车要领并作示范后，就不管我们了。他们在一块打扑克，我们这些学员就轮流开车，刻苦的学员还抽空看书。这些场地练习，现在看起来简单，但当初碰杆压杆真是家常便饭。而碰杆压杆就表示不合格，这就要求我们要反复地练习，直到不碰杆为止。因为在毕业时还要进行考试，而场地考试主要是检验你倒车情况，实际开车中实用性非常大。我们在太阳底下暴晒，班长们则在太阳伞下打牌，偶而让班长看到了碰倒杆，他就在远处叫骂。只要是把杆碰倒了，其他学员及时扶起，以免被班长看到。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吸取教训的，毕竟我们是在学，学到的本事是自己的，而不是班长的。     场地训练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上路了。加档、减档、定点停车是主要学习内容。我认为，只要把解放牌汽车开会了，其它车都好开。老式解放牌没有安装同步器，加档减档稍不注意，内面的齿轮就会发响声。现在开车的尤其是开小轿车的，只要是你的档位挂得不是很离谱，就不会出现响声，而那时的解放牌，就不一样了。一般情况下，减档都必须轰一脚空油，再挂到低档位。这一脚油门的大小，取决于车速。车速越快，轰得越大，反之亦然。当车速减慢到一定程度后，不轰油，也能挂进低档位。解放牌汽车高速档为4、5档，中速档为3档，低速档为1、2档。高速档减档时，轰油要小，减至低速档时，轰油要大。刚上车时，响档是常有的事，减档时响档更是家常便饭。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大家都慢慢地对档位熟炼了，响档也少了许多。     加减档学会了，我们接着又开始进行一般道路驾驶。主要路线是营区到湛江市麻章或到海康县客路区。那里道路好，车辆、行人不是很多，适合于我们学员训练。这期间，我们又穿插学习汽车保养和排除故障。     汽车保养主要内容是调整、紧定、清洁、润滑，还有比如补轮胎，给轮胎打气等等。保养的目的是延长各汽车构件的使用寿命，防止出现故障等。汽车保养是我们必考课之一，理论、实际操作都得精通。     在进行排除故障实际操作之前，学了不少排除故障理论知识。我们所学的主要是油路故障和电路故障，一些机械故障比较简单，基本上能看得出来。而油路、电路故障不光要看，还要听、闻，通过感官的接触，再进行判断。电路故障比油路故障简单，但比油路故障更加难以排除。说其简单，主要是线路一目了然。没有电，车没法走，而出现油路故障，车照样走，只是走得非常不痛快。我们了解了一般故障排除办法后，大家互相出故障，尽量出一些在路上可能出现的或将来可能考试的。通过大家反复地练习，教员教的和班长教的，我们基本上都会。     六个月的汽车驾驶训练，用时最长的是教练场训练。那个教练场座落在一座小山中，我们第一次到教练场，是坐在车上看班长开，既惊叹于此地的风险，又佩服班长娴熟的技术。进了教练场，开始就是傍山险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涧，稍不注意，车就要掉到深涧，就会车毁人亡。之后是下陡坡，坐在车上不知道，站在远处，看到车头几乎着地，坡的斜度不少于45度，如果汽车制动不好，肯定会翻。车开到最底处，又要加油、减档、冲坡。上坡后，是60米加档、减档、定点停车。要求在60米内，从一档加到五档，五档时，不能拖档，之后，立即减档，减档时，不能踩制动，全凭油门控制，减到一挡时，正好要停车。停车也有学问，保险杠不能超过那个点，也不能离那个点大于30厘米。重新起步后，接着就是单边桥、铁轨、凹形路、凸形路、山字号军舰。单边桥，就是一边高，一边低，相差50厘米。整个车歪着开，开车的人要看准，让一个轮子上桥。铁轨，就是两个轮子都上轨道，方向特重要，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凹凸路，主要是考你油门掌握情况。后面的还有搓板路、泥泞路、弹坑路、窄板桥、高架桥、上坡起步，各有特色，各有难度。最难的要数最后的一关：上坡转弯减档。在这里，甚至有的班长也无法通过。首先是加油门冲，一般那时候是三档，车的动力不够了，迅速减到二档。在转弯处，一边打方向，一边将二档拉到空挡，轰油门，迅速挂一档，加油冲上去，就行了。由于坡特别陡，稍慢一点，车就往后溜，就算没过关。有一次，指导员亲自给我们做示范。只见他不停地一挡加二档，二档减一挡，动作非常潇洒，让我们这些学员激动好几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地练习，后来我们也能过关，只是没有他那么潇洒。     紧张的汽车训练终于结束了。最后，进行了汽车构造、汽车保养、交通规则、排除故障、车辆驾驶五门课的考试。其中，汽车构造、交通规则和汽车保养的一部分（30分）为书面考试，排除故障、车辆驾驶和汽车保养的另一部分（70分）为实际操作考试。我考得很好，除构造98分、保养95分外，其余均为满分。为此，受连嘉奖一次，再加上我曾捡一块手表主动交公得一次嘉奖，在训练二连共受两次嘉奖。     训练结束后，我又回到了我曾当一年文书的运输三连，开始了我走南闯北的司机生活。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13:50

<div align="center">第五章  司机</div>     学完汽车驾驶后，我又回到了老连队——运输三连，与我同时分到三连的共18人。我们这18人不再是学员了，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副司机。意思是，虽然是司机，但不是正式的，不能单独开车，据说要跟车六个月才能单独驾驶。我们刚来时，并没有立即分到各车，而是安排搞劳动、搞卫生。由于我是本连队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是我带着他们干。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专业：搞卫生。每天早上起来，整理内务，擦窗户，扫地，拖地板，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务卫生搞完了，还要打扫环境卫生，要求地上不能有一片树叶、一个烟头。每天一小查，每周一大查，哪个班卫生最好，就挂上卫生流动红旗。如果有上级首长来检查，或是重大节日的到来，那更是要彻底搞卫生。这次，我们18个副司机分到连队，正是首长要来连队检查的时候。我带着这帮人，整整干了一个星期，使整个连队旧貌变新颜了。连队里没有一根杂草，没有一个蜘蛛网，猪圈、厕所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异味，就连家属房，也是焕然一新。所有的副业地都种上了菜，鱼塘上没有任何漂浮物。上级来连队之前，营部对各连队进行了卫生检查评比，运输三连名列第一。     正当准备把我们分到各台车的时候，广东省廉江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根据海军南海舰队的命令，汽车营组织一支“抗洪抢险突击队”，队长由训练一连副连长李志成、指导员由训练二连指导员宋福义担任，突击队员在各连队挑选。我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这次活动，并且担任了由我连战士组成一个班的副班长，班长是一个老兵。突击队共六十人，分乘两台解放牌汽车，浩浩荡荡地从营区出发，向受灾所在地——广东省廉江县车板区挺进！     一路上，我们歌声飞扬，两车比赛唱歌，引得行人侧目相注。我与大家一样的心情，都想在这次抢险救险活动中，图个好的表现，有的人甚至还想立功，全然不知即将投入的战斗中有多么险恶，有多么危险！汽车跑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我们60个人被指定在一个空仓库里休息，每人发一床草席，铺在地下。到的时候，正赶上吃中饭，其他先到的部队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大家端着饭盆，或蹲或坐在地下，谈笑风生，根本就不象是过来抢险的。这时的天气也是晴空万里，老百姓似乎也是在安居乐业，这哪里是灾区！     下午，我们没有安排干任何活，只说在家待命，胆子大的，还在逛商店，有的人居然在打台球。我那个时候，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天天写日记，另外还将一些趣闻怪事，人生的感悟，能想不能说的，都写了下来，一直坚持到军校毕业后在连队担任排长，才没有再写。所以，别人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在写日记。晚饭后，我们在一个井里打水洗澡，发现水是咸的。原来，这口水井下面的地下水与海是相连的，可怜当地老百姓每天吃的就是这苦涩的咸水。     晚上，我们按照领导的指示，早早地睡了。领导告诉我们，随时可能有任务，大家要保持好充沛的精力，有空的时候，尽量多睡一会儿。躺在这硬梆梆的水泥地板上，大家有说有笑。有人告诉大家，商店里有一个姑娘特别漂亮，只是长得有点黑，有时间大家不妨去看看。后来，大家声音低下去了，静下去了，基本上都睡着了。     突然，一阵紧急哨声，把我们惊醒了。那哨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新兵连的紧急集合。只听见队长、指导员在喊：“大家赶紧穿好衣服，带上水壶，快！”这时，我们知道，真的有紧急任务来了。大家上了车，个个都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很快我们到达受灾地点，只见遍地都是人，更多的是我们海军战士。原来，海水将一个养虾场的大坝冲跨了。如果不把这个缺口堵上，养虾场的虾将会跑到大海，价值几百万的国家财产将会化为乌有。     有的部队在搬石头，有的在装沙包，有的站在坝口填缺口，我们刚到的几十人，算是生力军，所以我们负责扛沙包。每个沙包都是100多斤，有的可能有150斤，扛在肩上特沉，但我们顾不上了，个个都争先恐后，生怕比别人少了一趟。有一个志愿兵，叫李桂荣，是老乡，武穴梅川人。他人比较胖，力气也大，一手夹一个沙包，还健步如飞。天啊，两百多斤！这还不算，他还要别人在他肩上再放一个沙包，被队长、指导员制止了。我们是晚上12点钟到的，经过连续奋战6个小时，到早上六点多钟时，大坝的缺口终于被我们堵住了。     回到住宿的地方，我们精疲力尽。洗完澡后，队部给我们每人发了4瓶桃子罐头，两盒午餐肉罐头，作为早餐。看得出来，大家都饿了，几乎每人都吃光了，有的人还不够。之后呢？我们还是睡觉，等待着新的任务。     我们每次的任务基本上是堵被海水冲开的缺口。最大的缺口要属一道拦海大坝的缺口。那个大坝被冲开后，如果不及时堵住，附近的村庄、街道、庄稼、房屋将可能全泡在海水里，受灾人口将会达到20万人以上。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自然挺身而出。出现缺口时，也是晚上。八点多钟，所有的抗洪抢险人员都到了现场。廉江县委书记是总指挥，海军陆战旅程副旅长是副总指挥，都亲临现场指挥。由于水流太急，丢下去的沙包、石头瞬间被冲得无影无踪。怎么办？总指挥部决定，用一部分人组成人墙先堵住水，减轻水流的压力，另一部分人迅速搬运沙包和石头。为保证安全，所有下水的战士，一律都用绳子的一头捆住腰部，另一头固定在岸边的树桩上。人与人手拉手，组成五道人墙，就这样，一道坚固的犹如长城般的人墙形成一道屏障，一下子减轻了水流的压力。此时，大雨倾盆，尽管白天依然犹如酷夏，但此时大家冻得全身发抖。“人墙”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屹立在水中纹丝不动。岸上的官兵搬的搬，扛的扛，虽然还是有不少沙包、石头被冲走了，总算有一部分留下了，慢慢地，大坝的缺口变小了。最后，这条长约70米的大缺口，经过我们苦战8个小时，终于被堵住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被我们保住了。     在这次抗洪抢险过程中，我算是比较轻松。除了较大的险情发生时参加外，其他的活动一般没有参加。我的任务是看守队部，同时写广播稿和工作总结。看守队部，主要是守着一部电话，随时做到上传下达，保证通信畅通，还有，就是看好我们的罐头，不要让别人随意拿。队部房子大约16平方米，各种罐头却堆满了半间房，有桃子、杨梅、荔枝等水果罐头，有午餐肉、牛肉、回锅肉等肉罐头，有雪菜、茭白肉丝、香干等菜罐头，共有几百箱，还有不少压缩饼干和汽水。有不少老乡来找我要，我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反正这么多，也吃不完。任务完成后，每人分20瓶，还多了不少。写广播稿，是这次抗洪抢险的政治任务之一，主要是宣传好人好事，总结经验和教训，战前的动员讲话，等等。其他部队有一战士，用手指上的血写一封遗书，被作为宣传典型，最后还立了一个三等功，其实他的表现并无过人之处。这让我们羡慕不已，也让有的战士后悔，当初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还有一个部队一个战士，看见一个小孩肚子痛，就背上他上医院，当场就立了三等功。这件事让我们的战友没事时，到处转悠，看看还有没有小孩肚子痛，或其它意外之事。大家想立功的心情真是太迫切了。     这次抢险救灾活动，共历时18天，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汽车营突击队荣立集体三等功，队长、指导员和那个老乡李桂荣，荣立个人三等功。大约一半人受到团嘉奖，我是其中之一。回到连队后，凡参加抢险救灾的，都受到营嘉奖或连嘉奖。回来时，大家都大包小包的带回连队，大都是罐头，还有不少化肥袋子。那些袋子质量特别好，都是抢险救灾时用于装沙装土用的，我们顺手牵羊，每人带回四五个，用于装各种物品。我带回的罐头最多，都分给了连队其他战友，自己一瓶没留。     我们这些副司机一回连队，立即被分到各车。我的跟车司机是三班长杨赞军，连首长最看重的一个司机。我当文书时，他是连队司务长，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一个司机受不受连首长的信任，主要是看他出车多不多。杨班长是连队出车最多的司机，我也自然出去得最多。当很多副司机几乎没出过门时，我却几乎每天都在跑。在我担任副司机、司机期间，前后到广州三次、惠州一次、深圳一次、广西五次、海南一次，到别的单位值班五次。这期间，既让我慢慢地学会了开车技术，也走南闯北地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次在外值班是在舰队第一招待所，吃住都在那里。每天到火车站拉物资，然后运送到部队码头，将货物卸到登陆舰上。晚上一般没事，就可以到街上逛逛，看看繁华的夜景。在这里持续了一个月，就完成了所有装卸任务。我们回连队后可以退伙食费，那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我们的伙食费每天1.35元，一个月就是40元，而我们那时的津贴费一个月才14.5元。第二次值班是在基地司令部通信科，每天吃住在机关。有一个晚上，我到打字室找一个老乡玩，回通信科的时候，在一个下坡处捡得一个书包。那是湛江市四中一个初三女生叫吴妙丹的，里面除书本外，还有一把小梳子和一个小镜子，另有11.53元。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守在路口，询问有没有湛江市四中的学生，终于等到了一个胖胖的小女生是四中的。我把书包交给了她，让她转交给失主。下午我在球场边看球赛时，正好碰上了那个胖胖的小女生。她告诉我，书包已交还失主，并带来了一些感谢的话，我也终于放心了。     第一次跑长途是到广州，原舰队后勤部部长马国强离休，举家搬到广州干休所。湛江离广州473公里，跑一天比较辛苦，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分两天跑。我们早上出发，晚上住在广东省开平县（现改为市），第二天上午10点到达广州。这是我第一次到广州，也是我第一次开车到大城市，路上的车特多，尤其是佛山到广州的那一段。副连长坐在我身边，告诉我怎样在大城市里抢道，并说如果不抢道，就会被别的车挤掉，永远走不出去。到达广州后，让我最高兴的是，见到了同乡战友胡军林。新兵连结束后，他被分到广州421医院。该院与广州干休所仅一墙之隔。战友相会，自是一番高兴与激动，有着说不完的话。     第二次跑长途是到惠州，原汽车修理厂政委转业，安排到惠州市的惠阳县农机局担任副局长。当时我不清楚，一个正团职的转业干部，怎么安排一个副科级的位置呢？长篇小说《东方》的主人公郭祥担任营长转业后，不是被安排担任县委书记吗？后来了解到，现在地方所有的位置都已满编，有的甚至超编。和平年代的转业军人，在很多人眼里，是多余的！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不管上校中校，转业一律无效；不管上尉中尉，转业一律无位”吗？至于那书中写的，第一那时干部少，对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残废军人优先安排，第二，毕竟是书中的形象，有一点作者的理想主义。那个转业的政委姓孔，以前在汽车营担任过教导员。他在二连担任连长时，我的连长是他的文书，所以这次送孔政委转业，连长亲自带队。两台大东风，装满了他的所有物品，连家里养的鸡鸭鹅都带走了。到达孔政委的老家后，方知那是一个非常偏僻落后的小山村，村里的房子全部是土砖做的，大多房子上盖的是茅草，老百姓既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看到我们几个穿军装的，都拿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象这样的一个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一个县团级干部，也是奇事。我们在孔政委家呆了一个星期，主要是帮他家拉沙、砖、石头、水泥，看样子，他要在他村里盖起第一栋红砖瓦房。这期间，那些也走了千里之路的鸡鸭鹅，都成了我们腹中之物.     最难忘的一次长途是到广西防城。全营共出了15台车，由副营长楼新民带队。任务是将一些军用物品，主要是被装、食品，拉到广西防城，送给北海水警区下辖的一个仓库。在这里，我见到了我读初中时的同学朱佳友。记得我们初中毕业时，我送给他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以作纪念，以他的名字写一首小诗题在上面：“赠君微物勿嫌轻，朱红封面白中心，佳朋挚友本难得，友谊长青万古存。”读书时，他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关系相当好。没想到，我入伍两年后，他也来到部队。他是陆军，现在在广州军区守备五师司令部警卫连服役。我到时，给他打电话，他还不相信。等到见了面，他才惊喜万分，叫我老同志。虽然我年龄比他小，但兵龄比他早两年，所以就成了“老同志”。我们分别已经七年了，虽然他当兵时给我写了不少信，但真正一朝见面，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将他入伍的经历，到部队几个月的生活，还有以前的一些同学情况，一一向我细说，最后，我们去了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合影时，我们互换服装。陆军的他穿上水兵服，海军的我穿上草绿色军装，别有一番情景。     我们只要是跑长途，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免不了到当地的旅游景点游玩一番，也少不了照相。在广州，号称“天南第一峰”的那个地方（忘记叫什么），东方乐园，动物园；在惠州，惠州西湖；在深圳，西丽湖公园，“海上世界”；在海南，登陆舰上；在广西，边境线上；等等，都留下了我不少的足迹，照了不少相。这些相片，已成了我当时作为司机走南闯北的回忆。     我们跑长途的次数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在湛江市内跑。大家最愿意出的车，是给老百姓拉化肥。因为每出一天车，除了吃得好以外，还有一包烟，有时是阿诗玛，有时是良友，到晚上那老板还给每个司机20块钱。这对于我们每月十来块津贴费的人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虽然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但人人都想出这个车。     87年3月份，我们18个副司机同时转为正式司机，但真正单独接车的只有几人，我出车最多，技术最好，毫无疑义地成了第一批接车的新司机。其他未接车的新司机，因技术不到位，继续扮演副司机的角色。与此同时，连队任命我为四班班长，所以我的担子相对更重。有时同时出两台车，由我带队，我就要负起两台车的责任。如果同时出三台车，就由排长带队，排长负全部责任。     我们在出车过程中，难免要与部队其他人或老百姓发生矛盾。有一次，我们三台车停在基地第一招待所，一大早要出去，结果门被锁住，保安不知去向。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砸掉了门锁，结果该招待所所长恼羞成怒，扬言要扣下我们的车，并且要处分带队排长。我们排长是河北人，叫郭建勋，是个一米八几的不吃素的干将。面对招待所所长这位正营职干部，他一点也不怕。他们面对面拍桌子，郭排长一掌把桌子上的玻璃拍得粉碎，大喊：“你还处分我？看我不把你脑袋拍碎！”吓得那个所长落荒而逃。我们每次到广州去，过了开平要经过九江渡口，所有车一律排队过渡。郭排长带着我们几台车，一直冲到最前面，大声喊：“让开，让开！部队有紧急任务！”不由分说，就把其它车拦住，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让我们先上渡船。郭排长提为副连长后，一个叫胡登辉的湖南籍志愿兵代理排长。他告诉我们，出车时面对老百姓或警察挑衅，不要怕。我们都是光棍一人，他们都有家，都有后顾之忧。他说有一句话最管用：“除非你今天把我打死。只要我不死，我要用枪把你家里所有亲戚都打死，留下你一人，打断你双腿和双手，挖掉你眼睛，让你活在世上，后悔今天向我动手”。这话真是歹毒，我可不敢随便说。     87年5月，部队下发了关于招收军校学员的通知。其实，入伍前我就有心报考军校，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85年招考时，不允许新兵参加，86年招考时，我正在学开车。今年招考，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机会。当时报考的人很多，而能进入考场的名额有限。营里决定考试，以成绩来定，就象当年高考前预选一样，谁的分数高，谁就可以参加军校考试。考试就两门：语文和数学。考完后，我觉得题很难，一点把握也没有。最后，预考的结果出来了，我只考了122分，居然在汽车营是第一名，我便顺理成章开始复习，准备参加军队的统一考试。     我到现在还未想通的是，我最好的朋友胡巨民两门课考了120分，位居第二名，最后没让他参加统考，倒是其他几个人参加了。好在胡巨民在第二年顺利地考进了军校。如今他依然在部队，现在已经是海军某师级单位政治部主任，在同年兵中，职务最高。     我又捡起当年的课本，在开车的间隙中，认真复习，最后如愿以偿，顺利地拿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我的分数超出了该校录取分数线100多分。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所有老乡和朋友都送礼表示祝贺。送得最多的是胡巨民和李桂荣，每人送20元，其他战友送5元10元不等。有一个蕲春籍战友叫陈伦旺，他说他实在没有钱，在外面捡了2元钱，为我买了一支钢笔，我非常感动，认为这是最好的礼物。我离开湛江时，托人送给他50元钱，让他节省着用。为答谢这些朋友，也算是离开部队到军校读书的壮行，我准备了很多菜和啤酒，请所有老乡和朋友一起相聚。大家欢聚一堂，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最后都醉得一塌糊涂。     我84年10月离开家里，现在已是87年8月了。近三年没有回家，现在一想到家，心里就禁不住高兴和激动。尤其是，我是考上军校回家的，多少还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回家之前，我为家里所有成员都买下了礼物，并且发电报让家人到武穴码头去接。     8月17日，我将一箱书留在老乡那里，一部分书和被装托运到军校驻地安徽蚌埠，带着其他所有物品和连队赠送的香蕉，告别了送行的连首长和其他战友，登上了湛江至武昌162次直快列车，直奔离别三年的故乡！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18:07

<div align="center">第六章    军校</div>     1987年8月17日，我告别了湛江，告别了工作生活三年的连队，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和老乡，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一路上，平安无事。在武汉汉口码头，在广济农行一位姓陈的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地买到了一张到九江的船票。8月19日凌晨4点左右，我终于到达了故乡——广济县武穴镇。6点钟左右，我正坐在候船室里数着时间的时候，听到大堂侄在喊：“六爷！那不是六爷吗？”我抬头一看，只见哥哥、姐夫、大堂侄和妹妹的男友，每人骑着一部自行车，已来到我面前。接到我发出去的电报后，他们是专程来接我的。      终于见到亲人了，终于回到故乡了！我日夜思念的亲人啊，我梦魂牵系的故乡啊，三年来，我无时不刻地想念你们，想得心发痛，望得眼发酸，终于回到了你们的怀抱！      故乡变了，变得我认不出来了。虽然马路还未完全修好，但已变得又宽又直。村里竖起了不少高楼大厦。我们一行到了机车下，弟弟来迎接了。我离开家时，弟弟还是个小孩，现在已长高了，变成大人了。我在家时，弟弟最喜欢我。现在突然看到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一会儿，他就“细哥、细哥”不停地叫，而且象以前一样跟着我。到了村门口，父母亲、姐姐、妹妹都出来迎接。从父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可以看到，父母亲这几年辛苦了，儿子在外只能尽忠，不能尽孝，想儿盼儿，儿子终于回来了，让我深情地叫一声：父母亲，儿子也想你们，儿子爱你们！我离家时，姐姐已怀孕，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妹妹那时也小，现在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的男友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到家时，发现家里已坐满了人。外祖母、姑姑也来了，伯父、叔父和堂兄弟都在。我按照军人探家的惯例，给每人都发了一根烟，并打开行李包，把早已准备好的10斤团糖交给母亲，由母亲发。母亲特别高兴，不管大人小孩，一人一大把，10斤糖很快就发完了，哥哥忙骑车又买了10斤，整个家庭洋溢着欢乐。     刚回家的第一天，家里一直坐满了人，女人、小孩大都是来要糖吃，老人们则主要是来看我变了没有，以前的伙伴在仔细地听我讲部队的故事和广东的风土人情。我一边招呼着大家，一边在写请帖。因为我在家时间不能太长，而我考取了军校，是肯定要请酒的。回来后我必须要到所有亲戚朋友家去，所以帖子要尽快写好，及时送到各亲戚和朋友家里。      正写着帖子的时候，同乡战友陈新文来了。当初新兵连分下来的时候，同乡战友大都当文书或开车，惟独他学汽车修理，让我们对他产生深深的同情。没想到，他因第一年学完了汽车修理，第二年有资格考军校，所以他捷足先登，早我一年进了军校。他考军校的成绩比我还好，在全基地名列第二，数学更是拿得满分，而我数学只有95分（百分制）。我在入伍换衣服时就认识了他，新兵连里又在一个排，所以与他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在以后因他妻子的原因，我们曾一度发生矛盾，但没有因此而影响我们的友谊。他现在依然在部队，担任海军某部参谋长。这次，他听说我也考上军校，并且与他在同一所学校，十分高兴，在我回家的第一天，就到我家来了。     老战友的到来，让我特别高兴。我与他商议着如何到各战友家，带些什么礼物。我这次回来，有不少战友托我给他家里带东西，而且，为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我还要请他们的父母到我家来作客。     从第二天开始，白天我基本上不在家，每天都往战友、亲戚、同学家里跑，所有的亲戚家跑遍了，一些战友如胡巨民、魏中良、董三强、李桂荣、何仁义等等，一些同学如项顺新等，也都去了他们家。有的人家，真的不好找，村庄非常偏僻，不知道问了多少人。有的人的大名，村里很多人居然不知道。比如冯秀垸的冯国雨，在垸里有个外号叫“南蛮子”，你不说外号，村里人根本不知道冯国雨是谁。这个外号让我想起南宋期间，金兵对宋人的称呼。     到了我回家的第五天，所有亲戚、朋友，还有大队所有干部，小学所有老师，都来到我家，为我庆贺。当天，我家大办宴席，宴请宾客，晚上还放了两场电影。那个时候，在农村，有什么喜事，都是放电影来表示祝贺。家里如果有钱，还可以请戏班子来唱戏，那就更隆重了。陈新文家在去年，就是请人唱戏。晚上看电影的时候，我的一些老同学都慕名而来，一般都是在电影机旁边的喇叭中喊我。同学在一块，也是说不完的话。其中一个同学叫杨植宝（现在石佛寺中学教书），因晚上回家不方便，还住在我家。     第一次回家，非常想在家里多待几天，但我不能在家太久，我要准时去军校报到。8月27日，我告别家人和朋友，与陈新文和大金的苏怀政（也是战友，同一所军校），一起坐船，先是到南京，继而在南京坐火车，到军校驻地安徽蚌埠市。下火车后，看到军校在火车站设有接待处，还有专车接送，我到货运室取回了自己托运的行李，就坐上汽车，直奔学院。     我们这所军校，座落在蚌埠市的西南方，当地人称此地为南营房。由于学院旁边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叫迎河桥，所以，我们这里又称之为迎河桥。迎河桥是3路车的终点站，正对着我校2号门口。我们只要一出校门，就可以坐上3路车到市区。     刚到学院，一切是那样新鲜，一切又是那样陌生。我与其他各部队来的学员一样，努力地适应着新的环境。到学院的前半个月，并没有学习，又是没完没了的搞劳动和搞卫生。一个暑期过去了，学院里杂草丛生。铲除学院里所有杂草，是我们新学员的任务。学员队除队长、教导员、副队长外，并没有其他管理人员。为管理我们这些新学员，学员大队从老学员中挑选骨干，担任我们的区队长。我们的班长、副班长，由队长、教导员在学员中指定。我刚到学院时，非常想家，每天晚上都要做梦，所以神情非常郁闷，整天不讲话，也显得非常不合群。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当时拿我打赌，说谁让我笑一笑，就送他一包烟。     劳动、卫生搞完了，紧接着就是队列训练。我们学员八队的队长郁涛，在动员会上说，这是一次强制性的强化训练，要求站一小时不倒，坐一小时不动，跑一万米不掉队。果然，在炎炎烈日下，我们其中一项训练，就是丝纹不动地站一个小时。训练中，有几个当场晕倒，被送到医务室抢救。其他训练内容，与我们在连队是一样的，只是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在军校训练中，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的5000米长跑，除非是下大雨、大雪，否则一天都不能拉下。学院在水泥路上画上箭头标志，围着院内的路上跑。刚开始，哪里受得了。后来我们都慢慢地适应了，只觉得一个早上不跑，浑身都不舒服。尤其是在冬天，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跑完5000米，浑身冒着热气，也浑身充满着力量，那个感觉，真是太舒服了。     训练结束后，85式尉官服也发下来了。大家穿着暂新的军官服，心里都美滋滋的，从此，我们告别了水兵服。穿上新军装的第一天，我们都在踊跃地照相，校园里到处留下了我们的合影。     通过在军校十几天的适应，我也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虽然没有当上班长、副班长，但由于我工作积极，在挑选团小组长时，除我自己外，人人都投票选我。在以后，我又当上了班长、区队长，直到毕业。     我们进校的第一学期，主要学四门课：初等数学、物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机械制图，其他还有手枪训练、党的十三大文件、防化训练等。每天早饭后，我们以区队为单位，列队走到教学楼，由值班班长带队。要求指挥员左手提包，右手便于给对面走过来的领导敬礼，其他人右手提包，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教室。上课时间到了，教员也来了。这时，值班班长一声“起立”“稍息、立正！”的口令下达后，开始向教员报告人数，教员示意我们坐下。我们坐好后，教员面对我们，大声说：“同志们好！”大家一齐喊：“教员好！”然后就开始正式上课。     我们的教员都非常平易近人，下课后与我们谈心、拉家常，不象队长教导员要求我们除了严，还是严。初等数学教员华生新，对我特别好。本来我在高中读书时，数学不是很好，但在这里，突然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劲头特别足，以致于我数学毕业考试都非常理想。初等数学考了100分，高等数学考了98分，在全院1500名同年级学员中，两次都是第一名，可怜不知道有多少学员还不及格，落得个补考、看校的结果。物理教员殷林洪，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据他自己说，当年部队推荐他到地方院校读书，他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四年本科的全部课程，而且门门课是优秀。殷教员后来改为行政干部，担任学院军务处副处长。其实他教书的水平很高，可惜我的物理学得并不好，毕业考试只考了64分，与物理相关的工程力学考得还不错，有89分，而电工学考得比物理还少，仅62分，刚过及格。  “马原”教员脾气非常好，只是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他68年兵，到现在还是正营，还没有“入团”，显得非常不平。机械制图教员叫尹令东，讲课声音不大，但非常富有磁性。由于我的立体几何学得较好，做事非常认真仔细，所以，机械制图这门课，我学得非常好。最后每个人画的轴侧图，都留作个人纪念，惟独我画的，作为样品，被留在了学院。     军校非常注重学员素质的培养。我们一到学院，就要求每个学员精通“一用四会”。所谓“一用四会”，就是用报剪报，会美术字、会一种乐器、会指挥唱歌、会篮球裁判。我当兵的第一年，就利用作为文书的条件，将连队的报纸大开天窗，所以剪报对于我来说，既有基础，又有现成的。美术字那更不在话下，我不管在哪个连队，黑板报基本上是我承包了，美术字自然不在话下。指挥唱歌，那也是早就会了的。当兵前，什么乐器也不懂。到军校读书时，二胡、吉他、笛子、口琴、电子琴，我基本上都懂。我在接受乐器考试时，将《十五的月亮》和《望星空》放在一起，用电子琴演奏，没有出现一点错误，被监考老师称赞“有一点专业水平”。在部队里，我最爱好的体育运动，就是打篮球。虽然水平不高，但基本上每天都看到我在场。由于经常接触篮球，对一些技战术和违例、犯规，自然也了解，最后在考试中，我成了为数不多的持有国家三级篮球裁判证书的学员。学院组织“一用四会”先进个人评比活动中，每个学员队两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     由于我们毕业后都要管理部队，所以，学院也非常注重大家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学院要求，班长、副班长轮流担任。其实，学员队更注重个人的能力。刚到学院时，队领导挑选一个大个子担任班长，他叫杨柳林，湖南人，来自南海舰队航空兵九师的一个场站。管理水平很一般，大家并不服他。副班长叫付华明，浙江人，来自东海舰队，人缘较好。一个学期后，区队长（老学员）回到自己的学员队，杨柳林担任区队长，我担任班长，副班长由来自北海舰队的李崇担任。在我任八班长期间，全班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在全队都是数一数二的。为此，教导员让我在全队学员面前，介绍经验。之前，教导员让我写好讲话稿，结果，我没写，我想在大家面前随便说几句。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百多人讲话，心里有些紧张，也出了不少汗，但讲起来还算有条理，基本上说出了我想说出的话。会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说的真是棒极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水平！”朋友的一番赞扬，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面对多少人，我再也不怯场，都能应付自如。     杨柳林担任区队长两个月后，不服他的人太多了。除了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外，七班长、九班长根本不听他的，所以区队的工作根本无法安排下去。为此，队部决定将杨柳林换下来。谁来担任三区队的区队长呢？九班长是不可能的，教导员呼荣建倾向于七班长王文江，他们都是东北人。队长郁涛是江苏人，倾向于八班长的我。教导员认为我当班长两个月，经验不足。队长认为我比七班长更有管理区队的能力。最后决定由我担任学员八队三区队区队长，这一当，一直到军校毕业。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18:37

（接前）我担任区队长后，指定原九班副班长夏小瑜为副区队长，来自南海舰队的向前辉为九班长，来自东海舰队的张坤心为副班长。指定原八班副班长李崇为班长，来自海军秦皇岛疗养院的曲敬阳为副班长，七班长、副班长不动。我将骨干队伍进行调整后，整个区队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工作在全队四个区队中一直排在第一。     副区队长夏小瑜来自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在配合我的工作上非常得力，一般在安排劳动、卫生和检查各班的工作都由他出面，我在他后面为他撑腰，所以他工作起来也是显得得心应手。那个时候电视里放连续剧《绝代双骄》，所以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鱼儿”。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一件事，让我不得不免去他的副区队长的职务。     有一个学员，家里为他寄来一套西服，价值299元。夏小瑜到市区时，那个学员委托他去邮局取。夏小瑜取回西服后，在校门口遇见那个学员，那个学员说要出门，叫他把西服放在队长办公室。夏小瑜将西服放在队长办公室后，就离开了，结果那个学员找不到西服——西服被人偷走了。队长说，西服曾经在他的办公室，他看到了，但不知道是谁的，由于办公室门未锁，所以，队长自愿承担一部分责任。夏小瑜将西服放在队长办公室，未向队长交代，也要承担责任，那个学员自己要出门，却委托别人领取包裹，衣服取回来后，自己不管不问，也要承担责任。这样，每人承担100元的责任。     本来，夏小瑜出100元钱，也不影响他的其他方面，可是，有人说，看到他在邮局向外寄衣服，这样夏小瑜偷衣服就有了一定的嫌疑。基于此，面对这工作中得力的助手，我不得不让他下课了。与此同时，我让八班长李崇担任副区队长，副班长曲敬阳提升为班长，来自于北海舰队的段红立担任副班长。     我担任区队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工作一直相当顺利，特别是在第二学年，新任队长王学军非常器重我。王队长是唐山人，原是学院警卫连连长，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王队长深谙为官之道，他说想要当大官，必须要有自己的论文或著作来辅佐自己的前途。所以他经常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一些见识或情况，让我帮他写出来。在他担任一年队长期间，我共为他写了7篇论文，还有两个述职报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在学院的杂志里，看到了我写的论文发表了。原来我写的论文，已署上了他的名字，成了他升官的资本。     在我读书的两年中，只有教导员呼荣建是从头到尾陪着我们的。与他配合的两个队长，都比较专横。教导员委曲求全，尽力搞好全队工作。虽说，两任队长都很看重我，教导员相比之下，对我并不重视。但是，我知道，教导员是非常大公无私的。他清正廉洁，为人正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我军校毕业后，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踏踏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后来听说他调到学院政治部担任干事。     在我担任三区队长期间，一、二、四区队长经常在走马观花地调整，惟独我一人干到最后。那个时候，学院只有三个学员大队。学院要求每个大队评选一名“优秀区队长”，报学院表彰。我们学员十三队争取到了这个荣誉。教导员要求按规定进行评选，结果队长在全队军人大会上直接宣布，三区队长就是“优秀区队长”，不用评比。就连大队长、政委也认为我是全大队最出色的区队长。毫无疑义，学院很快就批准了。     部队的每个星期日晚上，是点名的时间。说是点名，其实并不是真的一个个念着名字，主要是总结一周来的工作，并布置下周的主要工作。点名，一般由队领导实施，但每逢我值班的时候，队长教导员都指定我来主持。有一段时间，学院政治部姜主任来我们学员十三队蹲点，他听到我一个人在126学员面前滔滔不绝地说了四十分钟，大为赞赏。据说，他在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说，如果每个学员都像十三队三区队长那样，那么我们学院就大有前途，学员毕业后都会受到部队的欢迎。     1988年7月5日，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早在未进军校前，我就写过入党志愿书，但连队讲究论资排辈，入党的名额非常有限。连队一般重点照顾即将退伍的老战士。我在连队时，早当我一年兵的人都没有入党，怎么可能轮到我呢？所以，我只能带着遗憾和新的希望，到军校去争取。到了学院的第三个月，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经过队党支部的考察，我与另外两名学员被列为第一批发展对象。88年6月，另外一个学员队的教导员找我谈话，让我谈认识，特别是对当前一些学生闹学潮的事。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让那个教导员非常满意。7月5日，是我们学员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同意我入党申请的日子，后来也就成了我入党的纪念日。那一次大队党委只批准了我一个人的申请，不知什么原因，另外两个没有批准，转入下学年。我成了既在学院入党又在学院转正的唯一的学员党员。在我的党员转正大会上，教导员对我的评价是：在这个同志身上，几乎没有缺点。     与我同时进入安徽蚌埠读书的还有安徽财贸学院的四名新生，他们都姓刘，三男一女，分别是刘海涛、刘辉海、刘志强、刘雪英。刘海涛曾在初中比我低一届，彼此早就认识，所以我与陈新文、苏怀政，都很快认识他们。大家互相来往，一起聚餐、合影。到了八九年，就再也没有往来了。由于八九年的那场动乱，让我们互相都产生了严重的隔阂，那四位刘姓学生以后再也没有同我们联系了。     在蚌埠市拖拉机附件厂，有一个老干部叫胡彪，原是武穴龙坪人。他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后，就地转业。他是一个有着很强故土观念的人，每过几年就要回故乡武穴。见到家乡来的人，特别热情。有一战友胡祥文是他的远房侄儿，当年在蚌埠读书。胡祥文介绍陈新文到他家，陈新文又介绍我到他家。所以，每个月我总要抽一个星期天到他家做客。他的老伴与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一样热情好客。每次都是满桌的丰盛酒菜，来招待我们。我们走的时候，还要特地把家里的咸菜和水果送给我们。我们都尊称他为“胡伯”。有一次，胡伯亲自跑到我们学员队，那时我正在教室上课。回来时，只见他拉着教导员的手，深情地说：“教导员，你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现在我把孩子交到你手上，你要好好地教育他，让他真正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你们都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听到这话就知道这位老同志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我们常戏他被共产党“赤化”了。后来，教导员及其他战友问我，这老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瞎编了一通，说他当年是解放军师长，转业后担任蚌埠市市长，令大家对“胡伯”肃然起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他的老伴胡娘对我也非常好，有一年端午，给我提了两大篮吃的东西，一篮粽子，一篮咸鸭蛋。我的天，我哪吃得了这么多啊！只好都送到炊事班，分给大家吃。     我们学院的学员学历大多都是中专，学制两年。转眼间，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考试其实在每个学期都考完了，最后只是专业考试。学员担心不及格不能顺利毕业，而教员也担心因学员不及格而影响提升，所以学员也比较用心，真正考试的时候教员也放得宽，最后，皆大欢喜，专业考试没有不及格的。     毕业前夕，有一件事让我们非常难忘。学院围墙外是一条小港，港里的龙虾特别多。一到星期天，大家抓青蛙作诱饵，专门用来钓龙虾。我看水不深，就提议将水舀干，直接下去抓。几个学员与我一起，带脸盘、水桶和铁锹，先将小港围住一段，将水舀干。将龙虾抓上来后，再围住一段，将水放到已干的一段，再接着舀。一个下午学校围墙边的小港被我们全部舀干了，抓到的龙虾共装了五个洗脸盆和两个水桶。我给队长王学军、教导员呼荣建每家送一洗脸盆龙虾，其他的全部送到炊事班，让他们加工。当晚，我们区队全体学员围在一起，搞了一次龙虾大聚餐。     难忘的两年军校生活很快就要过去了。毕业前夕，队部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本《毕业纪念册》。由于我是区队长，所以全队126名学员，几乎每一个都让我给他留言。那个时候，我正热衷于毛主席诗词，所以，我给别人留言的基本上都是词，一大半是七律。别人给我留言，评价都很高，而且每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相片和家庭住址、部队通信地址。如今，这些战友有的和我一样，已转业地方。少数留在部队，已是团职军官。     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海军湛江基地汽车营担任排长，开始了正式管理部队的生活。

邵卫斌 · 发表于 2007-2-26 11:20:47

<div align="center">第七章 排长</div>            1989年7月，我从军校毕业，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被分到汽车营训练一连担任汽车教练排长。本来，刚回汽车营时，我原来所在的汽车运输三连希望我还是回到老连队，我也是正有此意，但由于训练连队排长不够，所以被分到训练一连。教导员见到我的组织介绍信，很是意外。因为汽车营所有的军校毕业学员都不是党员。陈新文早我一年毕业，是预备党员，就感到相当不错。看到我是正式党员，就更加惊奇。我简单地向营首长介绍了我在军校的经历。他们一致认为，我到训练单位带兵更适合，所以就到了训练一连。     训练一连又叫教导连，是汽车营所属最早的连队之一。连长莫沃林，广东新会人，我到连队时，他正回老家探亲。指导员黄智慧，广东湛江人，我当文书时，他曾在营部政工组当干事，比较熟悉。副连长丘克诚，广东河源人。一排长丁乐佥，湖南人，按他名字的谐音，我们叫他“登陆舰”，二排长桂清链，湖北黄梅人，早我四年当兵。因为他姓桂，大家都叫他“阿桂”。因为是老乡，所以我刚来时，他特别拉拢我，但后来，我们关系相当不好。作为排长，我太出色了，而他却太差了，无论是党员大会还是军人大会上，一个经常受表扬，一个经常挨批评，所以他就不高兴了。我当排长的第二年，因为他兵龄太老了，所以被提升为副连长。他还想利用职权整我，可我一点也不怕他。有一次，让我特别恼火，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把他从二楼扔下去，结果被连长、指导员劝开了。后来，我调到机关，他又来巴结我，我真的不想理他。     89年新兵是当年3月份入伍的，我毕业报到时，正好赶上新兵训练结束，汽训工作开始。我负责训练一连三排的工作。我们三排共七个班，十五班长农植富，广西人，一个老志愿兵，十六班长祝新军，湖北省武汉市人，刚从水工大队借调来；十七班长是海南人，刚从加隆油库调来；十八班长沈国彪，湖北荆门人；十九班长冯定镝，广东番禺人；二十班长岑应篇，广东潮阳人，刚从湛江军械库调来；二十一班长贺超，湖南人，86年老兵。全排七个班，每班1名班长，6名学员，再加上我，共50人。学员都来自汽车营的新兵和各部队公勤人员。全排50人住在一个大房间，班长和学员床铺分居两边，我的床铺靠近墙的一端中间，床铺前面是我的办公桌。平时我就是坐在床上办公，休息的时候，衣服就放在桌上。宿舍中间是学员集中开会学习的地方。     刚到训练一连时，大家对我并不熟悉。班长分到各排时，有的班长还不愿到三排，后来，大家认识了，熟悉了，特别是三排在我的带领下，取得了一系列荣誉、凝聚力大增的时候，那些班长再也不想离开三排。     刚开始的时候，学员们并没有进行专业训练，整天搞劳动搞卫生或是军事训练，我们也象训练新兵一样训练他们，只是没有那么严格。晚上，也偶然搞一两次紧急集合。第一次紧急集合，有一个学员就给我出了难题。哨声响后，所有学员都在紧张地打背包，惟独那个学员一动不动，好象没那回事一样。他的班长非常生气，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猛地甩两个耳光，那个学员“哇”地大哭起来。我把队伍整理好后，简单地进行讲评，就让班长们检查学员们的打背包和携带物品情况，然后来了解那个学员为什么不参加紧急集合。原来那个学员是个关系兵，根本就没参加新兵连训练，更不懂得什么是紧急集合，听到那连续短促的哨声，被吓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他强烈要求回去，不参加汽车驾驶训练。我有点纳闷，怎么世道变了，一个战士不懂得队列训练，那叫什么兵！是谁把他弄到部队来的？怎么部队也兴起开后门了？这么好的学车机会也不要，真是糊涂！我让他写上不愿学开车的申请。第二天，我把那个申请和那个兵交到连部，最后汽车营把那个兵退回了原单位。至于对那个打人的班长的处理，当天晚上紧急集合后，我就把七个班长叫到一起，召开排务会，狠狠地批评了那个班长一顿，并且规定任何时候不准体罚学员，一旦发现或学员告状，立即报连队处分。     正式的汽训终于开始了，一切又都那么熟悉。只是角色换了，以前我是作为一个学员来学开车，现在是作为一个汽车教练排长来教别人开车。因为在军校担任过一年多的区队长，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所以现在担任汽车教练排长，真是轻车熟路。当然，我希望做一个最出色最优秀的排长，所以平时对学员和班长要求很严。无论是早晨的队列训练，还是平时的业务学习，我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疏漏，始终要求他们做得最好。这年的国庆前夕，营部组织训练单位队列会操，三个训练连和运输二连的一个排，共十个学员训练排，一起比高低。我带领的训练一连三排以绝对的优势夺得第一名，由营首长和各连主官组成的评委，给我排打出了92.5分，而第二名只有78.25分。为此，营部给我个人发奖金30元，这应该是我人生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的奖金。我把这30元钱，全部变成了酒精度很低的甜啤酒，请我排的七个班长和连队领导一起喝，也算是庆功酒吧。     连长莫沃林终于探亲回来了。其实我在当文书时就认识他。他看到我，也一直叫我“文书”。只是他没有想到，当年的新兵文书，如今已是他的部下排长了。连长个人的素质非常好，威望也非常高，在连队说一不二。据说，基地司令员李文成非常看重他，看来，他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可谁知道，就在连长被提升为副营长，踌躇满志准备在部队大显身手的时候，司令员因车祸而死，结果把他的前途也带到了未知数，后来他也就是正营转业回到地方。大凡有本领的人，都有点心高气傲，我们连长也不例外。当他探亲回连队，指导员介绍我的时候，他居然爱理不理，一付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可能在他的眼中，我只是一个当年可爱的小文书，而并非是一个有能力领导49个兵的排长。当我带领全排学员在营部组织的队列会操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当我带领训练一连的条令知识竞赛组在全营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当我代表汽车营在基地组织的条令知识竞赛获得第二名的时候，当全营组织汽车维修保养大比武，我排七台车在全营300多台车位居前十名、更包揽前四名的时候，连长莫沃林终于对我刮目相看了，不再小瞧我了。年底，所有的荣誉都加在我身上，“先进个人”、“优秀教练员”、“优秀教员”、“红旗车驾驶员”的荣誉证书和奖品，全堆在我面前。那个时候，奖品都是毛毯。我一下子领到四床毛毯，在以后的几年里，又奖了不少毛毯。除了我送了一部分给朋友和家人，至今，我家里还有不少从未用过的毛毯。     汽车驾驶的内容，几乎与我当年作为学员时一样，训练方式、教练场也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社会风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一个习惯，一个班的6个学员，从周一到周六分别值班一天，谁值班，谁负责给班长买包烟。如果班长在车里发现没有烟，就说车坏了，今天不出车。值班的学员赶紧买烟，如果不买，其他的五个学员就一致说那个值班学员，直到买来为止。这个时候，班长看到有烟了，车也自然就好了，大家就可以高高兴兴上路学车了。我那时不抽烟。我发现，我不管坐哪台车，车上都准备好了花生、饼干和健力宝。开始，我并不知道，那些食品和饮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有一次，连长与我坐同一台车。连长半开玩笑说：“三排长，不错嘛，搭你的福，有东西吃，还有饮料喝。”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说实话，那个时候，我非常正直，也非常单纯。没想到，不正之风也开始蔓延到我身上。那一天，我非常气愤，感到自己受到班长和学员的愚弄。当天晚上，我把班长和学员召集一起开会，重点强调一律不准给排长买任何东西，以后谁专门为排长买吃的喝的，立马给我滚下车，跑步回连队，一个星期不准上车，在家搞卫生和劳动。说到激动时，我一掌拍在办公桌上，把桌上厚厚的玻璃拍碎了。学员们不敢说话，班长们每天拿烟，心中有愧，更是不敢吭声。在以后的训练中，学员们果然不敢为我买东西，就是给班长买烟，也是偷偷摸摸的。面对这些社会上形成的大气候，我只好假装没看见，因为我的工作毕竟要靠班长的配合和支持。     我从军校毕业回汽车营后，突然发现汽车营里武穴籍的战士特别多。原来武穴有一批87年底入伍的战士在汽车营训练，部分新兵新训结束后分到其它单位，现留在汽车营干勤杂工作的有二三十人。我担任教练排长时，有三个武穴籍战士在我排学开车。15班的陈节强（现石佛寺派出所）是官桥朱华村人，18班的李超雄（现市民政局）、胡军民分别是石佛寺李世英村、田镇人。其实有一个战士叫俞胜（家住市第一人民医院），本来分到19班。由于他原在舰队执法队工作，曾纠察过19班班长冯定镝开的车。冯定镝说要整死他，他听说后，要求调排，我就让他到一排6班。还有一个冯旱高（石佛寺冯秀人，现市矿产局）本分到17班，但9班长承诺他，如果他到9班，就可以担任副班长，这样，我就让冯旱高到9班报到。我排的陈节强、李超雄、胡军民，对我一直非常尊重，但我要求他们比要求别的学员严格得多。有一次晚上紧急集合，陈节强没有把蚊帐打在背包里，被我发现，毫不客气地把他蚊帐丢在宿舍外面，不准他捡回来，而外面正在下雨，他委屈得掉眼泪。但在最后学员毕业考试时，由于我的关照，李超雄、陈节强的五门课，都得了499分，折合学分，一个是99.9分，一个是99.8分，在全营420名学员中位居前两名，都被评为“优秀学员”，并受到了营嘉奖。     这一批学员从89年8月初开始，到90年元月底，全部圆满毕业。这个时候，差不多过春节了。我理所当然地回乡探亲。探亲假20天，训练假7天，路途12天，在家呆了一个多月，我又回到了部队。没过几天，90年入伍的新兵陆续来到部队。根据营首长的指示，我到新兵连担任排长，训练新兵。     90年是汽车营训练新兵最多的年份。在训练二连组建了汽车营新兵一连，在运输二连组建了汽车营新兵二连，每个连都有100多新兵。我在新兵一连担任一排长。新兵一连连长陈新文，是与我同年入伍的同乡战友，早我一年军校毕业，是营部政工组干事。指导员苏祖利是湖北监利人，早我一年兵，早我一年军校毕业，是训练二连排长。新兵一连二排长、三排长都是81年入伍的老志愿兵，都是准备提干的苗子。我排所属的一班长姚达信，江西人，二班长姓梁，广东人，三班长方东升，河南人。每班12名新兵，全排共36名新兵，分别来自于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新兵几乎都是晚上到达连队。新兵一到，我马上去挑选，专挑高中毕业的、个子较高的、会写字的、会打篮球的或有其它专长的，剩下的给二排三排。二排长、三排长也不是省油的灯，以至于新兵来了，三个排长争着抢着挑选。连长陈新文到底是老乡，总是把好一点的兵分到一排，并说一排是尖刀排，理应最好。     新兵全部到齐后，我们开始组织训练。除了队列训练外，还有政治教育学习。我担任新兵排长，非常用心。我不但很快认识了所有的新兵，而且，新兵的父母亲、其他家庭成员、家庭住址、个人生日，我全部记了下来。随便哪个新兵，家里的情况我一清二楚，倒背如流。每一个新兵到排里，我立刻组织已到的新兵欢迎，让新兵感到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当天晚上，我就给刚到新兵的父母亲写信，介绍连队和新兵个人的情况。训练新兵三个月，我向新兵家里共写了100多封信。新兵父母收到我写的信，感激万分，表示把孩子送到部队非常放心。白天我对新兵严格训练，晚上除了组织政治教育学习外，还教新兵唱歌，组织文艺晚会和各种游戏。遇上哪个新兵的生日，我吩咐连队炊事班下一碗鸡蛋面，再组织全排新兵为其过生日。有的新兵说，在家十七八年，从未过生日。没想到，在部队排长还记得他的生日，还专门组织晚会，让他永远难忘！一排宿舍里晚上一直洋溢着笑声，二排、三排就显得冷冷清清。两个排的新兵到晚上总喜欢围在一排门外窗外。看得出，他们是多么希望进来凑热闹啊！有几个胆大的新兵甚至找到我，希望调到一排来。     二排长、三排长都早我四年兵龄，自然也有不少带兵的经验。连队组织的队列会操、卫生检查评比，我排并非总是第一。只要不是第一，我就要回来查找原因，总结经验，决不能犯同样的失误。汽车营有两个新兵连，教导员徐龙胜主抓新兵一连，营长苏胜利主抓新兵二连。营里两个主官关系不是很好，在抓新兵训练时也在较劲。营部经常组织两个新兵连队列会操，第一次会操，新兵二连略胜一筹，这样，教导员就不高兴了。教导员徐龙胜是湖北黄石人，他主抓的新兵一连连长、指导员、一排长都是湖北人，为此，他说我们没有给他长脸。在以后的队列会操中，新兵一连再也没有输过。有一次，基地参谋长来汽车营检查新兵训练情况，汽车营新兵一连、新兵二连，附近的技工队新兵连，各抽一个排进行队列会操。我排代表新兵一连，准确无误、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各项队列动作。参谋长和随行的参谋人员，都在点头，表示满意。新兵二连的一个排上台，就差远了。一个参谋当场就说，这个排相比之下，太差了。最后是技工队新兵连的一个排，更是不知差到哪里。队列动作还未完成一半，参谋长就连说：“下去下去，这哪是新兵训练？简直就是游兵散勇！”毫无疑问，我排给参谋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我调到基地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时，参谋长还记得此事。非常巧的是，这次指挥三个排的排长，都是武穴人。汽车营新兵一连的是我，汽车营新兵二连的是孙国胜（现市委统战部），技工队新兵连的是翟应德（现市公路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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