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商——在国内赚钱，去国外安家(南方周末)

派神

国内投资的不确定性，是裸商产生的直接原因。他们把家人送到国外，自己则在国内继续经营企业。研究者认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

对裸商而言，把家人送走，是为了后代有更好的教育以及财富安全；自己不走，是因为国外很难找到每年15%利润的生意，但是在中国能。

2012年3月份，南京某海外置业房展会现场，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的近千套房产亮相，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前来看房。在海外投资房产，往往是裸商们的首选。 （东方IC/图）

富豪聚会新话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豪们只要聚在一块，话题慢慢地便会集中到移民上。

10月1日，41岁的上海商人马浩又要再一次离开中国。为老父亲过完70岁生日后，与定居在新西兰奥克兰市的妻儿团聚。这一次驻留新西兰的时间将是两周。

这已是今年马浩第五次飞往南半球，手持永久回头签证（IRRV）的他，可以随时进出新西兰。移民5年，马浩已经适应了一家三口分居两个半球的生活，他能够准确地报出上海经停香港，然后直飞奥克兰的多个航班号。“机长的长相和姓名我都记得很清楚。”马浩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一边摆弄着手中的iPad，里面有10岁儿子参加学校夏令营的照片。

马浩正是当下中国数目不详的隐秘裸商群体的一员。所谓的裸商，是指通过投资移民方式将资产和家庭转移出境，而本人仍在国内经商。舆论对这个群体的质疑是：用实业做抵押，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事先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时机“成熟”即宣告破产自己逍遥国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

马浩并不讳言自己裸商的身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豪们只要聚在一块，话题慢慢地便会集中到移民上。马浩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2012年3月在外滩十六铺码头的一家高级会所内的一次富豪聚会。在这次聚会上，富豪们的主要话题便是移民海外。单论个人资产，拥有两家公司，以及十多套上海内环内高档住宅的马浩，其个人资产仅在这些人中排位中游。

令马浩印象深刻的是，聚会中的一位富豪甚至拿到了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永久居留权。经身边人提醒，他才知道那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这个面积仅有两百多平方公里的岛国，能够为中国富人提供的移民优待却无比可观。“你不需要告诉移民官你来自哪里，也无需提供资产来源证明”，换回绿卡的代价，只是拿35万美金购买当地房产。

聚会结束后，马浩仍对这个拗口的国名意犹未尽。拉住那位朋友的手问道，“你一年会去那个什么联邦几天？”朋友笑笑，父母妻儿都在美国洛杉矶，留着他一个人打理中国国内的生意，“除了全家去度假，他很少在那个至今陌生的国家驻留”。

在马浩的圈子里，身家千万以上的朋友有好几位成为了裸商。与马浩相同，这些人不会立刻更换自己的国籍。“移民与公民的唯一区别就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选举没有什么兴趣的马浩，更愿意拿着中国国籍，自由地往返两个国家，“至少我回来看老父亲，不需要看签证官的脸色”。

李渊，典型的温州资本炒客和不婚主义者，同样是裸商群体中的一员。李渊的父母早在2005年便移民加拿大。李渊为父母在温哥华西部湖边买了一套别墅，“两层小楼背后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房价却只有上海的一半。”李渊兴奋地比划着。

对于44%的富人准备离开的数据，38岁的李渊并不认可，迟迟不肯移民与父母团聚，这被他归结于炒客的本能，“我们离不开中国，在加拿大很难找到每年15%利润的生意，但是在中国能”。

尽管国内楼市的预期被普遍调低，但是李渊仍坚信地产刚需能够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他的这份坚定，为自己又一次赢得胜利。在捂盘三个月后，他终于在9月初将徐汇区一套高层住宅出手。账面多了三十多万。

与李渊的阔绰出手相比，另一个上海人马明远低调许多。多年沉浮于中国股市的他，已不愿意在巨量资本中寻求辗转腾挪的刺激。稳健的他在2009年选择了美国政府提供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这个项目每年将向全球开放1万个名额。代价则是投资50万美金到美国移民局批准的商业项目中，5年后将取回本金。

马明远争取绿卡的原因，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已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完本科，现在考取了英国剑桥的硕士。离异多年的马明远曾一度考虑移民英国，但英国“105万英镑全额投资移民”的巨大开销让其却步。“还好女儿把毕业后的职业规划放在了美国”。

相对于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对于裸商而言，更有诱惑，也更具备操作性。花钱，然后坐“移民监”，然后就等着入籍了。而这也是一些跨国中介近年来力推的项目。 （东方IC/图）

“裸”着是为了安全

多个地方开始“突击征税”，一个地方法院院长甚至跟马浩抱怨，当地公安对今年查办企业家经济案件数量定了指标，“案子一多，法院办案人手根本不够，所有人都累垮了”。

马浩、李渊、马明远三人，恰好构成了多家移民中介机构描摹的中国裸商的群像——“35到45岁，个人资产在1000万-4000万之间，家庭原因是移民的主要动力”。自2010年始的第三波移民潮出现后，舆论已对精英阶层和财富的流出多次预警，聚焦于富人移民身上的原罪讨伐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研究者认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

一边是富人们忙着更换自己身份，一边则是来自官方愈发深情的挽留。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12年初浙江多个市县纷纷成立了“引进办”，意在促使浙商资本能够重新回归故土。善于捕捉政策风向的李渊，始终念叨着“15名外省浙商商会会长作为政协委员集体亮相2012年浙江两会”的消息。

李渊目之所及，这两年来官方的主动示好并不罕见。他的一位宁波慈溪的朋友，已为全家移民新加坡办好了所有手续。之后几日，副市长带队亲临拜访。“意思便是嘱托多支持家乡建设，不要忘本”。

但伴随着当地政府领导挽留措施的，是各地传来的不利的消息。“政策正在波动期”，这是马浩和朋友们聚会时一致的感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最早嗅出风向的丝毫异动。最近的聚会上，马浩听得最多的是全国多个地方开始“突击征税”，一个地方法院院长甚至跟马浩抱怨，当地公安对今年查办企业家经济案件数量定了指标，“案子一多，法院办案人手根本不够，所有人都累垮了”。

在股市里摸爬滚打多年的马明远，深知权力天平倾斜的能量。2012年年初，银根紧缩，地产商无法拿到银行贷款。一浙江衢州的地产商朋友被迫向亲友借贷，最终被以非法吸储刑拘，至今未能取保。

投资的不确定性，让李渊这种在楼市轮番调控中摸爬滚打多年者充满了焦虑。抛去变化多端的地产政策不谈，“每隔几年就发布一个‘非公经济36条’，但是现实中总是遭遇来自国有资本的打压”，作为地产炒客的李渊对于政策的理解非常透彻。两年前，李渊用一部分倒腾房产赚取的钱，入股了一家民营加油站。不间断的油荒和断供让他和合伙人苦不堪言。最终将加油站低价甩手给一家国企。

对自己财产以及人身安全的担心，是富豪们移民的直接原因。从事移民咨询中介5年的美籍华人EDWARD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

手持非法收入，继续呆在国内，于富豪们而言，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以一个“合法身份”转移到境外，则可以一劳永逸——而在财产出境前，给非法收入一个“合法身份”，这一切统统可以交由熟练的中介完成。据EDWARD介绍，部分中介机构甚至为灰色资产转移提供了专门的服务。

钱在出国前，能漂白就漂白，如果不能漂白的，而自己投资移民的国家又要追问个人财富的原罪，那就只有另寻去处。马浩身边的一位朋友最终将目的地从加拿大换成了新加坡。新加坡不要求申请者详细地说明资产的来源，而且并不对海外收入征税。

家人都在国外的马浩，已经不是很关心国内时事。但2012年9月15日晚，他给公司的十多个员工发了一条短信：不要上街，不要围观，更不要去砸别人的东西。

派神

“财富让我们多了一种选择”

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和为未来养老做准备是富人选择移民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担心财产安全和给下一代寻求更好的教育，裸商们把家人送到国外；因为放不下中国的商机，他们自己则留守国内。 （向春/图）

“不要对移民的有钱人进行有罪推定，仅仅是财富让我们多了一种选择”，马浩觉得自己的发言能够代表多数裸商的不平。

时光倒转5年，马浩尚独身生活在新西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蹲满“移民监”。这是颇为生动的比喻。获得移民签证的马浩，必须像坐监狱一样居住在这个国家，以满足政策要求的居住时限，否则绿卡将被取消。按照新西兰的政策，从首次入境之日起，2年内，每年要在新西兰住满184天。

换回永久回头签证的马浩，同样换回的是免签166个国家的护照，彼时正在纽约经营一家外贸公司的他，免签美国能够带来无尽的便利。

马浩打发“移民监”时光的方法，就是那座令其获得签证的牧场。花费了1000万元人民币的他，拥有一座面积近两百亩靠海的牧场。马浩不雇用工人，也不放养牛羊，“我唯一做的便是自己拿着机器修剪草坪，然后挖几个洞，练习高尔夫”。

“那时候在上海呆三个月，美国呆三个月，新西兰呆半年”，马浩尝试着经营起奥克兰本地的塑料包装贸易，这是他的本行。除了上海，他另一家公司开在纽约，“大陆的生意则交由妻子打理”。

移民新西兰的初衷，仅是为去美国淘金获得便利。之后，许儿子一个轻松的童年，成为马浩将妻儿送出国的动力来源。彼时读二年级的小侄子，每天抱怨的便是作业太多。“我们住在浦东的国际社区，中国小孩没有几个，课业最重的就是这几个读公立学校的小孩”。

一次，小侄子因为熬夜写作业而乱摔东西。第二天马浩带着小侄子找到了班主任，“我当时塞给他5000块钱，唯一要求就是不要给我侄子布置作业”。结果可想而知，老师拒绝了这笔钱。

曾经想着以后让儿子去私人开办的上海国际学校，后来马浩决定将目标放在国外。“我不需要儿子考第一，一片草场，还有大海，没有比这个更能让儿子玩得开心。”

招商银行与贝恩集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财富报告》显示，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和为未来养老做准备是富人选择移民的最主要原因，抱持此三个目的者，分别占到受调查者的58%、43%和32%。

马浩坦言，他已经厌倦了现在的生活。“一个人有3000万已经足够体面生活了，我已经有了，比钱重要的是充足的睡眠，和家庭的快乐”。

移民中介曾经提醒马浩，美国教育同样优质，还没有那么漫长的“移民监”。“只要每隔183天登陆美国境内一次就OK了，甚至可以飞去关岛。”旅居纽约多年的马浩并未同意，理由就是“纽约的空气还是差了一些”。最终两年“移民监”蹲满，马浩从此可以随时出入新西兰。

“移民监”的相对宽松，让还在中国股市低谷中徘徊的马明远选择了美国。按照美国的规定，三年内，每183天登陆美国境内即可，之后便可顺利入籍，“每半年买一张飞关岛或夏威夷的机票，算是给美国政府报到了”。

拥有10年移民规划经验的上海律师田英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裸商们挑选移民目的地更注重性价比，移民监限制最为宽松的美国成为首选。据统计，整个2010年，美国便向中国人发放了7万张绿卡，“其中很多就是需要照顾国内生意的裸商们”。

仍渴望在国内房产市场上捞住最后一桶金的李渊，并没有申请移民的原因便是，严苛的“移民监”政策。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所有加拿大永久居民都必须累计在境内住满730天。只要没有成为公民，就必须一直履行这个义务。

凡事皆有例外，同样是依照加拿大法律规定，李渊的几位温州同乡，选择了让妻子“代夫坐监”。在陪伴孩子度过最初的留学生活后，待到3年期满，妻子便可先期入籍。然后再返回中国与丈夫一起居住，这样有裸商身份的丈夫便被法律视为在加拿大居住。此种规避手段在移民加拿大的温州商人中并不罕见。

但“代夫坐监”所导致的两地分居，造成了许多裸商出现情感危机。李渊便曾经目睹了两地分隔带来的闹剧，自己的一位远亲不断打听自己丈夫在国内的生活，甚至不惜雇用私家侦探调查。最终，洁身自好的丈夫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猜疑，让律师发函至加拿大，要求解除这段持续8年的婚姻。

被妻子和儿子抱怨多次的马浩，将彻底摆脱裸商身份的时间表定在了2013年年中，“我已经过了用红酒杯喝白酒换订单的年纪了，最重要的还是守护家人”。

钱如何出去？

李渊承认，裸商们并不会在中国留守太久。一旦中国经济形势出现滑坡，如何携带丰厚的身家离开国境，便是这个群体不避讳但绝不公开的隐秘议题。

成为裸商的第一步，便是把国内的钱带出去投资，这并不容易。中国大陆个人直接海外投资尚未解禁，马浩最终借助国内公司的资源优势，几经腾挪，从当地一位年迈的牧场主手中购得了那片广袤的草场。

个人没有公司的马明远最初受困于被严格控制在5万美金的个人换汇额度，这意味着马明远认为最廉价的美国EB-5项目，也需要凑齐10个人的换汇额度。

马明远承认，在中介的牵线下，他花了几千块钱找到了外汇黄牛，黄牛拿了十张陌生人的身份证换回了50万美金，在移民中介的眼里，这被称为“蚂蚁搬家”。

李渊承认，裸商们并不会在中国留守太久。一旦中国经济形势出现滑坡，如何携带丰厚的身家离开国境，始终是这个群体不避讳但绝不公开的隐秘议题。

多位资深移民顾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利用境外诸如开曼群岛这样的离岸金融中心来完成资产转移，已经成为裸商们的首选。在富人的眼里，“这是对个人资产进行全球性优化配置”。

操作模式其实很简单，如马明远这样的移民申请者，可以先在境内设立一家公司，然后选择在开曼群岛花几千块钱设立一家离岸公司，再让境内公司将境内资产结汇50万美元注资到离案公司，最后由离岸公司将这些钱汇入美国政府圈定的EB-5项目。

在李渊的温州圈子里，类似的信息敲击着富人们的敏感神经。最为常见的则是寻找地下钱庄，他甚至听说过令其咋舌的手法：在澳门一些特定赌场里，有人故意输钱给庄家，最后扣去佣金，这些钱将会返还到这些人的海外账户。“这有些接近于天方夜谭了”，马浩用生意人的精明否决了这种做法，“人民币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这样铤而走险完全没有必要”。

尽管不断有舆论质疑投资移民的增加，正在掏空财富中国：但是数据暂时不支撑这一论断。南方周末记者从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了解到的数据是，中国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比例是20：1。而目前已办理移民的中国富人，6%的资产对外投资，94%的财富还是放在国内。

“处置我的个人财产还需要半年时间”，马浩在纽约的贸易公司已低价转手给朋友，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也正在寻找接盘者。最让他头疼的是十多套尚有租约的房产，“总不能赶人家走吧”。

除了购买足够余生无忧的新西兰债券外，所有能够变现的资产，将全部换成黄金。“说不好哪天就开征房产税，我一年要交给国家一套房子，还是黄金最保值。”不过，超过50克的黄金将不被允许带出国。他仍将这些财富放在国内。拥有中美生活经历的马浩，有一套中西混杂的财富观，“留太多钱给孩子是一种祸害，不过我至少留了一个永久产权的牧场，地下800米也都是他的”。

“移民不代表内心有鬼，更不代表不爱国。”马浩说。2012年4月份，为了转手自己在纽约的贸易公司，马浩返回了美国。在曼哈顿高档酒店与友人吃午餐时，一条新闻让他多了几分豁然。报纸援引美国国税局的数据，2012年第一季度，499人正式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解除了对这个国家的纳税义务。理由则是对新的税收政策的预期悲观。“美国人也在移民，生意场上更多时候只能在商言商。”

派神

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 他们寻求什么

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新阶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句18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如今已由喜剧几乎变成现实。
想移民么？现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
你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挨着太平洋，同样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区，无数撒落的璀璨明珠之间，使劲圈中其中的一小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小国，如今竟已成为众多新富阶层的移民目标之一。
这个将电影变成现实的场景，只是眼下众多移民推介会的一幕。在众多更高端的推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头戏。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说。
其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此外，申请难度最高的欧洲，近两年仍频频有富裕家庭关注。在荷兰一家移民机构任律师助理的黄馨（化名）说，中国富人已成为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每年他们都会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和酒店住宿，邀请中国富商赴荷考察投资项目。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时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告诉本报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马舒学的是国际贸易，加国驻香港的移民官专门为他设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英语面试，申请顺利通过。他的履历是中国典型的中产精英：毕业于某名校，三十出头即担任广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后独立创业经商。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优、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热播时，马舒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三年。这部移民题材电影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热潮，彼时，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关键。
马舒并没陷入那拨移民狂躁症之中。由于工作的关系，马舒常在国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来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维生本领仍是卖苦力，这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至今仍占所有华人华侨的绝大多数。1990年代初期冲出去的同龄人，也远未过上光鲜的生活。一名定居欧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时做着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兼店员，每天最复杂的脑力劳动是计算一双人字拖加两罐卡布其诺等于多少英镑。
拘谨、沉默、没有宗教信仰、畏惧谏言、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集体气质加深了黄、白两个世界的隔膜。
马舒的理想是逐渐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国做超市店员。干了几年，马舒独立出来单干，顺风顺水的生意突然败于一场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马舒办理了赴加技术移民。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与本报记者第一次见面的场合，竟然是在他中学同学的家中。尽管在中东经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温商特有的熟人社会处事风格。
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这一群体在技术移民印象中，封闭而光鲜，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参与任何华人社团活动，全都住在当地高端社区，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曾被中国某部门要求配合调查他的一名客户，据说此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亿公款，这位律师拒绝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是律师的义务。”

派神

（续上）
为了子女的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国内的公司高管背景，“无论如何不算过分”。
当看到一位在国内做IT工程师的朋友，在加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馆服务生，三天后还因表现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马舒“心都凉透了”。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没人知道他曾打理过资产上千万的公司，也没人在乎。每次面试时，面试官的态度礼貌而坚决，“虽然你在中国的工作履历很吸引人，但对不起，这不算数。”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也不是每个中国技术移民都想得开。2005年，让加拿大移民圈内轰动的两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状元读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体力工，跳楼自杀；另一名中国博士在被公司辞退后，跳桥身亡。
马舒觉得，这都是让中国的教育给害的，“尊卑贵贱意识太深”，“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马舒印象中，在餐馆遇到对服务生大声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很诧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尽管谋生艰难，尽管这两年澳、加开始收紧技术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不减反增。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共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移居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也在4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75%。
马舒至今保存着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当时的加拿大总督（相当于中国公安部长），多用了15000加元（约10万人民币）装修办公室，被媒体曝光，道歉无果，只好引咎辞职。
虽然一度从事蓝领工作，马舒与朋友从未感到尊严因此受到损害，住房价格合理，多伦多居民曾一度抗议当地楼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国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学的朋友，享受加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你现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说。

中国绕不开？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在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保持中国国籍，以便给自己留条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马舒重新开始操起老本行，做国际贸易，最初开始的生意还是与中国相关，即将国内的重型机械销往海外。
马舒承认，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中国是绕不开的天堂。
李兆，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获取永久居留权后，仍然生活在北京。这位留学法国五年的28岁年轻人开车前总习惯性地将ARMANI西装脱下，挂在车后座，扣上安全带，才启动车子。
移民是他“长远布局的战略”，他坚信，与国际合作伙伴交往时，自己身上的欧洲气息与加国身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与谈判的砝码。并且，这样的想法已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商人的认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资移民中，放弃中国国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国养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绝大多数只是需要获取PR，两者之间只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却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
“获取PR，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李兆说，“对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个人来说，这点至关重要。”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资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迁居狮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润，已经很让人欢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国呢？太一般了。”“这就是中国的好处，”移民对他来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这些投资移民的商业逻辑中，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祖国不仅仅只是有着高度文化认同与依赖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奶牛过一辈子，而是把牛奶挤出来，带走，同时，奶牛场也受益。这样有什么不好？
孙多菲，美国留学生，绿卡持有者，2007年回国与姐姐开创第五大道奢侈品网购站，低于国内专营店的价格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2008年，孙多菲干脆把哈佛毕业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来。
在波士顿，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师，小老板也是个中国人，五十多岁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闭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样子。”
回国后，在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业中，王征很快成为一家两千人规模的公司的副总，年薪是波士顿的两倍。“回到中国，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彪悍起来了，”孙多菲说，“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对于已拿到美国等国家国籍的王征们而言，仍然实行单一国际制的中国国籍法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生活的障碍。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钱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在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向东南亚各国承诺过的，以避免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陷入双重政治效忠的尴尬和危险。近几年，多有商界、文化节、知识界高层人士通过与中央高层见面的渠道呼吁实施双重国籍，这一问题也数次被高层讨论，但很快否决，“在身份证问题、户籍问题、迁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没有解决之前，承认双重国籍，仍会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实施双重国籍，是国际趋势，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韩国、印度等在转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国家也已开始默认双重国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动、合作的角度考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纠结了两年之后，马舒终于决定加入加拿大国籍，经常在国际间飞行的他需要更实际的安全感，作为加国公民能享受到极其重视与完善的外事保护，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国，他又不得不到中国领事馆排队，作为一名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文中马舒、凌霄君为化名）

派神

                                                                              第三波“移民潮”
广东是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省份，本刊记者走访多家移民中介，探求现在哪些中国人在寻求移民，他们的彼岸之梦因何产生，又将走向何处，以及那些与移民有关的众生相
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 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 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温哥华庆祝中国春节的巡游中，一个打扮成财神的华人手拿加拿大国旗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移民签证处的门口，每天都有排队等待签证的人群 （麦启烜/图）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一个华人在纽约地铁站里演奏着扬琴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派神

（续上）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
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现实
为一个申请人的服务通常要持续两到三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除了咨询顾问外，还会有专门的材料顾问参与，最终老板还要审核每一笔移民以确保成功率。申请人通常需要经过一番挣扎，和一个顾问反反复复交流上好几次，才能最终决定移民。然后是漫长的文件准备过程，大量材料，包括房产证明、纳税证明、股票投资记录、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记录、各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个人的各种身份证明等等，通常准备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这需要材料顾问和申请人一起，在工作日里跑遍各种政府部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
然后是更为漫长的申请、等待、批复过程。如果你运气不好，这个过程会持续上两三年。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常还得再挣扎一番，为选择什么生意、在那边买不买房子、定居哪个城市而犹豫再三。
此时，移民中介通常会举办一些冷餐会或是中型派对，介绍这些幸运儿认识彼此，同时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人脉网络。移民中介希望，他们服务的这些精英阶层会和他们有一种疏离但不分离的关系，以备日后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个热门国家都设有当地办事处，他们会为那些申请通过的准移民客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在当地的房子、驾照或是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只要你有钱，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刚刚申请成功的客户告诉我。“当然每一项服务都需要收费。就连去看看房子，他们都要多收一笔看楼费。”
Amy选择为自己的客户多做一些附加服务，她会尽量多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我和所有客户交谈时，第一个重点就是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要移民。有些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哪怕他们条件比较好，我也会尽量拒绝。”Amy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这些人在交过钱后甚至审批过程中退缩，或者是拖延整个申请流程，那样更麻烦。
“在我们这一行，工作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人。”Amy宣称她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要关心每一个客户，新的，老的，正在进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功移民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会持续和他们联络，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她眨眨眼。这些接受她服务的人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新贵，有眼界、手腕、聪明才智和足够的资本。她不讳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一点都不仇富。我见了足够多的富人，或者说有钱人。他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最讨厌的是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够有钱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趾高气昂。”
郭玲和她拥有一样的看法，在做移民顾问前，她是一名房产顾问，对人情世故练达通透。
她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存在平白无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能与之相匹配的某样才能。”
有一个客户来咨询时，整个人看上去像街上走着的老国企职工，无精打采，穿着灰扑扑的裤子和夹克衫，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时，发现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过他的资产证明后我才知道，他身家上百亿。”
移民中介是一个很讲究口碑的行业，富人们要将自己的资产、身世、家庭状况原原本本地剖白于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这些隐秘的材料会面临被泄露的风险，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签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卖猪仔了，他们都很了解国外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内什么都坏、国外什么都好这种幼稚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许多人选择了拿到一个移民身份然后继续回国，澳德华有1/3的生意来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触到的温州客户大多都是实业家，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后继续回国经营生意。
出国移民对他们，都只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而非什么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移民会付出许多代价，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移民行业流传已久的笑话：“你想和胡锦涛握手吗？你想和温家宝吃饭吗？那就移民吧。”以一个外国移民侨领的身份，也许你就会遇到某个国内神秘的高官，并与之谈笑风生。
“你知道吗？两类人投资移民会特别容易成功。”Amy说。“一类是特别有钱的，还有一类是特别没钱的。他们资产刚刚够线，是铆足了劲儿想换个新生活的那种人。只要你铁了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觉得移了最好，不移也无所谓。”
移民中介公司内的工作人员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金钱拥有两种概念。对客户，几百万资产只能算是“没什么钱”。
我忍不住问过郭玲一个问题，你能挣多少钱？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说这个，做这行做久了，钱容易不当钱。你要学会调适你的心态，一方面那么多人都比你有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他们所遇到的黑暗与不公。比如今天这个不能吃了，明天那家公司又被陷害了，你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