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五辑）

妙舍莲开

8/电影还是地下的比较好
齐泽克说，同性恋者通常更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进程，原因就在于，只有当同性恋在法律和风俗上都不见容于世界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独特身份的确认，也才能获得快感。

地下电影也是如此。一些年轻导演的电影作品似乎也只有处于地下状态时，才能获得独特的价值，一旦他们合法化了，反而不那么激动人心了。

几年前，欧阳江河把贾樟柯介绍给我，希望我能在报纸上介绍一下。那时，贾的《小武》已经得了好几个奖项，但在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黄亭子酒吧见到了贾樟柯，他年轻、温和、成熟，看起来有些内向，但很健谈，说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导演时更是滔滔不绝。从他的嘴里，我第一次知道，张艺谋等人虽然是欧洲电影节上的常客，但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市场。聊了一通之后，虽然没能看到《小武》，但我还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谈贾樟柯的文章。因为贾樟柯那时候还处于地下状态，我的文章还差点惹上了麻烦。

后来的某一天，贾樟柯好心地通知我，《小武》将有一个私下的放映活动，让我去看。我带着唐师曾一起去了。场面激动人心。京城文化界的人士几乎都到场了，举目皆是著名诗人、摇滚歌星、画家和音乐家。电影也很好。很朴素的语言，却能直指人心。电影散场之后，我和老唐的心情都是“久久不能平息”。老唐说，大家都在做事情，而且做得这么好，时代不等人啊。我除了感叹一个大师的诞生之外，好象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后来，在法国使馆，又看了《站台》，西川在里边演文工团长，比刘震云在冯小钢的电影里表演得更像那么回事。那次放映的是一个导演剪辑版本，长达三个多小时，对白全是山西话，贾樟柯自己当同声翻译，所以看起来相当的累。虽然是原班人马，风格变化不大，但《站台》似乎不及《小武》那么有力量，对时代的描摹掩盖了对人性的刻画。故事结构对《阿甘正传》的挪用，也让导演的野心多少表现得有点滑稽之感。不过还好，仍然是贾樟柯。

不过，等到贾樟柯合法化了之后，似乎问题就出来了。合法化意味着某种妥协，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文化环境下。《世界》与贾氏的前几部作品相比，柔和了许多，苦涩感被幽默感所代替。尽管小人物的日子依然是沉重和艰难的，但他们总能找到安身立命的道路，甚至还可以进入混沌生活中的秩序，他们的零余感也被大大稀释了。这就跟贾樟柯本人的处境相仿。《世界》虽然也得了奖，受到了欧洲人的好评，但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前两天又在家里看了《三峡好人》。没到电影院里去支持贾樟柯，心里多少有些歉疚，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艺术片院线，在北京稍微好一些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的开销很大，遇到《黑客帝国》和《指环王》那就没办法，花多少钱好象也认了，但是看国产片是不是非得进电影院，似乎就很犹疑。曾在华星看过一场《英雄》，很是懊恼，电影那么糟糕、故事那么愚蠢，爆米花却那么贵，连停车费都得花二十块，这世道简直不让人活了。发誓从此不到电影院看国产片了，无论他们怎么煽乎。所以，说起来，我不进电影院看贾樟柯，责任要追究到张艺谋的身上。贾樟柯指责所谓的大片对市场的掠夺，也非常有道理。

我真没想到贾樟柯会跑到奉节去拍电影，更没想到他会把故事片拍成记录片，虽然用的是贾氏语法。2002年底，我也去过一趟三峡，在奉节停留了两天，目睹了一个千年古城被摧毁的场景，也有很多感慨，但我没有贾樟柯观察得那么细致，也不像他那样深入普通人的生活。电影很沉闷，但比某些伊朗电影和法国电影还是明快，重要的是，贾樟柯的作品依然深沉感人。他用那么体贴的镜头去拍摄底层人民的生活，用那么委婉的方式表达对劳动者的怜惜、对掠夺者的谴责，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良心。仅仅这一点，就可以把合法化之后的张艺谋、冯小刚等人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有点夸张是吧？不过这是真的。张冯之流已经彻底丧失了情怀，他们的电影只是华丽的空壳，就连欧洲傻子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来。黄金甲和夜宴就像饥荒时代的卫星，放得再高，也不能掩饰时代的贫瘠。他们的电影票房越高，他们就越可悲，中国观众就越可怜，中国电影就越是不得翻身。贾樟柯好得多，他至少能表现出这个变化剧烈的时代里那种悲欣交集的心情，并为那些在矿井和废墟里活着的人们做个见证。这才是艺术的承担。

《三峡好人》能够公映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对于习惯了歌舞升平的家伙们来说，《三峡好人》仍然很辛辣。不难猜到的是，贾樟柯为了获得合法化的身份，一定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剪刀一定用得挺狠的。所以，电影就显得温吞吞，讲故事的方式也不那么圆熟。这是代价，就好比同性恋者丧失的那一部分快感。

感谢贾樟柯。不知道他的下一部片子会拍什么。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到他的片场去看一看，即使和他合作的不是张曼玉。

妙舍莲开

9/我的名字叫蓝

看到刘军宁先生关于文艺复兴的长文，我的脑子里打满了感叹号和问号。如果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中国真的文艺复兴了一场，那可就太酷了。不过，那是可能的吗？

这两天在看《我的名字叫红》，一本妖冶的、邪灵般的小说，作者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看到一多半的时候，忽然发现它的故事内核似乎来自艾柯的《玫瑰之名》。众所周知，艾柯也是妖得不行的大作家。两本小说讲的是同一件事：伟大的艺术与宗教禁锢发生了严重冲突，于是血案不断发生。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引发矛盾的是奥斯曼帝国几个细密画师的艺术创新，他们要采用威尼斯异教徒的肖像画法，为伟大的苏丹创作一本精美的手抄本，但这样的做法是离经判道的。即便有苏丹撑腰，他们还是不得不鬼鬼祟祟地干活，最后彼此间还掐得死伤狼藉。从作者的描述看，故事似乎正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前夜，或许正是文艺复兴的伟大风波在土耳其的宫廷画师中引发了风暴。

虽然年轻时也读过一点相关的书籍，但说到文艺复兴，脑子里仍是空空如也，只想到有那么几个伟大的天才，在百来年的时间里拓展了欧洲的天空。由此我想到，文艺复兴也许是不可复制的。就算像刘军宁先生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有着种种合适的条件，有文艺复兴的巨大渴望，也有类似中世纪那种憋闷的空气作为幕布，但文艺复兴未必就会发生。历史事件并不遵从因果定律，伟大的事件尤其如此。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天才的出现完全看运气。如果没有天才和英雄，没有伟大的、惊世骇俗的、具备经典意义的作品，任何文艺复兴只能算是运动。我就挺担心，刘军宁先生呼唤文艺复兴，结果出现的却是文艺运动。播下龙种却孕育跳蚤这样的事儿，在我们这里实在太常见了。

刘先生为文艺复兴招魂，其用意我是清楚的。作为宪政体制的鼓吹者，他深谙一个道理：没有个性解放的人文背景，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保障，好的制度即便出现了，也是难以为继的。如此追根溯源，要想建立宪政制度，就得从人性入手。这么想想，我就替刘先生累得慌。因为我看得出，刘先生并不太了解当代的文化和艺术，市场经济的繁荣和中间阶层的“日益茁壮”，并没有给文艺带来新的契机，相反，它让艺术窒息。当下的文学和艺术实际上受着双重钳制与挤压，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固然是个问题，但惟利是图的市民空气未尝就不是更严重的戕害。更富戏剧性的是，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导致文艺的成功，但市民社会却是无法抗拒的，它让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变得庸俗而琐碎。想一想吧，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二十年里，到底出过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一振的作品呢？文艺复兴总不能指望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吧？

所以，我倾向于悲观。不过，我也不认为刘先生所指明的路径是唯一的选择。在错综复杂、充满偶然性机遇的历史中，一定还存在着许多其它的可能性。即便没有恢弘的文艺复兴，国民性也有可能提升，制度也有可能改良，政治也有可能改善，从这个角度说，我又比刘先生乐观一些。但这方面我是外行，说多了会让人笑话。

说回到小说吧。帕慕克的确是个很高明的作家。读《红》的时候，我想到了莫言。莫言的《檀香刑》也是很牛的一部小说，莫言本人也很了不起，但莫言比帕慕克少了一点诗人气质，文化素养也似乎不够厚实，耍弄起来就不如帕氏那么圜转如意。差了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的现实。

天才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及啊。于是只好哀叹说：我的名字叫蓝。那么蓝。

妙舍莲开

10/寂寞削面馆

11月25日，第一场雪，很小。

凌晨三点多出门去吃刀削面，发现下雪了。心里有一点淡淡的欣喜。下雪对我来说总意味着什么。几乎没有风，但路边的阔叶树下洒满了落叶。当树叶无声落下时，世界仿佛陷入沉思。

深夜的石景山，街道湿漉漉的，偶尔有一两辆大货车轰隆开过。北京忽然就变成了一个荒凉的城市。迷路了，开车转了一个大圈，才找到那家削面馆。老板眯着眼睛在剥蒜，像个隐居的侠客。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寂寞而酩酊的样子。有时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一家寂寞削面馆，时间似乎是凝滞的，虽然有不同的人马出场，但剧情早就定了下来。

下午听说师兄老唐很郁闷。央视弄了一大批人马重走玄奘取经之路，实际上是个豪华旅行团，可恶的是，他们竟然号称自己是“首次”，完全把唐老鸭单人独骑万里西行的真正“第一次”给抹杀了。相比起来，老唐的上一次“郁闷”才更叫郁闷，他苦心策划的“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最后竟然被凤凰卫视挪用了过去，老唐的位置也被余秋雨顶了。

等有心情的时候，应该好好写一篇关于唐师曾的文章。这个师兄是一个性格丰富、极其有趣的人，走到哪里都像一个能量强大的旋涡，把周围的一切都裹挟进去。

就要去芬兰了。也是一个豪华旅行团。但愿我能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妙舍莲开

11/余世存说到爱情，我就笑了
在网络上看到余世存的博客文章，标题叫做“为什么爱情的童话必然破灭”。我在这几个汉字上停留了好几秒钟。

        我没想到他还会思考这类问题。大学毕业之后，作为诗人的我，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他，越走越远。起初还在一起吃吃喝喝，后来就不太知道对方都在搞些什么名堂了。有时他给我发来一些文章，我也只能看个半懂。我眼里的余世存始终是个出生太晚的九叶派诗人，既不是思想家，更不是搞政治的好材料，至于他怎么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大概跟命运有关吧。1989年之后，我们这代人纷纷寻找各自的方向，我返回内心，在逃避中写作，在他看来想必有些犬儒；他则似乎承担了一些无人要求他承担的东西，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挑夫，背影有点悲壮。他这么一个逼着自己理性起来的人，却也会在这个年头思考爱情问题，在我看来很是无厘头。

为什么爱情的童话必然破灭呢？余世存认为，原因在于，“现实中难以做到二人世界的纯粹性”。他把“纯粹性”这个哲学范畴引入爱情话语，进而阐述爱情要求从童话外壳中突破，成长为神话，或进入更复杂的世界。他还想象了一种“新世界的爱”，一种宽泛博大、符合人类理想的爱情，就连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也难以企及那目标。在这种习惯性的延伸中，余世存把一个日本姑娘对爱情的迷惑，上升为他自己对于现代性背景下的人类之爱的困惑，最终迷失于一个童真般的提问。

依我看来，一切童话都冀望于时间的恩赐。在最完美的节点上，历史进程戛然而止，童话的甘露就凝结了。所有的童话都是篇幅短小的，无法在时间中延伸下去，否则就会沦陷。有着俳句般美学的童话，与残酷漫长的生命，是两种无法相恰的事物，所以，以我们的生命演绎爱情童话，自然是要破灭的，这个破灭的过程不仅不值得惊奇，相反，它太过自然，以致于我们对破灭的悲怆性产生了疑问。

少年时代读《哭泣的骆驼》，被感动得不行不行的。但在落泪的同时，我也不乏恶意地想过，如果三毛的丈夫荷西不死，如果他们的爱情和生活就那样延续下去，他们还会拥有童话吗？成就童话的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着”，而是死亡的猝然来临。在死亡与童话的这种暧昧联系中，我们能够洞察人类情感方式的偏执一面，我们也许无法从甜美中品味到甜美，而只有从残酷与自戕般的境遇里才能找到快感与迷醉。如此看来，爱情的童话也许从来就是一个假象、一个事故、一次心志短路，只在它破灭之后，爱情才能找到真正的道路。

余世存在他的文章末尾，引用了冈林信康的歌词，但他误以为那是中国人的诗。这就好像我曾经把北岛的诗误以为是彭天波的作品那样。有些文字年代久远，不知道是三叶草还是化石，但它们携带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冈林信康的那首歌词以中文出现，是在《北方的河》里。我和余世存读张承志的时候，正是鬓发青葱、壮志满怀的年龄。后来我们都剃过光头，再后来又有了零星白发。

现在，当我们谈论爱情和童话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不自信了。那似乎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话题。
河流在远去，这是唯一的命运。

妙舍莲开

12/所谓文学之死不过是破茧重生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说，上帝不公平地给了一个傻瓜一张漂亮的脸，却给了莱蒙托夫一双短腿。他又说，诗人如果走错一步，走出他的镜子领域，他就将毁灭。

  我把他的两段话如此并置在一起，是想说，诗人或作家生来就是被剥夺了的。因为宿命或现实的剥夺，诗人的心志才敏感起来，才获得了与物质之上世界的神秘共鸣，才能体察生命的卑微与局促，才能写出不同凡响的句子。另一方面，写作者在尘世中的存在也是受到限制的，他仰仗于“镜子”获得魔力，一旦他走出界线，渴求他不应得到的东西，他的光环就会消退，就等同于芸芸众生，甚至因此失去诗人和作家的身份。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洪峰的实名制乞讨就不再是简单的现实抗争，就能获得一点形而上意味。他从自己的镜子中走出了一小步，被一个少女看见并拍了下来，然后又很快地退缩了回去。他的乞讨并不像叶匡政所夸大的那样，是什么宏大的文本，而不过是偶然而轻微的“失禁”罢了。

  那么，洪峰的镜子又是什么呢？是一个茧。《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前50页对这个茧有很好的描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鼓励写出歌颂时代的伟大篇章，人民为作家和诗人提供了温暖而舒适的茧，只要他获得盖了印章的红色证书，他就可以终生寄居在那里，不仅衣食无忧，周围还有戴着三叶草的少女在翩翩起舞。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种制度幻觉。温暖的茧正在崩溃，只有少数人还享有不断削减的特权，更多的诗人和作家被“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孔庆东语）。像我这样的人，早就适应了无情的“驱赶”，但年近五十的洪峰显然无法适应，他用乞讨的方式表达了对茧的怀念，他的乞讨里有乡愁。

  写作者的窘境并非仅仅来自意识形态，虽然意识形态的挤压最让人感到不适，最能引发怜悯。叶匡政在用莱蒙托夫式的激烈口吻宣扬“文学死了”的时候，他所犯的错误，是混淆了各种形式的“剥夺”，并把它化约为一种政治阉割。实际上，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海子的生平，我们就不难了解，剥夺有时其实来自时代深处某种无法辨识的冷漠，甚至就来自人民（也许叫群氓更合适）。当海子写出那些辉煌而自悯的抒情诗的时候，人民在哪里呢？拒绝他的女人是人民吗？小饭馆的老板是人民吗？对他的诗报以冷笑的同行是人民吗？他被两种事物拒绝，一是他自己肉体中的病态内驱力，一是周遭世界的坚硬与锋利，所以他死了。只有等到他以失禁的方式死去，我们才能重新发现他，传诵他的诗篇，怀念他圣徒般清苦而窘迫的生涯。所以说，当我们控诉的时候，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自我审视一眼：我，我自己，是不是凶手？

  我赞同叶匡政所说的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如果我有足够的耐心，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如果说当代文学遇到了什么要命问题，倒不见得就是“虚伪的、僵死的文学秩序”在作祟。文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不可能因为熵增而热死。文学到底什么？当然不是几个老同志把持的作家协会，几个迂腐学者凑在一起弄的晦涩杂志，但好象也不是满大街上堆得跟死鱼一般的玄幻与言情。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好的文学时代，洪峰可以继续要求沈阳市长给他固定工资，郭四可以跟朋友在西湖吃生鱼片，谁谁可以顶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刀片儿脱掉内裤，如果这个系统更加开放，就更好了，如果诗人可以在王府井拥抱陌生女人而不被抓起来，如果作家向基金会申请资助而不是向政府乞怜，如果有才华的写作者和混文学饭的人在不同的圈子里都混得不错，如果作家协会评了什么奖大家都不眼红不生气不在乎，如果人民不因为诗人说了粗话就把诗人看作敌人，等等，那就更好了。但我们也不急于吁求这种时代马上到临。说到底，于文学而言，挤压也是一种财富，因为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先例，晾着你、不睬你也是财富，因为有海子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以为，叶匡政列举的所有“死亡”都丝毫不让人恐慌，恰恰在僵死的秩序之外，我们能迎接文学真正的、散漫的、恣肆的可能性。

  那么，当代文学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一是写作者缺乏巨大的才华和耐心。除了才华，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为写作者做证，脱裤子固然不行，把自己挂在钩子上也不行，爬到鸟笼子和兽栏里都不行，希奇古怪的行为固然可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不足以让阅读者死在你的文字里，用眼泪为你送葬。从我的视野来说，我还很少看到耀眼的才华，或者有才华的人也缺乏力量、被尘世湮灭。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神秘主义，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天才如何降生，又如何在水上飘行以渡过风暴。

  另一个问题是糟糕的时代趣味，或者说是普遍的审美力低下。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总结不出什么象样的门道，但我有一个模糊的猜测，那就是先有文化革命切除了人民的文化之根，后有应试教育为年轻一代的审美做了绝育手术。这是一个巨大的、难以抵挡的荒漠，是真正的悲剧所在。总结一下我们时代的写作偶像，那真叫一代不如一代啊，王朔和王小波的文字还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郭敬明那幼稚得无以复加的涂鸦怎么也会受到追捧呢？什么是当代文学的耻辱？那就是孩子们人手一本郭氏著作还读得如痴如醉，是一个抄袭者用赝品迷惑了一个时代还不容辩驳，是文学需要法庭为它清理门户。如果说，我在文学方面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体现在这里，我担心我身处其中的时代永远不渴望钻石和黄玉，永远沉湎于速食面和防腐剂。

  那就这样说出我的结论吧，“文学死了”是一个虚假命题，是一个诗人的内在惶恐的曲折映射，是他踉跄着迎接“文本互动时代”所发出的哀叹。

  我惊讶于，他为什么看不到日出，看不到破茧而出的锐利光芒。那光芒虽然细小而娇嫩，但它多么夺目、多么动人，映照出我们的破败和灰暗。

妙舍莲开

武山湖新春诗会诗选
五湖明月
文/田小康

春风伴我到青林，
文坛诗友喜相逢。
武湖明月今何在，
湿地慢城最相宜。

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GUODE

阳光灿烂的日子
粗硕的河流上
黑衣的汉子
精心打制着鱼骨的项链
献给他
黑黑的爱人

香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
     文/满屋尽是香

香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
人等的是吉香三保香
你若愿等
香不负你

一炉香，一杯茶,
一枝花，三两知己
人缘、香缘、善缘、法缘、佛缘
尽在其中

吉香三保品的是品香人
心的回归
情的澡雪

妙舍莲开

武山湖新春诗会诗选
五湖明月
文/田小康

春风伴我到青林，
文坛诗友喜相逢。
武湖明月今何在，
湿地慢城最相宜。

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GUODE

阳光灿烂的日子
粗硕的河流上
黑衣的汉子
精心打制着鱼骨的项链
献给他
黑黑的爱人

香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
     文/满屋尽是香

香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
人等的是吉香三保香
你若愿等
香不负你

一炉香，一杯茶,
一枝花，三两知己
人缘、香缘、善缘、法缘、佛缘
尽在其中

吉香三保品的是
心的回归
情的澡雪

妙舍莲开

武山湖新春诗会诗选

湿地慢城
文/午夜茶

春风伴我到青林，
文坛诗友喜相逢。
武湖明月今何在，
湿地慢城最相宜。

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GUODE

阳光灿烂的日子
粗硕的河流上
黑衣的汉子
精心打制着鱼骨的项链
献给他
黑黑的爱人

香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
      文/满屋尽是香

香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
人等的是吉香三保香
你若愿等
香不负你

一炉香，一杯茶,
一枝花，三两知己
人缘、香缘、善缘、法缘、佛缘
尽在其中

吉香三保品的是
心的回归
情的澡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