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百年前中国人留日学法热

小椰树

　李卫东:《鄂州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真正宪法性法律文献　　
　　江汉大学法制研究史专家李卫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鄂州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真正宪法性法律文献,它的颁布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过去,中国同盟会仅通过其三民主义政纲和《革命方略》勾画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笼统图案。而《鄂州约法》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它的颁布意味着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确立。
　　这部约法对动员人民摆脱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湖北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它的颁布极大地提升了武昌首义民主革命色彩和意义,也为以后其他独立各省组建政府、制定约法树立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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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法学知识的来源：法政学堂（废除科举）和法律仿造

方教授说，正是看到当代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的上述种种“贫困 ”，促使他进一步关注中国法学知识的来源和再生产。

他追溯至中国法学知识的起点——清末民初的法政教育。清末民初，中国曾掀起了为时二十多年的法学教育热，法政学堂快速扩张。最初，清政府试图把法学教育作为京师大学堂独家经营的垄断事业，尔后，迫于时势而妥协迁就，变成每个省建立一家官办法政学堂。到宣统年间，清政府放开法政教育，私人也可以申领牌照。于是，法政学堂在一年之中翻倍增长。到民国初年，法政学堂的在册学生已经到达了3 万多人，超过了其他各科学生的总和，超过了同一时期美国法学院学生的总和。从1905-1912 年，法政学堂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法政学堂的井喷式增长？方教授认为，清朝末年发生了一件初看与法学教育毫不相关，但又决定了中国法学教育初始面貌和未来走向的大事，这就是废除科举。废除科举是一件断送成千上万人前程的大事，因为进入仕途是中国读书人唯一的就业渠道。大量的读书人需要重新找到出路。于是，晚清政府创办学堂并推行“奖励出身”和“奖励游学 ”政策。入仕考试从科举变成学堂和留学。为什么是法政学堂呢？方教授认为，除了当时变法改制导致的需求外，与国学相比，法政科易学、速成，降低了谋取“出身”的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法政学堂开辟了一条比科举、比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简捷得多的、谋取出身的途径。

中国以前没有法学教育，一下子办这么多学堂，教什么？谁来教？在这个问题上，知识精英和当局的意见是惊人的一致，也是惊人的简单：学习日本，到日本去法律，请日本人来立法！日本东京的私立法政大学就是为中国人开设的，什么速成班、预科，都是按照中国人需求量体裁衣，定身量制的。中国的法政学堂当时不教中国法律，只教日本法律，而中国学生又不懂日语。于是，日本教授当堂宣讲，翻译当场翻译，学生当场记笔记——法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授，最初大致是这样的过程：（1）外国人讲授外国法；（2）中文翻译将外国人的讲话翻译成中文；（ 3）中国学生在课堂上闷头记录翻译的讲话。这是一种谬误百出、低效率的知识传授，由于受众缺乏纠正错误的能力，错误可能延续一两代人而得不到纠正。

同一时期，中国自身的法律创制也影响着法律知识的生产。方教授认为，从清末到上个世纪 40年代，中国的法律创制都是“一根筋 ”主导，这根筋就是“废除治外法权”。晚清修律是“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民国也是如此。清末第一批现代化的法律草案不是来自日本，而是直接由日本法学家执笔。从戊戍变法到新政，取法日本一直是清政府和知识界精英的共识，即使是势不两立的政治派别，取法日本也是他们的共识，维新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当时人们所持的逻辑是，日本因变法而强大，日本变法就是接受西方法律；中国要强大，也要学习西方，但学习西方成功的日本就在身边，所以，中国不必舍近而求远，凡是学习日本就可以了。一些外国法学家，如庞德，也认为中国选择效法日本和大陆法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初期，修法仍然是受废除治外法权的思路的支配。在中国法学界，对于通过修法而废除治外法权，很少有人表示异议。倒是有个别在华外国法学家指出了其中的弊端：把能否废除治外法权，作为立法的主导，谬误甚矣。

所以，无论法政学堂也好，法律仿造也好，在寻求知识来源的时候，中国人最初的目光是上下一致地投向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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