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宗与武士道

玉猴

日本禅宗与武士道
　　
　　 “武士道”一语,是日本战国时代(约A.D.1477—A.D.1568)才出现的,指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明显特征。“与神道一样,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9]
　　
　　 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约A.D.794—A.D.1192)随着武士团的形成渐渐产生,到武家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才兴盛并发展起来。而这一时代,恰恰也是日本禅宗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禅宗与武士之间进行了双向选择,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镰仓时代,禅宗有“武家禅”之称,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便是这种双向选择的历史产物。故而有人称“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10]但是,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求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还应有谦让之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在江户时代(约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进一步理论化,当时提倡新武士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义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过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历史作用,但也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种下了祸根。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内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
　　
　　 自镰仓时代起,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和完善起来,特别是武士道和禅的结合,使其精神更深层化了。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这是因为禅宗的哲学观念和修养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艺锻炼。
　　
　　 “武士好禅”作为一种风尚,起始于镰仓幕府初期。当时武士兴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佛教”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新兴的武士政权迫切需要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历代武士政权“禅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经验总结。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还表现在武士“家训”及武士的“礼法”之中。禅宗为了严正宗风使禅僧们能排除干扰,一心悟禅,制定了种种清规。一些上层武士也纷纷效仿,订立“家训”和“礼法”,并逐步演变为“武士之习”,即武士道的规制戒训。最早的武士家训是镰仓时代北条重时订立的《六波罗殿御家训》,“六波罗”本是禅宗用语,指体悟真如的6种形式。此家训共43条,把禅宗清规中的许多条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礼法”的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深谙禅苑清规,并对此极为推崇,便据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日本武士道的许多内容,与其礼法颇有关联,可视为禅宗对其影响的实证。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净”,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禅宗的主张,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确立为武士的修养及行为规范,成为武士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禅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选定进路,则必义无反顾;在哲学上主张生死无别,重视直觉体悟。这些都可成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禅之修行特点是单纯、直截、自恃、克己的。这些戒律式的倾向,与武士战斗精神颇为相合。禅宗除了为达到究极信仰而采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异常的意志力,这也正是武士所必备的。
　　
　　 自镰仓后期到江户时代,武士中间有许多尊禅者,说明武士的观念与禅有一种内在关系。为了尽到武士所应尽义务,就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哲学观念上坚持一种锻炼主义;一是要觉悟到“常住死”,这正需要如禅家那样的修养。武士的许多修养方法,与禅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禅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响及于剑法、刀法、枪法及各种武艺,形成许多武术派别。在进行交战时,武士只有斩断生与死的观念,才能发挥真正的勇敢精神。
　　
　　 总之,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承传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理性的深层的联系。
　　
　　 综上所述,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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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的渊源

　　“武士道”一词在江户时代才出现，武士道的思想借用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的“生死一如”等思想，并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杂糅重造而成。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神道教和佛教，以及孔孟之道和亚洲甚至世界各国文化。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武士道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 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
　　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