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第四辑）

妙舍莲开

陈应松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以《野猫湖》为例
张贺楠

近期，陈应松在《钟山》2011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野猫湖》，小说坚持了作家直面现实底层生活的文学立场，既写出了乡村世界痛苦艰辛的生存，也写出了乡村女性的爱欲本能与现实异化之间的永恒斗争。作家深入到乡村留守女性的内心，抓住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追索出在波澜壮阔的乡村生活下人性的复杂与纠结，关注社会发展、体悟人类命运的写作态度使《野猫湖》的意蕴凝重而深远。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发现游走在巴黎城市和缝隙边缘的浪荡游民、悠闲逛街者带来的19世纪中期发达资本主义的惊颤体验一样，陈应松在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影像、心灵世界异化中找到了切入社会现实的出口。“小说是现实的坚实投影”，“我的写作立场和我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使我担心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我是根据那股我能感受到的社会生活的潜流、它的流向推断的。因为我关注它们，盯紧它们，思考它们。”[1]陈应松一直以来自省式、现实性的艺术创作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如何紧跟时代步履书写乡村之变，直面现实告白真相，在陈应松的文学观念中已经是一个内视化的守则，靠近湖北农民、紧贴社会生活的文学姿态使得他的小说敏锐的捕捉到社会生活漩涡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困境，如《豹子最后的舞蹈》、《猎人峰》谱写了一首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关系终结的挽歌，《马嘶岭血案》、《太平狗》上演了一幕城乡分化带来的人性悲剧等等。现在，《野猫湖》讲述了一位乡村留守女性生存的苦难、性别取向的错位以及因爱获罪的故事，留守女性这一文学所要表达的主体对象体现了作家参与社会进程、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文学意念和创作信心。6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农村或者是乡土一直是文学表达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对象。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乡村现实的特殊性，一部分集中凸显在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后产生的城市阶层新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生存权利、经济贫困问题，以及隐藏其中的城乡差别、贫富分化问题等等。另一部分是相对于男性“出走”、“进城”的选择后留守在乡村的妇女，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打工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留守成为一个无奈的选择。据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妇女人口已经达到五千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之和，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巨大磁力引起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看到乡村地域面貌、政治结构、人文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等多面而复杂的变革组合。“社会生活的变化，不仅要占领作家们的写作空间，还在强迫更改作家的思维。作家应该携着他的作品，时刻与国家前进的每一个过程相伴。”[2]陈应松的文学立场与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的断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当然，作家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方式是文学性的，也是艺术性的。《野猫湖》延续了陈应松酷烈、冷峭、荒寒的艺术风格，将留守女性设置成一个乡土小说表达的焦点，她们生存的艰险与磨难传递出的切肤痛感，她们情欲的尴尬与罪责预示的人性悲剧，她们品性的坚持与陷落宣告的主体崩塌，都折射出新世纪以来作家对底层人民生活经验和精神场域的深度探察，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思潮、生活潜流和人民情绪的表达自觉。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陈应松说：“乡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结。我让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那些乡野深处女人内心的动人挣扎与呻吟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更为复杂的东西，更令我们保持清醒的东西。”[3]弥漫着水乡之气的《野猫湖》中所要叙述的主人公香儿恰恰是这个巨大社会心结的红色靶心。以香儿为轴心，陈应松编织了一个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复杂意义之网，醒目地昭示了农业时代的田园、诗意、和谐与优雅是如何演变成工业时代的粗鄙、畸形和丑恶的，深刻地表达了对以唯发展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的严竣批判。中国城市的迅速崛起与日益健壮，是以农村的凋败、疼痛、溃乱为代价的。在作品中，乡村是一幅破损的景象，“湖又大，人又散，村庄像些丢弃的螺壳，是散的，没聚人气，这个沟那个汊，这个湾那个墩，等等，都在游移不定，东躲西藏。”[4] （P.5）我们记忆中的田园乌托邦、农时、节气渐行渐远，传统耕田种地的农事与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村里面已经有八九户养鸡专业户，“几千上万只鸡，鸡的叫声翻江倒海” [4] （P.6），“鸡是电孵的，有电的味道。不真实，奶声奶气也不真实，没有母鸡带小鸡，鸡是从机器里蹦出来的，叫得不真实，像是机器的叫声，里面有干电池。”[4] （P.21）香儿对养鸡的感受和评价意味着在当下的农村世界，现代人工的便捷与高效已经取代了遵循自然法则的传统，科学技术取代了古老诗意，人类与土地的隔膜和分离正在加重，而这种远离土地的生存方式正是导致现代人冷漠、孤独、失衡的情感病症的根本原因。在丈夫、哥嫂、村长、牛砬子与香儿的多维关系中可以读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心理的特有机制已经在乡村蔓延，为富不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阴险狡诈正在造成前现代乡村农居生活自然性、道德性、礼俗性、亲和性的节节溃败，小说中描写了在商业霸权主义操控一切的当下，乡村经济生产方式的对垒、冲突：香儿、庄姐代表的传统农业种植、村长马瞟子代表的现代养殖业和逮猫者、偷牛贼代表的触犯法律获取暴利的违法方式。物质生存环境的现实、养鸡大户村长的金钱引诱都不能迫使香儿放弃对土地的坚守。如果说辛苦的劳作使自己的丈夫逃离土地，那么香儿的留守就具有了某种自我证明的价值意义：“没男人咱就不活了？偏要种。他们不敢种的咱们更要种，种给他们看看。人争一口气，饭争一口烟。”[4] （P.6）这不仅是生活尊严和人伦道德的外在约束，也是热爱乡村、忠于大地的精神宣言。作品中，蛙鸣是乡村生活的一个音符，也是“她热爱乡村生活并活下去的理由。蛙鸣在春天里和草芽与希望一起苏醒，温暖起来。它像一种极富魅力的召唤，让人偷偷滋生活着的动力。”[4] （P.11）小说笔墨浸染着对乡村留守女性的命运观照，香儿与野猫湖的情感关系也是人与人复杂关系的投射，身为外乡人的她在遇到同乡的庄姐后对这个陌生的湖滩和野地第一次萌发情感，“耕种变成了一种有意思的事情，在田垄上、湖边上是很美妙的事儿。踩在墒情正好的松软土上，有一种被种子拱着的烘热感觉。往这样的日子里播种、培土，人像是这地块上的一部分，难舍难分哩……”[4] （P.12）在追赶幸福生活假象的蛊惑下，香儿体验了一次羞愧而疯狂的幸福，恰是这瞬间的温情掀起了巨大的人生波澜：为了与庄姐长相厮守，香儿最终弑夫，而这样的选择之后庄姐的回答是退却与逃离，“她守着他，等待着谁能到来” [4] （P.24），人物的极限境遇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露。小说的最后，并没有给予打开这个社会纽结的要领和技巧，相反，香儿身上展露的人心隐疾与善好、人性的复杂与广阔以及她单向下坠的命运轨迹将使读者颠覆所有的个体乡村经验，展露出惊愕的表情。

与批评家们对底层作家抱有“苦难焦虑症”心态进行“残酷叙事”，通过“堆积苦难”撕裂底层民众“伤痕”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说法，小说中女性人物陌生化、个性化的文学处理方式已经可以确凿地回答这样的质疑：通过描写一个乡村留守女性同性恋的故事，作家不仅执著于以一个人的苦难推进对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运思考，某种程度上，还在逼仄的生活绝境中不遗余力地探寻如何给予人以身份、以尊严、以希望，试图开启现代文明社会浸淫下通向乡村真实世界的历史窄门。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自觉和强化，在文学创作领域，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海男、卫慧、棉棉等人，以一种执拗的私人叙事方式将女性的性别体验描绘出来，剥离了女性的政治、社会属性，由“大写的女人”转向“小写的女人”，以私密、幽闭、极端的方式始终指向那压抑、遮蔽、扭曲、损害了她或她们的男权。城市空间、知识女性、女性作家的三种标签刻画了女性性别意识的精英化特征。现在，作家通过香儿的形象拨开生存苦难的厚重面纱，突出了女性意识的底层化内涵：她们可以隐忍日常生活物质的贫瘠和穷苦，却无法摆脱个体精神世界的困顿与挣扎；她们可以抗拒来自社会生活的厚重胁迫，却无法拒绝狭小人生的情感波澜。《野猫湖》主人公香儿和庄姐的身世仍旧延续了作家一贯的不幸、失爱、劳役的苦难意识，在凋败、荒芜、碎裂的乡村秩序中，野猫湖的留守女性是负重的低矮姿态，这个群体有香儿、庄姐，还有小说中没有出场的为村长养鸡的“又穷又贱”女人，她们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们一切正常生存需要、生理要求、心理感受，她们的一切应有权利都被漠视和剥夺了，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角色位置。浏览一下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细心地读者会发现在经济贫穷、道德沦丧的湖北乡村世界，女性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对无法参透和把握的社会政治现实，还要抵挡来自男性包括家庭关系中的父亲、丈夫、情人，乡村政治的代表村长，以及浪荡游民的欺辱与引诱，底层之底层的社会地位加重了乡村女性的苦难，一幕幕真实、沉重的命运悲剧可以从许许多多的女性境遇中得到证明：被嗜酒的父亲出卖的女儿（《弥留》）、被丈夫殴打的金菊（《到天边收割》）、被拐卖的吴三桂（《木林采购员的女儿》）、被丈夫抛弃的肖二嫂子（《炸缰》）、被子女药死的母亲（《母亲》）、被长辈强娶的早霞（《农妇山泉有点田》）、被作为贷款筹码的端加荣（《八里荒轶事》）等等。如果可以断言作家对这些女性采纳的是在整个现实社会压抑之下挣扎于生存线的艺术处理维度的话，那么《野猫湖》中的香儿和庄姐不仅同样具有对抗性的生存苦难，还有女性意识的幡然觉醒和对女性身份的自我认知和捍卫。政治压迫、生存窘迫、性别歧视的苦难仍然是小说展开艺术想象的逻辑起点，但是展现乡野深处女人的情感诉求，精神世界的困苦挣扎，心灵世界的扭曲、绝望却是作家在小说世界中有力的突破和尝试。陈应松以一种女性的生命感知和情感体验作为内在叙述线索，将孤独、恐惧、怀疑、忏悔等意识活动作为洞察人心奥秘、刻画微观世界的推动器，引领读者一步步接近香儿的生活世界。萨特在表述存在主义人学的观点时认为世界荒谬、人生孤独。小说中香儿与庄姐的同性之爱与其说是生存的逼压，倒不如说是两个孤独之人的相互取暖。同乡的身份、日常生活的分担与帮助一点点取代了香儿的孤独和恐惧：“一个人的屋子是冷清的，两个人的屋子是温馨的” [4] （P.12，“跟着她天不怕地不怕似的。什么都可以做。”[4] （P.21）小说将捉偷牛贼、拜祭嫂子两个情节设置成香儿被压抑情感的喷发口，香儿终于感受到这种情感生活“胜过一切，让我变得自信、知足和强大。从孱弱中走出来，是美丽健康坚定的女人” [4] （P.22），香儿再也不是与嫂子一样“一个谁也没有在意你，没觉得你存在的女人，一个匆匆生育后迅速老去的人，在锄头、镰刀、牛绳和锅铲中老去的女人。一个在土里挣扎的人。”[4] （P.12）一个乡村女性的精神蜕变实质上为作家揭示现代人“无法诉说和交流而产生的心理暗流，人在那种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 [5] 埋下了伏笔，小说结局香儿依旧是孑然一身，孤独这个现代命题似乎永远无法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