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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何清涟女士谈到中国大陆官场时,指出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
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公务员严重倾斜。从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的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自2001年以来8年来,大陆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每增幅都不低于15%。然而,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仍然还是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不仅增长缓慢,而且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海外有两组资料足可证明这些“无产阶级”成员如何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士顿谘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 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权;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担任要职,一般也享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衔。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有明显优势;官方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对社会地位的传承优势还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可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不仅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呈封闭性世袭状态,这无异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统治精英集团的素质弱化,对于社会稳定亦有极大害处。
何清涟女士指出,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在这种既成事实下,今后撬动社会分配的杠杆只有“权力”与“资本”。官员们要“维持稳定”,其要义均在于保证自利型政治集团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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