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什么样的“中国”最受欢迎？

派神

日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了2012年度“全球最受欢迎国家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排在日本、德国、加拿大、英国之后，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最受欢迎国家”，美国则排在第八位。在2011年的排行榜上，中国第八，美国第七。一年之内，对中国的认可度上升达到50%，而且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升幅最大的。

BBC的这个调查，始于2005年。它试图通过跨国电话或上门民调，追踪各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变化。美国的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也从2002年起做类似的民调，根据2011年的民调结果，有95%的中国人、82%的巴基斯坦人、63%的俄国人、5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同时，66%的土耳其人、61%的日本人反感中国。显然，此类调查彼此之间未必能加起来，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未尝不是一个度量中国国际形象的指标。

“中国”曾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天下体系，今日转型中的中国，更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外国人无论身在其中还是局外旁观，都难免对她爱恨交织。所以，尽管中国的受欢迎程度逐年显著提升，但国际社会的分歧依然很大，对中国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欧盟、澳大利亚与北美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度有很大提高，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支持率达到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比如，2012年已经有53%的加拿大受访者和61%的澳大利亚受访者，坚定地加入了中国支持者的阵营。我们注意到：2009年欧债危机后，欧盟和中国的国际形象明显彼消此长。

与2011年展开的上一次民调相比，2012年对欧盟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从56%降至48%，德国也从最受欢迎国家的“王座”上跌落下来。衰落、混乱而且在危机中推诿塞责的欧洲与表现慷慨大方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欧洲民众把中国当作了救主，好感上升顺理成章。一个富有而慷慨的成功中国，未来必定还会得到更加广泛的，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民众的欢迎。

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欢迎度下降，也是近年来的一个趋势。而且，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国家大多来自我们近邻。在韩国，2012年度反感中国的受访者比例上升了11个百分点，高达69%，而在日本，只有不到10%的民众欢迎中国。

在东南亚国家，情况也类似。尽管这些邻国几乎都已经并且正在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获益，但以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往往把中国视为威胁，加之各种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争端日益凸显，使民众的忧惧心理发酵。中国崛起是冷战后国际格局中的最大变量，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周边国家首当其冲，“不适应”或许难免。

在这样一个重新认知、重新定位、重新磨合的阶段，中国一方面当然不可能“低调”到自废武功、损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应继续牢记“韬光养晦”的教诲，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慎用硬实力、善用软实力、多用“巧实力”，拿出大智慧来更好地管理各类危机，避免非理性情绪的蔓延——无论这种情绪来自邻国还是我们自己。

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孜孜不倦的“仁义援助”与收获的热烈欢迎恰成正比。当然，中国在这些国家民众中的形象也并不完美，甚至2012年的支持率还略有下降。

这提醒中国，在“气力”、“智谋”之外，中国的优势更应该体现在“道德”上。追求国家利益没有错，但大国还需要承担超越自身利益的责任，并努力践行国际道义，有恩而不妄加、有威而不妄扬，如此才能得人心。

中国人讲“反求诸己”，改善国际形象的关键，终归要靠自己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在民调结果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可，这才是最需要悉心呵护的。要让国民得到民主与法治的庇佑，在自己的国家里永享权利与尊严。这样的中国，才是最有道德感召力的。

【点评者说】英国BBC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受欢迎国家榜”，主要反映一国在国际上的美誉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国软实力。在软实力中，第一层次是道德感召力，第二层次是国家美誉度。因此也不要过度解读。

派神

导读：作为世界上两大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印度时常被拿来做对比。很多人认为威权政府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有利条件，不过美国学者丹尼尔·M·克里曼撰文指出印度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政治使印度争当全球强国更具优势。威权统治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不信任，而民主体制的行为更清晰可见，因而更容易得到理解和信任。

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常有人说，尽管国内民主制度一片混乱，但印度的确已经崛起。竞争激烈的选举、政治僵局和社会动荡不安，都被视为印度要成为全球强国必须克服的障碍。相反，没有开放社会的妥协，威权的中国贯彻国家发展目标的能力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战略资产。一党统治让中国比印度崛起得更高、更快，并且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它甚至可以解释印度和中国当前的地位。但是作为预测未来的工具，它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政体类型会影响权力转移的过程，而且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不是有利的。威权政府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不信任。中国的世界地位正在提高，但世界对中国的意图感到害怕并对其领导力产生警惕。因为当一个新兴力量崛起时，民主政府起到消除疑虑和恐惧的作用，因此印度在崛起过程中遇到较少的障碍。老牌大国对印度的目标感到放心，而且希望它承担起建设性的领导角色。然而，印度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获得它想要的影响力。在全球事务管理方面，印度要与美欧平起平坐，首先要摈弃其在全球秩序中所处位置的旧观点。

        不平等的崛起

        国家等级发生变动时，总是充满了冲突的可能。纵观历史，新兴力量崛起取代老牌强国，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紧张的对抗，甚至是战争。然而，并非所有的崛起都会遭遇同样的反应：一个强国的出现面对的是适应还是对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政体类型。

通常情况下，新生力量的崛起会伴随着紧张局面，而威权统治会加剧这种紧张态势。由于缺少能够从政府当局获取信息的独立媒体，新兴力量宣称的目标与其不公开的真实意图是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威权政府限制了改变崛起国家的战略行为的机会。无处不在的保密使得外部人士无法识别和支持高层决策者中的温和派。由于商界和公民社会组织既无缘参与外交政策，又无从同受管制的外部力量进行交往，因此接触威权国家内的国内行为体存在着固有的限制。

相反，民主制度能使一个国家不受怀疑地崛起。民主国家阐明它们的意图：自由的媒体确保和国家抱负有关的信息不可能长期保密。此外，透明管理和权力下放使得国外力量有机会影响崛起国家的发展轨迹。其他国家可以识别可能影响崛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内行为体并自由地同他们接触。民主政府因此降低了新兴强国崛起反之可能带来的不信任。

历史证明：民主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而威权则有反面效果。英国治下的和平具有启发意义。在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在英国鼎盛时期建立的世界秩序下崛起。这两个新兴强国都和英国争夺影响力，都组建了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统治的海上舰队。但是美国和德国的崛起招致英国不同的反应。

        中国的威权负债

        中国无视历史的教训，企图在保留一党制的同时不受怀疑地崛起。北京的领导人最初希望同全球经济接轨会将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心降到最低。他们也曾坚持邓小平在1991年定下的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凸显，中国的安抚政策也有所改变。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后，北京的领导者开始驳斥任何对中国意图的质疑之声，坚持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以随后的"和平发展"。为建立信任，中国还参加了很多与邻国和美国开展的官方对话，以及开展不太正式的第二轨道外交。

不过，威权统治已经削弱了中国为其崛起披上和善外表的努力。威权统治制度，例如无处不在的国家保密和审查制度粉饰了中国的雄心，使得外部人士将焦点集中于他们可以轻易观察到的东西：外交行为和军事能力。北京在领土问题上愈加强硬的言辞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引起了亚洲和美国、甚至欧洲的不安。缺乏影响中国未来进程的机会更是加剧了这些担心。在威权统治之下，外部人士只能大致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再加上国内行为体不是被政府指派的，就是受到控制的，因此很难去从内部影响北京的外交政策。

中国缺乏内部政治改革正在变成它的战略负债。不管崛起中的中国多少次重申其"和平发展"的承诺，参加多少建立信任的对话或签署多少个自由贸易协议，其威权制度引发的焦虑仍然存在。无论对错，中国都是不被信任甚至是让人感到害怕的。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和其他国家会将对中国国力渐长的担心，以伤害中国利益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中国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时期一样面对一个统一联盟，但它将会遇上一个日渐不友好的国际环境。这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即使是中国往日的盟友-缅甸，现在也正在希望通过对美国开放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

从长远来讲，一党制会对中国充当与其实力相当的国际角色造成阻碍。除非出现长期的严重衰退，否则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对外提供援助的能力和对主要国际机构的财政支持会增强，同时通过2011年首艘航母试航可以看出，中国规划军事实力的能力也在提高。可是威权统治会限制中国将其规模和资源转化为直接影响的能力。从经济角度来讲，基本决策的不透明，譬如制定利率和币值，会限制中国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关键角色的能力。在军事上，因对其国家抱负的广泛不信任态度，中国将不会有盟友，也不会有具有意义的战略伙伴。在这种意义上，威权体制使中国无法登上崛起的顶峰：全球领导。

派神

印度的民主优势

虽然印度的统治精英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崛起速度超过了印度，但他们应该要意识到影响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来自于消除疑虑和恐惧的能力。印度的民主制度，恰是中国难以比拟的优势。这个优势被许多外部观察员忽略掉，他们认为国会被操纵和频频发生的抗议代议制政府的活动是阻止印度经济腾飞的绊脚石。短期来看，在民主给国家发展带来并发症问题上，这些悲观主义者也许是对的。但从长期来讲，印度会成功地控制住这些并发症，并将享受到作为民主国家崛起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战略利益。

言论自由得到宪法保护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内部透明，而这又会延伸到印度的外部目标。国外并没有对印度的野心有很大的怀疑。外部人士可以求助于印度独立的报纸，这些报纸真实反映了，或者甚至参与了政府内部的讨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避免地公诸于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印度是否应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和美国结盟的争论。此外，外国观察员可以和统治精英中的核心人物进行自由开放的探讨。和任何政府一样，印度政府也有敏感信息，不过印度并没有阻止官员和外部人员交流的保密措施。确实，新德里的高层似乎很热衷于向外国人解释印度对外来的展望，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曾经对这个话题做过多次公开演讲。尽管有时观察员会被过多的信息所迷惑，但是印度的总体意图对外部来讲是清晰可见的。

印度开放的政治体制消除外界疑虑的另一个方式是，为外部人员创造影响其崛起的方向的机会。民主统治的特征，例如分权，向印度政府之外的团体赋权。澳大利亚罗维国际问题研究所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具有国际思维的工商界和活跃的新闻机构已经成为影响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这些国内团体为希望从内部影响印度外交政策的外部力量提供了切入点。夸大外部力量试图培养印度国内强大的选民的影响也许是个错误，但这些成果使外部人士相信至少他们的观点会得到公平的聆听。

上述方法发挥了消除疑虑的作用，民主政府促进了印度的崛起。尽管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了核武器试验并加速了军事建设，但对于其意图的信任度仍然很高。2009年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持的一项对亚洲和美国战略精英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5%的受访者认为印度是10年内对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而有38%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一个未来的威胁。

民主统治的战略优势在印美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对印度的崛起则通过各种政策予以包容。诚然，对于中国的担忧影响了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不过美国毫无疑虑地接受印度的崛起，主要还是因为民主统治带来的多重保障。

民主体制使得新德里避免了通常随着新生力量崛起而产生的不信任、反应和逆反应的循环。一个绝好的例子就是印度海军的发展。考虑到印度的地理位置，其新的海上力量会直接影响很多依赖波斯湾和马六甲航线的国家。可以想象未来某一天印度，可以利用其壮大的海军干预这个重要海峡的航海自由，不过观察家对新德里的思维有充分的了解，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合情理的。另一方面，和中国的对比具有启发意义。外国分析家将北京的海军建设和在南海的强势言辞视为其扩张雄心的先兆，因为威权制度使外界看不清可能更细微地解读中国行为的信息，使其变得复杂而难以理解。

随着印度崛起为一个大国，只有两个国家表示严重忧虑。第一个是巴基斯坦，这并不出奇。自从分治和独立以来，巴基斯坦和新德里已经爆发了几场战争。现在印度的崛起将原有权力失衡变成了绝对优势。另一个担心印度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国家是中国--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武装巴基斯坦提供，希望将新德里的影响力限制在南亚次大陆。

【相关信息】

作者：丹尼尔·M·克里曼（Daniel M. Kliman），系美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

原文"Advantage India: Why China Will Lose the Contest For Global Influence"刊登于韩国东亚基金会主办的《全球亚洲》杂志2012年夏季号，网址如下：

http://www.globalasia.org/print.php?c=e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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