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评职称看代表作”值得期待

敬言

　　复旦大学推出新的职称评定机制，今后职称评定不再单纯看发表论文数量，而是尝试推广“代表作”制度。复旦此举意在遏制学术界浮躁、腐败的不良之风，效果如何，值得期待。
　　据《文汇报》报道，上海复旦大学评定职称不再单纯看发表的论文篇数。从今年开始将尝试推广“代表作”制度，即文章篇数不再是学者证明自己学术水平的唯一方式，只要教师们能拿出优秀的成果或者论文，并且通过业内专家匿名评审，就可以直接晋升教授或者副教授。
　　近年来，人们对“低质论文成灾”早已见怪不怪。有笑话说，现在中国的论文专着几乎只有两个人读：一个是作者自己，另一个是文章编辑。笑话虽然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有一次笔者听一个比较愤青的教授谈对学术的失望，他说：“我的几本专着建议你们不要看，那些代表不了我，纯粹是为了评职称。”笔者也有幸曾参与过几个社科类的学术课题，通过期刊网检索论文时，常看到有些学者们“自我复制”（同一观点体现在多篇论文中），这大概还是有操守的标志，而直接剽窃别人成果的也不在少数，看到一些没有任何营养的学术论文更属常态。国外发论文是要有新成果、新观点的，我们的论文多数是在拼贴、复制，为职称、为毕业而发论文。
　　这事儿的成因并不复杂且早已为人熟知，归根结底是极其功利化的、工具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使然。搞学术变得跟搞GDP一样，要指标，看数量，不顾基本的学术规律，片面追求学术成果的“快、多、新、大、用”。教师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尤其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甚至多数高校还要求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发表几篇什么级别的论文。在这样的学术评价指挥棒下，学术自然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学术变成了学者们的“升降机、敲门砖和印钞机”。据报道，2011年时，中国论文数量已经超越美国，飙升至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这鲜明的对比，已经形象地说明中国学术界诸同仁在忙些神马玩意。
　　越来越高的指标只是助长了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大量的科研经费被浪费在“版面费”上，大量的脑力资源被挥霍在无关痛痒的项目和课题上。显然，复旦大学试点并酝酿推广“代表作”制度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能否扭转学术界的不良之风，还有待观察。毕竟，学术圈这么多年来积习既久，铲除人情因素、行政干预、指标思维等等不是一蹴而就的，想要疗救着实需要一番苦心和耐心。
　　确实应该看到，复旦大学最近举措连连。2011年新年时，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表示，复旦正在制订“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众所周知，学校被管得过死，学术、科研、教学等方面缺乏宽松环境和自主政策，是目前高校治理的根本问题所在（“低质论文成灾”也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孳生物）。所以，“复旦宪章”在当时很有震撼性，但是如今似乎没下文了。
　　当然，复旦大学这一系列新举措跟校长是“理想主义者”有关，可是它依然是在教育行政管理的范畴内探索，比如复旦大学是“教育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的试点高校”，这身份想必是该校敢于推出新政的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之一吧。大家都知道问题的根本所在，可是问题是有没有勇气去断绝学术与行政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把学术回归到一个独立、宽松、自治的环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