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卫国之战爱国主义精神内容的大升华

七秩龄童

                      武汉卫国之战
              爱国主义精神内容的大升华
          1972年5月，时年83岁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以“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与日本获得世界各国30个以上荣誉称号的、44岁的日本青年思想家兼宗教诸士的池田大作坦诚相对，进行了一次“忘年交”谈。对话的内容记录在文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文中。2005年是汤因比1975年逝世后的三十周年。也是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出版20周年之际，他又借《国际先驱导报》发表纪念文章，题名《汤因比来生愿做中国人》。
       用为政治的继续与工具，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的“战争”一词，由于人们对待战争观点的不同，可以得出诸多不同的诠释。李白所《战城南》，是面对“天宝年间，唐玄宗轻动干戈，逞威边远，而又几经失败，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宗宗严酷的事实，汇聚到诗人胸中，同他忧国悯民的情怀产生激烈的矛盾，他沉思，悲愤，内心的呼喊倾泻而出，铸成（的）名篇”（《唐诗鉴赏大辞典》）。他呼号着说：“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哲学家说：“战争就是用舌头无力时用牙齿解开政治上的结”。
       该《汤因比来生愿做中国人》一文，则引用汤因比的观点，在责备了日本“过去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与对话完全相反的暴力，对文化大恩国的贵国（中国）残暴侵略，一再蹂躏。这是永远不能原谅的野蛮行径”之后，说：战争无疑是人类集体自杀。“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 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比较了世界上21种文明，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至今幸存且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文化。称赞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因为中华文明是在广大地域的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是具有优秀资质的世界文明的精神遗产，并“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于是在池田大作“乘时”说法，问及汤因比：“如果再世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汤因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李白《战城南》诗里“将军空尔为”，用的是枯死万骨乃能成就“一位空头将军”的倒装语句。本文是战争过后七十年后才补撰的长篇“通信报导”，故也不妨用反证的方法，来说清楚武汉卫国战争对于中华文明与爱国主义、个人与祖国，在比较全面地规定了个人对祖国的义务和责任，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来将武汉卫男之战进行一次价值定位。
      武汉卫国之战是中华爱国主义历史传统一脉传承基础上的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很早就屡遭受战争的苦难，有过短暂的历史分裂时期。但是，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分裂的时间。而且，各民族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华文明。如此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用历史的眼光先来看一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轨迹。封建设社会意识发展到顶端的文天祥《正气歌》，其存忠义、有骨气，举垂丹青，浩气干天的历史人物有十二例：南史氏，董狐，张良，苏武，严颜，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段秀实等，和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故事，在武汉卫国之战先后，面对日本“对文化大恩国的中国残暴侵略，一再蹂躏”现实，除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岳飞《满江红》等古典歌词在全中国唱的震天价响之外，对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汉使苏武、东晋初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大将祖逖，和近代抗英名将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义正气等，都给予了充份的肯定。虽然古典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在思想上受着中古时代的局限，可是他们的节操、骨气与事迹对后世的人，尤其是对投身抗日洪流的志士影响极为深刻。
      民国初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军阀混战史，亡于这段战乱的军阀就达二十一人之多。这二十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名人中，“陆军上将”徐树铮（1880-1925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成长于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和慈禧太后與光绪仓皇西逃的乱世，目睹了列强侵凌中国极贫积弱大陆将沉的悲惨。二十岁时抱着一颗报国雄心，只身一人，跋山涉水，由老家江苏萧县徑奔济南，与安徽合肥人段其瑞（1865—1936）一拍即合，成忘记年之交。辛亥革命中，为段祺瑞領銜北軍高級將領通電逼迫清帝退位，主張共和草拟电稿之人便是此公。曾赋诗自况“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藉以风流自赏，豪气干云亦是此公。以左宗棠收复新疆为榜样，主帅进兵库伦，于1919年11月一举收复外蒙的也是徐树铮。11月17日，在南京的孙中山曾回电庆贺他的大功。他还有一桩少为人知的逸事：因为他极其崇拜爱国英雄林则徐的为人，竟将“林则徐”三字颠倒为“徐则林”，以为他的姓氏名字，含后学“徐”小子以 “林” 先贤为景从“模范”的深意。
       再举一位活动时间跨度更大的杨度（1874年—1931年）。这位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奇人，幼年时醉心于“帝王之术”。流学日本时与孙中山辩论，“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又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并与孙中山相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坚持走的是“君主立宪救国道路”。归国后，拥袁世凯称帝，当“筹安会”理事长的是此公杨度；袁世凯临死，猝呼“误我”的人也是此公；黎元洪以总统名义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列为第一名的，是此公杨度；拥立帝制失败后，闭门学佛，取于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的，也是此公杨度；1929年，到了中国民族危亡之际，迎着白色恐怖，在周恩来介绍之下加入了民族先锋组织中国共产党，甘当“共匪”、为自己一生划上了圆满句号的，舍此公杨度，还有谁呢？杨度是佛在心中，此心是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代表人物啊！
      作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的薛岳（1896—1998），因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次年，国土台湾沦丧，民族危机空前。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就是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成年后，薛岳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引程思远回忆语，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2字，“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是白宗禧。与有荣“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之列，始终未将桂系指挥权缴械于“蒋委员长”，而在负长江天堑一隅，与解放军顽抗的时境下，却说出“鄙人期待与毛（泽东）先生在寒社品茶，也愿将下属70万军队交给毛先生指挥”的这位白宗禧，据其五公子白先勇回忆，其父一生只会唱《满江红》这一首歌，教其子女习唱的也只有这一首歌，并以做匡复宋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岳鹏举为学习楷模。
       以上例子，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到了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抗战初期，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真正“唤起”，而经过武汉卫国之战战火熬煎，民族据死抗争的意识上，则达到空前的洁净的水平。因为武汉卫国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兵燹之灾造成双方伤亡人员超过300万人，其惨重程度和对平民牺牲的漠视，都可以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正是因为武汉卫国之战从东北到西南，从黑龙江、黄河、长江到珠江，从国内到全世界，从以中原人民为主到全国各族人民，只有象武汉战役这等规模的震撼，才能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才能达到如此的号召力：全国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回过头来说，武汉卫国之战，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刷新了国家民族的含义。武汉卫国之战要保卫的不仅是武汉一座城市，而是保卫长江，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并以此悍卫全世界的和平秩序。因此，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参加武汉卫国之战，就是代表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热爱和平人类，共同敌人日本侵略军做殊死的决斗。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如此巨大，他们在历史词汇中以致于忘记了“侵略”，从盛唐以后，也不再居“扩张野心”。 早在明代末期，意大利的耶稣会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就向西方人介绍说：中国人，当然指的是他生前的、明代以前的中国人：“从未想过要发动战争。他们很满足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英国的罗素（1872－1970年）甚至进一步说：“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
      抗日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将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按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说法：“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抗战开始时，为了堵住日本舰只进入长江，将中国仅有的能够“出海”的小型舰只如“平海”、“宁海”、“逸仙”、“楚有”、“青天”、“邀日”、“江元”等15艘共计吨位22895吨海军舰只都陆续沉没在长江之中。从这种中国自毁海军舰只之举，虽然处于迫不得已，却也足可看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只是欲将入侵的日本军队驱逐出国门之外，并无打到日本本土消灭日本的居心。这也是自宋以降，中国再无扩张意识并认同为文化传统所使然。从历史事件看，从明人驱元之后并未认同元季所扩张的疆域，延至现代在处理中苏、中印、中越边界事件亦无不有如此良苦的用心。
      个别的例子，也出现过如“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之类的“誓言”，那只是个别人、又是从列强“老大哥”处套来的学舌之语而己。
      税警总团是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总兵力3万余人的非正规部队。在1937年10月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遭受严重伤亡。战后顾祝同将税警总团余部编为第40师，时任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以在蕴藻洪和大场两处作战身先士卒，负伤13处之身，将5千余伤病员搜罗而集中下来，按《孙氏操典》加以整训扩编，又参加了武汉卫国之战。1942年10月，当这支部队在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改编为新一军、成为一支王牌主力部队时，其所作《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军歌》，将古典爱国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果然，这支部队于1942--1944年历时两年的缅北会战中，以伤亡1.7万代价，全歼日军第18、第56师团，重创日军第53师团、第2师团、第33师团和第49师团，获得了击毙日军3.3万余人，伤日军7.5万余人，俘虏323人，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辆和汽车552辆的辉煌战果。
      第一军军歌所举：终军（约前133～前112），字子云，是一位年刚18岁时，就向汉武帝自请出使南越“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的少年英豪人物。班定远即班超(32—102年)，字仲升，更是汉明帝时效法汉武帝，请命拓边五十多國与汉朝结盟的少年英雄。如果此《歌》词中没编下半阙，当然就只有号召青年人以古人终子云、班仲升为榜样，英勇“献身报国”于危难的意思。可是在下半阙中出现了“破波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等语句，就与中华文明“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趋向背道而驰，不足取法了。这首歌文字组织得力，吟诵朗朗上口，但当时除在第一军驻外部队中教唱过之外，在国内人听来可能觉得脱离现实未之留传。笔者于国难区也并未听到过这首歌词流唱。

七秩龄童

下接《武汉卫国之战的弹药消耗、生产与补给》

江涛

期待先生继续！

燕山上人

先生请继续，教育后辈好教材，静候

苏伟峰

广济文化传承或许才刚刚开始！

任重道远！什么时候武穴大多数年轻人了解了广济二字由来，才能算是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