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早期的军事生涯

玉猴

柯庆施早期的军事生涯

汪太戈

徽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名人荟萃，而在近代的徽州名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应该是一位重量级人物。

柯庆施是歙县南乡竹溪村（俗称水竹坑）人，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14岁离开家乡，到位于休宁万安镇的省立二师求学；17岁时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以“思想误谬”勒令退学；18岁时经陈独秀举荐，在上海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岁时赴苏联学习，曾见过列宁。

21岁时，在安庆市万安局一号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

25岁时，担任第一任安徽省委（临委）书记。

29岁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他有着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在血雨腥风中同反动派斗智斗勇，从敌人牢狱中解救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介绍和组织了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赴延安，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持他的亲笔介绍信到延安，并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英文初版为《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的中译本名《西行漫记》）。

他有着敢于负责、勇于开拓创新的城市管理工作经验。1947年，他担任了我军在华北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市长，并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上创造了被刘少奇誉为新中国的楷模的石家庄经验。全国解放后，他又相继担任了南京、上海这两个大都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特别是在上海的十年，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市工业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30.77亿元，在极其困难和没有外援资金投入的条件下实现了“翻一番”。

他有着丰富的党建工作经验，在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涯中，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用革命的理论指导实践，又从活生生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达到认识上的升华，他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华东工业会议上提出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四句话，成为激励广大干部奋发有为的座右铭。

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柯庆施的军事生涯，他在兵运工作和军队建设上作出的贡献。由于年代久远，这方面资料留存不多，现在就让我们从仅存的一些资料中，探求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吧：

一、早期的兵运和农运活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于一九二四年由林伯渠介绍参加国民党，并由中共中央派至安徽工作，担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柯利用合法身法，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负责工作的聂荣臻配合默契，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武装斗争，同时争取到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支持，一方面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一方面加紧培训革命干部和武装力量。

9月24日，柯庆施等在太湖成功地策动了桂系陈雷部队的起义，随即在太湖成立了安徽省宣慰使署，号召太湖青年参加北伐，发动安徽人民奋起响应北伐。安徽督军陈调元出兵太湖, 安徽省宣慰使常乐恒部奋起激战，毙敌80余人。因众寡悬殊，柯庆施、常乐恒等率部转移到湖北黄梅县独山镇。

   同时，10月份，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在武昌开办了培训安徽党务干部的干部学校，柯庆施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校的工作由中共党员柯庆施等三人负责。朱德、董必武、邓演达、柏文蔚、李立三、恽代英、施存统、彭湃、瞿秋白、徐谦等都为干部学校百余名安徽学生作过报告或讲课，这所学校为安徽省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柯庆施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 “ 学校在名义上是国民党省党部办的干部学校，但中共的同志占十分之八，教员都是我们的同志。当时还在安徽、湖北边境组织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武装部队，我们占驻过宿松与太湖。我在汉口一直住到汪精卫、唐生智叛变，武汉政府垮台。”

   1927年1月8日，北伐军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文蔚(1876一1947年)担任军长，设军于武穴，并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太湖的起义武装被编为三十三军的补充团，柯庆施等率部赴武汉与军长柏文蔚汇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在柏文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合作默契，三十三军在安徽六安地区驻扎期间，中共在六安成立了六安特区委员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量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柯庆施同北伐军二军四师政治部主任李六如等到太湖，于4月18日，在太湖大河滩召开有北伐军战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参加的5000人反蒋大会。李六如在大会上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青年的罪行，指出革命从此要向左转。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夜，柯庆施、周新民等人在太湖赵旭东家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员甘浚元、叶仁山、严继武和国民党左派戴天、何振元、赵旭东等，柯庆施向大家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指出革命要向左转，不能靠右派。会议研究了太湖县今后斗争的任务和策略。柯庆施离开太湖后又到宿松与北伐军二军六师党代表肖劲光会合，在宿松县天主堂院内召开了千人讨蒋大会，会上六师师长戴岳和肖劲光先后作了报告。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五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设在武汉，后迁至芜湖），任命柯庆施为书记，王坦甫、李宜春、王心臬、周范文、王步文为委员。5月下旬,柯庆施在汉口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主持召开了中共安徽省临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努力恢复各地被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省临委委员作了分工，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三人组成常委，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王心臬负责宣传。在省临委的领导下，安徽省恢复了中共芜湖县委、中共宿县临时县委、中共寿县临时县委、中共六安临时县委、中共泗县特支、霍邱特支、庐江特支、安庆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支、凤阳特支、无为特支，另在凤台、和县、宣城、郎溪设立了党的通讯处，在柏文蔚的三十三军内派有秘密党员。

  柯庆施于1940年在《自传》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安徽党组织经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各地组织大多无形瓦解，很多同志流亡在外。当时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恢复与建立各地党的组织。我们经过多半年的时间，逐渐把安庆、芜湖、南陵、宣城、广德、旌德、寿县、六安、合肥、巢湖、庐江、桐城、宿县的组织恢复与建立起来，而以六安、合肥、寿县、广德的工作为基础，余区有我们同志三两人而已。”

    9月6日，中共安徽省临委制定了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纲要》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民运5个部分。其中农运部分要求：加强宿县、旌德、寿县、芜湖、潜山、六安等十几个县的农运领导，组织农民协会，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引导农民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

    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安徽省临委属长江局领导。

    10月25日，根据中共长江局三个月工作纲要指示的精神，安徽省临委先后召开22次、23次常委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确立以六安为中心的霍山、英山、霍邱、寿县等5县为第一暴动区域，在六安夺取300枝枪，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大暴动；第二、变更组织指导系统，成立中共皖中特别委员会，指导六安、英山、霍邱、寿县第一暴动区的党务和暴动；中共怀宁县委指导桐城、庐江、潜山3县工作；中共存县县委指导凤台、合肥、霍邱3县工作；中共宿县县委指导泗县、凤阳、蚌埠、怀远4县工作。

    10月28日，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长江局10月24日来信精神，召开第24次常委会，决定利用军阀在皖沿江地区火拼的时机，在怀宁、潜山、桐城等地发动零星暴动，特别应派人员去潜山担任暴动队长，第一暴动区应和潜山暴动相呼应。

12月7日，潜山特支根据省临委指示精神，发动了梅城暴动，千余名农民攻打潜山县城梅城镇，因国民党政府事先已有准备，攻城不下，暴动失利。

12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巡视员尹宽12月6日的报告称安徽工作严重右倾，正式通知中共安徽省临委解散。

   1927年底柯庆施回到上海，与一些安徽的同志住在浙江路的寿阳公旅馆。当时与柯同住于此的还有蔡申熙、许继慎、熊受宣、王逸常等人，他们闲遐时看看书，一起打打牌，但更多的是交流和讨论对时局、对革命、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意见。

    蔡申熙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1931年7月任工农红军十五军军长(后编入红四方面军),这支军队是1930年7月红八军在撤离鄂东南根据地时留下的两个营扩编而成的,柯庆施曾指挥过这两个营。1932年10月9日,蔡申熙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牺牲，年仅26岁。

    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 1923年冬,在安庆由柯庆施发展为中共党员。曾任红一军军长，整编后先后任红四军十一师、十二师师长。1931年8月在鄂豫皖苏区被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杀害了，年仅30岁。

二、红八军政治部主任

    1929年12月初,党中央派柯庆施前往湖北省通山县的黄沙镇,到红五纵队工作.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冶部主任、秘书长。

    红五纵队这支部队是从井冈山下来的。1929年8月，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命令红五军五纵队从井冈山地区向北挺进,在鄂东南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时任红五纵队政委的何长工同志后来回忆: “1929年12月初，中央派柯庆施同志由上海赶来，交给我们一项紧急任务，叫我们拦江截取四川军阀杨森的两艘载运军火的轮船。当晚纵队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遣第一支队全部化装为渔民，以急行军赶到韦源湖通长江的韦源湖口截击敌船，并连夜通知阳新、大冶两县县委紧急动员韦源湖一带的渔民，集中三百条小渔船。”但是，当红军部队赶到湖口时，狡猾的敌船巳先我而行了。

    其实，中央派柯庆施到红五纵队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策动和接应程子华的大冶兵暴。

《大冶革命斗争大事记》中这样记载：“10月初，国民党命令独立十五旅开赴大冶、阳新两县进攻红军，中共中央军委得知消息后从上海派石仲伟、何乃康（柯庆施）、邓乾元到武汉与在敌十五旅任排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华取得联系，决定在大冶实行兵暴。”

    1929年12月初，红五纵队将部队开到韦源湖东岸的兴隆铺、曹家大院一带。

    柯庆施等与大冶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后，立即在曹家堍村曹玉阶家举行扩大联席会议，决定立即与程子华同志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攻取大冶城，消灭敌十五旅。会议制定出一整套机智灵活周密的作战方案，决定于第三天的黄昏将部队开到韦源湖边开始行动。

    位于韦源湖畔的大冶县城，三面环水，红五纵队派兵四千，分乘三百余条渔船，在深夜11时悄悄登陆湖的西岸。先遣部队早巳潜伏在必经之地的横堤大桥附近，以截断敌军的退路。程子华同志在接到红五纵队的行动指示后，已在前夜组织同连队的共产党员将连里的反动军官干掉，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把参加兵暴的士兵们带出城外隐蔽起来，等待红军的接应。天亮时分，我军派出一个排佯攻大冶城，敌军仗着兵强势众，出城追击佯攻部队，正好落入红军的伏击圈。一时间，四边山上埋伏的红军战士枪炮齐发，军号声、呐喊声震天动地。敌军对红军的神奇战术防不胜防，被红军一举攻下大冶城，俘虏一千多人，缴获九百多条枪。

玉猴

    这次兵暴目标明确，行动神速，牺牲少，胜利大，被中央军委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红五纵队决定把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兵编成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这是红五纵队第一次吸收一千多名战俘来扩编军队，总兵力增加到六千余人。

    兵强马壮的红五纵队在鄂东南开始了频繁的军事行动。1930年春节前后这段时间，红军部队在长江北岸、粤汉路沿线发动袭击，歼灭反动民团十几个,不仅重创当地的反动武装，还缴获了四百多条枪，筹得光洋三万多元。红五纵队把这些战利品全部交给中共湘赣省委，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事业。

    1930年3月18日，红五纵队对军阀夏斗寅驻在咸宁城的两个团发动突然袭击，大获全胜。这一天正好是巴黎公社成立纪念日，也是段祺瑞等卖国军阀在北京惨杀爱国学生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悲壮的时刻，红五纵队又一次打击了贺胜桥、官埠桥、马桥、汀泗桥等地的反动民团，破袭了粤汉线上几十里的铁路，致使敌人中断交通运输十多天。红军在所到之处张贴革命标语和宣传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使湖北、湖南的反动派惊恐万分。

    1930年4月，红五纵队在作短期休整后出发攻打阳新和瑞昌，由于守敌兵力强大，使红军行动受阻。那一次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红军略有损失，程子华中弹负伤。当时，柯庆施与程子华同在前线并肩指挥。后来他曾回忆道:“幸亏子华当时用手护在胸前，手背被子弹击残，否则是有生命危险。如果这颗子弹打的稍偏一点，被击中的人就是我。”

    1930年5月,彭德怀从井冈山率红四纵队来到鄂东南,红五纵队南下相迎,在修水城歼敌一个团之后与红四纵队会合。

1930年6月16日，中国工农工军第五军在湖北大冶县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宣布，经党中央决定，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柯庆施任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委员。

为了扩大根据地，红八军主力移师湘鄂边境（岳州、平江等地）一带。因柯庆施当时正患严重疟疾，组织上决定他留在阳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黄梅、广济、瑞昌的地方武装及后方留守部队，坚持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

柯庆施稍休息几天，即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合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动了驻武穴川军某部和广济保安队的兵暴，从川军中拉出两连人，从广济保安队中拉出一连人。

    鄂东南的人民在红军接连打胜仗鼓舞下,纷纷加入了这支受到群众拥护的红军队伍。同时根据上级决定，以这支军队为基础，组建红十五军。

    柯庆施1940年在《自传》中回顾这段历史写道：“夏季，……向湘鄂边境（岳州、平江等地）行动，因我正患厉害之疟疾，决定我留在阳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黄梅、广济、瑞昌及后方留守部队，成立红军第十五军。我稍休息数日后，即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理当地之地方武装，并会同当时长江局军委（刘伯承同志负责）派来的同志，组织住在武穴之川军某某某部的兵暴工作，结果先后从四川军队中拉出两连人，广济保安队一连人，联合广济、黄梅之一部地方武装，及阳新后方所编成之两连，共约近六、七百人，枪半数，成立起红十五军。……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于是将十五军交某某某同志，……我则随派来之交通返抵汉口。”

   年底，柯庆施到中共长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汉线（河南许昌）组织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以组建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军，因时局变动未成，调回上海工作。

  1931年初，柯庆施到上海。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933年初, 日本帝国主义继霸占了我国东北全境后，又侵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地区，5月进占察哈尔的多伦和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华北形势非常危急，而蒋介石军队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忍无可忍，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曾任西北军总司令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于1932年10月离开隐居的泰山来到张家口，与爱国将士们和各界爱国人士一道,策划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即在此时，中共中央派柯庆施到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并赴张家口帮助冯玉祥将军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翻开冯玉祥将军1933年的日记，因迫于当时的情势一些事不便明说详陈，但从日记中仍可看出柯庆施帮助冯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点滴工作情况:

    1933年2月11日: “午后在野外走走,与革命的朋友谈话。”

    1933年2月12日: “在野外与张 x x同志谈话约一小时。”

    1933年2月21日: “同张先生三人谈了两点钟如何能真抗日的事。”

    1933年5月2日: “夜,我同张谈二事” ，“如下层之帮助,如政见之商量,如款项之帮助，……彼此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1933年5月6日: “设计的事今日成了。十点他们已经开始商议，真是有许多道理。”

    据史学工作者提供: 柯庆施在张家口工作时曾化名 “张”姓。

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女士2000年1月9日在北京回忆此事时说:“我父亲跟我讲过柯老去张家口和他一道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事情，我们是随父亲一起从泰山到张家口的。”

曾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教导团副班长的曹志真同志2000年1月6日在北京回忆时说:“1932年,我在济南听说北平、天津的中共党组织在组织抗日的武装队伍，当时中共山东省委是万里主持工作。我为了参加抗日武装队伍，来到北平，西单有个士兵委员会。在北平我参加过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领导下的士兵运动训练班,组织士兵哗变起来抗日。柯庆施同志是前委书记，柯老给我们上过课，上课的秘密地点在中国大学，法学院、师范学院组织的。记得从北平到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前委组织了北平、天津、山东等地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上百人，由柯庆施亲率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以及冯玉祥、方振武等联络在察哈尔等地要求抗日的部队，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为了工作方便，冯玉祥将军也为柯庆施安排了高级军职。江苏文史研究馆馆员胡锡畴先生1965年在悼念柯庆施的信中说，当时“冯玉祥亦给高级虚衔以维护柯老的地下工作。寄迹张家口，诸须商洽，昕夕过从。”凑巧的是，这些人中除吉鸿昌是河南人外，冯玉祥、方振武和柯庆施都是安徽人，冯玉祥祖籍在巢县，方振武是寿县人，据说香港回归后第一任特区政府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就是他的孙女，柯庆施则是徽州歙县人。

    抗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自身更是一马当先，奔赴抗日最前线。 6月21日,吉鸿昌率领军队出征察北、察东， 前委书记柯庆施随同出征,与抗日同盟军一起行动。党的十多名宣传队员一路上张贴标语,做抗日的宣传工作,鼓舞斗志。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打仗。6月22日,抗日同盟军收复距张家口一百多公里的康保。 7月1日,部队与增援宝昌、沽源的敌伪军激战，一举收复宝昌、沽源两地。

   7月7日，部队开始了攻克多伦的浴血之战。在多伦城外围西仓，日军为了阻挡抗日同盟军的进攻，派出三架飞机进行扫射轰炸。7月11日,在敌机轮番地狂轰滥炸之后,城里的伪军冲出来与抗日同盟军激战。7月12日凌晨,抗日同盟军发起总攻.勇将吉鸿昌亲自上阵,赤膊挥大刀,拼死冲进多伦城，带领敢死队与敌军展开面对面的肉搏,拼杀三个多小时,终于将拥有飞机、重炮的日军赶出多伦城。

    7月14日,中共河北省前线委员会在多伦山西会馆为抗日同盟军召开了有各界群众参加的庆功大会。多伦等地被收复，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东北地区的一些抗日义勇军组织纷纷派人到张家口，找冯玉祥将军联系团结抗日，兴师收复热河，继而克复东三省。张家口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大本营。

   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爱国将士和中共党员浴血奋战在抗日前线之时,蒋介石政府却在加紧打内战，先后调动150多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对中国工农红军发起第四、五次围剿。同时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威逼冯将军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

曹志真同志2000年1月6日在北京回忆时说:“抗日同盟军当时很困雄,缺少武器弹药。当官的有支盒子炮,连长才能有一支,排长都没有。士兵们装备的都是‘湖北造’,也叫‘湖北条’，这是一种长枪，开枪时要推一下、拉一下、打一下,只有五发子弹。军队里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月才二元多钱的伙食费，吃的是灰色的莜麦面,吃倒还好吃，就是吃进胃里不容易消化，拉肚子。我们发过一次军装，以后就发不出来了，到后来士兵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抗日同盟军是在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没有武器弹药的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   

蒋介石为了扼杀抗日同盟军,于7月28日与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合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7月31日，北平当局命令断绝平绥铁路交通。同盟军处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粮弹断绝，军费开支无法筹措，伤兵不能外运医治，加上内部有一部分将领发生动摇，有的被蒋介石收买。冯玉祥一筹莫展，处境十分困难，被迫于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8月8日,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柯庆施按照党中央代表的布署召开了会议，决议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将二、五、十六、十八师等部队以及工会和抗日救亡团体等撤离张家口，转移到张北一带。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前委与吉鸿昌部、方振武部先后到达张北、康保、尚义一带集结。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张北县二井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主要将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举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许权中、刘振远、柳青等组成常委，领导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继续进行斗争。9月初，柯庆施率前委与抗日同盟军，由张北转移到直中、直南，与当地农民运动组织汇合。9月20、21日，同盟军攻占怀柔、密云县城，直逼北平。

蒋介石气急败坏，勾结日寇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盟军在吉鸿昌、方振武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众寡悬殊、弹尽粮绝，最后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1940年从香港回来,在广东花县被蒋介石派人杀害；吉鸿昌则到天津秘密领导抗日运动，继续进行斗争。11月，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将吉鸿昌逮捕，吉鸿昌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被蒋介石下令杀害。至此，轰动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了。

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和日伪军的双重夹击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唤起了广大民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中国共产党人柯庆施、吉鸿昌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人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在强敌面前精诚团结，不怕牺牲，同仇敌忾，所作出的奋斗和贡献，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因病逝世。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刘少奇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在悼词中指出:“柯庆施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于一九二O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党的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柯庆施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生。”

  2005年7月23日

（发表于《徽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和《党史纵览》2006年第7期）