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开高考又何妨(南方周末 戴志勇)

派神

北大教授钱理群接续鲁迅、朱自清诸先生的传统，投身基础教育。历经十年，屡战屡北，终于说出了告别二字。“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的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这份沉痛或该铭刻在教育主事者心头。《狂人日记》发表94年后，我们依然要疾呼：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先要直面高考体制捆死素质教育的现实。二十多年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分省出题；春夏两次高考；三加一；有的省份十年五次高考改革……可惜，七十二变后，依旧是考分指挥学校，指挥家长，指挥社会。规定不能补课，书包不能超几斤，课后作业不能超一小时，只是说说而已。设置惟一赛道，终点悬着奥运金牌，却号召选手慢慢走，走出素质，走得优雅，这可能吗？

温家宝前些天说得很明白，现在“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学校”。是的，中国急需打一场教育领域的新解放战争。

这一点，相信凡没有被利益蒙蔽双眼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科举曾在传统帝制社会中发挥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的重大作用，最后也因趋于僵化空洞而遭废弃。以考分为核心指标，高度行政化的高考体制，也已偏离教育本意，过于工具化和功利化的取向，甚至使大学的通识教育都沦为混学分的捷径。有几个学子能摆脱应试教育惯性，借种类繁多的概论式选修课传承中西古典文明？有几个学子培养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科学的纯粹热爱，在巨变时代树人立人？

李永波说，金牌“带来的东西太大了，巨大，你能想象多大，它就有多大”。这句大实话也适用于与之同构的高考竞争体制。在这个残酷的熔炉中，再好的教育理想，也只能下坠为反教育的现实。好在，人生不是一场奥运赛，社会也不只一条赛道。三十多年不断扩展，让这场教育领域的新解放战争有了空间。

首先要清楚，教育是家长之事，教育家之事，社会之事。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各种教育提供基础服务。办教育的权利，理应全面归还社会。即使现存的高考体制难以改善，既得利益铲不掉，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茬茬冒着绿意的孩童，为了考分生机渐少。

二十多年来，作为针对应试教育这一存量的改革，“素质教育”基本失败了。但这不等于这场解放战争就失败了。存量难动，动增量，是中国改革的经验。国企改革先“放权让利”，再“承包制”，虽然劳而少功，但夹缝中的民企，却争得了强大活力。民企让中国经济领域趟出了一条大道，教育领域难道就只有华山一条路？

社会上有没有增量空间？有没有资金？有没有心怀理想的教育家？有没有对高考已不堪忍受的家长和学生？一个都不少！为何有巨大需求，有庞大资源，却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家长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须得有从集体困境中跳脱出来的勇气。如果说应试教育已形成难以撼动的利益共同体，何妨甩开高考，另起炉灶，从自己做起！

有人说：从自己做起，谈何容易，谁敢拿孩子的未来开玩笑！——难道父母们就敢把孩子推入应试教育体系，敢让其承受十二年漫长折磨？就敢以孩子自由天性为代价，去夺取一张未必能拿到的名牌大学入场券？

其实，各种真正的教育试验已在尝试之中。自编教材的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试验生命化教育的张质文，自称“国子监四门博士”的夏昆，主动组成联合会以改善小学权力结构的家长们，各地传统的私塾教育，都已开始行动。

家长们之所以屈从高考指挥棒，逼孩子学奥数，拿证书，多源于单打独斗的局限，源于有教育理想的人各自为战。将教育还给教育，将好奇心还给孩子，聚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教育场域，因此付诸阙如。幸好，在信息社会，这困境没那么难突破。关心孩子内在生命的家长们，很容易就能建起全国性的平台，与各地教育家们联合起来，依照感性、德性、知性的生发节奏，组团自办教育，探索百年立人之道。

天性充分觉醒，个性充分张扬，才华充分发掘的孩子，必然会博览古今中外，努力上下求索，出国读书也好，考上北大清华甚至旁听四年也好，还用担心他们不成才吗？这样的孩子，将来多半不会止于谋得一份安稳的工作，而是会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运用强大的思考力和实践力，引领这个正处于巨变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