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困济贫不能死盯扶贫标准线

翱翔

　国务院扶贫办今日将在北京召开2011年度全国扶贫工作会议。扶贫线标准的调整一直是扶贫工作会议上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新华网》11月29日）

　　 贫困标准上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公共话题。自1986年起步时划定贫困线是206元后，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过三年两载就提高一截。尤其是今年将扶贫线定为2300元，比1999年1196元的扶贫标准线，整整提高了92%，提高幅度创下了自该项公共政策出台以来的历史之最，这不仅表明政府消除贫困的决心，也体现了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信心与承诺。

　　　多年来，扶贫帮困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关注点大都集中在提高贫困标准线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收入性扶贫帮困，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始终作为政府的主要扶贫路径。从本质上讲，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就现实国情而言，权利扶贫比收入性扶贫更迫切，更为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穷从来就是一种权利现象而非资源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权利结构运转的结果。因此，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对贫困严格地进行了定义，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等等。

　　 对照贫困定义，我国普通老百姓的贫困主要体现在第二点和第三点，比如，遍布全国的拆迁，作为公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在部分政府官员所信奉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执政理念下，一些民众只能凭极端方式，来悲情控诉与呐喊。再如，事关电价等民生价格的提高，公众几乎没有参与的机会。还有，《工资条例》制定过程中，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劳方，由于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严重缺位，最终导致《工资条例》成为“难产儿”。此外，与普通老百姓休戚与共的房价也是如此。每逢中房协公开博弈，那些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往往只能在坊间发几句牢骚。

　　至于第三点众所周知更不必详说了。有网友对眼下遭遇物价上涨冲击波后的底层生活这样描绘：沉甸甸的瓦片让人直不起腰，如今手上的饭碗也越来越沉重！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就医、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没有一项不提心吊胆的。

　　鉴于现在的贫困线只是“生存贫困线”，我认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载一个“权利扶贫线”，至于这个权利扶贫线如何描绘，最为重要的是，要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潜力，而不是简单地为他 们提供处于生存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惟有通过赋予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培训权、医疗保障权以及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话语权，使贫困人口具有一定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使他们稳定地远离贫困的困扰。

　　 当然，舒缓贫困还要改善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比如，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哪怕这个组织类似于企业的工会组织；人大政协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像阶梯电价、阶梯气价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定要给底层人群搭建博弈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