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二十一辑）

郭德军

从《素食者》开始阅读韩江：“我相信人类应该是植物”
文、谈炯程


当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金融危机里遭遇经济失败的金大中（김대중）“国民政府”提出“文化立国”国策时，没人能想到，放弃了汉字这一传统书写载体后的韩国文学，可以被纳入世界文学的叙述之中。首先浮出水面的是韩国的流行文化：偶像产业、肥皂剧与电影，韩国文学则不受读者重视。同属流行文化大国，读者对于日本文学的了解远胜韩国文学。面对日本文学时，我们能够轻松地将其中的纯文学作家，如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与通俗作家，如东野圭吾、渡边淳一、司马辽太郎等区分开来。但韩国文学，长久以来，就如同随书附赠的光盘一样，被读者当成韩国流行文化的附属品。因此，2024年10月10日，韩国作家韩江（한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让不少读者错愕不已。尽管她的小说《素食者》早已在2016年获得国际布克奖，但这部作品是她的第一个英译本，其翻译质量也由于文本忠实性问题而饱受争议。


韩江

在文学上，这个位在东北亚关键位置的奉行“事大主义”（사대주의）的小国，似乎很难拥有自己的主体性。韩国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与汉字的复杂纠缠中，确立属于半岛自己的书写传统，从而摆脱自身在汉字文化圈中次要的，从属式的地位。

最初的尝试始于1885年，即李氏朝鲜高宗32年。这一年，留美归来的开化党人俞吉濬（유길준）出版了《西游见闻》一书。这是朝鲜人以本土文字谚文进行写作的首部作品。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崇汉文的朝鲜知识分子仍指责谚文是下层阶级的文字。作为近代朝鲜半岛第一位留学日本及美国的启蒙派知识分子，俞吉濬敏锐地意识到了言文合一的重要性，所以，即使时人以《西游见闻》未以纯汉文写成而大加挞伐，他依旧著文为之辩护，认为描绘纷繁复杂的近代世界时，“与其用艰涩的文字描述而不尽其意，不如用更简易文字亲切话语刻画彼方真境状况”。

毋庸置疑，韩国文学肇始于公元前2世纪汉字的传入，以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长久以来都是韩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似乎使得韩语文学成为汉字文化圈内的“弱势文学”，近代韩语文学的生成，首先需要弥合书写文字与口头语言之间的裂痕。此种裂痕使得文化在过去的朝鲜半岛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属，甲午战争后，突然间被抛入近代国际秩序之中的韩国，其固有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启蒙派知识分子被赋予文学救亡的沉重义务。俞吉濬是其前驱之一，1895年，他编撰了《韩鲜文传》，这部书是半岛历史上第一部现代韩语语法书与字典，其后又经大量修订，以《大韩文典》之名于1909年重版。在他的努力下，原本仅以汉字书写的政府公文和学校教科书也开始使用谚文。

与之相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同样在想象一种属于普罗大众的文体，希冀以文体之变更带来政体、国体之鼎革。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白话文的普及并不意味着旧文学传统会像一滴露水般蒸发殆尽，虽然他们力图以拉丁化新文字废除汉字，但这些尝试亦在传统的惯性下最终失败。

韩国文学却完成了“拉丁化”，他们没有像越南一样创造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新文字，而是重新启用世宗大王（세종대왕）1446年颁布的《训民正音》中的谚文，以谚文记录韩语口语的音调，重要概念则以汉字书写。汉谚混写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彼时，韩国人已将谚文这一原本被侮辱，被忽视的文字，视作韩国国族叙事的核心要素之一。他们小心翼翼地摘除汉字，代之以纯粹的谚文。此种做法更加深了汉语世界读者对韩国文化的刻板印象，认定其终究要背弃以汉字铭写于典籍之上的传统，拥抱浮萍般空虚的现代性，自愿在全球化进程中变成西方目光下的遥远异域。

“我相信人类应该是植物”

长篇小说《素食者》是韩江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其寓意却不像表面上那么平易。《素食者》主人公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因为不断地梦到人类的血腥暴行而决定不再吃肉，她的家庭由此逐渐分崩离析。读者可以用女性主义的透镜来检视这部作品，认为女主人公自杀式的素食主义是对父权的消极抵抗。从这个角度看，整部长篇小说由三个独立的章节构成，分别采用女主人公丈夫、姐夫与姐姐的视角，其中，丈夫的视角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在此，韩江将他设定为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他出场，旁观，即使他是事件里的中心人物，也依旧保持着如摄像机的精准与冷漠，他很少愿意进入妻子的内心世界，亦从未反思过自己的立场与角色。他在不断的叙述中自我辨认，这种自我辨认构成了对其冷血行径的反讽。此处，我们可以窥见韩江作为小说家的叙事功底，她将自己装进一副令人厌恶的皮囊之中，用她本人显然并不会认可的声音说话，如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洛丽塔》里所采取的技法。之后两章，叙述以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不断递进，女主人公的声音却越来越稀薄，直到在最后一章中变成病房里肌肉反射般地嘶吼。


《素食者》

韩江或许的确在叙述中记录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批判，但这并非其叙述呈现的全部图景，《素食者》获国际布克奖后，她曾在接受《白色评论》杂志记者萨拉·辛（Sarah Shin）采访时表示：“在写作《素食者》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人类暴力和纯真的（不）可能性。主人公英惠试图通过脱胎换骨变成植物的极端方式来反击暴力，而在她的反面，则是对人性的深深绝望和怀疑。”让一个女人在小说里变成植物的想法，出现在韩江1997年的短篇小说《植物妻子》中，《素食者》是对这部旧作“更黑暗，更激烈地”重写。

不过，这些“植物小说”的最初构想，可以追溯到韩江的大学时期，当她还是延世大学韩语系的学生时，读到了日本殖民时期的韩国作家李箱（이상，本名金海卿）的一句诗：“我相信人类应该是植物。”她认为，李箱用诗句暗示了，那段苦难岁月里，韩国人对殖民暴力所采取的消极防御立场。讽刺之处在于，殖民时期在日本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半岛光复后，竟摇身一变，在美国扶持下，跃升为新生的大韩民国的统治阶层。这些亲日派构成了如今韩国政坛右翼的基石。《素食者》向读者暗示了女主人公父亲的背景，他曾参与过越南战争，那段经历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时常向他人炫耀式地提及。

但这段历史果真值得炫耀吗？韩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在1964至1973年间。这是韩国自建国起第一次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彼时，在韩国执政的朴正（박정희）政府累计向越南派遣了32万名军人，使韩国国军成为在越南参战的各国部队中数量仅次于美军的存在，远多于排名在其之后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与新西兰国防军。而在参战期间，韩国国军在越南犯下大量虐杀与强奸的罪行，时至今日，韩国政府都未与当年的受害者达成正式的和解协议，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00年代初韩越建交之际，即金大中总统任期内，韩方对越方有过非正式与正式的致歉，但始终没有给予受害者经济补偿。从这一侧面看，《素食者》将女主人公的父亲设定为越战老兵，隐晦地指出了困扰女主人公的暴力噩梦的来源。无独有偶，在她2021年的长篇小说《不做告别》里，同样出现了对越南战争期间韩军暴行的指涉。书中主人公“每两年完成一部自己制作的短篇电影，首次获得好评的是在越南丛林的村庄里采访被韩国军人强暴的幸存者的记录”。但在那部纪录片中，占主要位置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阳光和苍郁的热带树林形象是压制一切的力量”。

《素食者》里的父亲仅在家庭聚会上出场过一次，其所投下的阴影却无处不在。在女主人公姐姐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这位父亲时常以暴力方式对待自己的两个女儿。正是他的暴力将女主人公推向深渊，为逼迫她吃肉，他在家庭聚会上打了她一记耳光。这场家庭聚会是情节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一切急转直下，妹妹与姐姐的家庭相继崩溃。

家庭问题与暴力问题的引入，是《素食者》与《植物妻子》最大的分别。后者是一部蜂鸟般轻盈的短篇小说，人物活跃在一个由个体感情组成的密闭空间里，引发矛盾的，是这些感情的细微颤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技巧娴熟的“青春小说”，这样的小说倾向于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而与之相似却完全不同的“成长小说”，是在处理作为“在世之在”的人。不过，《素食者》终究还是延续着《植物妻子》的书写惯性，它内部复杂、幽暗的文本空间拒绝将自己化简为政治的寓言。小说的第一部分仿佛以第一人称重构的《变形记》，而其至关重要，曾经斩获过韩国最高文学奖项“李箱文学奖”的第二部分《胎记》，让人联想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晚年力作《浮士德博士》。它们都细致地描摹出一个脱离市民社会的艺术家的形象，他为了达到艺术的伟大而屈从于内心的禁忌欲望，最终滑向疯狂与毁灭。

流亡者托马斯·曼的晚期写作，毫无疑问是政治性的。当“浮士德博士”在耻辱与自我流放中死去时，叙述者将他的命运当成了德国命运的隐喻：“德国，它的面颊现出肺病患者的潮红，它那时正陶醉在放荡的凯旋的巅峰，正准备借助一个条约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为它可以守约，它于是用它的鲜血签署了这个条约。今天，它正在倾覆，它已经被恶魔缠身，一只眼睛被它的一只手蒙住，它的另一只眼睛在盯着恐怖发呆，它每况愈下，从绝望走向绝望。”而《胎记》里，蛊惑那个艺术家越过伦理边界的，与其说是中年男性绝望的肉欲，不如说是一种透过自我毁灭而彻底遁入作品之中的欲望。或许，这就是韩江在采访中所说的“纯真”，一种只有在彻底的孤独中才能实现的艺术的“纯真”。

《白》与见证文学的语言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J.伯恩斯坦（Richard Jacob Bernstein）在其所著的《根本恶》一书中回顾了自康德（Immanuel Kant）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之恶的思考。他认为，20世纪的历史经验造成了智识上的断裂，让传统道德话语变得哑然无声。伯恩斯坦援引法国犹太裔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说法，称20世纪，是一个摆脱了神义论之诱惑，进而使虚无主义成为制度性存在的世纪。在列维纳斯看来，思想之所以接受神义论，是因为神义论可以“使上帝显得无辜，或以信仰的名义拯救道德，或使得受难变得可以忍受。”​

《不做告别》所表达的，却正是一种不可忍受，一种几无救赎之可能的受难。与《素食者》相似，这部长篇开始于主人公连续不断的噩梦；不同的是，《素食者》始终没有真正揭示这些噩梦的成因，《不做告别》却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主人公的噩梦源自韩国建国前后发生在济州岛上的一切。

郭德军

这是韩国现代史上最血腥，最漫长的惨剧。1948年4月3日，济州岛爆发起义，这次起义被以研究朝鲜战争闻名的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艾伦·R·米利特（Allan R. Millett）称作朝鲜战争的真正开始。起义及后续韩国军警对起义的残酷镇压，造成了一场可怖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在军政府的长期高压统治下，济州岛事件的真相遭到掩盖，任何提及济州岛起义的韩国人，都会遭到当局的殴打、酷刑与监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应属济州岛出生的作家玄基荣（현기영）的遭遇。1978年，他出版了韩国第一部以济州岛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顺义伯母》。因为这部小说，当局以虚假罪名逮捕了玄基荣，残酷折磨了他整整3天，并警告其以后不准再写任何与大屠杀相关的文章。

直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恢复文官政府统治，济州岛岛民那段痛苦的集体记忆才得到承认。2003年，卢武铉（노무현）总统时期，当局正式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时任总理的高建（고건）担任主席，以求厘清济州岛事件的历史事实。调查显示，政府的镇压导致全岛70%的村庄被烧毁，近10万人死亡，事件之惨烈，让高建称其为一场种族灭绝。

对于那些完整经历过韩国转型期的剧烈动荡的作家而言，历史始终是他们写作的核心。生于1933年的诗人高银（고은）即以一系列记录韩国现代史的史诗闻名。他创作于1983至2010年间的长诗《万人谱》长达30卷，2012年，在接受《卫报》采访时，高银描述了自己创作这部长诗的因由：“我心中充满了对死者的哀悼。我有这个使命，要让所有死去的人复活⋯⋯我仍然怀着死者，他们通过我来书写。”《万人谱》在西方学界，常被拿来与美国诗人查尔斯·雷兹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的《证词》《大屠杀》等长诗相比。这些作品都是基于真实的法庭记录而创作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作为诗人的雷兹尼科夫都默默无闻，但对于诗人、评论家路易斯·祖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而言，雷兹尼科夫的作品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些长诗是祖科夫斯基提倡的所谓“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杰作，并以惊人的篇幅成为这一文学运动的早期丰碑。

在根本恶的压力之下，词语产生了裂痕，不得不变得赤裸、坚硬而又如黑曜石般锋利。抛开一切隐喻之后，词语见证而不介入，呈现而不判断，召唤而不煽情。在书写这无以言表的黑暗时，韩江的语言的确变得如同摄像机镜头般中立，不需要用感叹号给句子上膛，只需要单纯描写那座由遇难者肉体堆成的血肉之塔，读者就能觉察到其中根本恶的存在。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非治理视域下的人口，在惨烈的屠杀中消逝了，若轻描淡写地呷着红酒，称他们为国家前进道路上必要的代价，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并没有记住历史。

郭德军

韩江在《白》一书中，让叙述者在浏览华沙抗争博物馆时，突然觉察到“自己的祖国从未真正做到缅怀逝者这件事”。读者很可能感觉到古怪，因为从《辩护人》到《寄生虫》，韩国近年来的电影，素来以极强的社会批判性著称，何以韩江会认为那些逝者仍未得到缅怀？或许在与波兰文学的对话中，她窥见了某种在假惺惺的和解与操弄权术的政治清算之外的可能性。在这些虚伪的和解与清算里，书写难以保持中立的位置，它径直涉入其中，为当权者鼓噪。韩国现代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国家内在结构的保守性。即使被誉为韩国曼德拉，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金大中总统，也是在倒向新自由主义怀抱之后才成功当选。而在金大中之前担任总统的，是和他一样被誉为“三金”之一的金泳三（김영삼）。作为昔日的街头政治家，金泳三为当选，不惜直接加入彼时仍由新军部力量把控的执政党，其任内发动的对第五共和国新军部余孽旷日持久的清算，更多是为了打击异己。

如此背景下，意识到逝者的个体经验正在被遗忘的作家，竭力想要保存下一份记录。见证的焦虑困扰着韩江的前辈作家，首要问题是，如何在记录的同时唤醒一种属于文学的文体意识。在这里，波兰诗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经历了社会秩序的彻底解体后，他们和美国的客观主义诗人一样选择了一种废墟般不加装饰的语言，这些语言构成了战后波兰诗歌的特质。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诗的见证》一书中称，在诸如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之类波兰诗人的作品中，“一个充满人类斗争和痛苦的空间，为物体提供了背景”。

作为一本围绕着人物展开的小说，《白》写于2016年朴槿惠（박근혜）政府陷入弹劾危机，濒临瓦解之际。此前，韩江因写作反映“5•18事件”（5•18 광주 민주화 운동）惨况的《少年来了》被保守的朴槿惠政府列入黑名单，暂停一切资助。这部以笔记形式写成的小说，既是2014年的《少年来了》的回响，亦是2021年的《不做告别》的先声。

这部小说的形式让人想起中国与日本文学中的笔记体传统，但《米沃什词典》也可以被视为阅读《白》时的重要参照。在词典中，词与物的罗列是松散的，A到Z的语音顺序，为作品赋予了一种人工的秩序，韩江则选择了情感的秩序安排这些白色，逐渐加强其景深，切入到白的隐喻义之中。《白》中的所有章节，都围绕着一个关键的白色物像展开，而白色所象征的，正是死亡，不仅仅是个体的死亡，更是一个城市的受难。在韩江看来，二战期间在起义中遭到纳粹炮火彻底毁灭的华沙城是一座“白城”，同样的“白城”也出现在韩国现代史中，出现在韩江的故乡全罗南道，出现在那吞噬了无数人生命的济州岛。而正是这些书写历史的作品为韩江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韩语文学的主体性，在历经百年之后，终于得到确认，在韩流之外，韩国的严肃文学，被确认为一种见证的，坚硬的，拒绝告别沉重过去的文学，一种在与整体保守的社会的撕裂中奋力生长的文学。

郭德军

秋望（六首）

文、黄峰
雁心
高温荆楚卷东吴，北雁南飞一路呼。
何日秋风挟秋雨，翻云直落武山湖。
旱草
沉沉山水草头昂，厉日凌空灼灼光。
秋雨无情何奈我，大江湖育倔根长。
雨后
大雨骤来惊晚秋，山河暑气颓然收。
长空出浴冰轮月，一片淸凉送九州。
假日
三天节假末中秋，月亮未圆人赴舟。
如此专家砖拍板，良宵何不作良谋。
秋桂
漫山桂树未花开，问讯吴刚也费猜。
酷暑炙秋天作乱，怎教仙客下凡来。
望乡
秋风飒飒近重阳，九九他乡望故乡。
欲问爹娘年岁好，亩田多打几筐粮。

郭德军

遥隔百年，我写《回乡记》
文、邓安庆

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湖北省武穴市一个叫“邓垸”的江边小村落，他们都靠种地为生。



到我这一辈，倘若没有什么变故，我应该也会接过他们的农具继续种下去，可是巨变发生了：



我的同辈无人留下来种地，有一部分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和做生意；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像我这样的，考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再也不会返回乡村生活了。



不过因为父母亲还在老家，所以每一年我都会在过年时回乡，跟父母待上了几天，然后又匆匆返回城市，所以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一次暂别。



可以说，“暂别”就是我与亲人的一种持续的状态：我们每隔一段时间相逢，相逢再别离，别离再相逢，不断地重复，直到父母亲，终有一天起身离去。



近些年来，每一次过年回去我都会有意识地写《回乡记》，详细记录我在乡村老家的所见所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意识到乡村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父母辈正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洪流从自己的生活中淌过。



我想要记录下这其中的变与不变，多年后再回头看，也会是一份对我而言珍贵的时代记录。



这正是我想写《暂别》一书的原因。这本书中收录了我从2020年到2024年《回乡记》系列。



此书出版上市后，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其中有一位读者认为：



“邓安庆所要展示的绝非一个抽象的乡村或概念上的乡愁，而是希望通过如实、细致地反映真实生活，反映他在城乡之间奔波的切身感受，来达到纪录片一般的乡土写作。”



他准确地道出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要用“纪录片”一样的方式来呈现我眼中的乡村。



之所以起心动念要写回乡的记录，要追溯的话，其源头便是鲁迅的《故乡》。这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不妨碍我把它看成是鲁迅回乡的真实记录。



《故乡》里对“我”触动最大的是闰土的出现。老实讲，我对鲁迅是敬，对闰土是亲。



闰土所经历的，也必然是我的祖辈所经历的。鲁迅写闰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写他的童年伙伴。可是他自己跟这片土地是没有那么密切联系的。



一个一辈子生活一个地方的农民，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何时播种，何时插秧，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收割，都是熟稔的。气温、光线、气味、声响，环绕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识之中。

郭德军

鲁迅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他对于乡村有美好的记忆，比如去看社戏时的兴奋；也看到了很多沉重的人事，比如看到了闰土后来的人生，还有他诸多小说里写到的那些事。



但他跟乡村是不亲的。这是我读鲁迅小说中觉得不满足的地方。



他写到祥林嫂、阿Q、华老栓……如雕刻一般，简明扼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每每读到此，我总想撇开鲁迅这一层限制，去构想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把这些人放在她的房子、邻居、田地、祠堂、河流之中，让无数的细节充盈着他们，唤醒着他们，从而可以看到一个不必如此简化的新形象。



该如何解释“亲”呢？那就是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天然地生活在水中，它怎么游怎么自在。乡村对于鲁迅来说，是没有这一层亲昵在的。



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鲁迅笔下的乡村人物能写作，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自己的生活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他们能写自己，也能写身边的人，那一种熟稔肯定是外来者没有的。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都简化了现实。



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有一些作家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欲横流，唯有退回乡村才能保持住人性的良善。



而悲情化，可以看近些年来知识分子过年回乡，都会有新的一波《回乡记》发表出来，他们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且让人忧虑。



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基调，其实是来自于鲁迅这里的。沉痛的现实扣在芸芸众生之上，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



但是我渐渐地想挣脱这种叙事基调，它还是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这可能并非是他们的本意，毕竟他写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在精神层面，亲人们的生活是被审视的。



我忍不住要想：他们需要我们的悲悯吗？需要我们的哀叹吗？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其判断未必会符合审视者的价值观。   



导致我观念改变的，是2020年春节那一次回家。我困在湖北老家。每一年我只在老家顶多待一周，这一次却一待就是近三个月。



自从大学毕业后，我与我的父母亲从未相处过如此长的时间。此次滞留，让我与家人有更深入了解的机会。



《暂别》里收录我一篇《与父母相处的四十天》，我在文中写道：



“这种感受在以往过年期间尤为明显。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就给他们添置新衣服，塞给他们钱，陪他们看电视说说话……这样能稍微缓解我的焦虑感。



但一旦离开后，我又会重新涌起深深的亏欠感。相处时间太短，离别太长。在北京，我每回跟父母通完电话后，都忍不住一阵抽痛。



说的都是很普通的话题，吃没吃饭啦，天气热不热啦，工资发没发啦……我们隔得太远太远了。他们觉得我太辛苦，我觉得他们太辛苦，我们都没有说出口，都说自己挺好的。在琐碎的说话空挡，我都能听得到他们的担心和害怕。”



现在，我终于可以长时间留在了他们身边，一个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的人，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人，共处一屋，且没有回避的空间，生活方式、思想理念都在碰撞磨合。这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我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发表在公众号和豆瓣等平台上。很多读者每天来看我的《回乡记》。



我觉得跟过去所看到的带着启蒙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字相比，这些记录更琐碎了，也更真切了。



乡村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风俗习惯，一些被迫中断，一些暗地里还在持续。



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读者可以通过我的《回乡记》看到乡村社会在变幻的时代中，哪些还在延续（比如说乡村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哪些已经松动（比如说重男轻女的观念渐渐松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哪些已经消失了（比如说很多民俗活动的难以为继）。



对于乡村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哀叹其凋敝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地潜下去，感受到其内里一直未曾消歇的活力，毕竟大家都想要有好的生活。追逐美好生活，会驱使着人们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



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给自己提的醒：要去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急着去判断。



在这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细致准确地记录下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怕琐碎，不怕冗杂。



我在《暂别》的序言写道：



“当然我也不回避生活中那些不堪的、破落的、脆弱的、辛苦的、龌龊的部分，它们一点都不光鲜、漂亮、完美。



去写这些，让他人窥见的是自身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但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这里不存在“弱”，也不存在“强”，生活是什么样，我就写什么样。



美，对我来说不重要。真，才是重要的。但如果你是真实的，从中产生出的美感反而会更动人。”



这又要回到“亲”上来了，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乡村的人，与身为农民的父母是亲的，与田野土地是亲的，与柴垛池塘是亲的，正因为亲，才会有情感上的撕扯、生活上的纠缠与观念上的冲撞。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写道：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那一代人记录下了百年前中国乡村的模样，而百年后我们继续在写乡村。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之前少有人走过的路，如今我们需要继续蹚出新的路来。



毕竟新的时代，乡村变化之大，已非当年所能想象。我希望《暂别》一书能在这条新路上迈出小小的一步。

郭德军

别恙小记（诗三首）
文、肖雨
一、龙昆上村
那天阳光站在巷口
一碗清补凉不怀好意
呲牙咧齿地笑着，我拘谨不安
“你是大陆人，不是本岛的”
店老板的眼睛阅人无数
他看透了进店人的影子

这是二十多年前
义龙横路一家小吃店
几个当地人喝着便宜的红茶
瓜子壳，花生壳散落一地
阳光穿过海南话的古韵
慢慢地远去……

今天，走完这条巷子大店小铺
想寻找那碗清补凉
“文昌椰子六元一个
椰子水也是六元一杯，要么”
老板娘很热情
我能吃椰子？我是病人
而且病得不轻，我指着身上的病号服
老板娘说：来一个，你没病
今天的太阳病了
城市也病了
所以阴天，并有小雨

二、秘密
雨水的秘密
是阳光心跳的律韵
阳光的秘密
是空气流滑的肤质

人生的秘密
是死亡气息的触感
世界的秘密
是父亲手掌的线纹

而所有的秘密
既有前世从死亡
到死亡的坦荡，也有今生
从新生到新生的欣然

三、老家
这几天，两岁半的小女儿常说
“爸爸，我要回老家……”                  
我问她，老家是什么？老家在哪里？         
女儿告诉我，老家是回去过年的地方                  
是在冬天雪地的另一边
鞭炮能炸响着
她童年快乐的时光

女儿的声音甜润了窗外的阳光                    
而我的眼睛却潮湿了
半生红尘
在看不到爹娘的远方
老家成了我想回
又不愿回归的奢望   

每次梦醒时分
老家总是被我装进行囊
开始流浪跪别灵魂的驿站
而我，经年摆渡岁月的他乡
是我生儿育女的家乡            

郭德军

真情的流浪生活
——读肖雨近作《别恙小记》诗三首
文：段平浩
很久没有读过肖雨的诗作，近日得知他一直在家休养身体，偶然问后，也是聊起他写作之事，他发来一组小诗，便选来几首用心读过，发现肖雨的创作风格与语言特色有了许多变化。他的诗，少了青涩的情感与语言的诚实，成熟如同一个老农田地头上的庄稼，在阳光下散发着土地的气息，以下是我读《别恙小记》的感慨。
一、以奇偶相居的结构来感悟人生
在《龙昆上村》这首诗中，是肖雨在海口住院时的随笔之作，以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方式，展现了时间流转中的变化与互交。我知道肖雨在海南生活了九年多，海口的侨中里他住了五年，龙昆上村那个小茶店是我们曾经多次小聚的地方。那时候的肖雨，在《海南新闻报》做记者，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海口的街头巷尾中穿梭。而这次肖雨休养的医院正好在龙昆上村，那些日子就成了他故地重游，让他对当下的生活某些细节有了不同的感触。所以，这首诗以平稳老练的语言技艺，呈现着一幅现实与虚空的生活状态，表达了作者多方面的人生感悟：
通过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场景与当下的对比，体现出时间匆匆而过，一切都已发生巨大变化。曾经的小茶店、当地人的悠闲状态以及那时的阳光，都已成为过去，让人深切感受到时光的无情流逝。在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中又有对故乡与异乡不同情感的思考。作者被店老板指出“你是大陆人，不是本岛的”，这种身份的界定反映出作者在异乡时内心的拘谨不安。同时，对过去在这个地方的回忆又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着对异乡独特风情的怀念，也有着身为异乡人的孤独感。
在这种对人生变化无常的无奈里，作者以病人的形象出现，感慨自己“病得不轻”，而太阳和城市也仿佛“病了”。这暗示着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化，曾经熟悉的一切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改变，让人感到无奈和无力。
尽管作者处于病痛之中，老板娘的热情却给诗歌带来某种温暖。表达了作者对人性中善良和热情的珍视，即使在困境中，这种温暖也能给予人希望和力量，让诗歌中充满了对人性温暖的珍重和对生活的复杂情感。
诗歌中既有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又有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同时还有对人性温暖的感动。这种复杂的情感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感悟，生活既有充满了挑战和变化，也有着美好的瞬间和人性的光辉。
其次，在诗歌主题表达上，诗歌围绕着龙昆上村这个特定的地点，通过对二十多年前和现在的对比与奇偶互换的交叉，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以及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隐隐透露出一种对人生境遇变化的无奈和对生活的感悟。通过店老板娘热情向上的人生态度，表现着平凡人日常生活积极向上与快乐阳光的心态，
而这首诗歌上的结构与语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诗歌开篇以“那天阳光站在巷口”引入回忆，通过一碗清补凉和店老板的话语，生动地描绘出二十多年前的场景，给人以强烈的画面感。
2. 接着描述了当时小吃店内当地人的悠闲状态和阳光穿过海南话古韵远去的情景，进一步渲染了过去的氛围。
3. 然后回到现实，诗人在巷子里寻找那碗清补凉，与老板娘的对话展现了现实的变化和诗人自身的困境。
4. 最后以“今天的太阳病了/城市也病了”作结，既呼应了诗人作为病人的状态，又将个人的感受扩展到整个城市甚至是生活，使诗歌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整首诗歌语言虚实交互的呈现，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如“一碗清补凉不怀好意咧齿地笑着”，运用拟人的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清补凉在诗人心中的特殊印象。
“店老板的眼睛阅人无数/他看透了进店人的影子”
这句话则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店老板的洞察力，也暗示了诗人在异乡的不安。
“阳光穿过海南话的古韵/慢慢地远去……”这句诗将阳光与海南话的古韵相结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传承。
在现实部分，老板娘的热情与诗人的病号服形成鲜明对比，“今天的太阳病了/城市也病了”这样的表述富有象征意义，使诗歌更具深度。
这诗歌情感的表达，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之情。二十多年前的小茶店、当地人的悠闲生活以及海南话的古韵，都让诗人留恋不已。同时，诗人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无奈和困惑。自己的病痛、城市的变化以及阴天小雨的氛围，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然而，老板娘的热情又给诗歌带来了一丝温暖，让人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希望。
总的来说，这首《龙昆上村》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展现了时间的力量和人生的变化，是一首值得品味的佳作。
二、以独特的视角来思考人生
肖雨在《秘密》这首诗歌中，以他独特的心理视角和深刻的感悟，展现了对自然、人生和世界的思考。诗歌围绕“秘密”这一主题，通过对雨水与阳光、人生与死亡、世界与父亲手掌线纹等关系的探讨，揭示了自然与人类、生命与死亡、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神秘联系。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世界的好奇。
这首诗歌的结构也比较简单，以雨水和阳光的秘密开篇，通过自然现象的对比，引出对秘密的思考。接着，将视角转向人生和世界，探讨人生的秘密是死亡气息的触感，世界的秘密是父亲手掌的线纹，进一步深化了秘密的主题。最后，总结所有的秘密既有前世的坦荡，也有今生的欣然，使诗歌的主题得到了升华。但是，在诗歌语言和情感上，这首小诗的承载量还是很大的。
1. 语言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如“雨水的秘密/是阳光心跳的律韵”“阳光的秘密/是空气流滑的肤质”，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抽象的秘密具象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2. “人生的秘密/是死亡气息的触感”“世界的秘密/是父亲手掌的线纹”这两句诗则通过独特的联想，将人生与死亡、世界与父亲联系起来，使诗歌更具深度和内涵。
3. “而所有的秘密/既有前世从死亡/到死亡的坦荡，也有今生/从新生到新生的欣然”，这句话运用对比的手法，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世界的豁达态度。
而诗歌情感表达，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通过对雨水和阳光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力量的赞美和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人生的秘密是死亡气息的触感，世界的秘密是父亲手掌的线纹，这些诗句反映了作者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最后，诗歌表达了对生命的坦然和对世界的欣然。既有前世的坦荡，也有今生的欣然，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世界的积极态度。
《秘密》这首小诗，以其短小精致的写作技巧，以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和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情感，展现了作者对自然、人生和世界的思考。
三、以平实的叙述来深刻人生
三首诗作中，《老家》这首诗中，应该是作者这二十多年在外流浪生活中，对自已人生的一次深刻的思考。故乡与他乡，是他这一生中分不清，理不得的一段心结。通过小女儿的一句问话，将老家的具象情感化，表达了作者深刻而复杂的人生感悟。在这首诗歌中，作者对老家的情感通过以下细节表现出来：

郭德军

一、女儿的话语：两岁半的小女儿常说“爸爸，我要回老家”，女儿把老家定义为“回去过年地方”和“在冬天雪地的另一边”。女儿纯真的话语触动了作者对老家的记忆和情感，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内心深处对老家的思念，因为女儿的认知很可能是受作者平时的言谈或情感影响。
二、作者的眼睛潮湿：“而我的眼睛却潮湿了半生红尘”，这个细节生动地表现出作者在听到女儿提及老家时，内心被深深触动，回忆起过去在老家的种种经历以及对远方爹娘的思念，情感瞬间涌上心头，以至于眼睛湿润。
三、想回又不愿回归的奢望：“老家成了我想回又不愿回归的奢望”，这句话展现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想回”表明老家在作者心中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那里有亲情、回忆和心灵的寄托；“不愿回归”则暗示了作者可能面临现实的种种困扰或者对岁月变迁的复杂感受，通过这种矛盾的表达，深刻地体现出作者对老家深沉而纠结的爱。
四、装进行囊与流浪：“每次梦醒时分，老家总是被我装进行囊。开始流浪跪别灵魂驿站”，把老家装进行囊这一细节，说明老家在作者心中时刻相伴，即使在流浪的岁月里也从未忘记。同时，流浪和跪别灵魂驿站也凸显出作者对老家的眷恋，以及在他乡生活时内心深处对老家的牵挂。
通过以上细节的表现，作者对老家的亲情的眷恋与思念，便如此浓烈起来。小女儿对老家的认知是回去过年的地方，这简单的话语触动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老家的情感。作者思念远方的爹娘，老家成为亲情的寄托之所。这种对亲人的眷恋在“在看不见爹娘的远方/老家成了我想回又不愿回归的奢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想回是因为思念亲人，不愿回可能是因为岁月变迁带来的复杂感受或者现实的种种无奈。
这首诗中，也有作者对时光与成长的感慨：女儿两岁半的童言稚语与作者“潮湿了半生红尘”形成鲜明对比。女儿的纯真无邪与作者历经岁月沧桑的感慨交织，凸显出时光的流逝和人生的变化。作者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许多，老家也在记忆中承载了过去的时光和成长的痕迹。更有作者对故乡与他乡的矛盾心态，作者把他乡当作生儿育女的家乡，但内心深处对老家又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老家是灵魂的驿站，却又在流浪中被一次次装进行囊。这种对故乡与他乡的矛盾心态反映了现代人在迁徙和生活变化中的复杂心境，既在新的地方建立了生活，又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同时，《老家》这首诗，更多是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诗歌中作者在岁月的摆渡中思考着老家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老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地方，更是心灵的归宿和情感的寄托。在他乡的生活中，作者不断追寻着人生的价值，而老家始终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成为思考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这首诗歌中，作者用语言技巧的变化，表达着对老家的情感经历的变化：
一、由好奇到触动
诗歌开篇，小女儿提出“回老家”，引发了作者对“老家是什么？老家在哪里？”的好奇。当女儿给出“老家是回去过年地方。老家是在冬天雪地的另一边”的答案时，作者被女儿的话语触动，内心开始泛起对老家的情感波澜。
二、甜蜜与伤感交织
女儿甜润的声音与窗外的阳光相呼应，带来一种甜蜜的氛围。然而，作者的眼睛却“潮湿了半生红尘”，甜蜜的童言与作者内心的伤感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伤感源于对远方爹娘的思念以及对老家岁月变迁的感慨。
三、矛盾与纠结
“老家成了我想回又不愿回归的奢求”，体现出作者对老家的矛盾情感。想回是因为亲情的牵挂和对故乡的眷恋，不愿回可能是因为害怕面对岁月带来的变化或者现实中的种种困难。这种矛盾与纠结使作者对老家的情感更加复杂。
四、灵魂寄托与流浪的矛盾
老家被作者装进行囊，成为灵魂的驿站，说明老家在作者心中有着重要的精神寄托意义。但同时，作者又在他乡“经年摆渡岁月”，处于流浪的状态。这种灵魂寄托与现实流浪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作者对老家的复杂情感。
五、在矛盾中坚守眷恋
尽管作者在他乡生儿育女，把他乡当作家乡，但内心对老家的眷恋始终存在。老家在作者的心中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成为作者情感深处的牵挂和坚守。
这首诗歌的可贵之是，是作者赋与了“老家”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老家是所有在外游子们的亲情的港湾。
老家是能见到爹娘的地方，象征着亲情的汇聚之所。远方的爹娘赋予老家深厚的情感内涵，它是亲情的寄托，代表着温暖、关爱和归属感。无论岁月如何流转，老家始终是与亲人相连的纽带，承载着对亲人的思念和眷恋。
作者在他乡流浪，历经岁月沧桑，而老家成为灵魂的驿站。它象征着心灵的最终归宿，是在喧嚣世界中可以让心灵得到安宁和慰藉的地方。当现实生活带来疲惫和困惑时，老家是可以回归内心宁静的避风港与心灵的归宿。
这首诗中，老家这个名词，或者说一个具象的物事，承载着作者半生的红尘记忆，象征着过去的时光和成长的历程。那里有曾经的岁月痕迹、回忆和故事，是人生经历的见证。它代表着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提醒着人们曾经走过的路和经历的喜怒哀乐。
老家也是根的象征，当老家一旦成为作者想回又不愿回归的奢求，就体现了一种对根源的复杂情感。它象征着生命的根基，是个人身份和文化的源头。无论走到哪里，老家始终是内心深处的根，给予人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除了以上这些，我认为这首诗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老家既是理想中的美好向往，又是现实中让人纠结的存在。它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作者在他乡生儿育女，建立了新的生活，但老家始终在心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矛盾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生活和梦想的过程中，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和对人生选择的思考。

（作者系湖南人，当过兵，从事过记者，作家与诗人，现为社会工作者，客居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