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人“变法图强”的努力

七秩龄童

           清末民初国人“变法图强”的努力
                              （论文）
                                         七秩龄童   

      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针对英帝国“经院哲学”统治下，不重视科学研究，而注重研究神学，用繁琐的方法来证明宗教教条的现实，于其所著《沉思录》留下一句“知识即力量”名言，其志在号召人们必须掌握科学知识，以鼓励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与弗兰西思•培根小一岁的有一位谥号获“文定公”，名叫徐光启(1562-1633)的中国上海人，从互为师友的意大利人利码窦（1552—1610）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尽得其术之际，借主持修订明代历法《大统历》机会，率先提出“镕西人之巧算，入我《大统》之型模”的响亮口号，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先河。因此，徐光启是中国力行“洋为中用”第一人，获得了“中国近代科学先驱者”誉称。
      我们的邻邦日本，到了19世纪中叶，还处在江户幕府统治末期。此时日本面临的是：内患于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统治日益不满，幕府的腐败与天灾导致农民与市民的暴动不断；外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日本国门之时。内忧外患引发了1868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日本从此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日本实施明治维新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出了力主“变法自强”的先驱思想家王 韬（1828-1897）。1847年，他19岁时就职上海“墨海书馆”，见识了英国活字版印刷术。1850年他22岁时翻译出版的“代表译本”《圣经》，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1862年，为太平天国将领出谋事暴光，遭李鸿章通缉亡命香港，因此获得“长毛状元”谑称。1867年出游西欧，流寓英国，受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特邀登台演讲，大谈中英通商史和孔子人道学说，将中西不同源出的思想观念，以“此心同此理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链接起来。因此得到听众学子们的“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值得一书的是：他是在牛津大学演讲的第一位中国学人。1870年王韬43岁，回香港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他主持的《循环日报》，并定期发表针对时局的政论，首开“文人论政”先河。因此，林语堂称他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友人邀请赴日本考察四个月，结识日本维新人物，写成《扶桑游记》。至此时，王韬以其在英国、日本的名望和他的变法维新政论的影响，使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希望清政府召罗为用。1887年，清政府解除通缉令的3年后，60虚岁的王韬应邀主掌上海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传播和研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并化敌为友，邀来昔日曾下令通缉于他的宿敌李鸿章成为格致书院的出题考官。1893年，孙中山前来拜会，王韬寄希望于新一代年轻人身上，亲笔为孙中山修改了《上李鸿章书》。1895年，王韬68岁，被推举为《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征文评委会主任，给投稿的康有为评了一个末等奖。1897年秋，王韬虽其原配夫人没的子嗣，却坚守其一夫一妻主张，为中国改良派思想家的道德追求划上了圆满句号后，作为一位中国变法维新的先知者，完成了他追求中国富强之梦接力一棒的任务，在上海寓所阖然长逝，享寿70岁。
      王韬只是一位一生未进官场的“草根”思想家，在正史上似无地位。上面繁文重述，是因为说王韬变法，必略知王韬其人。1875年王韬发表著名文章《变法自强》三章，是他一生的重头戏，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18年。王韬1970年从国外考察归来后，即向中国人介绍英国“君民共主”政体，鼓吹实业强国，并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在检讨中国落后西方将近百年的弱势下，引用《易经》“穷则变，变则通”，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并举出中国何尝未变的历史事例为证。在肯定“变则通”的基础上，以欧洲强国为榜样，主张在中国改革科举，变法强兵，改革教育，重视科学，发展实业，并主张废除官场积习繁文缛节，突破朱程理学盛行以来形成的轻视实用科技的思想禁锢。这些观点，无疑使国人先知者睁开了睡眼。王韬逝世后两年，1898年6月11日清政府诏定国是、决定实行戊戌维新变法。因此可以肯定，是王韬的政论对时代社会所起振聋发聩的思想作用，明白无误地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先驱地位。
      拙见以为，如果中国的维新变法从1898年清政府诏定国是算起，接着慈禧主导新政，1911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帝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1年五四青年运动，1926年国民政府兴军北伐，1937年全民抗日战争，1946年国共三年内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是对1840年英国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从此陷入深重的危机的总清算。因此，如果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的变法维新，从1898年至1949年，共经历了52个春秋。因为戊戌年初变法的103天，以慈禧政变、六君子遭害为变法第一高潮时期则是；以为是中国变法的终结，则难以解释慈禧所主导的新政变法措施，更难以解释1900年八国联军对慈禧实施变法新政的扼杀。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在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飞跃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面前，在农耕经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大趋势前，中国却躲在自己的天朝上国梦里，实行闭关锁国”，使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一切落后于人，才挨打受欺。对于此论，必须结合历史，作实事求是的辨证分析。须知19世纪是个匪徒横行，强盗林立的时代  。当众多强盗进入中国巧取豪夺之时，就曾经喊出过要求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口号，并同时责怪我中国不该“闭关锁国”拒强盗于国门之外呀。因此，即或是作学术探索讨，此论也只能代表外国人看来的立场，或者是吾侪中国部份人的无知学舌而己。果然如此吗？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也实施过200多年的“闭关锁国”，以此为政策。日本的“闭关锁国”是针对西方的，与以平等待日本的中国间却仍然保持友邦交往。日本只有如此，才保证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因为，如果没有从17世纪开始针对西方的“闭关锁国”，日本很可能沦为像东南亚和印度一样彻底的殖民地。再以新中国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中国也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国门被一些外国反锁着呢。不如此，也难于保证刚成立的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日本为何在“闭关锁国”200多年后，突然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呢？正好就是日本人看到了中国鸦片战争悲惨结局。庞大的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对于日本来说有着巨大的震撼作用，使日本意识到，连中国政府都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自己如果不奋发图强求改变，那就更加不是外国列强的对手。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由此开始。日本明治维新能够顺利开展的原因，也主要不是日本强大到使列强不敌，更不是变法在日本内部没有阻力，而是因为自从鸦片战争野蛮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最为富裕的中国，没有顾及日本的精力和必要。日本是小国，而且资源贫乏，在强盗们看来，日本只是一支食之乏味的鸡肋，才被轻易放过。变相地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钻了中国门户被强盗们打开了的空子。值得记取的教训是：日本明治维新变法自强，选择的时机恰恰发生在那个匪徒横行，强盗林立的丑陋环境，最终使得具有岛国偏颇意识的日本民族性情大变，短短几十年间，变成了穷凶极恶的强盗之国。它变法强大了之后，为了自己的狭隘利益，错误估计世界形势，又肆无忌惮地践踏其他国家和民族。日本至今仍如此，岂止悲哉！
      检讨那维持了103天的清廷后党与帝党“变法”失败的原因，将戊戌变法或政变作为一单独的历史事件并就事论事而言，自然可以举出十条八条理由来评议。以比较与日本明治维新异同的方法进行检讨，也可以罗列胪陈出若干条来。但那千条万条，无不都归总于一句话：咸以为是光绪皇帝迫不及待，无权无奈，敌不过后党保守力量强大。拙见以为，到了清季末期，无论帝党后党，皆素餐致寇之人，面临列强咸无强大可言；中国政府任何一项影响外国利益的政治举措，皆因力小任重，都必有折足覆餗之凶。慈禧重新“训政”两年后，“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便是清朝政府企图摆脱外国瓜分中国愿望遭到的一次大镇压。光绪和慈禧死后三年，封建帝制的彻底崩溃，也是清廷帝制寿终的必然性结果。1912年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陷入极端无序与混乱；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初步实现的大陆的“统一”，但由于其内部派系林立，国家依旧支离破碎；而后蒋介石以“统一军政”、“实施训政”为名力图通过远交近攻、政治打击、经济瓦解、情感效忠与军事进攻等策略削弱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政治实力派，方法手段用尽，但直至其兵败大陆时仍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无不有列强政府插手其间的影子，致动辄功败于垂成。中国本来有一强大的力量，便是四万万老百姓的民心。孙中山说 ：“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语中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蒋介石失去大陆败退台湾的“反思”也提到：“我们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是我们自己打倒自己！”他总结失败原因有：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等。倒不如1949年8月5日，美国《白皮书》来得直爽痛快：国民党的惨败，是因为“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受日本明治维新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启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所以挨打。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戊戌变法时期，《天演论》译者严复（1845-1921）提出《救亡决论》，首先主张普及国民教育，向“科举取士”制度开火：“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主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莫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1905年1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广泛发展。清政府采纳了废止科举的建议，以“癸卯学制”正式全面取代科举制，将严重阻碍了民族教育事业发达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请下了神坛。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 1903年一位署名“云窝”的作者在《江苏》第三期发表《教育通论》说：“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这也是先知者们对于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一次成功。迨及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20～30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教育救国论者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质，并为此而奋斗，为人们提出了一大新的命题：握有知识的人就是获得了福运，掌握进步和文明命脉的人，青年则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自公元1904年 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将发展全民教育学制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段七级以来，止于抗战前的1937年，中国一共有108所各类高校。这是“变法救国”三十多年度取得的最大成就，比王韬所主张的“改良科举”要彻底得多。此事实也证明：戊戌变法帝党失败，并不意味清季末年就中断了中国变法图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