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不是家，官员不是家奴（天涯 赵光勇）
民间传说的“一个巴掌引发的血案”在王立军庭审时被证实。看来真应了那句老话：“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打巴掌这种事情，更多地是发生在电影电视里，发生在主子和奴才之间。家里嘛，也是一个巴掌发生概率比较大的地方。其实，主奴关系也是家庭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打巴掌这种事情，除非仇敌之间，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管教方式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在上级和下属之间的一个巴掌，竟然成了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事件的诱因之一！看似随意的一个巴掌，同时也暴露出了当前某些官员的认知理念以及某种官场生态。
这种认知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官场生态，是典型的专制流毒，是将国家看做私产，看做自己家。有人说，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是谁？是吕不韦，他通过对人的经营取得了天下。刘邦小时游手好闲，他爸常训他，要他向两个哥哥学习，也去置点家产。等到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大宴宾客，在酒席上跟刘太公说，爸你以前老说我不会置家业，你看我今天置下了多大的家业！在专制时代，天下就是皇家的私产，百姓只是地上的附着物，说得好听点是“子民”，士人们忙忙碌碌，是为君王分忧，是“了却君王天下事”！朱棣当年对方孝孺说，这是我家私事，与你何干？算是说得很明白了。是呀，叔叔做皇帝还是侄子做皇帝，都是他们老朱家的事，一个臣“子”捣什么乱！
无论是“以家建国”还是“化家为国”，都假设了家庭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回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推进。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君主是君父，官员是臣子；地方官是父母官，老百姓是子民，或者干脆就是长在皇帝农场里的草，当然还可以是羊群，由“州牧”们来放牧。于是，我们会发现，“臣罪当诛，谢主圣恩”，“奴才站惯了”，“以孝治天下”，国家伦理完全复制家庭伦理。于是，我们会发现，对自己家人苛刻，对外人友好，这种面子文化最先是乡村里的行为习惯，后来竟成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治国理念。我们会继续发现，当有人说“人权大于主权”的时候，马上有人站起来说：一个家庭，怎么管教小孩是自己的事，无人不要干涉！难道政府真的是父母、民众是小孩吗？就算是这样，父母将小孩往死里打，邻居看见了，能不管吗？当然，这样可笑的发现还有很多。
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自然的逻辑就是国家是放大了的家庭，于是家庭的规则随之也就成为国家的伦理规范。然而西方观念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其《政治学》一书中，区分了“家政学”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家政学”即是管理家庭财产的学问，包括处理家庭成员关系，主奴关系，当然，奴隶也属于家庭成员。他说，家庭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各种自然需求，奴隶的存在是为主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适合于家庭的只能是“主奴之治”。而城邦呢，在正常的政体下，统治者的存在或作用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城邦治理就是与“主奴之治”完全不同的“自由人统治”。
家庭的功能是满足自然需求，国家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的互惠生存”。在一个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权力是自然形成的，父母管教子女是为了子女的利益，平等、自由在这里是异类。而在一个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又是如何呢？统治者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进行统治吗？作为自由人的群体，自由、平等得到捍卫了吗？
英文中的“共和国”是“共同的事业”，或者是“共同的财富”（commonwealth)，和一家一姓的王朝截然不同，不是什么人、什么群体的私产。
国不是家，自然官员不是家奴。然而，专制流毒影响深远，在无数个小暴君面前，下级官员就是“家奴”，是要和我“保持一致”、站好队的。而在大暴君面前，这些小暴君就是“家奴”，这还像个现代国家吗？倒像极了欧洲封建时代的封主与附庸的关系。习近平曾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过“家奴”，警惕官员家奴化。他担心一些年轻干部从学校到机关，没有社会经验，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潜力股”加以投资，最后，变成了某些老板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工具，甚至沦为某些不法之徒豢养的“家奴”，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拱手相送。他担忧的是官员成为老板和不法之徒的“家奴”，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警惕下级官员成为上级官员的“家奴”！
从辛亥算起，共和百年多了；从1949年算起，共和63年了。我们的某些官员还将国家当做私产，将下级视为“奴才”。按照这种思维，民众又算什么呢？在满清，汉人官员在皇帝面前，连喊“奴才”的资格都没有,民众自然如草芥了。
| 
楼主: 派神
发表于 2012-9-22 19:37:32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