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永宁、广济、武穴行政建置史【武穴人必读】

狼牙山

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7
第二，《志》云“取佛教语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改名广济县”，又是“述而不作”，泼墨给阅者一头雾水 ...

五
1953年，因求伴近长江黄金水道，便利交通、加上县境内的武穴镇，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起，已快速发展成为湖北七大商埠之一，列入列强“约开口岸”之一；且在县内居滨江三大市镇（武穴、龙坪、田镇）之首，占有经济上的强势。应当时经济发展需要，将县治由梅川镇移至滨长江的武穴镇。
1978年以后，应改革开放需要，加快了全国切块设市的速度，改革了建市模式。1983后，撤县设市越来越多。在加快了县域经济建设速度的基础上，原广济县达到中央撤县建市《标准》，于1987年10月23日，经批准撤销广济县，设立武穴市。
建市后，有很多人惋惜县名的废弃，觉得“广济”二字，富有文化品味，底蕴比“武穴”二字足。笔者以为，关键是对“武穴”二字没有对其文化底蕴作深入足够的发掘。
“老武穴”陈绵章氏，1937年抗战前即在武穴商会交际员十年以上。笔者1988年调任商会专职副主委后，遗笔者一本他于1983年用铅笔复写的《我所知道的武穴》一文，该文曰：武穴“原名邬家阅，又称刊江。明时定名武穴。”其《文》曾是广济县首轮修志时的主参文件。他这“明时定名武穴”，没有探出改名“武穴”二字的来由，是其遗憾。笔者觉得探索“武穴”二字用名的缘由，是长期居住武穴的一份历史责任。今姑简言如下：武穴位于长江汉时“九派浔阳”之首，居长江多处险段“穴位”之一，因滨武山湖，是秦汉九江王英布自称武王的发祥之地，故名武穴。
查武穴的武山湖，古名青林湖，据晋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下》，得名于青林山和青林水。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黄（梅）广（济）大堤筑成后，青林水湮灭，今武穴市域现代地貌形成。青林湖是古彭蠡泽番阳湖一部份。英布授王时，立治于六；都以为在今六安。但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又据《晋书·志·第四》，秦汉时九江王英布（因受黥形又名黥布）在古寻阳县境建有王城和王府，曾为晋时侨置南新蔡时的治所；且今武穴市区存英布九江王府故址，故可以证明今武穴属于古“六”国的一部分，是英布封王立治于六，与立治于今武穴的同义语。因此，武穴是英布投吴芮封番君，揭竿起义灭强秦，和相继封九江王、淮南王辖境和治所之地。但九江王英布自称“武王”，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和《荆燕世家》有三处提到“举九江兵而迎武王”，“立武王黥布为淮南王”之语，其缘故则不深掘历史罕为人知。其实是：古番阳湖境青林湖中有“武山寨”，正是九江王英布起义发祥地，也寻到了英布自称“武王”的出处。前《志》记“邬家阅”取谐音名“武（家）穴”，隐晦了用“武”字冠名的深意，因为有很多史料搜不全，有未便当时明言的良苦初衷。古人讲究“必也正名乎”。邑人先贤思想敏锐，于定名时遴选出同一“武”字，冠名于同境的古青林湖和已成市镇的邬家阅更为新名，立意深邃，实在是为了志纪英布在武穴有一段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可歌可泣。

狼牙山

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7
五
1953年，因求伴近长江黄金水道，便利交通、加上县境内的武穴镇，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起，已快速发展成 ...

六
这儿需解决清楚两大疑问。其一是：英布起义前称“番（鄱）君”，当在鄱阳湖中。是不是今地名武穴，当时也在鄱阳湖中呢？可以作肯定答复：是的。
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对历史人物活动的研究，最是中国历史的冷门。专授辽夏金元史的姚从吾教授（1894－1970年）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家们，汉学家们，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对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如何，他们所知，尚不甚多；即使是德国（姚早年留德）傅朗克教授（1863－1946年）编的《中华通史》，对余玠在山城设防，保卫巴蜀，与蒙哥汗的战死钓鱼城，一些大事，都不甚了了。（《余玠评传·序言》）关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的历史“盲点”，与武穴名人余玠相关。笔者有另文《南宋抗蒙常胜将军、川蜀西壁统帅余玠评传》，透过武穴籍历史人物余玠活动的介绍，就是奋力进入所谓“盲区”的一次尝试。
中国两大盲点之一，则是关于魏晋之际“彭蠡泽”水域的沧桑巨变，引发了许多历史事件的争议。如同洞庭湖古属云梦泽一部份，后来云梦泽消失，留下云梦县一样。鄱阳湖也是古彭蠡泽的一部份。后来彭蠡泽消失，则留下秦汉时东岸边的彭泽县。彭泽原是设治于淮南寿春（今安徽省寿春）的九江郡的一部份。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立县，面积1.5千平方千米，为划入豫章郡治的18县之一。彭泽之名缘于彭蠡泽。“彭蠡泽在西，因以名县”。公元304年，与今武穴所归之寻阳、柴桑三县，共隶属于寻阳郡。划入时，曾析彭泽一部份立上甲县，所以寻阳郡名义上辖寻阳、柴桑、彭蠡、上甲四县。因为古人视彭蠡泽为长江自田镇以下止于彭泽县立县时的都昌、湖口县，和东流、望江县、宿松部分地方所拓宽的分汊分系，长宽约80×50＝4000平方千米地段（比今鄱阳湖阔水时略大）。
到了公元425年，位于今鄱阳湖中的古海昏县突然消失，咸认为“怪异”。其实就是东汉时海水再次内浸所致。这次海水内浸，淹没了海昏县和老鄱阳县城，也水漫老寻阳县城，导致寻阳县城的南迁柴桑。武穴是明季以后新兴的小镇，与古寻阳县治旧址相距约20千米。既寻阳县治旧址所在地的蔡山变成过水中孤洲，则在古彭蠡泽和东汉以后海水入浸时期，今武穴市城区都在水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1263年（南宋理宗景定四年），武穴有了水灾记载。位于鄂东的黄（梅）广（济）长江堤防，统计到2007年的744年间，共溃堤52（年）次，说明早在宋季初年间，利用东浸海水退却，乡民已开始围垸堵水，开荒种植。统一由中央出面组织修筑的“黄广大堤”，民国称为“皇堤”，则完工于公元1403至1424年间的明季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朱棣虽然靠的是夺位起家，其文治武功，却比起乃父朱元璋毫无逊色。北京皇宫、京杭大运河、鄂东黄广大堤三大工程是同一时间兴工建成的巨大工程。此际武穴市龙坪镇所在地鸿脑洲由江中靠北岸，武穴今市区开始浮出水面，今九江市与黄冈市江水中的“新洲”也逐渐淤积成州，故名“新洲”。武穴效区的青林湖更名武山湖。“老武穴”陈绵章于《我所知道的武穴》一文说：武穴（城区）其地，原来只是畔江的住着十几户渔民，名叫邬家阅的小渔村。明季成了市镇，更名武家穴。此说与浔阳水域地理变迁的大环境吻合，故可视为信史。
这儿需解释清楚两大疑问其二是：如何理解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引《尚书·禹贡》涉及“九江”地理位置的话。涉及“九江”和“彭蠡”的原文有这么几段：1、“荆及衡阳为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2、“导漾：东流为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3、“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4、“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由汉以降2000多年来，大致有五家不同的解释。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尚书·禹贡》是稽古于近4000千年前的历史。由于几千年间地名相异、地质结构发生过沧桑巨变，如果不作合情合理的揣度，想一句话说得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可信的权威是作者。作者寻之不见，那么司马迁就是权威发言人了。在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天下。公元前106年，《孝武帝本纪》：“元封五年冬，帝南巡，从寻阳渡江至天柱山，封南岳”。司马迁随行，于《史记·河渠书》记载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到过寻阳，登过庐山，还参观过“禹疏九江”伟大工程陈迹。他说的“九江”别无所指，就是寻阳县境所在地。

狼牙山

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8
六
这儿需解决清楚两大疑问。其一是：英布起义前称“番（鄱）君”，当在鄱阳湖中。是不是今地名武穴，当 ...

六
这儿需解决清楚两大疑问。其一是：英布起义前称“番（鄱）君”，当在鄱阳湖中。是不是今地名武穴，当时也在鄱阳湖中呢？可以作肯定答复：是的。
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对历史人物活动的研究，最是中国历史的冷门。专授辽夏金元史的姚从吾教授（1894－1970年）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家们，汉学家们，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对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如何，他们所知，尚不甚多；即使是德国（姚早年留德）傅朗克教授（1863－1946年）编的《中华通史》，对余玠在山城设防，保卫巴蜀，与蒙哥汗的战死钓鱼城，一些大事，都不甚了了。（《余玠评传·序言》）关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的历史“盲点”，与武穴名人余玠相关。笔者有另文《南宋抗蒙常胜将军、川蜀西壁统帅余玠评传》，透过武穴籍历史人物余玠活动的介绍，就是奋力进入所谓“盲区”的一次尝试。
中国两大盲点之一，则是关于魏晋之际“彭蠡泽”水域的沧桑巨变，引发了许多历史事件的争议。如同洞庭湖古属云梦泽一部份，后来云梦泽消失，留下云梦县一样。鄱阳湖也是古彭蠡泽的一部份。后来彭蠡泽消失，则留下秦汉时东岸边的彭泽县。彭泽原是设治于淮南寿春（今安徽省寿春）的九江郡的一部份。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立县，面积1.5千平方千米，为划入豫章郡治的18县之一。彭泽之名缘于彭蠡泽。“彭蠡泽在西，因以名县”。公元304年，与今武穴所归之寻阳、柴桑三县，共隶属于寻阳郡。划入时，曾析彭泽一部份立上甲县，所以寻阳郡名义上辖寻阳、柴桑、彭蠡、上甲四县。因为古人视彭蠡泽为长江自田镇以下止于彭泽县立县时的都昌、湖口县，和东流、望江县、宿松部分地方所拓宽的分汊分系，长宽约80×50＝4000平方千米地段（比今鄱阳湖阔水时略大）。
到了公元425年，位于今鄱阳湖中的古海昏县突然消失，咸认为“怪异”。其实就是东汉时海水再次内浸所致。这次海水内浸，淹没了海昏县和老鄱阳县城，也水漫老寻阳县城，导致寻阳县城的南迁柴桑。武穴是明季以后新兴的小镇，与古寻阳县治旧址相距约20千米。既寻阳县治旧址所在地的蔡山变成过水中孤洲，则在古彭蠡泽和东汉以后海水入浸时期，今武穴市城区都在水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1263年（南宋理宗景定四年），武穴有了水灾记载。位于鄂东的黄（梅）广（济）长江堤防，统计到2007年的744年间，共溃堤52（年）次，说明早在宋季初年间，利用东浸海水退却，乡民已开始围垸堵水，开荒种植。统一由中央出面组织修筑的“黄广大堤”，民国称为“皇堤”，则完工于公元1403至1424年间的明季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朱棣虽然靠的是夺位起家，其文治武功，却比起乃父朱元璋毫无逊色。北京皇宫、京杭大运河、鄂东黄广大堤三大工程是同一时间兴工建成的巨大工程。此际武穴市龙坪镇所在地鸿脑洲由江中靠北岸，武穴今市区开始浮出水面，今九江市与黄冈市江水中的“新洲”也逐渐淤积成州，故名“新洲”。武穴效区的青林湖更名武山湖。“老武穴”陈绵章于《我所知道的武穴》一文说：武穴（城区）其地，原来只是畔江的住着十几户渔民，名叫邬家阅的小渔村。明季成了市镇，更名武家穴。此说与浔阳水域地理变迁的大环境吻合，故可视为信史。
这儿需解释清楚两大疑问其二是：如何理解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引《尚书·禹贡》涉及“九江”地理位置的话。涉及“九江”和“彭蠡”的原文有这么几段：1、“荆及衡阳为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2、“导漾：东流为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3、“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4、“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由汉以降2000多年来，大致有五家不同的解释。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尚书·禹贡》是稽古于近4000千年前的历史。由于几千年间地名相异、地质结构发生过沧桑巨变，如果不作合情合理的揣度，想一句话说得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可信的权威是作者。作者寻之不见，那么司马迁就是权威发言人了。在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天下。公元前106年，《孝武帝本纪》：“元封五年冬，帝南巡，从寻阳渡江至天柱山，封南岳”。司马迁随行，于《史记·河渠书》记载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到过寻阳，登过庐山，还参观过“禹疏九江”伟大工程陈迹。他说的“九江”别无所指，就是寻阳县境所在地。

狼牙山

狼牙山 发表于 2012-11-17 19:18
六
这儿需解决清楚两大疑问。其一是：英布起义前称“番（鄱）君”，当在鄱阳湖中。是不是今地名武穴，当 ...

六
这儿需解决清楚两大疑问。其一是：英布起义前称“番（鄱）君”，当在鄱阳湖中。是不是今地名武穴，当时也在鄱阳湖中呢？可以作肯定答复：是的。
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对历史人物活动的研究，最是中国历史的冷门。专授辽夏金元史的姚从吾教授（1894－1970年）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家们，汉学家们，以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对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如何，他们所知，尚不甚多；即使是德国（姚早年留德）傅朗克教授（1863－1946年）编的《中华通史》，对余玠在山城设防，保卫巴蜀，与蒙哥汗的战死钓鱼城，一些大事，都不甚了了。（《余玠评传·序言》）关于南宋末到整个元季的历史“盲点”，与武穴名人余玠相关。笔者有另文《南宋抗蒙常胜将军、川蜀西壁统帅余玠评传》，透过武穴籍历史人物余玠活动的介绍，就是奋力进入所谓“盲区”的一次尝试。
中国两大盲点之一，则是关于魏晋之际“彭蠡泽”水域的沧桑巨变，引发了许多历史事件的争议。如同洞庭湖古属云梦泽一部份，后来云梦泽消失，留下云梦县一样。鄱阳湖也是古彭蠡泽的一部份。后来彭蠡泽消失，则留下秦汉时东岸边的彭泽县。彭泽原是设治于淮南寿春（今安徽省寿春）的九江郡的一部份。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立县，面积1.5千平方千米，为划入豫章郡治的18县之一。彭泽之名缘于彭蠡泽。“彭蠡泽在西，因以名县”。公元304年，与今武穴所归之寻阳、柴桑三县，共隶属于寻阳郡。划入时，曾析彭泽一部份立上甲县，所以寻阳郡名义上辖寻阳、柴桑、彭蠡、上甲四县。因为古人视彭蠡泽为长江自田镇以下止于彭泽县立县时的都昌、湖口县，和东流、望江县、宿松部分地方所拓宽的分汊分系，长宽约80×50＝4000平方千米地段（比今鄱阳湖阔水时略大）。
到了公元425年，位于今鄱阳湖中的古海昏县突然消失，咸认为“怪异”。其实就是东汉时海水再次内浸所致。这次海水内浸，淹没了海昏县和老鄱阳县城，也水漫老寻阳县城，导致寻阳县城的南迁柴桑。武穴是明季以后新兴的小镇，与古寻阳县治旧址相距约20千米。既寻阳县治旧址所在地的蔡山变成过水中孤洲，则在古彭蠡泽和东汉以后海水入浸时期，今武穴市城区都在水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1263年（南宋理宗景定四年），武穴有了水灾记载。位于鄂东的黄（梅）广（济）长江堤防，统计到2007年的744年间，共溃堤52（年）次，说明早在宋季初年间，利用东浸海水退却，乡民已开始围垸堵水，开荒种植。统一由中央出面组织修筑的“黄广大堤”，民国称为“皇堤”，则完工于公元1403至1424年间的明季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朱棣虽然靠的是夺位起家，其文治武功，却比起乃父朱元璋毫无逊色。北京皇宫、京杭大运河、鄂东黄广大堤三大工程是同一时间兴工建成的巨大工程。此际武穴市龙坪镇所在地鸿脑洲由江中靠北岸，武穴今市区开始浮出水面，今九江市与黄冈市江水中的“新洲”也逐渐淤积成州，故名“新洲”。武穴效区的青林湖更名武山湖。“老武穴”陈绵章于《我所知道的武穴》一文说：武穴（城区）其地，原来只是畔江的住着十几户渔民，名叫邬家阅的小渔村。明季成了市镇，更名武家穴。此说与浔阳水域地理变迁的大环境吻合，故可视为信史。
这儿需解释清楚两大疑问其二是：如何理解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引《尚书·禹贡》涉及“九江”地理位置的话。涉及“九江”和“彭蠡”的原文有这么几段：1、“荆及衡阳为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2、“导漾：东流为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3、“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4、“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由汉以降2000多年来，大致有五家不同的解释。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尚书·禹贡》是稽古于近4000千年前的历史。由于几千年间地名相异、地质结构发生过沧桑巨变，如果不作合情合理的揣度，想一句话说得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可信的权威是作者。作者寻之不见，那么司马迁就是权威发言人了。在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天下。公元前106年，《孝武帝本纪》：“元封五年冬，帝南巡，从寻阳渡江至天柱山，封南岳”。司马迁随行，于《史记·河渠书》记载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到过寻阳，登过庐山，还参观过“禹疏九江”伟大工程陈迹。他说的“九江”别无所指，就是寻阳县境所在地。

回复 20楼2012-09-23 14:20举报 |

家在中原大山中
会稽禹穴9
第二看以“九江”为名的行政区划在哪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初行郡县制，首分秦分天下36郡，其一为九江郡，治所在淮南寿春（今安徽省寿春）。公元前206年，楚灭强秦。英布受西楚霸王项羽封九江王，都于六。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四年，汉王刘邦灭楚霸王项羽垓下之役前，受汉高祖刘邦封为淮南王，都于六。为什么九江郡由淮南寿春迁到六呢？因为英布是六人。“六”在哪儿呢？在今之六安县。不过注意到《太平寰宇记》说的：“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原来汉人所谓“寻阳九派”的所在处武穴，秦汉时就是六国的一部分，立县之前和立县之后，均属于九江郡的一部分。以上史料说明九江一直是与彭蠡泽和“寻阳九派”结成一里一面的关系。而且，与今天的武穴市有着血缘至亲关系。因为英布先被封为“番君”，后来自称“武王”活动地在今武穴；封了九江王，都于六，在六地造了九江王府，也都在今武穴找到落实之处，并且别无“分店”。
有了上述内容的叙述，将九江的位置确定无误了，涉及“九江”和“彭蠡”的原文中四段内容，基本都有合理的解释：
1、“荆及衡阳为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按：公元前164年，汉文帝二年。裂九江郡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郡国，分封给淮南王刘喜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和刘赐。此“衡阳王”即“衡山王”，为旧淮南裂地之一，应在淮南境内，故此衡山为安徽霍山旧名。衡山王（郡国）辖今河南信阳，湖北红安，安徽霍山、怀宁以西，湖北黄冈以东地区。湖南衡阳作为行政区划始于隋平陈后，置“衡州”，即今衡阳市。“九江孔殷”：孔安国（西汉人。孔子第十一世孙）作注说“（长）江（到了浔阳）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晋人张须元（公元432年顷人）作《九江图》更说得明白：“九江参差，随水势而分。其间有洲，或长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别于鄂陵，终会于江口”，并点到了他所见到的一些江名。从其说。
2、“导漾：东流为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漾：今汉江源头之一的水名。这儿说“（水流向）东，汇泽为彭蠡。（再）东，为北江”，指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彭蠡泽与司马迁“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所见，即湖南才子何绍基考证所得“北江”故道的位置。
3、“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衡山注同上（1）。敷浅原：原即“塬”地貌，泛指彭蠡泽、浔阳九派、鄱阳湖附近水草迷茫凸出为高于水面的平原地带。东晋以后，淹了鄱阳城，沉了海昏县，形成今鄱是湖前生子原地貌，即敷浅原。
4、“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沱：沱江，在今四川境。澧：澧水，在今湖南，入于洞庭湖。东陵：按晋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下》，在今富池下游对岸。“又东，左（岸）得青林口，水出庐江郡（所属寻阳县）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县，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又说：“水积为湖，湖西有青林山。……故谓之青林湖（明季改名‘武山湖’，并将滨江市镇名之为‘武穴’，以纪念武王英布起事故地）。湖水西流，为青林水。又西南历寻阳，分为二水，一水东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长）江。《经》云：所谓利水（利，‘刊‘字刻误）也，右对（江西瑞昌市的）马头岸。自富（水）口迄此五十余里，岸阻江山。”上述“东陵”至清季时广济仍名为“东陵乡”。细味之，实是武穴原县治梅川至田镇间山陵古名，为大别山尾脉，与江南幕阜山隔江对峙，形成长江险隘，即田镇要塞。原文将九江置“东陵”后，说明古时的彭蠡古泽，其上境所及长江中游黄冈以下的区域。

七
阅黄梅县门户网主页《历史沿革》，笔者觉得有两点必需作勘误。其一是引谭崇台（1988年版）《中国人口·湖北分册》载：汉立寻阳县面积7938平方千米。这立县的面积也太大了。7938平方千米是个什么概念呢？以与鄱阳湖相比阔水时水面约4000平方千米。以此推之，则寻阳县达两个鄱阳湖阔水时的水面面积。笔者估计，秦汉之际古彭蠡泽面积，也不过4000平方千米。今黄梅县面积1701平方千米，武穴面积1400平方千米。鄂东蕲、黄、广三县，广济县（今武穴市）面积最小，黄梅县是“二哥”，今老二老三两县面积还只有3101平方千米。新立个寻阳县面积会如此之大，不可能。公元前164年，汉文帝二年新立寻阳县时，顾名思义，在长江主泓道以北，于人工疏浚的古“北江”故道与长江主泓道间新淤起来的垦区上，不会外延到长江以南的柴桑、也不会管到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已立了县治的古彭泽县去。老《志》：黄梅县立县前的城关一带，包括今黄梅县北境，广济立县前的梅川，包括广济上乡，属于山陵，早已归治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就立了老大哥蕲春县管，也没有关于新立了个垦区寻阳县，曾从原立蕲春县里割出地来“充实”新县的历史资料。所以新立的寻阳县不会包括黄梅原治，更不会包括“今黄梅全县”。《中国人口·湖北分册》可能将公元304年才成立的寻阳郡治误作立县已达468年之久的寻阳县治。其实，数字7938平方千米，或是寻阳郡三（四）县面积，则是。《中国人口·湖北分册》将寻阳郡、县界线未分清楚。
其二是：黄梅县下乡，包括今分路、小池、新开、蔡山一境，面积约400平方千米以上，其主体是公元前164年（汉文帝二年）新立寻阳县时的范围。唯讫今代的1936年以前，与黄梅县并无多大牵连，或有少量插花地域，其大量的只是隔壁寻阳、柴桑、德化、九江家事。但早在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北周为庆祝统一长江以北，在改元“大象”同时，强行将寻阳县属长江以北部分为主，并割原蕲春县隶梅川上乡部分县域，成立名为“永宁”新县，设治梅川，以志天下“永宁”。永宁是旧寻阳县江北大部分面积的主宗归宿。
笔者不是武穴人，因客籍武穴长达五十多年，或算半个武穴人；对黄梅县、黄梅山则早已心仪。写上面的文章的目的，只是将历史弄混了的部分力求复其原貌。作为历史责任，颠扑不破，抛砖引玉，集思广益，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初衷。欢迎讨论，欢迎批评。

流浪的人

两户失和械斗之处“万仗湖”相距不远。
公元406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时中原离乱，黎民南徙，江洲督荆洲于竟陵（今天门）。江州刺史何无忌（？－410）上表奏：“竟陵离江州辽远，以（时‘洛阳沦没’，侨处淮南的）司州弘农，扬州之松滋寄隶寻阳郡，入户淮居。”安帝从之，将两县并属寻阳。《宋书·志第二十六·州郡二》补述说：“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东晋）安帝省为松滋县。
读今修《黄冈市志》（2004年版）以“公元304年，晋永兴元年，裂庐江郡的寻阳县和武昌郡的柴桑县合立寻阳郡”，将之理解为寻阳县衙门搬了家，其管辖地也就“嫁了人”一样，出现了“公元304年，永兴元年，江北寻阳县废，其地入蕲春”的“判断语”，发生了理解和观念上的大错！出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一统志》说的“广济本汉蕲春地”一语。自那以后，皆以为广济立县是从老大哥“蕲春裂土而立”的。兹申述三点理由辨其谬。
第一：寻阳县治南迁柴桑后，县名改了多次，后来还分并过若干次，但作为汉初建立的唯一跨长江而治的局面却一直延续未断。比如黄梅县下乡滨长江北一

广济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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