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康与胡风

玉猴

胡风的五封告别信

　　
　　胡风
　　1966年2月
　　不同于上述的徐冰、乔冠华，陈家康是胡风在抗战时的武汉、重庆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与自己相交甚欢的一位中共友人。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陈家康早年肄业于武汉大学，1934年冬在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担任周恩来秘书、中英文翻译等工作。重庆时期，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委员，此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科长等。1944年他曾在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1945年又以董必武秘书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负责中共中央外交工作委员会联络处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发言人等，他还是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康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和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埃及和也门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时陈家康被迫在五七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后因心脏病发作，于1970年7月7日去世。
　　陈家康除从事统战、理论工作外，还多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的夫人徐克立也是一位具有娴熟外语能力的才女，曾担任英文《中国妇女》社长兼总编辑。
　　一如乔冠华，陈家康也是中共的一位才华过人的“才子”；也一如乔冠华，陈家康在从事党的工作时，也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颇具研究的水平，如他对冯友兰等的“新理学”的批判。当时在后方的理论界，陈家康还以尊崇墨子出名，其笔名即是“归墨”，当时他还曾对乔冠华流露出希望有机会从事著述的想法。
　　在重庆时，有一次路翎拿着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送给胡风看，胡风因为自己不懂墨子哲学，就转请陈家康审阅。陈看了后马上与乔冠华一齐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遂引舒芜去见了陈、乔两人。此后，为了响应中共的整风，反对教条主义，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杨刚等都撰写了不少文章，并与胡风等形成一支“友军”，引起了舆论界极大的反响。后来舒芜回忆说：“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名单中有陈家康，就特意去重庆看了他一次。他很忙，我们还是挤时间交谈了一点情况。我介绍了与胡乔木谈话的情况，他的态度和乔冠华大不一样，当即表示出对胡乔木不以为然。胡乔木曾说像我那样的错误不是个别的，指名道姓说在陈家康的文章中就发现有类似问题。陈家康说：‘我们是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呀！想骑到我的脖子上拉屎可不行！’陈家康认为胡乔木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结果连主观也反对；提倡客观，结果提倡到客观主义。我们谈得很亲切，他请我到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然后才分手。”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方反对教条主义的人中，陈家康是个中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他也与胡风结下了浓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与陈家康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陈家康还起着中共联系人的角色，在胡风的日记中，也不时有对陈的记载，而胡风信中所说“糊涂人难有自知之明，记忆不易全消更为一大憾事”，似就是指的他和陈家康之间的往来。
　　如胡风1950年11月21日的日记：“和家康谈了一次，他劝我（一）不要得罪人，（二）多写应景文章。”“不是一般的朋友，不会说这样不一般的话。”
　　1951年12月27日，胡风写道：陈家康来闲谈，似是“海阔天空”，“但还可以看出，还是有所为而来的：一、现在，文艺所走的几条路，都死了。二、还是要照五四的路子摸。三、劝我和军师（似指领导人——笔者注）接近，介绍了他的性格和接近办法。四、劝我暂不写大论文，也可以写写文艺性的政治论文之类。五、何必不多住几天，看一看大势……”胡风又写道：“约他再作一长谈，但他不敢约，怕没有时间失了信，而且说，现在父周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是在父周桌子脚边长大的），父周顶信任的是两个乔，云云。这小鬼，机灵得很。”这里的“父周”，就是暗指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已经与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陈家康有所隔膜，“两乔”，则是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了。继之，胡风又写道：“刚才家康告诉了我许多做人‘秘诀’，我想，要用起来，我也并不是不会的。”所谓“知我、助我”，包括陈家康这种政治舞台上的“做人‘秘诀’”，胡风对此虽并不陌生，奈何秉性耿直（正如鲁迅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用”了。
　　1952年7月28日，胡风写道：“晚上，又与家康作了长谈。上次谈话的结果，归纳成了这一点：上策，静听他们批评，是错的地方检讨，不错的地方不理，也不反驳；中策，一句话不说，另外做什么工作或做研究去；下策，公开讨论，成一对立的形势。他说下策万万不可取。昨晚，他改取了劝服的口吻了，要我不消极，并且说，‘反动的唯心论’，不过是几个下面有成见的人如此想而已。显然地，上次谈话以后，他是和谁商量过的，谈话口气中也偶然露了风。还有，对我过去没有处好人事，说了很多。不用说，是一个人事问题。但谁也不肯承认是人事问题。就是如此。上次谈话中，他说，你向来批评人，现在就是要你也认一次错。也就是所谓拿下架子的问题。”
　　显然，作为挚友，陈家康对胡风仍然授以“秘诀”，即所谓上、中、下的三策，顺带又带出了好心人的看法，并且嘱其“不消极”，同时在性情和待人脾气上要有所缓和。真是“前尘如梦，对我的种种关怀和规劝，致由衷的感谢，我对你的种种打扰和辜负，请大度地原宥”，胡风最后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情不能已的感动和感伤。
　　
　　此后8月15日的胡风日记说：“昨天打电话家康，说是无时间，他一有时间就约我云。很可能，他也要去请示，因为我和他说话随便些，而且，他对这事也很关心。如约去玩，这次谈话当特别谨慎。我也要通过他透露一些东西出去的。”再后10月30日：“他透露了不应随便认错，也透露了以后慢慢谈也好的。情形如此，看得出来是冷静一些了。但也很难说，看这些时的发展如何。”这些文字都说明在胡风事件之中，陈家康不是若有若无的，但在那种氛围下，他能起的作用，也只能是“受命”的传达者而已。
　　在后来胡风漫长刑期的日子里，胡风一直想念着陈家康。在狱中，胡风写了许多旧体诗，其中不乏是怀人之作，在《记往事——九》中，胡风写的标题是“抗战中期。并借以沉痛地追悼用党性精神教育过引导我的陈家康同志”。诗云：
　　羞闻盗世营三窟，誓为匡时执一端；
　　是是非非邀智者，蝇营狗苟斥昏官；
　　昂头午夜豺狼叫，跣足隆冬水土寒；
　　偶摘长虹悬户壁，遥瞻北斗倚栏干。
　　胡风后来批注道：此诗的第一联上句指的是“看风使舵的中间人越来越多了”；第二联上句则是指“国民党破坏统战越来越顽固，共产党不得不进一步采取通过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了”，下句则是指“国民党的一般政治情况”；第四联的上句是指“在被逼得几乎不能工作的处境下，我也不得不对自己的工作做点小结”，而下句是指“虽然过去的工作也有一点收获，但都是仰仗党的政治领导(北斗)取得的。陈家康同志就是在周副主席的授意下长期引导了我的一个。”
　　胡风出狱后，陈家康早已不在人间，胡风沉痛地写道：“陈家康毫无消息，（我）常常怀念他。……20多年来，我就是靠吮吸生平中助我惠我者的精神奶浆而苟活了过来的。……他是我多年来最担心的关系人之一，但一直无消息。如果他也因我而受祸，对党的事业说来，那我造的孽就太大了。当我精神变态的那两年间，梦里以至白天都常常出现形象，听到声音，说他因我受了奇冤惨祸。加上其他的精神变态，我差不多日夜都陷在疯狂状态里面。后来中央来人调查，乔冠华堕落到了投靠‘四人帮’、反对总理的那种可耻地步。对家康我的看法相反。也许他受到了‘四人帮’的谋害，那和我的友谊就可能是口实之一。但愿不致如此，也许他在为党做不出面的重要工作(他是不以权、位、名为念的人)。如果如此，你又能和他见面，他也想了解我的情况，就把这信和诗稿给他看看。”

玉猴

致徐克立〔1〕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徐克立同志：

　　送上海绵垫〔2〕一个，这是对已死去的两位同志〔3〕的纪念，他们又是你和我的亲人，有双重意义的！请你收下吧。专此。

　　紧紧地握手。

　　
小 超

　　一九八○·五·二十八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徐克立，一九一八年生，天津市人。陈家康夫人。时任《中国妇女》（英文版）总编辑。

　　〔2〕海绵垫，指周恩来生前用过的海绵椅子座垫。

　　〔3〕两位同志，指周恩来和陈家康。抗日战争时期，陈家康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任外事组副组长。平时他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住宿。因战争年代条件艰苦，陈家康以滕椅代床，几本书籍代做枕头，邓颖超关切地将周恩来的枕头拿来给陈家康使用。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康从事外事工作，经常出国，他特地从国外购买了一对松软的人造海绵枕头和四副海绵座垫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将周恩来遗物海绵垫送还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留作纪念。

　　《邓颖超书信选集》

玉猴

致徐克立〔1〕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三日）

亲爱的徐克立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及对家康〔2〕同志的悼词，知道家康同志得以平反，你几个孩子都正在各方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我深感欣慰。

　　现将修指甲工具一套（其中我留了一个小锉作纪念）送上。因为，该物系一九四五年家康同志随董老〔3〕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返回时，路经法国，他特买了此物送给我。经过战争纷飞的年月，又经过建国以来的曲折变化，此物仍保留在我处。为了你们全家纪念家康同志，同时又加我的革命友谊，请你保存留念。

　　我的身体，仍未完全恢复，在病休中，特口述此信，由赵伟同志记录给你，你近来身体怎样？望你保重！专此

　　致以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徐克立，一九一八年生，天津人。全国妇联离休干部。

　　〔2〕家康，即陈家康（一九一三——一九七○），湖北广济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一九四六年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局发言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司长、副部长等。“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残酷迫害，一九七○年病逝。

　　〔3〕董老，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四五年四月代表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邓颖超书信选集》　

玉猴

图三：1958年7月，布拉格使节会议留影。坐者：左一许文益、左二王进、左三周秋野、左四陈家康、左五刘英、左七徐以新；立者：左一柯柏年、左二王炳南、左三冯铉、左七宦乡、左八张闻天、左九谢黎、左十一李汇川、左十二刘晓、左十三何方、左十四朱其文、左十五邵天任、左十七韩念龙、左十九施谷、左二十一陈国泰、左二十二于鸿翔。
中央外事组部分成员合影（1947年，山西临县三交镇？）左起：徐永煐  王炳南  王知还  王朝臣  章文晋  陈家康  吴青  王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