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卫国之战的弹药消耗、生产与补给

七秩龄童

                            武汉卫国之战的
                           弹药消耗、生产与补给
                                    （上）
      一、依赖外援好景不常  中国抗战以抵抗日本强盗的入侵，单从军备的总体上说，不处在同一数量级上，人员素质也相差甚远。所以从战争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以为中国落后，必定遭打，灭亡中国当然指日可待。从中国看来，中国不会被降服的主要道理也很多，如：日本只是小国，不免沐猴而冠；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后方深远，人口众多，人民能经受磨难；而爱国统一战线己经形成，加上有了一支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的先锋部队，足堪中流砥柱之任；加上全世界支持正义呼声高涨，日本国内反战情绪弥漫；所以中国能够长期坚持，直到取得胜利。武汉卫国之战是世界级规模的大战役，于日中两国国力极不对称的情形下，敢于用阵地相抗的形式，相对列阵抗衡达4个月以上，则除了中国军队从军力上安排了四倍以上的兵力，战略上采用车轮部署节节抵抗，得积小胜为大胜，以纵横千里的巨大空间换取了四个月的时间，又有士兵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等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很少为人论及的是：弹药质量虽差，数量却是充足。
      按当时提供的战争消耗数据：止于1938年12月，共消耗枪弹为7.2亿发，手榴弹730万枚。仅此两项，按110万部队人数均分数，人平消耗子弹600发，手榴弹6枚。按日本统计侵华战争死亡人数，达10万以上的年份只有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是高峰年份，在中国战场共战伤51万人，战死41万人。按此数据，平均1756发子弹，才击毙1名敌人。诚所谓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呀！国军作战效力之低下可见一斑。如此巨大的消费，在兵力素质相差悬殊，中国军队应战仓促的情势下，其发射的子弹，也不排除从枪膛外面“溜之大吉”等不应有的“消费”！
      中国方面，据同出于上面提供的数据，止于1938年12月前，抗战期间共生产的枪弹才2.89亿发；手榴弹才186万枚。与同期消耗量枪弹7.2亿发与手榴弹730万枚相较,，枪弹才满足其4成，手榴弹才4分之1的水平。
      缺少的武器装备从哪里来呢？以子弹为例，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进口的数量共达4.63亿发。中国当时是包界有名的“万国博览馆”，仅子弹来源就有：苏联1.20亿发，瑞典1.18亿发，德国1.13亿发，比利时0.39亿发，捷克0.29亿发，匈牙利0.15亿发，英国0.17亿发，美国0.12亿发。也就是说，幸好有苏、瑞、德、比、捷、英、匈、美等多国的有偿“外援”，才使武汉卫国之战期间有充足的弹药供应。
      但是好景不常！武汉卫国之战后，原来依靠的“外援”国家都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德国是中国传统武器进口来源地。1938年，还通过进口德国武器装备组建了“德械师”。从德国进口武器装备所需资金主要用钨矿砂、锡、锑、桐油等物资支付。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已经签订了反共协定，1937年意大利也参加进来，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后，在日本的强烈“抗议”下，1938年5月德国宣布停止对中国出口武器。最后一批武器于8月份运抵中国。从抗战爆发到德国停止供货为止，中国政府从德国进口的武器装备包括:飞机12架，105毫米榴弹炮36门，迫击炮800门，37毫米战防炮500门，13.2毫米高射机枪300挺，机枪1万挺，步枪 5000支，驳壳枪2万支,手枪4400支，150毫米炮弹6000发，105毫米炮弹3.6万发，迫击炮弹190万发，37毫米炮弹50万发，步枪子弹 1.6亿发。　
      苏联从1937年8月开始，曾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政府提供武器装备。贷款由中国用矿产和农产品偿还。苏联对中国武器供应持续到苏德战争爆发。近4年时间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包括:飞机885架,坦克82辆,汽车1540辆,115毫米榴弹炮80门,76毫米野炮160门,76毫米山炮50门,高射炮270门,45毫米战防炮50门,37毫米战防炮380门,航空机枪120挺,重机枪1300挺,轻机枪5300挺,步枪5万支,冲锋枪3000支;航空炸弹3.11万颗,115毫米炮弹12.68万发,76毫米炮弹16万发,45毫米炮弹7.5万发,37毫米炮弹61万发,高射炮弹31.44万发,子弹1.84亿发。中国向苏联支付的物资包括:钨矿砂31177吨,锡13162吨,锑10892吨,锌600吨,汞560吨,铋18吨,茶叶30293吨,生丝309吨,羊皮223万张,羊毛14300吨,猪鬃6340吨,桐油8868吨。但自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后，为了绥靖东方敌人日本，苏联对中国的武器供应亦告中止。
      美国于1937年下半年运来来中国的飞机279架，子弹1千2百万发。这批货是战前订购的。由于1935年8月31日和1936年2月29日，美国曾先后颁布《中立法案》。受其制约，中国抗战开始后美国便停止了对中国的武器出口。1939年11月美国修改中立法案,可以向交战中的国家出口武器，但必须以现金购买，自行运输。租借法案出台前美国陆续向国民党提供了4笔小额贷款,分别是：1939年2月的桐油贷款，1940年4月的锡贷款，1940年10月的钨砂贷款，和1941年2月的金属贷款。这些贷款却规定只能用于购买除武器之外的其他物资。直到1941年5月6日美国宣布将中国列入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提供援助对象,自此美国才开始正式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据统计，美国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援华物质中，子弹1.64亿发。但只有0.5亿发运到了国内，而其1.14亿发,则仅供中国远征军在中国境外使用。而且，这己是武汉卫国之战4年以后才发生的事了。另据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P614（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云：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军火商）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之巨。
       法国为了不得罪日本，禁止中国通过法属殖民地越南进口武器弹药(其他物资可以)。1940年6月17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后,法国傀儡政府在日本的逼迫下,竟于1940年6月20日封锁滇越铁路,并将滇越铁路拆毁，以防止由其殖民地越南向中国输送物资。
英国自法国投降后，已被困守“英伦三岛”。中国的沿海通道全部被日军堵死后，法国投降德国前，曾于1938年8月建成了起于昆明止于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进口物资可赖缅甸转经滇缅公路运到中国。英国困守英伦三岛后，为了讨好日本，企图保住在亚洲的殖民地，也于1940年7月17日宣布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后才重新开放。1942年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仰光,于是，滇缅公路的进货入口也全部被堵死。
       其余欧洲国家也因之断绝了将武器输入中国的可能。
       日本方面，战争期间的步机枪子弹年产量和消耗量均约为年均年2.5亿发。日本本来就是善于“精打细算”的国家，连武器口径比别人都小些。为了节省子弹，甚至不肯使用单兵连发武器冲锋枪。连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子弹供应，也有约70% 数量是由日占东北后从沈阳兵工厂生产的出品。战争初期陆军的武器弹药的产量和消耗量大体保持同一水平。但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线的拉长，军人数量急剧增加，而日本的武器弹药的保有量，却因为资源不足，没有明显的增加。如是在作战上造成了供应不足的困难。但日本兵遇到的“困难”，比起武汉战役后中国军队的处境却明显强多了。

梅川小夏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七秩龄童

       武汉卫国之战的弹药消耗、生产与补给
                                （下）      
       二、相持阶段，武器弹药进入困难时期，土弹土药大显神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武汉卫国之战后虽然各方面形势“大好”，武器弹药突然“外援”中断。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朋友间相帮是人情，不帮是本份”。于国际间而言，虽然是盟国，能否倾力相助，决定于利益是否悠关，出发点自然是服从于优先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经过几年与盟国相处的现实，中国人也终于体验到，对于抗日战争，也只有由国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给才能自足，也才是唯一的出路。可是“自力更生”寻出路，可以身体力行，但那属于经验教训之谈成份居多，真正能起作用，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实的情况是：武汉卫国之战告一段落后，进入与日本侵略军相持近4年中，使二战中的中国战区，基本处于孤立无援单独对日作战的窘境，也使对日抗战的“相持阶段”，步入十分艰难困苦时期。
       众所周知，武器本身并不会形成战斗力。武器只有掌握在有作战技能的士兵的手上，经过战术运用，才能发挥作用，达到有力杀伤敌人的效果。抗战初期，其所以消耗子弹多的怕人，一方面可能是众人从大锅里抢粥，不排除多领私存、转手流入黑市、还有赠予排不上编制号码的“友军”的可能。这部份包括领不到接济的八路军、新四军、未进入编制的草根部队外，甚或被投敌部队携走的情形都算。第二种情形便是“暴殄天物圣所哀”。因为子弹多，用了就“领”，到了手上只当小菜一碟，子弹在手任意抛撒并不珍惜。笔者童年时在国统区生活，老百姓、小孩子用子弹换糖吃累见不鲜，便属这种情形。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战士技术不熟，临敌慌忙乱放枪，也产生的浪费。举例为证：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中担坚守任务的主力部队是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27师、第30师、第31师加独立第44旅，他们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有战功的同时，查其战役中所报消的子弹，也是大得惊人。据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全宗八零五，案卷第496号）《各部队人马武器统计表》：该集团军15天内消耗子步机枪子弹3828027发（三百八十二万零二十七发），手榴弹51720枚。原因不外乎士兵新人多，过早投弹，对天放枪，以及阵亡人多弃置等现象都存在。抗战中一方面是军械资源供应稀缺，另方面则是浪费惊人。所以提倡节约，增加生产，是武汉卫国之战后，对于国人两项同等重要的任务。
     前文己述，抗战期间，转到大后方和新建的兵工企业共24家。据《重庆晚报》报导：2005年7月8日该报记者走访巴南区大江集团79岁的老兵工黄焕章说：他“16岁进兵工署重庆21兵工厂（现长安厂）当学工，与兵器整整打了46年交道”。“进厂后，分到轻机枪所当钳工学徒，按规定要三年后才出师，但由于前方战事紧，生产任务重，他一年后就独立操作了”。“那时，我们工人成天想的就是多造枪，把日本鬼子打个落花流水”。“轻机枪最终成品出在钳工手上。产品主要是捷克式，我的任务就是对半成品作打磨、调准心、最后装配成枪。”黄焕章说，轻机枪所每月最多可造300挺枪。据记者查证，21厂抗战期间共生产轻机枪1.17万挺。在烽火8年的浴血奋战中，像黄焕章、周建国这样的兵工人在重庆有9万多。 笔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到过一些老兵工厂，曾师从于兵工界的多位名师，如骆冠鱼、耿书芳等老兵工师。在解放区，晋綏區兵工厂于1949年8月结束生产后，笔者还曾参加接受等待分配于陕西虢镇的职工和机器，并与老师傅们共事多年，深知老兵工的爱国热忱和努力奋斗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是，由于物资供应困难，生产能力不足，加上机器设简陋和生产方式仍然以手工为主，尽管有9万多兵工日夜奋战，以能保持战前的水平并略有提高，己属大幸了。
      下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四一九案卷号670）《各工厂生产数字统计》：
         品名         单位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步枪         万支    8.167     5.451     3.9000     5.9200    6.6831    6.2800
      轻机关枪      挺       892        1,324      2,440      6,000     9,391    10,900
      重机关枪      挺       350         2,982     2,380      2,290     2,940      3,000
      六O迫击炮    门     无出品     无出品       不详       200     1,100       2,000
     八二迫击炮    门      不详         900        500         760        1,381     1,600
    二八式掷弹筒  具    10,300    7,600      58,000     9,148       6,000        50
     步、机枪弹   亿发    0.877    1.139       1.206      1.400       1.441     1.538
   各式迫击炮弹 万发    63.7       65.2        42.8        64.2         94.4       110
      各式榴弹     万枚     621      451          659         568          373        420
   七五山野炮弹 万枚    不详    6.161        2.307      6.296      11.964    10.318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发生大的空战、炮战和坦克战。因为中国当时无此军力，对于日军的炸弹、炮火和用坦克逞凶，对付的办法就只有消极躲避。这也是中国抗战进程中，迫不得已采取持久战略施行运动战和游击战术为主的主要原因。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说，对付敌人只能用“用小米加步枪”，也是当时对付敌人进行战斗方法的一种形象描述。从抗议战开始，至武汉卫国战役弃城，在中国战场，前文己述，武汉战役期间，中国军方共消费了枪弹7.2亿发，手榴弹730万枚，两年间共消灭日军92万（基中死亡41万人）。按北京中央编译局《血祭太阳旗》根据日本的数字，以下各年日本军队损员情况如下：
         时间（年） 伤（万人） 亡（万人）
　　　　   　 1939 　　　　 8•8　　  5•7
　　　　　　1940 　　　　10•3 　　 8•3
　　　　　　1941 　　　　11•3 　　 6•8
　　　　　　1942 　　　　 7•6 　　 2•7
　　　　　　1943 　　　　12•3 　　 7•7
　　　　　　1944 　　　　15•8 　　14•7
                     1945 　　　　 8•6 　　 7•4
　　　　　　 总计 　　　  66•1 　    45•9
      由上面各工厂生产数据，1939年至1944年6年间共生产枪弹7.60亿发。从1939年至1944年6年间日军伤亡人数共112万（其中死亡45.9万）。两相比较可知，中国军方执行“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战略相持时间虽然长达六年，无论从消灭敌人人数与使用子弹的数量基本是持平的。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少将说得不错：“自1938年末以后的近六年间，日军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而停止战略进攻，只在局部地段进行一攻一撤的“活塞式攻势”，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则进行一次次防御性会战。1939年内，国民党军在南昌附近进行了南浔路会战、在鄂西北进行了随、枣会战，又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其中在湘北和广西昆仑关还取得过全国瞩目的战绩。1940年内，国民党军除在桂南继续作战并在部分地段进行过战术攻击外，又在鄂西进行了枣、宜会战。1941年内，正面战场进行了江西的上高会战，豫北的中条山会战，以及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击败了日军，取得了不错战绩。”
      武汉卫国战役后进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为了应对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形成了男女老少齐上阵，连用大刀都“向鬼子身上砍去”的大好形势。中国没有飞机大炮，自己造子弹也不容易。好在当时中国也好，日本也好，解决战斗的唯一手段还是依赖步兵近战；日本兵靠机枪，中国人连步枪都靠不住，就只有靠自制武器如手榴弹、地雷、鱼雷等半土半洋的实用武器了。陆军使用的主要是手榴弹，造成敌人后方威慑大的陆上是地雷，水域是鱼雷。自造地雷和手榴弹原料来源广，方法也简便。手榴弹可是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杀敌武器。
      笔者是随着抗战进行中长成的国难区儿童。记忆中，那时的儿童似乎都早领世事，对战火连天的场景，因为从娘胎出世所见即是如此，早己见怪不怪，有种“理当所然”的感觉；中国孩子对日本兵有份天生的仇恨，心目中崇拜的是爱国英雄岳云等少年英豪，也常露出岳云似的“私心”：大人们抗战，总得留下些鬼子，待我长大了再来杀它个干干净净为是！ 说起顽劣来，也雷同于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 如果说汤姆•索亚向往成为绿林好汉，希望加入海盗，过上新鲜刺激的生活；那么，像笔者这群中国顽童其乐无比的游戏，就是用自制的竹刀和木枪，加上从燃放余烬中拾来的炮竹作“野战”游戏。小伙伴显过的本事，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手榴弹”。笔者街邻有位家里开鞭炮作坊的小伙伴，他从家里“偷”了些鞭炮药和鞭炮引出来，教大家仿照作爆竹的样式，将爆竹药和炮引装填进花露水瓶子大小的容器里即成。那玩儿引着后或掷或抛，与真弹无异，可“好玩”啦！恶作剧还没有尽兴呢，一位扮“敌人”的小伙伴没有被“手榴弹”炸着，却被一只名为“春雷”的爆竹投进了这位小伙伴上衣口袋炸响了，撞了大祸。这是真人真事！三十年后，笔者与这位唤作“健伢子”的小伙伴见过一次面，相见时双方都己是儿女成群。他的父亲人称李五爹，住高叶塘4号，是长沙濚湾市有名的武师，其功夫响动湘江。听说他用内力灌掌，曾将一张大方桌的四只实木脚压折，桌面却能随之平稳落地。令人惊叹的是：摆在桌面上碗筷，连同一桌子菜肴汤水竟然原样摆着纹丝无损，不符成语“折足覆餗”说法。他的儿子，我们的小伙伴却多灾多难。躲飞机，逃战火一次不缺；还曾溺水一次，是他父母抱回来搁在反扣着的大锅背上，将肚子里的水沥尽后救活的。这次“野战”吧，又中了“手榴弹”，一件旧褂子被炸成了破筛子般，脸上手上全被熏得黑炭似的。硝烟未散呢，健伢子却站起来，舞动“刀枪”，还在喊着“你们冲呀”的口号。大家惊吓之余，反而觉着新鲜刺激呢。只是经此事件后，被大从们闻知，将火药的供应来源截断了。好在小伙伴新点子层出，再寻到了另种新玩法消遣。
      小孩子的事说罢，再往下说说大人们的事吧。民主人士黄绍竑1937年底主政浙江省时，“强制”着将杭州民办工厂的机器转移到丽水地区后，筹办成立官办私营的浙江省兵工厂。（1941年后冠军名为“兵工署东南区厂”）。这家民办为主挂靠着官办名义的兵工厂，竟年产手榴弹达50万枚。据1945年7月军委会所制的《后方军工各厂现状调查统计表》资料：兵工11、24、30、31、44厂年生产可手榴弹550万枚。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各兵工厂累计生产手榴弹约2700万枚。共产党所领导的“山那边”极其贫缺的地区，在设备简陋，原材料奇缺的情况下，抗战期间也用土法造出了手榴弹447万枚。值得一书，可以上得基尼斯世界纪录的是：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使用了约3千万枚手榴弹(其中八路军、新四军使用8百多万枚，占1/3弱)，伤亡的日军士兵人数，却多达40万左右。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抗日战争的奇迹之一。

七秩龄童

       (续完)有些朋友挑出抗战相持6年间的“豫、湘、桂大溃败”，不作具体分析，形容抗战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为“一溃千里”。笔者认为如此点评，至少有措词不当之嫌。笔者同意徐焰《抗日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敌后战场》一文的看法：“只讲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8年抗战直至胜利。”俗话说：“一将成功万骨枯”。据笔者搜索统计，从1931年918算起，止于1945年8月，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以追晋军衔计之，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将官共计大约142名。分开统计的话，中国抗战军兴前的6年，共8名。以下1937年至1938年共19名，1939年至1944年六年共115名，1945年包括死在缅甸、守台湾等在内共11名。
      关于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死于中国战区“将官”名份的录入界定，笔者约定三条：1、死在中国战区，姓名、职务、时间、地点比较确定者；2、遵从人死为大，盖棺定论原则，死亡后追晋为将官者作为将官录入；3、有争议者记而存疑，不轻易主观臆断舍弃。符合条件1者如武藤信义(1868-1933) ，他是率4万关东军占领东四省，在长城一线击败20个中国师，迫使中国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战争元凶，且于1933年授元帅后才病死于中国长春。此君活了66岁，既属“病死”，或可称为“非战斗损员”。但有谁见过军衔如“元帅”者，死在战壕里的。因此，此君即或死于日本国内，因未卸除职务，也要算是战斗损员是不是，所以录入。符合条件3、者，如1939年在五原击毙的水川伊夫。或有人说“此人未死”，甚或认为是傅作义有意作假所为。笔者认为：知道“1939年夏任绥西警备司令官，驻兵五原，多次率部‘扫荡’大青山地区，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血腥罪行”者，决非傅某一人，众人所见死了一个“从骆驼上裁了下去”的“大官”，即或不是水川伊夫本人，也会有一个别的什么人，或是某一指挥宫金蝉脱壳后替死者充其“死位”。所以笔者先行录入，后作存疑处理。又如1938年9月26日被击毙于东北的关东军副军长日野武雄陆军少将，查日军方面不见有少将名日野武雄者的纪录。据陈庆堃以网名司马戡写于博克的文章称：日野武雄系伪满少将，非日军少将。笔者认为：其人虽或是日本统治下的伪满少将，用的既是日文姓名，又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卖命而死，归入“日将”一类也无妨大雅。故亦作存疑录入。如此下笔，日野武雄泉下有知，大概也没有异议。
     笔者依上述条例统计，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将官共计莫约142名中，抗战头两年共19名， 1940年至1944年的六年间共计115名。如此说来，后六年死在中国战区的将官为头两年的六倍之数。也即是说，抗战相持六年间，虽然中国军队作战条件十分艰苦，但却取得了日军将官年均死亡数比武汉战役期间还要高出一倍有余的好成绩。这也说明，用毛泽东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方法对付日军，其效果高于阵地战，适合中国国情。更可以说明，以评语“一溃千里”，不足以概括中国抗战六年相持阶段的战况全貌。

苏伟峰

武穴文人应该搞个国军抗战剧本出来！把广济战场突出来！这年头没有影视剧做软广告是搞不起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闷起头来接转移来的企业不是上策！

七秩龄童

谢谢。注意到您的建议。下请阅《武汉卫国之战》广济主战场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