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武汉弃守，日寇四面楚歌

七秩龄童

             国军武汉弃守，日寇四面楚歌
      武汉弃守后，大江南北唱起了《武汉退出后》歌声。歌词曰：
       龟山蛇山鼓着眼睛，江水汉水发出吼声！
       敌人的坦克车，冲不破我们的阵营；
       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不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是时侯了，是时侯了，到前方去，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
       去消灭敌人，去扰乱敌人，去出击敌人。
       让敌人不得安宁，让敌人不得消停；守不住粤汉，回不了东京！
       在洞庭湖畔，筑起了一座倭奴坟；
       在东亚大陆，竖起的是中华胜利的旗旌，中华胜利的旗旌。
       武汉卫国之战开始，日军企图合围武汉，最终只是用上两支早己被打疲了的
日寇“尖兵”突入了一个有序弃守了的空城。
       按照中国人传统思想：龙战于野，避免巷战和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指导思想，武汉守城之军，则将日军的入寇，堵在于距城200千米之外的大别山、幕阜山脉一线，阻滞其行动达137天后，才将武汉一座空城“让”给敌人。“出让”后却立即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将武汉密封，将武汉变成一座孤城。于是得到了武汉孤城的日军，却反而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陷入泥淖不能自拔。因之，放弃武汉，从战略上说，就是将战场分散扩大化，准备打大战，打持久战，为最后打大反攻、将敌人最终赶出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弃守武汉时，中国军队局部正在打胜仗，如江南的万家岭，并出现了胜利的希望，其时田家镇要塞形势不乐观，但于中国守军，也属于适时有序退出。因此，武汉之退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败退”，而是真真实实的“转进”，真真实实的由撤退向相持阶段大转变进程中的战略大转移。
      指挥武汉卫国之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一文中说：“武汉撤退后，我方主力部队都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不过，敌人因深入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有对各战区作间歇性的战斗，但每次作战时间亦不能起过一月以上，真所谓势穷力竭，捉襟见肘了。”
      李宗仁于《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一文中提到：第五战区以“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 。同时与平汉（铁）路东的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铁）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好高效能。”又说：“敌视我（第五战区）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第五战区。”文中所提到的廖磊，原是唐生智部属，也是第五战区既善征战，又能主政的一员虎将。1938年9月16日，作为武汉弃守前统率部安排，任廖磊为第21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七军团军团长，10月19日又升任为第21集团军司令，并兼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也是预为建立了大别山抗日游击基地的的奠基人之一。
      李宗仁说到的在武汉的日寇“无奈武汉四周我军实力强大，四面受敌”没有说错，其时武汉如同一只笼子，日寇在武汉则如同笼中之鸟；又如同瓮中的王八，无论从陆地、天空或水上，都受到猎人和渔翁的猎狩。
      先说日寇在陆地上被困：
      在大别山初期，廖磊第21集团军下辖张淦第7军，张义纯第48军，莫树杰第84军等共计三个军八个师兵力。第7军在黄广战役后期奉命向蕲春、黄梅、广济一带转移,日军追击于后,直追到大别山区的英山、罗田、麻城一带，进入山区后，所部才站定脚跟。其军部驻罗田滕家堡(今罗田胜利镇)。.第48军驻防英山、霍山、六安一带，后来陆续扩展至十余县。军部设在英山、霍山间的深沟铺。
      张淦第7军初辖漆道徵第171师，驻麻城木子店和黄（红）安七里坪一带。副师长覃寿乔、参谋长马拔萃、师政治部主任李一冰。第7军所辖程树芬第172师，师部驻罗田。政治部主任裴代智.。
这两个师控制了鄂东黄梅、广济、蕲春、浠水、黄冈、黄陂、英山、罗田、麻城、黄安、礼山共十一县的游击作战，因此，鄂东老百姓称他们为“广西佬（军）”.
    1939年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成立，由李宗仁亲自兼任团长。团员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地家乡沦陷的青年知识分子，因此宣传抗日热情高涨。1939年4月,青年军团四个队赴英山、罗田、麻城、黄（红）安四县进行抗日宣传。时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第二大队第七中队指导员的韦瑞霖回忆：“我罗田队与英山队徒步经小界岭，走了四天到达罗田县，实习队员的工作情绪很高。一到罗田，便敲锣打鼓到街上向民众宣传。宣传形式有：政治演讲、歌咏、演剧、墙报、标语、报告会、座谈会、家庭访问、晨呼队、劳动服务等等。还办识字班，办夜校。学习内容也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讲述抗战重要意义，讲述抗战一定胜利等等。除在城市宣传外，还到县内各圩场及乡村去宣传。”罗田宣传队直到9月才奉军委会政治部电令离开罗田县.。
      廖磊第21集团军在大别山时，非常重视教育培训工作，培训从地方基层干部培训和军官培训两方面展开。在地方基层干部培训方面，1938年冬在罗田滕家堡开办了“鄂东干部训练班”，调集鄂东十一县的联保主任、区长和一些社会知识青年共四百余人受训，时间长达三个月。第7军张淦军长还亲任班主任，教官由下属两师官佐中抽出。训练内容包括国际形势、抗战形势、民众动员、军民合作，以及军队作战，防空防谍，以及军事术科的制式教练等。在军官培训方面，鉴于第七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作伤亡惨重，转进鄂东山区后，地方生疏，生活艰苦，士气下降，遂在“鄂东干部训练班”结束后,又举办了“第七军军官训练大队”,时间亦为三个月。军官训练大队也由张淦自兼主任。军事课程着重野外勤务和游击战术、夜间紧急集合演习等，训练侧重于抗战和国际问题。这些培训一方面提高了地方与军方人员的素质，另一方面也为抗战游击基地在武汉外围的深入和持久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廖磊在大别山区稳脚跟后，就千方百计与武汉外围的地方实力人物建成立关系。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少将是黄冈县阳逻镇（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于是他就成了军方与地方实力派协调的中心人物。1939年鄂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即命其为兼任副总指挥，指挥第十七纵队，驻扎罗田，分担黄梅、广济、蕲春、浠水等县防务。
      大别山游击基地建立后，是武汉沦陷期间，武汉鄂东方向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力事，在驻守大别山区期间，曾多次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1939年9月11日，日军高桥联队、森风骑兵联队千余兵力向第172师驻地进犯。行至黄冈马鞍山处，第172师依托地形进行阻击，双方激烈交战8天，取得毙敌佐滕大队长及以下日军800余名，伤敌100余名的巨大在胜利。
      次说日军空中行走被制，最好的例子是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乘机由南京返武汉的这一天，被在大别山的第48军138师高炮直接命中身死，作为他于同日受颁令晋升大将的“贺礼”之事：
1942年12月18日，日第11军军司令冢田攻参加南京军事会议回汉，飞机途经大别山区蕲春、太湖一带上空时，被驻守于此的21集团第48军第138师412团3营9连的高射炮击落。冢田攻毙命,同机毙命的还有高级参谋滕田武大佐等11人。
      冢田攻（1986-1942）是日本茨城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是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又是参与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行动中，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同一天，日本陆军省颁发了晋升他为大将军衔的命令，遂成为抗日战争期间，被中国军队击毙军衔最高的日军将领.。
      再说水上日军受受制：
      前文己述：日军攻陷武汉后，日清公司在长江恢复了营运，还夺得了其它几家公司的船只参与日军运输，将从中国掠夺得的财物不分昼夜运回日本本土。可是好景不常。从1943年崇明号（日文书为崇明丸）触雷被炸沉在田家镇下游的武穴江边开始，日清公司24条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中，凤阳、丸子、屏山、云阳、连山、霍山、金虍、当阳、光山、兴东，至少12艘以上的船只，陆续沉没于长江水域，
      前文也说到过水雷。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布雷总队成立，到抗战结束，仅在第3布雷区就布下水雷1370具，炸沉日军大型军舰3艘、中型军舰8艘、炮舰6艘、运输舰32艘、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炮艇1艘、大火轮1艘、小火轮4艘，还有其他一些小型船只，共计114艘，使5000余名日军伤亡于水上。日军曾惊呼：“最恐怖的就是中国海军的机械水雷“了。
      关于武汉主动撤退，周恩来说：“我党众见一致，以武汉主动撤退为是。此见己通过文字向统帅部和蒋委座表述：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一文）”
      关于武汉主动撤离后的抗战形势，周恩来说：“我党领袖毛泽东先生曾说：中国人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一年来，中国军队败退之势虽未扼止，但速度明显减慢；中国军力虽然积弱，一年来日寇受创一天比一天重。长此以往，日寇永无东归之日，可以拭目待之！”

七秩龄童

请看续文《新型人民军队在“合法”存在中成长壮大》！

江涛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珍贵的史料！

七秩龄童

谢谢江超班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